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堤春色万古新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按照孔子的标准，苏轼可以称得上是圣人了，苏轼整个仕途人生，就是在施恩于百姓，救济大众，然而苏轼并不是圣人，这也许是孔子给圣人定的标准定得太低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苏轼从政的目标，苏轼的为官所为，表现了一个为官者的基本职责，苏轼在每一个位置上都能恪尽职守，表现了一个从政官员的基本素质。孔子给予的“仁政”标准虽不高，但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像苏轼这样恪尽职守，造福四方的官员却非常稀少。因此在广阔的土地上，漫长的岁月里，苏轼的业绩也随着苏堤春色永远灿烂。
苏东坡20来岁考中进士，初任河南福冒县（今河南伊阳西）主簿。尚未到任，受欧阳修举荐而参加直言极谏科的考试，并以“文义粲然”的《御试制科策》一文“入三等”，改任为大理评事佥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判官。
凤翔地处宋朝西北边陲，为宋夏战争前线。史书上说：“自兀吴叛，民贫役重”，每年都要“飞刍挽栗，西赴边陲”，供应前线战争物资。地理位置如此重要，自然灾害却连年不断。苏东坡在凤翔任职期间，就遭遇到旱、涝、蝗等多种灾害。有一次，大雨一连下了三天三夜，苏东坡坐立不安；雨后又三日不晴，他更忧心如焚。于是，他亲自带领属下蹚着水察看民情，想方设法救助那些最困难的人。在其名作《喜雨亭记》中，他便充分表达了自己此时的心境。
苏东坡曾两次出知杭州。第一次，杭州遭受严重的蝗灾；第二次，冬春水涝，之后又遇大旱。他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尽最大努力赈济饥民。诸如用修葺官舍的钱买米设饭舍以待饥者；奏请朝廷减轻税赋并免除积欠；置设药局、置病坊以治患者等等。
熙宁7年（公元1074年）苏东坡调任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当时，密州“旱蝗相仍”，“中民以上举无岁蓄”，“公私匮乏，民不堪命”。苏东坡一面悉心赈饥，并收养了不少被遗弃的儿童，一面组织群众抗灾自救，并表彰那些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
二年后，苏东坡改任徐州知府。又赶上该地区连降暴雨，昼夜不止。接着，黄河决口于澶州（今河南濮阳）曹村埽，淹了45个县、30万顷良田。其洪峰很快抵达徐州城下，水深2.8丈，高出城1.1丈。城中有钱人家自觉末日即将来临，纷纷携带金银财宝出城避水，其他人也都急着东躲西藏，乱成一团。苏东坡见此情势，马上张榜通告全城百姓：有我苏轼在，就有徐州在！誓与徐州共存亡！随后，他下令将富人全部赶入城中，又号召全城百姓积极参加抗洪斗争，还亲自到徐州军营动员官兵保卫徐州。将士们见他满身泥浆，无不深受感动，竞相“持畚锸以筑长堤”。为指挥军民分头堵水，苏东坡“庐于城上，过家不入”，哪里有危险，就出现在哪儿。经过一番夜以继日的顽强拼搏，终于水退险除，保住了千千万万徐州人民的生命财产。随后，苏东坡又调拨粮米，妥善解决了灾民们的善后生活问题。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也是苏东坡的从政目标之一。纵观他的仕途经历，东自登州，西至凤翔，北自定州，南至儋州，其间包括密州、杭州、徐州、湖州、黄州、颍州和英州等，他都担任过地方官。无论在哪儿，他无不革旧布新，移风易俗，尽心尽力地为百姓办好事，办实事。
苏东坡就任于凤翔时，凤翔百姓有一件非常头疼的事，那就是年年必须砍伐终南山之树，编成木筏，“自渭水入河，经砥柱之险”，东运到京师开封。三门峡砥柱，势险水激，每年葬身鱼腹者不可胜数，有许多服役人家为此而倾家荡产。苏东坡得知这一情况，马上召集有关人员商议对策。经过反复论证，修改了实施多年的伐木、运木的规定，允许运木者“自择水工，以时进止”，抢在雨季到来之前、河水尚未上涨时运木到京。据史料，从此之后，“害减半”。
在徐州任上，苏东坡发现当地人民柴薪奇缺，穷苦人家常常为炊饮而犯愁。他经过反复调查、论证，又马上派人到城西南的白土镇一带去找煤。结果，发现那儿煤层厚、煤质好，又便于开采。从此，百姓们再也不为烧饭伤脑筋。
苏东坡治理杭州时，发现杭州的许多自然灾害都源于水利不修、河道淤塞。于是，又亲自视察当地水系，带领人民疏浚茅山、盐桥二河各10多里，并以茅山河专受江水，以盐桥河专受海潮。还大筑堤闸，控制河水与潮水。此外，鉴于西湖许久以来不浚多淤，草长水涸，葑田占据湖之大半，又先后两次上书朝廷，反复强调西湖不可废，必须疏浚。他还提出了不可废之的五条理由，即：一、废之则不合放生祝寿之旨；二、废之则居民将复卤饮；三、废之则田亩无可灌溉；四、废之则城中之河必借江水而复易于淤恶；五、废之则官酒无以酝酿。当朝廷批准他的请求后，他立即筹措钱粮，招募人力，率民众建筑起长达30多里的一道长堤。堤上造六桥，通水利以便游舫之往还；堤两旁种桃柳芙蓉，花开时犹如一片玉锦。其间，他天天都到堤上去巡视，和民夫们一同吃住。人所爱吃的“东坡肉”，据说就是他那时亲自烧好送给筑堤民夫而传出来的。这条长堤，被时人命名为“苏公堤”，直到现在，仍为杭州一大景观。
即使苏东坡被贬而到儋州（今海南岛），也极力为百姓谋利益。当时，儋州被视为“瘴疠所侵，蛮夷所侮，饮食不具，药石无有，非所居”之地，人们根本不知道诗、书是什么东西。苏东坡却克服了重重困难，千方百计地办起了学校，致使学风大开。
★因为正直所以坎坷
苏轼在众多地方官任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充分体现了他的政治才华，我们说这是苏轼从政的成功，也是苏轼的失败。
苏东坡一向从善如流，嫉恶如仇，除恶务尽。
在他25岁那年始任凤翔府判官时，一到任，就立即微服出访所属各县，明察暗访，直惩奸恶。对那些已经定了罪的囚犯，他也一一复审，据实按验，不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在他担任密州知州时，正值那儿盗贼滋盛，抢劫民财、掠夺民女者，屡见不鲜。他经过多方努力，很快查出了首恶分子，果断地将其斩首示众，从而使密州社会治安迅速好转。
在他第二次担任杭州知州时，杭州首富颜巽之子颜章、颜益竟煽动富家子弟聚众闹事，惊扰社会。由于颜家财大气粗，目无法纪，多年来一直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百姓敢怒不敢言，连官府也怕他三分。苏东坡却毫不含糊，迅速查清了他们的罪行，将他们捕之归案，刺配本州牢城。当颜章、颜益下狱之日，杭州“闾里大悦”，无不为除了一大祸害而奔走相告。
当苏东坡主政定州时，他见那里军政废弛，武卒骄情，官吏们贪污成风，又严加整治。他还专门制定了一套地方法规：贪污不法者刺配远恶之地，酗酒饮搏之徒杖笞惩之。不久，这儿的风气也为之一变。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也正因此，人称苏东坡“于人见善，称之惟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还说他“见义敢为而不顾其害”。
苏东坡为政清廉，为人耿直，凡事有自己的见解，又敢于发表不同观点，从不趋炎附势。当时，正值王安石为首的革新派倡导变法，文彦博、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反对变法，双方明争暗斗，势不两立。苏东坡本是赞成变法的，但对王安石忙于立法而忽视查办贪官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同时，对司马光“新法不可行”的论调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甚至指斥他“忠信有余而才智不足”。如此一来，“新党”、“旧党”都对他抱有成见。但他无怨无悔，我行我素，还常以诗文批评时政。因此，更遭到一些人的忌恨。
有一次，苏东坡写了一首《咏桧》的诗，其中有一句是“根到九泉无曲处，岁寒只有蜇龙知”。其本意是：桧树的根能扎到九泉之下也不弯曲，地下的蜇龙是桧树的友邻和知音。但是，御史中丞李定和御史台（别号乌台）的一些人得知后，竟借机大做文章。他们将它解释为桧树的根宁折不弯，是表明作者在向皇上对抗，是图谋不轨，是大逆不道。宋神宗赵顼听信了李定等人的指控，便命人逮捕了苏东坡，并抄了他的家，李定还欲置之于死地。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事出突然，苏东坡还未反应过来就锒铛入狱。幸亏一些正直大臣们皆为他辩护，尤其是重病在身的曹太后也出面保护他，才使他死里逃生。不过，他却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岗）团练副使，一个月后又落官为民。
性情豪放的苏东坡刚出临狱，又挥笔写了一首诗：“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写罢，又诙谐地自嘲道；“我真是无药可救了！”
苏东坡被削官为民后，定居于黄州城南长江边上的临皋亭。他的老友马正卿为他请得城东废地数十亩，让他开垦耕种。因为这块地名为“东坡”，他也自称起“东坡居士”，人们改称他为“苏东坡”。在此后的将近5年中，他耕耘于东坡之上，交游于田父野老之中，创作出了许多反映民间疾苦的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