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强臣弱，君弱臣强，这是不断演绎的活生生的历史剧。在历史的各个时期，都不时地出现过不同面目、特点的铁腕权臣，充当着这些历史剧的主角。他们大多嗜权如命，只手遮天，拥有谋国与谋家的高超智慧。其中正者自正，邪者自邪，历史已经对他们做出了公允的评判。
★挟天子之威以令诸侯古往今来，许多成大事者都懂得“借一种旗号”来号令天下。众人皆知的春秋首霸主齐桓公就是通过“尊王攘夷”的做法而获得政治上、军事上的主动权。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可以说是运用这一谋略的经典。
汉献帝从永汉元年当皇帝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傀儡，先后为董卓、王允、李催和郭汜等挟持。但献帝毕竟是名义上的共主，凉州军阀虽无政治头脑，还是知道挟持献帝，利用其名义。因此，兴平2年，李催和郭汜内讧，杨奉、董承等劫持献帝东逃时，李、郭又联合起来紧紧追夺。12月，献帝在杨奉等拥持下到达陕县（今属河南），在河东军阀韩遏等接应下连夜渡过黄河，驻跸大阳（山西平陆东北）。这时公卿大臣已大都死亡流散，跟随而来的仅数十人。献帝居住在无门的棘篱民屋中，公卿朝会，士兵们伏在篱笆上嬉笑打闹。将领们专横跋扈，随意鞭打或杀戮尚书，往往自带酒菜，找献帝嬉乐。皇帝尊严丧失殆尽。该年蝗虫大起，加上大旱，颗粒无收。迫于饥荒，这批人不得不渡河南下，赖屯驻野王（河南沁阳）的另一军阀张杨接济了一些粮食，才于建安元年回到了洛阳。此时的洛阳，已是一片焦土，宫室烧尽，荆棘满道，官员们只能在断垣残壁间搭起帐篷办公。饥饿如影随形，始终紧紧追逼着他们。尚书郎以下的官员都得自出采挖野菜草根充饥，有的饿死于颓垣断壁之侧。
两汉以来，忠君思想已经形成，士大夫中有不少人为献帝的处境痛心疾首，盼献帝东归。早在曹操初得兖州时，谋士毛蚧就建议“奉天子以令诸侯”。曹操并无忠于汉室之心，但深知个中利弊，因为力量薄弱，兖州长安，关山遥遥，所以只是派遣使者虚致殷勤而已。献帝回转洛阳途中，荀彧立刻建议迎献帝都许（河南许昌）。告诫曹操，若不及早下手，他人捷足先登，就悔之晚矣。荀彧并非虚声恫吓，当献帝还在关中时，幽州牧刘虞就想派兵迎接。由于公孙瓒和袁术的破坏，没有成功。献帝辗转河东，田丰和沮授相继劝告袁绍把献帝接到邺城来，但袁绍过去反对过册立献帝，企图拥立刘虞，更顾忌献帝来后，碍于君臣名义，就得事事奏请，处处受制；许多谋士武将也竭力反对，没有接受。曹操属下也颇多争议，武将们反对尤烈。荀彧指出，奉迎献帝至少有三大好处：一、可以顺应民心。二、可以招致大批人才。三、可以名正言顺地发号施令，讨伐异己。程昱也竭力赞成。曹操乃于建安元年遣曹洪西迎，遭董承和袁术部将苌奴的阻击，未成。7月，献帝到洛阳，曹操亲自出动。议郎董昭利用韩暹、杨奉、董承和张杨间的矛盾，假借曹操名义，致书兵力最强的杨奉，诱以接济粮草、生死与共的好处，劝杨奉不要阻挠。杨奉上当，曹操顺利进入洛阳，借口洛阳残破，立刻把献帝接到了许昌。自此，献帝成了曹操的傀儡，曹操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强大政治优势。
★实行“唯才是举”的用人策略
如果说，曹操在创业之初，地位未显时，多用招降纳叛等手段网罗人才，那么，在他有了显赫地位之后，便凭借手中的权力，公开树起了不拘微贱，不看身世，只要有才便吸收录用的原则。由于曹操求贤若渴，“唯才是举”，从而吸引了大批有志之士从四面八方投奔曹操，造成了曹魏政权鼎盛时雄兵百万，战将千员的局面。正是他有雄厚的人才阵营，才能在19年的时间内，将长江以北的混乱局面扭转过来，实现了中国大半个版图的统一。
更难能可贵的是曹操创行“九品中正制”，把“唯才是举”的用人路线制度化，从而使魏晋以后的政治面貌为之一新，对曹操至隋唐的官僚制度，乃至官宦、士子心态都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拥有人才的协助，对事业兴亡至关重要。东汉末年，逐鹿中原的不乏其人，为何只存下三国，而其他人都被消灭了？缺乏人才助力是个重要的原因。
东汉时期，最初选拔官吏的主要标准是德行与才干，由州、郡以茂才、孝廉的名义向朝廷推荐官吏候选人，由朝廷考核后予以任用。但到东汉后期，朝政腐败，贿赂成风，而士大夫中又崇尚虚名，讲究门第，使得有意仕进者不是依靠行贿钻营，就是想法沽名钓誉，以致推荐上来的人大多没有真才实学，而且并无德行。因此，当时民间流传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这种现象一直到汉献帝建安（公元196～220年）初曹操当政后才开始得以改变。
曹操祖父曹腾是汉末著名的宦官首领之一，权倾一时。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曾任司隶校尉、大司农、大鸿胪、太尉等要职。由于曹操出身宦官之家，尽管父亲身居高位，本人也才智过人，但在社会上仍受到许多人的鄙视。他从自身经历及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中认识到东汉选举制度的弊端，为在争夺天下的斗争中能将有用之才都招揽到自己周围，他对东汉选拔官吏的标准进行改革，曾连续下达三道求贤令，对社会传统观念进行强烈冲击。
汉献帝建安15年（公元210年）春，曹操下达第一道《求贤令》，在这道命令中明确提出了“唯才是举”的口号，不仅为了改变东汉后期选举制度的弊病，而且是为矫正自己政权中前一阶段在选拔官员标准上的偏差。曹操在统掌朝政大权后，委任崔琰、毛蚧主持官吏的选拔与任用，崔琰与毛蚧以清廉正直著称，“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人莫不以廉节自励”。朝廷之中，廉俭之风大行，贪秽浮华之人都被贬退。但他们过于看重廉洁俭朴，从而使许多官员矫情作伪，假意旧衣破车，以求升迁。同时，用这单一标准来进行选拔，就会将一些确有才干的人排除在外。因此，当有人向曹操提出这一问题后，曹操就下达这道命令，特别指出“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并以齐桓公任用管仲而成为春秋时期五霸之首的事例，说明选拔官吏的首要条件是才干，只要确有才干，无论他是地位低下还是有某一方面的缺陷，都要推荐上来。
建安19年，刘备入据益州，三国鼎立的局势已基本形成，曹操并未因自己占据中原，在政治、经济上都有明显优势而稍有松懈，仍以招揽贤才作为首要任务，在这年的12月下达《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
夫有行之人，未必能进取，进取之人，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家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曹操在这道命令中明确指出德行与才干并不是统一的，而且再次提到上次《求贤令》中已谈到的“盗嫂受金”的陈平，认为陈平虽然品行不正，但他辅佐刘邦建立汉朝的基业，功不可没。因此，曹操申令有关部门不能求全责备，不要埋没那些有缺点的贤才。在看到曹操求贤是扩大自己统治力量的同时，也应看到这是他削弱并控制反对力量的方法，将那些有才干的人用官爵羁縻在朝廷中，就可减少反对自己的隐患。这比单纯用打击的方法来消灭敌对势力，显然要高出一筹。
建安22年，曹操已是63岁，在前一年已被进爵为魏王，这年四月，献帝又命曹操“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但他志在统一天下，连年出师征讨，同时，也更迫切地需求贤才，于这年8月，下达《举贤勿拘品行令》：
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欲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牛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曹操在这道命令中再次重申自己“唯才是举”的方针，并指出无论是伊挚、傅说那样出身贫贱之人，管仲那样的旧敌，萧何、曹参那样的小吏，韩信、陈平那样身遭污辱并受人耻笑的人，甚至像吴起那样不仁不孝的人，只要有治国用兵的才干，就要加以任用。充分表现出他的雍容大度以及不拘一格，求贤若渴的心情，同时，也反映出他与东汉时期用人传统的完全决裂。
曹操不仅用命令形式提出“唯才是举”的方针，实践中也确实贯彻了这一方针。他不仅任用荀彧、荀攸、钟繇、陈群、司马懿、何夔而等大族名士，也同样信任有“负俗之讥”的郭嘉、简傲少文的杜畿等人。而且曹操能以大业为重，不念旧恶，如张绣在归降后又起兵突袭，杀死曹操的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以及爱将典韦，但以后张绣来降时，曹操捐弃前嫌，对他的宠遇优于诸将。陈琳曾为袁绍撰写檄文，痛斥曹操的罪行，并辱及曹操的父亲和祖父，可陈琳归降后，曹操爱惜他的文才，不仅未加惩处，还委派他掌管文书往来。史称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死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
曹操晚年，为了使“唯才是举”的用人路线制度化，便采纳尚书陈群的建议，创行九品中正制，规定：在州设大中正（都中正），在郡县设小中正，中正官由贤德之人担任，负责品评举荐本地区的人才，并将所辖之域的士人，无论仕否，悉论才德或政绩具列品状，然后呈送朝廷吏部，按所定品格高下任命相应官职。九品中正制在最初实行时，由于不分世族高下尊卑，以“唯才是举”为原则，能够从毫末之中发现并启用一批人才，因此对于刷新曹魏政治，扭转汉世的恶风陋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曹魏时期，士子们对此甚有好评：“其始选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曹操死后，九品中正制仍得到切实贯彻，并为晋朝所承袭。九品中正制成为魏晋之际基本的政治制度之一。另外，曹操还广开言路，采纳部下的正确意见。建安11年，他下《求言令》，要求丞相府及州郡属官，“常以月朔各进得失，纸书函封”。由于曹操在政治上重视选拔人才，当时各地远道而来投奔的人很多，在他的周围，形成“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