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历朝皇帝对医学十分重视，并亲自征集医方，编撰医书。受此影响文武百官也都颇多关注医学，形成了一种士人崇尚医药的风气。如著名的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等一改过去“医为小技”的思想，大力提倡和推崇医药，对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与改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一）范仲淹——“不为良相，当为良医”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千古传诵的名句，想必是人所皆知的，它就出自于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生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卒于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终年64岁。
范仲淹两岁的时候，其父病逝，他便随母亲改嫁，从小就过着十分贫苦的生活。在追忆自己的少年生活时，范仲淹曾这样说：“少年时代的学习生活是极为艰苦的，每天只能煮一锅粥，等粥凉了以后，切分成四份，早晚各吃两份，拌几根腌菜，加半杯醋，吃完继续读书，就这样生活了三年多。”
范仲淹学习非常刻苦。在应天府书院读书时，曾五年没有脱衣就枕。寒冬时节，困倦了，便用冷水洗脸，然后再继续读书。而且经常吃不上饭，只以粥充饥。一位官员的儿子和他是同学，非常同情他，便把他学习勤奋、生活艰苦的情况告诉了父亲。于是这位官员叫儿子把官府为自己准备的饭菜送一份给范仲淹。可是范仲淹竟然一口未动，直到这些饭菜发霉了，人家责问起来，他才解释说：“我吃粥吃惯了，一旦吃了好的，日后就要以吃粥为苦了。”
经过多年的刻苦学习，范仲淹于公元1015年考中了进士，时年26岁。此后，他曾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任职期间，他认为当时的朝政存在着一些弊端，于是提出改革政治的十项主张——“十事疏”，包括主张建立严密的仕官制度、加强农桑、整顿武备、推行法制、减轻傜役等。在他的各项提议中，也包含了他对医学的重视。
范仲淹在为官期间曾注意到当时社会上的良医太少，而且医疗事故颇多，认为这是国家对医学重视不够所导致的。而他本人又一直把医药事业摆在很高的地位，因此，他奏请皇帝在翰林院举办医学讲习研究班。他在《奏乞在京并诸道医学教授生徒》的奏议中这样写道：“今京师生人百万，医者千数，率多道听，不经师授，其误伤人命者，日日有之。”首先他提到了当时京城开封医生很多，但没有经过专业知识的传授，所以经常误伤人命，这种情况是令人十分担忧的。之后他又举出周代对医学的重视，设立了专门的医事制度以及考核标准，“《周礼》有医师掌医之政令，岁终考其医事以制其禄，是先王以医事为大，著于典册”。之后进一步恳请皇帝，选拔一些精通医术、医理之人来讲解《素问》《难经》等经典医籍以及脉诊、药物、针灸等内容，同时召入京城一些学习医学的人来听，三年之后进行选试。范仲淹认为这样一来“……不致枉人性命，所济甚广，为圣人美利之一也”。他的建议很快被皇帝所采纳，从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开始，由北宋的国子监（当时国家的最高学府）选派名医孙用和、赵从古等人，到武成庙为学生讲授医学经典以及诊疗技术和药物知识，这一举措使得北宋的医学教育空前繁荣，也大大提高了习医者的素质和医疗技能。可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范仲淹遭到了朝廷里保守派的攻击和排挤，不久受到多方诋毁被免除了参知政事一职，而医学讲习研究班也在京城开封随之解散。不过，他崇尚发展医学的主张，由于符合时世的需要，被后人继承了下来。
范仲淹作为一位政治家和文学家，始终以天下为己任，在历史上有敢言之名。而他对医学也是颇有见地，一句“不为良相，当为良医”，流芳千古。
据宋人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卷十三《文正公愿为良医》记载：范仲淹在少年还未考取功名的时候，有一次去祠堂求签，他问的是自己日后能否当上宰相，看得出当时他的志向已经十分远大了。可是求签的结果却表明不可以。于是他又求了一次签，祈祷说：“如果不能当宰相，那我愿意当一名良医。”结果签文显示的结果还是不遂人意。于是他仰天长叹：“不能为百姓谋利造福，不是大丈夫一生该做的事。”后来有人问他：“大丈夫立志当宰相，可是说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你为什么会祈愿当一名医生呢？这样的志向是不是太卑微了一点？”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在古代医生的地位是很低下的，是被人瞧不起的。所以立志为相，被人认为是志向高远；而立志为医，则是让人无法理解的。范仲淹又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立志为医怎么会卑微呢？古人曾说：‘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那么有才学的大丈夫，固然期望能辅佐明君治理国家，造福天下，哪怕有一个百姓未能受惠，也好像是我自己把他推入沟中一样。若要普济万民，也只有宰相能做到。可是如果我当不了宰相，要实现利泽万民、造福苍生的心愿，莫过于当一名良医。而且若真能成为技艺高超的好医生，上可以疗君亲之疾，下可以救贫贱之厄，中能保身长全。身在民间而依旧能利泽苍生的，除了良医，再也没有别的了。”在他看来，为官与为医都是儒生可以从事的职业。范仲淹把“医”与“相”放在同等地位，在宋以前医者地位低下的背景下，足见他对医学的重视程度。
在范仲淹“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影响下，宋代士人形成了一股儒士知医的风气，并以不知医为耻。许多失意的官吏和不第的儒生也受此鼓舞从官场和经学转向医学。胸怀大志的儒者，把从医作为仅次于致仕的人生选择，因为医者的贡献与儒家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比较接近。良相也好，良医也罢，都能满足自己济世救人、造福人民的愿望。
（二）王安石
王安石，宋代临川人，世称临川先生，是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文学家，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生于天禧五年 （1021年），卒于元祐元年（1086年），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
王安石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更是一位崇尚医学之人。他广泛地学习了《难经》《素问》《本草》等医学书籍，自称“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子，无所不问”。并投入大量的精力去研究阴阳五行与五运六气的学说，主张“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之故也”。他把知医和圣人联系起来，充分地反映了医学在儒生们心中的重要地位。
王安石从小读书就废寝忘食，成年以后读起书来更是痴狂。他经常通宵达旦地读书，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猛然发觉工作的时间已经到了，于是他的同僚们就经常看见他饿着肚子，蓬头垢面地往衙门跑。有一次，他的上司（日后的名相韩琦）来县衙视察，看他一副憔悴的样子，以为王安石是纵情淫乐之人，就拍着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规劝道：“年轻人，我劝你还是趁现在多读一些书，总比和女人厮混有意义！”随后又送给他一些养生的医书看。王安石并没有介意上司的误解，而是很快的把注意力转移到了这些医书上。现在，我们在他的一些作品中也可以读到他对养生养德的重视。
宋仁宗庆历年间，官府组织编写了一部专用于驱除蛊毒的方书，名为《庆历善救方》。此时，王安石在鄞县做知县，读后深感此书的重要，于是将《庆历善救方》的内容刻在石碑上，置于县大门外，表现出对民间疾苦的极大关注。此举也推动了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
宋神宗在位期间，王安石得到极大的赏识。他推行的变法，对我国医药卫生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宋代开国之初，承袭唐制，设有太医署，但其并没有医学教育职能。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时期，设立太医局，也不是真正的独立机构。直至王安石变法，太医局才脱离太常寺（负责执掌典礼的工作）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的医学教育机构。太医局设置提举一员，判局两员（校长及副校长），并规定应由“知医事者为之”，每科设有一位教授，选翰林医官以下与上等学生或者外面的名医充当，并将“三舍法”推广到医学教育中。太医局还划分了不同的专业，设置课程，并采取严格的考核制度。王安石的改革，突破了医学教育机构附属于政府医疗机构的状况，使医学教育第一次正式纳入国家教育系统之中，开创医学教育独立发展的先河，对后世的医学教育体制与考核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国历史上第一家官办的药店也是王安石批准创建的，被称为“太医局熟药所”，也叫做“卖药所”。在王安石变法期间，各地曾多次发生自然灾害。他虽然表示“天变不足畏”，但看到那么多病人痛苦的样子，常常深感不安。尤其是当他得知病者缺医少药，而有些药商又乘机制造和贩卖假药时，更是百感交集。王安石在临别政坛时，经人建议组织专门人员在都城开封创设了一个以制作和出售成药为主的专门机构——“太医局熟药所”（相当于现代的药店）。
“太医局熟药所”研制出一定规格的各种剂型的成药，如丸、散、膏、丹，由国家专门出售，不许个人或其他部门私自制作，这些成药具有服用方便、便于携带、宜于保存和药效显著等特点，深受医生和病人的欢迎。同时也为官府赢得了丰厚的利润，受到了朝野的一致赞许。所以，后来王安石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是“太医局熟药所”却保留了下来。
当时的“太医局熟药所”除了日常出售药物，批发、交换药材外，还制定了很多非常利民的制度。如每逢疾病流行、病荒战乱之时，卖药所便研制出大量的成药，在街口进行发放，使百姓免于疾病。这种施药给药制度一直被延续下去。再如规定了24小时轮流值班制度，保证昼夜售药，一旦发现夜间失职，影响病患购药，则要处予“杖一百”的惩罚。当今社会医院365天24小时服务，药店昼夜售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而在宋代能保证昼夜服务，并制定了严格的监管制度，却是很超前的。此外，还规定了药品检验制度，即对药物进行定期检查，如有发霉变质，立刻销毁，不得出售。“太医局熟药所”的所有制度均是有利于百姓的。它的创办和传承，大大地推动了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
（三）文彦博
古时候，有一群小孩在玩球的时候不小心把球掉进一棵大树的树洞里。大家都尝试把手伸进树洞取球，可是树洞太深，怎么也摸不到底。大家正在着急想不出办法时，有个小孩看着树洞想了一会儿，说：“我有个办法，可以试一试！”随后他叫几个小朋友提来几桶水，把水一桶一桶往树洞里灌，不一会儿水就把树洞给灌满了，皮球也慢慢悠悠地浮了上来。这就是我们在小学课本里学到的“灌水取球”的故事，这个聪明的小孩就是后来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彦博。
文彦博，字宽夫，生于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卒于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汾州介休（今属山西）人，出生于世宦之家。他从小聪慧过人，勤奋好学。21岁考中进士，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出将入相达五十余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这样一位著名的宰相，在为官的五十多年里，始终坚持养生保健，重视医药，精心钻研《素问》《灵枢》等经典，著成《药准》（共八卷，现已佚）一书。他提出药物各有准性的见解，指出只有认识药物的准性，方可用之得当，效若神通。
受到当时“知医风尚”的影响，除了以上三位，还有不少士大夫也亲自整理收集医药知识而著书，如《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在史学、经学、哲学、文学及至医学等各个方面都很有成就，医学方面的著作则有《医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