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维新，慈禧名为放手，实际无时不在关注控制，维新派的改革是对传统的封建顽固势力的一次严重挑战，引起顽固派极大的恐慌和仇视，一些假维新派也惴惴不安。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叫嚣“宁可亡国，不可变法”，自恃有沙俄的支持，不顾一切阻挠改革，他们和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在保护封建制度这一点上联合起来，诋毁维新派，大造反动舆论，并准备使用暴力扼杀变法。维新派不依靠群众，完全指望光绪帝自上而下地发布命令，实现改革。而慈禧在人事调整完成后，即谋划将维新变法扼杀在权力的血光之中。翁同龢被罢后，同光绪帝接近的朝廷命官也到处躲避光绪。孤零零的光绪帝无所依靠，无计可施，变法一下转入低谷。在这危机时刻，康有为开始谋划争取军队控制权的行动，上书光绪重用袁世凯，以防不测。光绪即于1898年9月11日发下上谕：“电寄荣禄，著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接到电谕后，袁世凯即刻赴京。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袁世凯。维新派想通过光绪帝对袁世凯的召见和提升，使袁世凯脱离荣禄的辖制，效忠光绪帝，进而谋杀荣禄，控制军权，震慑群臣，强行变法。但不冷静的康有为的自作聪明，加之年轻的光绪帝在政治上的不成熟，使本来已经十分紧张的政治形势猛然恶化。
荣禄与慈禧都是政治上极机警的人，光绪帝召见袁世凯，他们也绝不会无动于衷。这一上谕与以往发出的任何上谕都迥然不同，它的政治内涵太重大，太尖锐了，它可以一下就刺痛慈禧和荣禄最敏感的神经，因为这意味着国家的军队究竟由谁来控制的关键问题。慈禧对于光绪帝召见袁世凯的事情非常震惊，“神色迥异寻常”。荣禄又是如何呢？当光绪帝上谕电寄荣禄著传知袁世凯入京陛见之后，荣禄要与庆亲王奕劻密商对策，故而派专人，持密信，急赴京师。荣禄的这一动作正是袁世凯已到北京，正预备召见之时。荣禄的时间表与袁世凯行动的时间表如此配合，难道说真的是某种巧合吗？这之后，荣禄致函给董福祥：“隐维大局、长城之望，非您莫属。”荣禄意在暗示董福祥作好准备，随时听候调遣。并且，电报袁世凯说英军多只兵船游弋大沽海口，已调集聂士成带兵十营到天津，驻扎陈家沟，命他即日回防，唯恐他在京受到维新派的煽动倒戈举事。
由于维新派的宣传，荣禄早已成为尽人皆知的后党首领。史学界一致认为后党发动戊戌政变的基本原因是，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对光绪帝依靠维新派变法不满。可是对于发动政变的直接原因，也就是说，是什么原因促使慈禧不早不迟，偏偏在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1898年9月21日）重新宣布训政的？过去比较流行的看法，基本以梁启超的说法为依据：9月18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说服袁世凯捕杀荣禄，袁世凯佯装答应。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立即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荣禄连夜进京，到颐和园向慈禧告变。有的说荣禄连夜发电报给慈禧告密。由于荣禄的告密，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慈禧从颐和园赶回皇宫，发动政变，重新训政。这样，政变遂在9月21日这一天发生。
其实，政变前一日，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后，袁世凯立即赴车站，当他回到天津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遂立即拜见荣禄，略述内情，话未说完，荣禄的两个心腹进来，因人多不便详谈，等到将近二更，仍未找到机会，袁世凯就先退去吃晚餐，并约定次日早晨再详谈。次日早晨，袁世凯把维新派的计划告诉荣禄后，荣禄大惊。但当时帝党和后党之间的斗争结局尚不明朗，荣禄和袁世凯需要继续窥测事态动向，权衡利弊，商量出一个既能向慈禧邀功请赏，又能不得罪光绪帝的稳妥之策，这样就未能在9月20日及时向慈禧太后奏报康梁“锢后杀禄”的计划。直到9月21日晚，戊戌政变消息传到天津以后，荣禄才派人进京奏报。另外，从9月20日夜二更以后（约22时），至9月21日卯刻（5时）上朝发动政变之间，只有七八个小时的时间，以当时的交通、通信条件和制度来推论，荣禄无论如何也赶不在政变前向慈禧告变的。当时颐和园与宫中均无设电报，无电可告。如果说荣禄电请总署转奏太后，那还能算告密吗？
由此可见，9月20日，荣禄确实不在北京，也不太可能当夜用电报向慈禧告密。关于荣禄在袁世凯告密后，即迅速亲自入京，向慈禧告变的说法，不过是梁启超等人的猜测之谈。实际情况是，9月21日晨，袁世凯向荣禄报告了谭嗣同夜访的全部内容。当晚，杨崇伊到天津向荣禄转告慈禧政变消息，荣禄特意招来袁世凯。22日，杨崇伊回京，带走了袁世凯告密的全部信息。他进京后首先向奕劻汇报，奕劻又立即转告慈禧。这说明，9月21日晨的政变与荣禄无关，荣禄是在政变已经发生，不告密则可能会因知情不报而受处罚的情况下才派人进京告密的。
虽然荣禄政变前并不在北京，也未曾在政变前向慈禧告密，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否认荣禄在戊戌政变中的作用。事实上，荣禄直接参与了戊戌政变，是慈禧太后最为得力的亲信，是慈禧镇压维新运动的主要帮凶。
荣禄在百日维新期间被慈禧委以重任，在人们的印象中，荣禄是慈禧镇压维新运动的帮凶。于是“阅兵兵变”之说广为流传，一度被认为是信史。
所谓阅兵兵变，是指慈禧、荣禄等人，准备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以到天津阅兵为名，发动军事政变，废黜光绪帝，从而达到粉碎维新运动的目的。关于“天津阅兵兵变”的记载，最早见于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所撰写的《戊戌政变记》中：当年四月二十七日，荣禄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与此同时，慈禧还决定，九月份光绪皇帝要前往天津阅兵。“盖废立之谋，全伏于此日矣。”他还说，荣禄劝李盛铎奏请阅兵，实因与慈禧商定，企图利用巡幸之名，挟皇上至天津，然后依靠武力废立。
其实，梁启超的记述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梁启超曾说，这年四月二十七日（6月25日），慈禧等人已经决定发动兵变、废黜光绪帝。但在《戊戌政变记》中，梁启超又记载：七月间，皇上将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人革职，于是怀塔布、立山等人，率内务府人员数十人，先后往天津投靠荣禄。废黜光绪皇帝的决定就是在这时作出的。这段记载同前文所述有明显的出入。即使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四月份或者七月份，慈禧等人已决定废黜光绪皇帝，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何非得要等到九月份才采取行动呢？决定兵变的时间和采取具体行动的时间相隔数月，难道慈禧一伙就不怕夜长梦多吗？
由此可见，天津“阅兵兵变”说的可靠性颇值得怀疑！
慈禧一伙是否真的有必要去天津发动兵变呢？
慈禧一伙如果需要到天津发动兵变，那么情况应该是：朝廷和北京的军政大权已完全或大部分掌握在光绪帝和维新派的手中，慈禧已不能控制局面，因而只好借助于荣禄在天津的军队，在天津行废立之事。但实际情况是，当时光绪帝和维新派手中既无兵权又无政权，而以慈禧为首的反对派则拥有军政实权，完全有能力控制北京的局面，根本没有必要到天津发动兵变。当时就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慈禧太后和荣禄只需在宫中下令调兵，废立之事即能告成。
其实，还有一些史实可以说明，天津“阅兵兵变”之说难以令人信服。比如，这年七月初八日（8月24日），清廷发布上谕，宣布慈禧和光绪帝天津之行的日程安排：九月初五日，由西苑起程，到南苑旧宫驻下；初六日，由旧宫出发到新宫驻下：初七日，由新宫出发到团河驻下；初九日，阅视御前大臣等马步箭；初十日，阅视神机营全队操演；十一日，阅视武胜新队操演；十五日，乘火车赴天津；二十五日，回京。而天津应行预备各项操演，待到南苑旧宫住下时听候谕旨。从中可以看出，从初五到十五日这十天的缓慢行程安排，实际与天津阅兵毫无关系。京津相距很近，如果要去阅兵，完全可以速去速回。若有兵变图谋，则需兵贵神速，更不能过分拖延。且上谕中并未提到具体的阅兵计划，而只是说待到南苑时听候谕旨。由此可见，慈禧对阅兵并不感兴趣。
近来有人进一步指出，有多种证据表明，天津“阅兵兵变”说，要么是康梁的一种担忧，而非确讯；要么完全为康梁的虚构。至少从时间上说，梁启超的说法与事实有出入，决定天津阅兵的时间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初八，而不是梁启超所称的四月二十七日。而且在决定天津阅兵之时，光绪与慈禧太后、荣禄的矛盾尚未尖锐到决定废立的地步。
既然天津“阅兵兵变”纯属子虚乌有，那么慈禧天津之行的真正意图何在？天津是华北通商大埠，繁华无比。热衷于奢侈豪华的慈禧，借阅兵之名而行游览天津之实，这不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