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林徽因住在北京东城北总布胡同３号的四合院时，她家的客厅名为“太太客厅”。当时，一批文坛名流巨子，包括朱光潜、梁宗岱、金岳霖等，常聚集在这里，一杯清茶，些微点心，谈文学，说艺术，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在“太太客厅”里，林徽因一直是最活跃的人物，读诗，辩论，她的双眸因为这样的“精神会餐”而闪闪发光。
朋友是林徽因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她的优秀也是因为有他们的欣赏和激励。这是她生活最优越、最辉煌、生命本身最灿烂的时期，可说她得到了一个女人应该得到的一切，有一群非常好的朋友定期来家中坐一坐，她自己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和丈夫一块儿梳理古建筑的脉络，业余时间写写诗，从事一些艺术创作，这些事情都是她自己愿意做的事。
当时，知识分子是社会少数、精神贵族，像林徽因这样受过良好教育才貌出众的女子，更是凤毛麟角。她承认自己是受双文化教育长大的，英语对于她是一种内在思维和表达方式、一种灵感、一个完整的文化世界。中西文化融合造就了一个“文化林徽因”。但她又不完全是诗人，不完全是建筑学家。这样多侧面多方位的“文化林徽因”，可以融入当时以男性为主的京派知识分子群体，她与他们的交往，构成了一幅很独特的风景。
当时在林徽因的家里经常聚会的人员有新月社的诗人们，也有《晨报》副刊的编辑和作者，当然更少不了林徽因、梁思成在学界的亲朋好友。这些人大都少年时期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青年时期又接触到了“五四”的民主、科学知识，出国留学，又得到了西方文化的滋润。这个古今知识分子中很特殊的群体，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既有很深的理解和造诣，对西方文化又有很好的理解和掌握。他们所谈的无非是学问和艺术，跟参与到社会变革大潮中的公共知识分子相比，少了几分凌厉，多了几分闲适。
但抗战爆发，这个群体的成员或流落云南西南联大、或流落到山城重庆、或流落到四川宜宾，他们不为物欲所动，不随波逐流，在困境中坚守心灵的纯净。那种宠辱不惊的淡泊，让人看到了一种有别于凌厉浮躁、金刚怒目的精、气、神，无论穿长袍马褂，还是西装革履，同样有黄钟大吕、中流砥柱的感觉，有金石气质。
１９３２年，林徽因、梁思成夫妇结识了美国朋友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妇，他们两家恰巧住在同一条胡同里，费正清说：“中国对我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梁氏夫妇在我们旅居中国的经历中起着重要作用。”
这时，她和梁思成刚刚由沈阳迁回北平，开始在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百废待兴，而繁重的家事又给她凭添了若干烦恼，那时林徽因正在经历着她可能是生平第一次操持家务的苦难，并不是她没有仆人，而是她的家人，包括小女儿、新生的儿子，以及可能是最麻烦的、一个感情上完全依附于她的、头脑同她的双脚一样被裹得紧紧的母亲。中国的传统要求照顾她的母亲、丈夫和孩子们，她是被要求担任家庭“经理”的角色，这些责任要消耗掉她在家里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
应该说，作为一个西方女性，费慰梅对林徽因的感知是深层次的，她在中西方文化的穴结点上，一下子找到了她的中国朋友全部痛苦的症结，费慰梅说：
“林徽因当然是过渡一代的一员，对约定俗成的限制是反抗的。她不仅在英国和美国，而且早年在中国读小学时都是受的西方教育。她在国外过的是大学生的自由生活，在沈阳和思成共同设计的也是这种生活。可是此刻在家里一切都像要使她铩羽而归。”
“她在书桌或画报前没有一刻安宁，可以不受孩子、仆人或母亲的干扰。她实际上是这１０个人的囚犯，他们每件事都要找她做决定。当然这部分是她自己的错。在她关心的各种事情当中，对人和他们的问题的关心是压倒一切的。她讨厌在画建筑的草图或者写一首诗的当中被打扰，但是她不仅不抗争，反而把注意力转向解决紧迫的人间问题。”
林徽因把她的心扉全然向她的新朋友费慰梅敞开了。那段日子，费慰梅经常骑着自行车或坐人力车在天黑前到梁家去，穿过花园去找林徽因，两个人在起居室一个暖和的角落里坐下，并泡上两杯热茶，便开始了推心置腹的倾谈，她们有时比较中国和美国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有时谈文学艺术，并把对方不认识的朋友的追忆，毫无保留地告诉对方，林徽因谈得最多的当然是徐志摩，她给费慰梅大段大段地背诵徐志摩的诗，从她闪着泪光的眸子里，费慰梅读出了那一份深深地思恋。
有时，费正清夫妇一起到梁家去，见林徽因和梁思成在“太太客厅”朗诵中国的古典诗词，那种抑扬顿挫、有板有眼的腔调，直听得客人入了迷。而且，他们还能将中国的诗词和英国诗人济慈·丁尼生或者美国诗人维切尔·林赛的作品进行比较。费正清曾和他们谈起哈佛广场、纽约的艺术家及展品、美国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剑桥大学巴格斯校园。由于费慰梅有修复拓片的爱好，因此与林徽因夫妇更有共同的语言了。
在林徽因心情不好的时候，费氏夫妇便拉上她到郊外去骑马，林徽因在马背上的坐姿真是棒极了，连号称美利坚骑士的费正清也叹为观止。因为经常去骑马，林徽因索性买了一对马鞍，一套马裤，穿上这身装束，她俨然成了一位英姿勃发的巾帼骑师。
那段日子，带给林徽因的印象是新鲜而美好的。费氏夫妇回国后，她在信中对往事的回顾，依然是那样神采飞扬：
自从你们两人在我们周围出现，并把新的活力和对生活、未来的憧憬分给我以来，我已变得年轻活泼和精神抖擞得多了。每当我回想到今冬我所做的一切，我都是十分感激和惊奇。
你看，我是在两种文化教养下长大的，不容否认，两种文化的接触和活动对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你们真正出现在我们（北总布胡同３号）的生活中之前，我总感到有些茫然若失，有一种缺少点什么的感觉，觉得有一种需要填补的精神贫乏。而你们的“蓝色通知”恰恰适合这种需要。另一个问题，我在北京的朋友年龄都比较大也比较严肃。他们自己不仅不能给我们什么乐趣，而且还要找思成和我要灵感或让我们把事情搞活泼些。我是多少次感到精疲力竭了啊！
今秋或不如说是初冬的野餐和骑马（以及到山西的旅行）使整个世界对我来说都变了。想一想假如没有这一切，我怎么能够经得住我们频繁的民族危机所带来的所有的激动、慌乱和忧郁！那骑马也是很具象征意义的。出了西华门，过去那里对我来说只是日本人和他们的猎物，现在我能看到小径、无边的冬季平原风景、细细的银色树枝、静静的小寺院和人们能够抱着传奇式的自豪感跨越的小桥。
哲学家金岳霖，徐志摩的朋友，１９１４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英国，又游学欧洲诸国，回国后主要执教于清华和北大。他高大瘦削，爱打网球，矜持又能说会道，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熟悉的人都叫他“老金”。他是湖南人，早年在北京学习时获赴美奖学金，到宾夕法尼亚华尔顿学院经济和商业的预备班学习，因他敏于抽象思维，后来转向哲学，毕业后又到英、法等国留学，他差不多在外国待了１０年。
他从青年时代起就饱受欧风美雨的沐浴，生活相当西化。西装革履，加上一米八○的高个头，仪表堂堂，极富绅士气度。然而他又常常不像绅士。他酷爱养犬斗鸡，屋角还摆着许多蛐蛐缸。吃饭时，大斗鸡堂而皇之地伸脖啄食桌上菜肴，他竟安之若泰，与鸡平等共餐。听说他眼疾怕光，长年戴着像网球运动员的一圈大檐儿帽子，连上课也不例外。他的眼镜，据传两边不一样，一边竟是黑的。
他住在梁家院后一座小房子里，梁氏夫妇住宅的一扇小门，便和老金的院落相通。实际上他似乎是梁家的一个成员，在梁家夫妇的聚会上，老金总是第一个到达的客人，有时这样的聚会也在老金家里举行。作为逻辑学家的老金，连同他幽默的性格也是那么独特，即使林徽因和梁思成一对小夫妻吵架拌嘴，老金也闻声过来解劝，从不问清红皂白，而是大讲特讲其生活与哲学的关系，总是迅速而有效地平熄“战火”，林徽因和梁思成也很佩服老金这理性的逻辑思辩。
到星期六下午，老金在家里和老朋友们聚会的时候，流向就倒过来了。在这时候，梁氏夫妇就穿过他的小院子，进入他的内室，和客人搅和一起，这些人也都是他们的密友。这其乐融融的景象在一位来访者那里描绘得最精彩，他说，每到下午４点的喝茶时间，就会看到金岳霖从小门走进来，到“太太客厅”谈笑，但到了星期六，就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穿过门，到“湖南饭馆”参加聚会。“太太客厅”是梁家，“湖南饭馆”是金家，均是当时北平有名的沙龙。
在这两个沙龙里，林徽因是最优秀的女主人以及话题的引导者，总是“垄断”了谈话。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在众多文人雅士中咳珠吐玉、谈锋机敏、调笑无双的风姿和神韵，所有人都为之倾倒。这一段短短的黄金时代，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留下了一个光彩照人的林徽因形象。他们文化背景相同，志趣相投，交情也深，长期以来，一直是毗邻而居，常常是各踞一幢房子的前后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