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瓦雷里
记忆是作家的裁判。它应该觉察出，它的作家是否意会到并确定了那“易忘的”形态；而且应该提醒他，对他说：你不要止于我那感到记不住的东西上。
在极美的文章中，语句是描画出来的——意向是测度出来的——事物仍然有其灵性。
在某一种程度，语言虽则穿透而又接触，但却仍然纯洁如光。它留下可以度量的阴影。它并不消失于它所唤起的色彩中。
“而我的诗，不论好‘坏’，永远言之有物。”这就是无限不堪入目的东西的原则和萌芽。
“不论好坏”， 多么地洒脱！
“有物”，——多么地自负。
哲理诗。
“我爱人类的苦痛的尊严”（维尼句）。这句诗是不宜于思考的。人类的苦痛并没有尊严。因此这句诗不应加以思考。
而这是一句“好诗”，因为 “尊严”和“苦痛”形成了两个“重要的”字眼的一种美好的“调和”。
便秘，牙痛，不安，绝望者的挣扎是毫无伟大之处，毫无庄严之处的。这句好诗的意义是不可能的。
因此无意义可能有一种极好的音响。
同样，雨果的诗句：
“辉耀出夜来的一片可怕的黑太阳。”
想起来是不可能，这阴面是可观的。
批评家不应该是一个读者，却应该是一个读者的证人，即旁观他读书并受感动的人。批评的大作用是读者的断定。批评的目光太偏向作者方面。它的效用，它的实证的任务可能由下列形式的意见表现出来：“我奉劝某一种气质和某一种脾性的人读某一种书。”
当作品出版了的时候，其作者所给与它的解释，便不复比任何别人所给与它的解释更有价值了。
如果我画了彼易尔的肖像，而有人觉得我的作品不大像彼易尔，而更像约克，那么我是无可置辩的——而他的肯定和我的肯定价值是相同的。
我的意向只是我的意向，而作品是作品。
一位真正的批评家的目的，应该是发现作者（不知道他或知道他都好）所提出的是什么命题，并探求他是否已解决了这命题。
明白。
“开了这扇门。”
这是一句明白的句子。——可是如果别人在旷野中对我们说这句话，我们就不懂得它了。可是如果这是一个比喻说法，它是可能被懂得的。
而这种千变万化的条件，一位听者的心灵在于能否“提供”它们，而“加上它们或否”。
对于许多问题，往往在人们相互之间比人们“独自”了解得更深。几个同样的字眼，对于那迷离于它们的“意义”的孤独者是晦涩的，可是在相互之间却明白了。
一件作品包含读者自己所毫无困难又不加思想而形成的东西愈多，则这作品愈“明白”。
投许多人之所好的东西有着那些统计的特征。它的中庸的品质。
最低级的式样就是那要求我们最少的努力的式样。
当一个理论是被另一个理论攻击的时候，我们往往应该自问：如果那旧理论尚未为人所知，而那最近的理论是占有着它，那么那旧理论就可能有着新理论的一切蛊惑。
假发曾经做过新生的毛发和新奇的时装。
在一个一向作“自由体”诗的文学世界中，一个倡制亚力山大体的人，一定会被当做狂人，而因此会做革新者的先导。
（载《华侨日报·文艺周刊》，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