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子也能成为政治家
政治素质的高低是不能以年龄为标杆的。15岁的玄烨既无生活历练又乏政治经验，却能在轻描淡写间摆平足以难倒一个政治大师的难题。这足以说明，小孩子的确也能成为政治家。
1661年，康熙帝即位后，由于年仅7岁，自然不能够亲自处理国家大政。本来，按照大清国的传统旧制，皇帝年幼，国家政务应由一两位宗室亲王摄理，但由于顺治帝时多尔衮擅权构成了对皇权的极大威胁，为了避免此类现象的再度发生，孝庄文皇太后乃决定不用旧制，而是改由更多的异姓大臣来共同辅政，确立了四辅臣制。这样，在同多尔衮斗争中有功的元老重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便出来共同辅政。四大臣本着协商一致的原则共同辅佐幼帝，最初几年尚相安无事，然而随着四辅臣内部势力的增长变化，本来排在四辅臣末尾的鳌拜，势力日益增长扩大，致使四辅臣之间的权力制衡被打破。鳌拜是个权力欲最为强烈的人，逐渐地由恃功自傲走向了欺君弄权。
康熙6年（公元1667年）6月，索尼去世。康熙帝鉴于四大臣辅政体制已经名存实亡，反而成为鳌拜专权的工具，便上奏祖母，请求亲政。祖母理解孙儿现在的处境，自然应允。康熙帝乃于7月7日，举行亲政大典。然而，康熙帝名义上虽然亲政，但鳌拜却仍然继续掌握着批理章疏的大权，并迫害死了苏克萨哈，使遏必隆亦依附于自己，他甚至对康熙帝有不轨的企图。有一次，鳌拜故意装病不朝，康熙帝亲自到他家里问候，在他的寝室里发现炕席上放了一把短刀。按照规定，臣属面见皇帝，身边不许携带任何兵器，否则即以图谋不轨论处，鳌拜根本就没把康熙帝放在眼里，毫无顾忌地把兵器放在身边。康熙帝装作并不介意，一边笑着，一边从容地说道：“刀不离身，只是满洲的故俗罢了，不必大惊小怪。”慰劳了几句，便回宫去了。
康熙8年（公元1669年）5月，康熙帝亲自擒拿鳌拜的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在正式行动之前，康熙帝将鳌拜的党羽以各种名义先后派出，削弱他在京城的势力。全部部署完毕后，16日的早晨，康熙帝集合了担任此次擒拿任务的善扑营全体队员，乘鳌拜进宫之机一举擒之。
鉴于鳌拜所犯的罪行，康熙帝原拟将他革职处斩。在康熙帝亲自提审鳌拜时，鳌拜为求一活路，当着康熙帝的面脱下衣服，只见身上伤痕累累，那是他以往在搭救清太宗皇太极时留下来的。康熙帝见此亦感恻然，又考虑到鳌拜自清太宗以来一直为国家建立功勋，便赦免了他的死刑，改为终身软禁。康熙帝收回了辅政大臣批阅章疏之权，此后各处奏折所批朱笔谕旨，皆出自于他本人之手，而从无代书之人。这翻天覆地之举，竟出自于一个15岁的少年之手，表明康熙帝在政治上早熟，初步地显示了他的才华。
★康熙帝平生最大的一次冒险
就像做生意一样，一个天大的机会砸在你面前，干不干？不干，会错失良机，难有大的起色；干，弄不好会赔个底朝天，但也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机会。这就是冒险，你得有接受这两种结果的思想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可能会选择保守的做法。康熙偏不，在大臣的一片反对声中，少年皇帝冒了平生最大一次险，结果，他赢了。康熙的确是个天才，他如果去做生意，绝对可以成为一个李嘉诚式的人物。
所谓“三藩”，是指顺治年间清廷派驻云南、广东和福建三地的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后由其子耿精忠袭爵）。三藩之中，吴三桂势力最大，他十分骄横，不但掌握地方兵权，还控制财政，自派官吏，不把朝廷放在眼里，直接威胁到清朝的统治。为此，康熙不得不考虑撤藩的问题。
在正式撤藩之前，康熙已开始逐步削减“三藩”权势，限制其不法行为。而三藩对此也有察觉，吴三桂和耿精忠于康熙12年（公元1673年）7月假意奏请上交藩王印信，以试探朝廷的意向。康熙立刻召集会议研究撤藩。大臣们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不撤藩，另一种认为应该撤藩，反对撤藩的意见占了上风。康熙却认为，三藩手握重兵，财政自成体系，特别是吴三桂拥兵自重，若不早除，必酿成无穷后患。所以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康熙决定撤藩，并将三藩全部撤往山海关外。
吴三桂接到撤藩谕令，大大出乎他的预料。他自负劳苦功高，而且又有军队，上这个折子本来就是试探康熙的口气，心里认为康熙必然不会同意。不料康熙这个年轻的皇帝却决意撤藩，连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他几十年苦心经营的一切将付诸流水，无论如何也不甘心，于是决意造反。
康熙12年，吴三桂命令麾下官兵蓄发易服，发动叛乱。
吴三桂举兵叛乱后，闽、粤两藩也蠢蠢欲动，各地的吴氏党羽纷纷响应，各地告急文书频频传至北京。
康熙分析局势后认为：吴三桂是三藩的首领，消灭了吴三桂，其余乱党不攻自破。因此他采取了分化诱降、各个击破的方针。他先召回闽粤撤藩使，对耿、尚两藩暂行安抚，拆散他们与吴三桂的联盟，而对吴三桂采取重点打击的战略。康熙先派都统巴尔布等率3000精骑由荆州驰驻常德；都统珠满率兵3000由武昌进驻岳州，扼住湖广的咽喉要道；西安将军瓦尔喀率骑兵赴四川，形成了对吴三桂的包围；都督尼雅翰、赫叶、席布根特等率兵分往西安、汉中、安庆、兖州、郧阳、汝宁、南昌等要地，以保关中和中原后方的安全；诸路兵马均听宁南靖寇大将军勒尔锦节制。第二年又特派刑部尚书莫洛进驻西安，会同将军、总督便宜行事，巡抚、提督以下地方文武悉听节制。
战争初期，吴军气势汹汹，一些清军将领贪生怕死，长沙、岳州、衡州等要地先后失陷，吴军直抵湖北、四川，迫使瓦尔喀退守广元，勒尔锦和珠满困守荆州、武昌，都无力反击。吴三桂一面猛攻川楚，一面通过西藏的达赖喇嘛致书康熙，要求划江而治，被康熙断然拒绝。吴三桂和议不成，兵分两路：一路由他亲自挂帅，从长沙进江西，连续攻克30多座城池；另一路由悍将王屏藩督率，由四川进陕西，接应吴三桂养子王辅臣的叛军，攻克平凉、兰州、延安、绥德等地，一时间京师人心震动，吴三桂气焰嚣张，扬言进攻北京。
王辅臣本来是忠于康熙的，他的叛变使得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为了应对恶化的局面，康熙传谕总督哈占，要他保护好王辅臣的妻儿家产，又派王辅臣儿子王继贞携诏前往劝说，表示“往事一概不究”，只要及时回头，便可官复原职。6月，王辅臣兵败投降；王屏藩部也节节败退，逃回四川，陕甘全境告平。
西线战场传来捷报的同时，清军与吴军在湘、鄂、赣一带进行长期的拉锯战。康熙17年（公元1678年），清军平定闽粤，耿精忠、尚之信先后投降，湘鄂一带吴军已成孤军。吴三桂怕部下解体，赶忙在衡阳草草修建了庐舍当宫殿。3月28日，吴三桂即位称帝，国号为“大周”。此举使他的政治处境更加不利，前线清军攻势日益猛烈。是年8月，吴三桂急病交加，死在衡州。
吴三桂死后，“皇太孙”吴世瑶即位，这时的吴军已兵无斗志，一路溃退云贵。为了加快平叛进程，康熙下令：胁从叛乱，缴械投降者，宽大处理；反正立功者，将功折罪，论功行赏。这项决定从政治上瓦解了叛军士气，除少数顽固分子坚持与清军决战以外，大多数叛军接战即降。短短一年多的时间，湖北、湖南、四川等地很快落入清军之手。康熙20年（公元1681年）吴氏叛军彻底被平灭。
康熙从开始削藩直到吴三桂败亡，历时8年。在这场平叛战争中，康熙显示出超凡的政治远见和军事指挥才华。他坚持擒贼先擒王的战略，始终把矛头指向吴三桂，对耿、尚二藩实行剿抚兼施的政策，分化瓦解三藩联盟，各个击破。这次关系大清江山安危的斗争，康熙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少有的一位学贯中西的皇帝
中国历史上有学问的皇帝不少，但像康熙这么有学问的皇帝不多。他不仅精通满汉文化，而且难得地对西方科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进行了深入的学习。放在今天，康熙绝对是个文理兼备、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在康熙皇帝发奋学习的早期阶段，经筵日讲是一个主要的学习方式。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君主自我教育的两种基本方式，经筵与日讲的主要内容是被尊为经典的几部儒家书籍和有关历代王朝兴废替代的一些历史著作。其中儒家经典如“五经”、“四书”，基本上都是成书于封建社会前期。由于这些书籍的作者或传授者都是儒家阵营中一些最杰出的思想家，因而其中所阐发的治世思想，对于封建君主施政，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正是因此，封建统治者经过长期的选择，将其确定为社会的正统思想。宋朝以后，又将之作为帝王自我教育的主要教材。至于有关历代王朝兴废的历史著作，则更为封建君主临政治国所必需。因而，凡是有政治责任心的君主，无不对之加以重视并将之作为自我教育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些封建君主即通过努力学习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并将之用于实际政治而取得了成功并成为千古称颂的明君，可见，学习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对于帝王自我教育和世道治理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为康熙皇帝长期坚持的一个重要的制度，经筵日讲对其本人思想及康熙朝政治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概而言之，一是对其本人行为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二是为其巩固统治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三是为其制定政策提供了依据。所有这些，都对清朝统治的巩固和康乾盛世的到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努力博习经史以学习传统治国理论的同时，根据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康熙皇帝还积极学习和国计民生有关的自然科学知识。这些活动，不但在中国历代帝王中绝无仅有，使得康熙皇帝的政治成就大大超出了他的同行先辈，而且使其在中国自然科学发展史上也有着重要的地位。
早在亲政之初，康熙皇帝即已开始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康熙初年，清朝政坛上曾经发生了一场有名的历法之争。明朝以来，由于长期袭用13世纪下半叶郭守敬制定的《大统历》，误差积累日益严重，交食不验时有发生，节气推算也常常发生差错。为此，崇祯年间，崇祯皇帝采纳大学士徐光启建议，聘请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主持改进历法并修成《崇祯历书》137卷，但是此历未及推行，明朝即已灭亡。清朝入关以后，顺治2年，摄政王多尔衮遂将此历改名《时宪历》，颁行于世。同时，还将历局与钦天监合并，任用汤若望掌钦天监监印。并谕“所属该监官员，嗣后一切进历、占候、选择等项，悉听掌印官举行”。顺治皇帝在位期间，对于汤若望更是宠信有加，尊为玛法（满语爷爷）。利用顺治皇帝的信任，汤若望等积极传教，不长时间，教徒激增，影响迅速扩大，从而引起了正统封建儒生的不满。顺治皇帝去世后，四辅政大臣掌权，对于顺治时期的各项政策多有更动，借此机会，康熙3年，新安卫官生杨光先上疏，对汤若望所编新历加以非难和指责。为此，四辅政大臣将汤若望逮捕下狱，改以杨光先为钦天监监正，吴明隽为监副，废除时宪历，改行新历法。然而，由于杨光先无知不学，历法推算连年出错，甚至还出现了一年两春分、两秋分的笑话，并因此而受到西方传教士南怀仁的批评和攻击。此时康熙皇帝已经亲政，为了弄清是非，康熙7年12月，康熙皇帝与议政王大臣等差大学士图海等会同监正马祜督同测验立春、雨水、太阳、火星、木星。结果，“南怀仁所指，逐款皆符，吴明隽所称，逐款不合。康熙皇帝遂下令将杨光先、吴明隽革职，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复用时宪历。通过这一事件的处理，康熙皇帝感到，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也必须通晓科学技术，才能更好地统治全国。后来，他对大臣回忆当时情形时说：“尔等惟知朕算术之精，却不知朕学算之故。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致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测睹日影，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亲政之后不久，康熙皇帝开始学习自然科学。
数学是天文历算的基础和工具，为了使自己在天文历算上成为内行，康熙皇帝首先刻苦学习数学。中国古代的数学计算一直居于世界先进行列，但自宋元以后，由于统治者不加重视，科学发展不但十分缓慢，而且不少原已发明的计算方法也湮没失传。与之相反，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西方各国数学知识迅速发展，后来居上。有鉴于此，康熙皇帝遂以供奉内廷的西方传教士南怀仁、安多为师，学习数学。当时，康熙皇帝已经开始经筵日讲，学习传统治国理论的任务已经十分沉重，但是，为了掌握数学知识，三藩之叛前两年多的时间里，康熙皇帝仍然以极大的热情，把完成计划内的学业以外的时间完全用于研究数学，以浓厚的兴趣连续两年专心致志地投身于这项研究工作。在这两年中，康熙皇帝了解了主要天文仪器、数学仪器的用法，学习到了几何学、静力学、天文学中的一些基础知识。后来虽因三藩之叛爆发，迫使康熙皇帝暂时中断了自己的学习，但是，出于对自然科学知识十分浓厚的兴趣，康熙皇帝“一有空闲时间就练习已经学过的知识”。三藩叛乱平定之后，清朝统治日益巩固，中国社会进入了和平发展的新时期，因为紧急政务相对减少，康熙皇帝比以前更加热心地学习西洋科学。为了这一目的，除南怀仁、安多之外，他又将西方传教士徐日升、张诚、白晋、苏霖等请入宫中，讲解天文历算以及与之有关的《欧几里德原理》与阿基米德几何学。为了消除语言障碍，康熙皇帝还为他们专门配备满、汉教师，辅导他们学习满汉文字。为了使讲课收到满意的效果，还下令内廷官员将他们进讲内容整理成稿，由传教士在进讲时口授文稿内容。在进讲过程中，康熙皇帝态度认真，不但聚精会神地听讲，不懂就问，而且还于课后认真复习。
随着康熙皇帝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的日渐深入，他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如兵器制造、地图测绘、医学、农学等也都产生了广泛的兴趣。为此，他多次表示欢迎懂科学的西方传教士前来中国。在他的授意下，康熙21年，南怀仁在致西欧耶稣会教士的一封信中呼吁道：“凡擅长天文学、光学、静力学、重力学等物质科学之耶稣会教士，中国无不欢迎。”在康熙皇帝的招徕下，洪若翰、白晋、张诚、苏霖同时来华，供奉内廷。康熙36年，康熙皇帝又以法国传教士白晋为使，回欧招聘教士。于是，康熙38年，又有马若瑟、雷孝思、巴多明等人来华。即使在清朝政府因教规问题和罗马教皇严重对峙期间，康熙皇帝也没有放松争取西方科学人士来华的努力，并先后授意西方传教士沙国安、德里格、马国贤等致书罗马教皇，要他“选极有学问天文、律吕、算法、画工、内科、外科几人来中国以效力”。在此同时，康熙皇帝则如饥似渴地投身于各种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和试验之中。
作为康熙皇帝终生爱好的一项事业，和经筵日讲一样，学习自然科学也对康熙朝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首先，通过学习，康熙皇帝使自己在自然科学领域内成为内行，取得了主动权，从而在各种政策决策以至具体事务处理中都比较容易分清是非，接近实际，避免或少走了不少弯路，即以黄河治理而言，清朝初年“决溢之灾无岁不告”，河患成了一个极大的社会问题。虽然国家每次拨出大量帑金修治，但都收效甚微。所以如此，最高统治者对治河规律盲然无知当是一个重要原因。为此，三藩叛乱平定之后，康熙皇帝集中精力研究河务，他一方面博考前代文献，另一方面又多次前往视察，其中关键环节并亲自动手测量，与此同时，还屡集廷议，综观全局，从而在治河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其次，康熙皇帝重视自然科学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封建士人的“重道轻艺”的错误倾向。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历代帝王大多只重视政治军事和思想，只研究治人，不研究治物；只研究驾驭人类，不研究征服自然。受此影响，封建士人皆以为儒家经典无所不包，兼以“就易畏难，以功名仕宦为重”，从而形成了一种顽固的“重道轻艺”的错误倾向，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康熙皇帝却以帝王之尊对自然科学表示重视，努力学习，积极推广，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他的带动下，许多士人投入数学、天文学、医学、水利、工艺等自然科学各领域的研究，他们有的努力发掘中国古代科学遗产，有的刻意创新，不但大大缩小了中西科技之间的差距，同时，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也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勤政务实的工作作风
清朝前期的皇太极、康熙、雍正、乾隆这四位皇帝有一个共同特点：既调明世事，又勤于政务，而康熙皇帝又多了一条：作风踏实、不慕虚名。能够在一片颂歌当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就这一点来说就称得上圣明。
康熙皇帝御门听政始于康熙6年7月亲政之日，自此之后，每日辨色而起，未明求衣，逐日视朝，一直坚持几十年之久。因为康熙皇帝视朝过早，各级官员为了不迟到，必须于“三四鼓趋赴朝会”，因而平定三藩之后，一个低级官吏大理寺司务赵时楫代表广大官员上书康熙皇帝，指出“自古人君，从未尝每日亲御听政，即定期视朝，亦未有甚早者”。为此，他建议视朝时间改在辰时，视朝时，只令“满汉正左轮流”，“其余无事官员及闲散衙门官员，停其每日上朝，照旧一月三次上朝”。考虑到广大官员的实际困难，康熙皇帝将御门听政时间推迟到辰时，朝见官员也相应减少到有关官员，但是他自己却仍然坚持御门听政。后来，出于对康熙皇帝身体的爱护和关心，康熙23年、29年、32年时，又先后有许多臣下上疏，要求康熙皇帝不必逐日御门听政。如康熙23年5月，御史卫执蒲上书康熙皇帝，奏请“御门听政，或以五日，或以二三日为期”。康熙29年10月，户科给事中何金蔺上疏康熙皇帝，“请定御门之期，或三日，或五日”。“日烦临御，臣谊难安。”康熙32年12月，大学士等奏请“每日奏章，交送内阁，皇上隔三四日御门一次，听理引见人员与绿头牌启奏诸事”。对于广大臣工的一番美意，康熙皇帝表示感谢，但是考虑到自己身为帝王，应该“先人而忧，后人而乐”、“政治之道，务在精勤，励始图终，勿宜有间”，而不予接受。由于长期御门听政，形成了固定的生活和工作规律，如不御门听政，他就觉得不安。如康熙32年时他说：“朕听政三十余年，已成常规，不日日御门，即觉不安。若隔三四日，恐渐至倦怠，不能始终如一矣。”即使是在生病期间，他也坚持御门听政，偶因病重，不能临御乾清门听政，他也因为“与诸大臣悬隔，思之如有所失”而谕令臣下进奏乾清宫。他还表示：“朕三十年来，每晨听政，面见诸臣，咨询得失，习以为常，今若行更改，非励精求治初终罔间之道，且与诸臣接见稍疏，朕衷亦深眷念。”康熙34年冬，在他生病期间，大学士伊桑阿等奏请“暂停御乾清门听政”时，他又表示“朕每日听政，从无间断，闲坐宫中，反觉怀抱不适，你诸大臣面奏政事，朕意甚快，体中亦佳，今灼艾视前已愈，国政紧要，朕仍照常御门听政”。在逐日听政的同时，康熙皇帝还极为注意提高听政的效率和质量，极力避免形式主义。在他看来，听政主要内容是君臣共同处理国家事务，因而在视朝时，十分重视臣下的意见，多次表示他自己“从来不惮改过，唯善是从，即如乾清门听政时，虽朕意已定之事，但视何人之言为是，朕即择而纳之”。因此，他要求奏事官员“各抒胸臆，直言无隐，但求事当于理，互相商酌，即小有得失，亦复何伤，朕焉有因议事而加罪者乎”？对于一些官员“不以所见直陈，一切附会，迎合朕意”则加以批评。即使是在休息时间，他也时时将“天下大事，经营筹划于胸中”，以便御门听政时能正确处理。
御门听政之外，阅览处理各地各衙门所上奏章也是一重要的政务活动。一般情况下，每日奏章不下百十来本。这些奏章，例由内阁大学士先行览讫，并拟出初步处理意见呈送康熙皇帝，由他最后决定。对此，康熙皇帝不是不负责任地不看奏章内容便在内阁所拟票签上打勾画圈，而是将所有奏章通通详加阅览，不遗一字，“见有错字，必行改正，其翻译不堪者，亦改削之”。在此同时，还对内阁票拟，详加审核，以定可否。即使在病中，也坚持不辍。如康熙29年2月，康熙皇帝身体违和，移居瀛台养病，仍令“部院各衙门奏章，俱交内阁转奏”。当年10月，康熙皇帝患病期间，也“日理奏章，未尝废事”。有时，康熙皇帝外出巡幸，批阅奏章便成了他处理政务的主要方式。因而，一般情况下，他下令京中奏章三日一达御前，有时，还下令两日一送。奏章一到，“随即听览，未尝一有稽留”。如果递本人员迟延时日，还严加处分。如康熙23年春，康熙皇帝视察畿甸，因为当时“户、刑二部启奏之事最为繁冗，皆钱粮刑名所关，若一时不加详阅，恐有贻误”，因而他下令改变前此三日一送而为两日一送。当年10月，康熙皇帝东巡曲阜途中，京中奏章至时未至，康熙皇帝异常焦急，深夜不眠，坐待奏章，并且下令“今日奏章，不拘时刻，一到，尔等即行呈进，朕宵兴省览”。一直等到四更时分，奏章始到，康熙皇帝立刻摊开批阅，一直到天亮方才处理完毕。康熙40年6月，康熙皇帝巡幸塞外，因为京中奏章未能按时抵达御前，康熙皇帝还特别指示派人调查原因，予以处理。巡幸回京后，为了处理在外巡幸期间积累起来的待理政务，康熙皇帝更是繁忙异常。他说：“朕历年夏日避暑，九月回銮，所积四月内外不能办理之事，日夜料理，必在岁内完结。至次年开印，又复速为办理，无致壅积。”康熙56年冬，康熙皇帝老境来临，大病70余日，两脚浮肿，右手不能写字，但是为了批答奏章，仍坚持用左手批阅而不假手于人。
多年勤政，使他饱尝了帝王生活的甘苦与艰辛。康熙58年4月，他特地为此向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官员尽掏肺腑。他说，“我自亲政以来，一切重要事务，都是亲自动手处理，从来不敢偷懒。在少壮时期，精力充沛，并不觉得劳苦，而今老境来临，精神渐减，办起事来便觉得十分疲惫不堪，批答奏章手也发颤。如想还像当年那样办事精详，则力所不及；如果草率处理，心中又非常不安。从来读书人议论历代帝王，多加指责他们的过失，批评他们安享富贵，耽于逸乐，我多年披阅史籍，对历代帝王为人行事也颇留心，觉得做一个国君极为不易。不说别人，即以我而言，在位60年，昼夜勤政，即使铁打的身子，也要拖垮，何况血肉之躯。现在在朝供职的年老大臣，年岁大约和我不相上下。在衙门办事，不过一两个时辰，就可回家安息，有病还可以告假，有的人还无病装病，他的同僚和属员决不会强迫他继续上班。往年考试武进士，左都御史赵申乔竟然在考场上打瞌睡，侍卫们几次把他唤醒。有我在场尚且如此，在自己衙门办公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天下大小事务，都是由我一人处理，无可推诿，如果把重要事务交人办理，则断然不可。因此，我昼夜劳累，须发皆白。虽然如此，也不敢偷懒，从早至晚，没有一点空闲，真是强打精神，硬加支撑啊！我如此勤政，你们臣下却没有一个人肯为我实心效力，不但如此，说不定还有不肖之徒见我年老，精力不够，乘机徇私舞弊，这都是你们应该十分留心的。见我百般勤劳，你们只不过在口头上要我安静休养，再不就是搬弄一些颂圣套语，什么‘励精图治’、‘健行不息’、‘圣不自圣，安愈求安’，这些话，如果对不读书的君主来说，也许他们爱听；我多年读书，明白事理，这些粉饰之词，60年来，听得耳朵上都起了茧子。所以我劝你们还是多办实事，少说废话，才对国家治理有所裨益。”
由于长期勤政，康熙皇帝养成了反对虚夸、讲究务实的作风，对于各地上陈祥瑞，他向不热心，从来不曾将之宣付史馆。对于不事生产的僧道，康熙皇帝早年时期极为鄙薄，认为他们都是一批游手好闲之徒。他还认为秦始皇、汉武帝迷信方术，梁武帝、唐宪宗信佛都是愚蠢的行为。后来，他对僧道的看法虽然有所变化，但是也是敬而远之，从未加以提倡。因而，终他在位期间，佛道势力始终没有得到发展，更未能影响中枢决策。他尤其反对无益实政的庆寿典、上尊号等。因而在他在位前期，凡逢他本人寿诞，他一般都下令停止朝贺，更不搞什么筵宴。三藩叛乱、噶尔丹叛乱平定之后，群臣想给他上尊号，他也都推给了他的祖母孝庄文皇后和嫡母孝惠章皇后。康熙42年，康熙皇帝50寿辰届期，臣下又想搞庆典、上尊号，还要恭进鞍马缎匹等物，康熙皇帝一概拒绝，他说，如果在京官员如此，地方督抚也一定会效法，后果不堪设想。后来，群臣恭进万寿无疆围屏，他也只收下颂辞，而将围屏退还。在此同时，他还颁发长篇谕旨，指出自己御极40多年来，“亲历饥馑者不知其几，南北用兵者不知其几，人心向背者不知其几，天变地震者不知其几”。居安思危，自己不应“以名誉称尚为荣”，而当“以海内富庶为心”。康熙51年10月，礼部诸臣以次年恭逢康熙皇帝六旬万寿，特地会同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议上庆寿章程。康熙皇帝览奏后，又情辞恳切地向上奏群臣说了一番话。他说，“我自即位以来，一心盼望着天下太平，在历史上留一个好名声。几十年来，我夙夜勤劳，以致须发皆白，心血耗尽，克服了数不清的困难。自古帝王在位时间都极为短暂，享年不永，人们往往说成是别的原因，其实这是不了解历代帝王一生何等辛勤啊！我的才能和德行本来极其普通，只是赖有祖宗荫庇，才得以在位50余年，年寿也将及60.现在为国事更加忧劳，精力愈益不支，只害怕长此下去，以致不能始终如一，使得一生勤劳，付之东流。因而兢兢业业，并没有祈求60大寿的想法，看到你们的奏章，我觉得都是不讲实际的虚言套语。我十分希望做臣下的能够清廉自持，做儿子的能够孝敬父母，兄弟之间也互相友爱，人人都读正经书籍，各自尽心于自己的职责，国家太平，人民幸福，盗贼宁息，这就是对我60寿辰的最大贺礼了。此外一切仪式，我并不喜欢。”后来，只是群臣瞒着康熙皇帝，先期召请直省官员绅士耆庶入京庆贺。造成既成事实，盛意难却，为了答谢士民好意，康熙皇帝才举办了一次大型宴会招待向他祝寿的耆老。但是在内心中，对于这种行动，他却是不以为然的。除此之外，对于臣下“陈奏国家之事辄用称颂套语”，康熙皇帝也十分反感并多次提出批评。认为他们这样做“于朕躬并无裨益”，并要求他们以后“当尽删除称颂套语，将有益于朕躬之外事，速为指陈，使事务不致壅积，可以知诸臣之实心报效，而朕之病体亦得调护矣”。这种勤政务实的作风，不但使得康熙皇帝的成就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多数帝王，而且也对雍正以后清朝各代帝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清朝统治的巩固和中国历史的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
★康熙至孝
封建帝王提倡孝道这不难理解：政治的需要、稳固统治基础的需要。康熙的特别之处在于不仅提倡，而且身体力行，他对长辈的尊敬与关照出于至诚，不矫揉、不造作。在古代帝王当中称得上至孝的非康熙莫属。
康熙蒙祖母抚养教训30余载，祖母病重之时，他不仅“检方调药，亲侍饮馔”，并对她说：“此时不竭心尽力，少抒仰报之忱，异日虽欲依恋慈闱，竭朕心力，岂易得耶！”意思是说生前不报答，死后唏嘘是没有用的。
康熙的成长，的确饱蘸了祖母太皇太后的心血与汗水。他在尊奉祖母为太皇太后的册文中，特别记下祖母“海迪”之恩。亲政后，特别是鳌拜的翦除，使他逐渐成为叱咤风云的大国之君。然而，他在人伦教化上仍然是个普通人，并不把自己神化。他对祖母仍敬重如初，每借去慈宁宫向祖母问安和陪同出游之机，请教和商议国家大事。太皇太后放手让康熙亲政，在关键时刻及重大问题上常加以指点，并不放松对国事的关心。
康熙11年12月15日，康熙到慈宁宫问安，孝庄太皇太后根据太宗时“重骑射”之传统经验，告诫说：“方今天下太平，四方宁谧，然安不可忘危，闲暇时仍宜训练武备。至如在朝诸臣奏事，岂无忠诫之告者？然不肖之类假公行私，附己者即为引进，忤己者即加罔害，亦或有之。为人君者，务须秉公裁断，一准于理，则事无差失矣。”——对武备、文治均予以指点。
次日，康熙向起居注官传达了祖母上述意见，深有感触地说：“朕绎慈训，人君之道，诚莫要于须公裁断之一言也。”
遵照祖母训练武备之指教，他于次年正月率诸王、大臣去南苑行围，大阅八旗劲旅，整饬武备。此措施对后来平息吴三桂等反叛颇有裨益。
年轻的康熙独立处理朝政，凡属有益之事，太皇太后都给予鼓励和支持。譬如他令人将东北部分少数民族内迁，组建“新满洲”，但朝中有人不予支持。太皇太后鼓励他说：“此虽尔祖上所遗之福，亦由尔抚柔远人，教化普遍，方能令此辈倾心顺从也，岂可易视之？”同年11月，吴三桂叛乱，八旗将士出征，太皇太后拿出宫中所存银两、缎匹赏给八旗出征官兵。这些看起来似乎细小之举动，对于年轻的康熙却很宝贵，使他更增加了信心和力量。
吴三桂反叛不久，蒙古察哈尔部亲王布尔尼又乘机作乱。康熙感到不安，求教于祖母，太皇太后认为“图海才略出众，可当其责”。康熙立命信郡王鄂扎为抚远大将军，图海为副将军，率师征讨布尔尼。副将军图海果不负所望，仅率数万家奴就顺利地平定了布尔尼叛乱。
由此，康熙对太皇太后的感戴是可以想见的。他常把取得的成功推恩于祖母。康熙20年12月，他向太皇太后上奏：“臣抵遵懿训，绥靖寰区，叛逆削平，兵民休息”，将平定吴三桂等叛乱之胜利归功于祖母。有一次太皇太后生病，想念嫁到巴林的女儿淑慧公主。康熙得知，立即派乾清门侍卫武格用御轿前往迎接。公主很快到来，太皇太后见到女儿喜出望外，“圣体遂强健如常”。
康熙22年9月，太皇太后谒五台山，因山路坎坷难行，乘车不稳，康熙命备八人暖轿。太皇太后念及轿夫之艰难，坚持乘车。不得已，康熙瞒着祖母，命轿夫远远随车而行。中途，见祖母乘车艰辛，请改乘轿。祖母为难地说：“已易车矣，未知轿在何处，焉得即至？”康熙答：“轿即在后。”立即令轿近前。祖母见状大喜，抚孙儿之背赞叹不已，说道：“车轿细事，且道途之间，汝诚意无不恳到，实为大孝。”
康熙26年11月，太皇太后病重，康熙亲自在慈宁宫护理，昼夜不离左右，“检方调药，亲侍饮馔”。祖母宁憩之时，他“隔幔静候，席地危坐，一闻太皇太后声息，即趋至榻前，凡有所需，手奉以进”。“三十五昼夜衣不解带，目不交睫，竭力尽心。”
为满足祖母不时之需，凡坐卧物品、饮食肴馔无不备具，仅糜粥之类即备有30余品，“随所欲用，一呼即至”。祖母屡次命康熙回宫暂息，“少宜自爱”，诸臣亦一再奏请皇帝保重身体，但他仍然勉强支持。他对内阁大学士等说：“朕念幼蒙太皇太后抚养教训三十余年，罔极深思难以报答。今见病体依然，五内焦灼，莫知所措，朕躬寝处何暇顾计？”
同年12月25日，太皇太后病逝，享年75岁。遗诰劝康熙“宜勉自节哀”，以国家大事为重；命“中外文武群臣，恪恭奉职，勿负委任，以共承无疆之福”。康熙悲痛欲绝，诸王、贝勒、文武大臣等公疏奏请皇帝节哀，并高度评价太皇太后一生功绩，写道：“伏念太皇太后顺德承天，徽音衍祚。佐太宗文皇帝，肇造丕基，启世祖章皇帝式廓大业。迄我皇上缵承洪绪，手定太平，克享耆年，流光亿祀。”
康熙终生不忘祖母鞠养教诲厚恩，将祖母葬于遵化昌瑞山南麓孝陵前的昭西陵，并命将祖母生前最喜欢的新建寝宫五间拆运至墓地，原样重建，称暂安奉殿，并主动提议为祖母上尊谥为“孝庄仁宣诚宪恭懿翊天启圣文皇后”，后人简称孝庄文皇后。
对祖母如此孝敬，对自己的母亲，康熙自然也是恪尽孝道。除了生母之外，对几个庶母，他也从未有过丝毫怠慢。
★一个无比英明的决策
在可弃可取之间，康熙选择了取。如果说康熙是一位英明的皇帝的话，恢复台湾并将之纳入大清版图就是他无数个英明决策中最为耀眼的一个。台湾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在今天不言而喻，但在康熙之后的长时间里并没有被充分认识到，这更显示出一个顶尖政治家能见人所未见的政治素质。
顺治18年（公元1661年）2月至12月，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命世子郑经留守金门、厦门等地，他亲自率师东征，驱逐荷兰殖民主义者，收复台湾。但郑氏政权坚持抗清立场，占据东南沿海。郑成功病死于台湾后，世子郑经继承王位，依然与清廷对抗。
康熙皇帝亲政以后，一心想收复台湾，但是因为“三藩”作乱，他忙于平定叛乱，所以对台湾郑氏主要采用招抚政策，但是郑经始终没有接受招抚。“三藩”之乱平定以后，康熙皇帝开始全心收台。在收复台湾的过程中，有两个人所起的作用最大，一个是姚启圣，一个是施琅。
姚启圣，字熙之，一字忧庵，原为浙江会稽人，后附族人籍，隶属汉军镶红旗。康熙2年考中举人，当了广东香山知县，不久因故被革职。“三藩”叛乱后，他投进康亲王杰书军中，屡献奇谋，康亲王很器重他，官职也从代理知县升到了布政使。
康熙17年（公元1678年）春，郑经为给清朝施加压力，以争取和谈中的有利地位，遣骁将刘国轩连败清兵，进围海澄。清廷驻守官吏对全局缺乏统一规划，遇事惊慌失措。康熙见他们“庸懦无才，职业不修”，便于5月初十将他们解职，通过康亲王荐举，破格提升姚启圣为福建总督。
姚启圣于6月初接任，认真贯彻康熙招抚郑经下属官兵民众谕旨，为争取投诚，特别注意对其家属及其亲族落实政策，并任用海上投诚人员。这一保护郑氏、团结海上投诚人员的政策，立即产生巨大效果。
姚启圣为了准备攻打台湾的武力，还整顿充实绿旗兵。过去“镇将各官，多以食粮兵刁民充伴当、书记、军牢等役，至临阵十不得七”。因此，他首先从直属总督之督标做起，革除了无用的兵员，新招募了一批生力军。康熙帝得知，予以表彰，认为此法很好，下令推广到其他各省。
由于姚启圣采取有力措施，并与巡抚、提督、满洲将领、外省援军齐心合力，至康熙17年9月，福建军事形势大为好转。9月20日，姚启圣与将军赖塔等于漳州附近大败郑军主力，相继收复长泰、同安。此后又连败郑军于江东桥、潮沟等地，刘国轩逃回海澄。姚启圣见海澄深沟高垒，难以突然攻下，便全力开展招抚工作。他派遣漳州进士张雄赍书去厦门招抚。郑经以“海澄为厦门门户，不肯让还”。姚启圣于10月又遣泉州绅士黄志美赍书再次往厦门劝谕。郑经仍执前辞，拒不受抚。
康熙20年（公元1681年）4月，姚启圣先后接到台湾傅为霖、廖康方密禀，郑经已于本年正月28日病故；其长子监国郑克也于30日被绞死；年仅12岁的次子郑克塽即延平王位，现在台湾岛内人心浮动，可以乘机武力收复。姚启圣根据密报上疏康熙皇帝要求发兵收复台湾。可是，姚启圣的建议却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反对者中，竟包括闽海前线最高军事长官都统宁海将军喇哈达。而内阁学士李光地却坚决支持武力收复台湾。李光地是福建安溪人，他曾以在籍官蜡丸密封向康熙上平闽之策，因此深得康熙信任。他当上内阁学士后，积极推荐施琅。
施琅，福建晋江人，初为明总兵郑芝龙（郑成功的父亲）部下骁将，顺治2年11月，随郑芝龙降清。因坚决不从郑成功抗清，他的父亲、兄弟和儿子都被郑成功所杀。康熙元年，被提拔为福建水师提督。他自幼生长海上，深悉水性及郑氏情形，一贯主张以武力围剿郑氏，攻取台湾。曾经于康熙初年上疏，要求武力收复台湾，但是鉴于当时的条件还不成熟，他的建议被否决，并且裁撤福建水师提督，战船也被尽数烧毁，海上投诚官兵到外省垦荒，授施琅为内大臣，编入汉军镶黄旗，留于京师。
姚启圣上任之初也曾一再上疏保举施琅担任福建水师提督。但是因为他的长子施齐（化名工世泽）、族侄施亥都还在郑经手下当官，朝廷不太放心，所以迟迟未予任用。后经姚启圣核实施齐、施亥因“擒郑逆献厦门以报本朝”，于康熙19年2月被杀，两家73口同时遇难。施琅这才重新得到朝廷的信任。康熙20年7月，李光地再次推荐施琅，康熙皇帝也深感原来的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难当重任，便采纳李光地的建议，以施琅替换万正色。
康熙皇帝启用施琅之后，放手使用，大力支持。施琅为了能在征剿过程中加强与皇帝的联系，题请吴启爵“随征台湾”。兵部不准。康熙特批：“爵在京不过一侍卫，有何用处？若发往福建，依施琅所请行”。施琅任内大臣10余年，深知吴启爵受皇帝信任，请他随征，无异于钦差大臣。后来吴启爵在关键时刻往来于福建与北京，呈报前线情况，传达皇帝指示，对统一台湾起了重要作用。
施琅吸取前三四年间进军台湾失利的教训，为防止总督和水师提督之间彼此掣肘，极为重视专征大权。康熙21年（公元1682年）2月初一，施琅上《密陈专征疏》，再次要求康熙为自己颁发专征台湾之敕谕，康熙皇帝考虑到自己远在北京，对前敌的形势不熟悉，于是放权给施琅，让他总管攻台的军事作战，总督姚启圣负责管理政务，李光地负责管理钱粮后勤。这样，三个人分工明确，便于随机应变，处理各种事务。
经过几次大战，台湾军队放弃抵抗，郑克塽宣布投降。康熙22年（公元1683年）8月11日，施琅率官兵前往台湾受降。郑克塽闻讯，坐小船出鹿耳门迎接，并亲率刘国轩、冯锡范等重要文武官员，齐集海边，列队恭迎王师，然后会见于天妃宫。
施琅领兵登陆以后，禁止军兵骚扰百姓，维护社会秩序。18日，郑克塽等剃发，施琅当众宣读皇帝赦诏。郑克塽等遥向北京叩头谢恩。从此，台湾与大陆重新统一。
施琅入台之后，不负康熙的期望，未对郑氏进行报复，却前往郑成功的庙宇行告祭之礼。他知道郑成功在台湾官兵心目中的地位。在台湾政权变换、人心浮动的时刻，这一举动，对于安定郑氏官兵的情绪、稳定社会秩序无疑产生了重要的社会效果。
捷报传到北京后，康熙精神异常振奋。将收到捷报那天所穿的衣物赐给施琅，并赐五律一首，写道：
岛屿全军入，沧溟一战收。
降帆来蜃市，露布彻龙楼。
上将能宦力，奇功本伐谋。
伏波名共美，南纪尽安流。
伏波指东汉名将马援，曾封伏波将军。康熙称赞施琅智勇双全，建立奇功，可与马援齐名，流芳百世，封施琅为靖海侯，世袭爵位。
康熙22年（公元1683年）12月，郑克塽等奉旨进京。康熙对原台湾的官员都给予封赏，让他们在朝中为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对郑成功子女的态度，他不但认为郑成功、郑经并非“乱臣贼子”，命将其父子灵柩归葬南安，还亲自赠送了一副对联：“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挽念郑成功收复中华故土的不朽业绩。
★明白人在家事上也犯糊涂
康熙是个明白人，这一点大多数人恐无异议，但明白人有时候也办糊涂事。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对康熙来说就是明白皇帝也难断儿女事。于是在继承问题上，他是立了又废，废了又立，然后立了再废，结果把自家这碗水搅得浑之又浑。
康熙14年（公元1675年）12月13日，下令册立刚满周岁的皇二子、嫡长子胤礽为皇太子。这意味着胤礽长大以后，将肩负着大清朝兴旺的使命。但是，康熙晚年，就在胤礽即将实现父皇所托的时候，康熙竟然下令废掉这位皇太子。然而不久，又复立胤礽为太子，旋即又废。这二立二废，就如天上行石，变化莫测。
其实，胤礽是一位十分聪明的皇太子，自幼学习四书五经，骑射、言词、文学都很出色。康熙对皇太子的表现相当满意，但与此同时，由立太子而产生的皇储矛盾，也一天天尖锐起来。
问题初始于太子不孝。康熙20年（公元1690年）7月，乌兰布通之战前夕，康熙在出塞途中生病，想要返回京城，便令皇太子与皇三子到驿站前迎驾。胤礽到行宫看见康熙身体不适，容颜消减，竟然没有半点担忧之心。这使得康熙大为不满，他认为这位太子对自己没有钟爱之情，于是就让太子先回京师。后来康熙废太子时说对他已经包容了20年，就是将这件事作为起点来说的。
后来，康熙又发现皇太子暴戾不仁，对诸王、贝勒、大臣、官员以至兵丁，任意凌辱，恣行捶挞，对检举他行为不端的人更是横加迫害。而且，太子及其属下任意勒索地方官员，鱼肉百姓。南巡时，就曾搜求民间妇女，胡作非为，无所不至。他还派人截留蒙古王公进贡的驼马，放纵奶妈的丈夫敲诈勒索。康熙素来主张宽和仁慈，节俭爱民，这些不孝不仁的行为，都是康熙一向深恶痛绝的。他认为皇太子自以为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处处要求与众不同。即使是在兄弟之间也争强好胜，决不落人之后。这种特殊的地位，加上平时人人奉承、谄媚，天长日久，很容易使他忘乎所以，目空一切，妄自尊大，如此下去，怎么能担负大清朝兴旺的重任呢？于是，康熙对太子逐渐产生不满。
索额图系太子生母诚孝仁皇后的叔父、太子的外叔祖父，是竭力拥护太子的一股强劲势力。他帮助太子集结了一批大臣，私怀倡议，凡是皇太子使用的衣服饰物，都采用黄色；一切礼仪，都与皇帝相似；连太子的被褥也与皇帝一样放在门槛里面。后来康熙知道了，便命尚书沙穆哈将被褥移到门外，可沙穆哈惧怕皇太子党，请求康熙颁旨，被康熙怒斥后革职。不久，康熙又发现内务府所属膳房人、茶房人在皇太子处出入，这是宫中所禁止的，便下令将这些人处死。索额图也因为多次违背皇帝的旨意屡遭申饬，这意味着皇太子已经失去了皇帝的信任。
康熙41年10月，御驾南巡，行至德州时，太子胤礽病重。康熙决定先行回京，留太子在德州调养，并召来索额图前往侍奉。胤礽在德州与索额图朝夕相处，亲密无间，散布了许多怨尤之言。
第二年，康熙便以“议论国事，结党妄行”为由，将索额图交由宗人府拘禁，不久死在幽所。至于究竟是议的什么事，结的什么党，开始并未说明，只在传谕索额图时隐讳地说：“朕如果不先发制人，你就会先下手。经过朕一番深思熟虑，还是先指出你的罪行，将你正法。”
后来，在废太子的时候，可以很清楚地看清康熙的心理：“从前索额图帮助你密谋大事，朕全都知情，索性将索额图处死。”足可见康熙是将其作为一场未遂的宫廷政变加以处理。索额图的罪行就在于集结太子党，图谋篡权。在处理了索额图之后，问题不但没有解决，皇帝与太子之间的隔阂却日渐加深。康熙甚至怀疑太子要替索额图报仇而谋害于他，于是，废太子之事已经势在必行。
康熙47年5月11日，康熙一行人来到承德避暑山庄围猎避暑。随行的有皇太子和皇十八子等。围猎期间，白天炎热，夜间气温又较低，皇十八子胤礻介突然患病。胤礻介的生母是康熙宠爱的汉族妇女王氏，即有名的密妃。爱屋及乌，康熙对其所生的幼子，也较其他诸子备加喜爱。胤礻介的病情一天天严重，导致并发肺炎。康熙为此十分担忧，随从官员恐皇上年事已高而病倒，劝康熙不要太着急。只有皇太子无动于衷，康熙因此大为生气，责备皇太子不念兄弟之情，但太子反而愤然发怒。这件事使康熙看到了太子的冷漠无情，他既伤心、又担心。做太子时尚且如此，他日登上皇位、一手遮天，诸皇子又该如何？
除此之外康熙还发现太子每到夜晚便贴近他的帐篷，从缝隙向里窥视。他怀疑太子将有异动，因而将计划提前，决心立即废掉太子。在外巡视期间，一心争夺储位的皇长子胤礻是跟在康熙身边，说尽太子坏话，极力撺掇康熙废掉太子，某种程度对废太子一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9月16日，康熙回到北京，下令在上驷院旁设毡帷囚禁胤礽，并命皇四子胤禛与皇长子胤礻是共同看守。当天，召见诸王、贝勒等副都统以上大臣、九卿等在午门内集会，宣谕拘执太子胤礽之事。24日，正式下令废太子，并将其幽禁在咸安宫，与此同时，心爱的皇十八子病逝。这两件事，使康熙悲愤交加，心力交瘁。他多么希望诸皇子能够和睦相处，不再有伤心事发生。但是事与愿违，皇宫里的政治斗争正是由于皇太子被废，而正式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