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刚才录过传略的那些无产阶级作家，是属于第一个时期的。它的特点是诗歌的突进；而在这一点上，它是和革命初期的一切别的文学派别相似的。
然而，第一时期的无产阶级派，并不是在苏维埃一获得政权之后便形成了的。在经过了一个短时期的失望，重组和摸索之后，它才一整块地浮现到社会生活的表面上，渐渐地在事变长大起来的时候获得了力量。
加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件事也是属于摸索的阶段的。
慢慢地，无产阶级作家们离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他们先自封在个别的一组中，接着他们便断然脱离了那个无产阶级文化的第一个机关。在与劳动阶级不相干的许多分子侵占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区部的时代，无产阶级作家之这一种决意是炙手可待的。
在另一方面，同是这一些开始热忱地去接近资产阶级的文化的“智慧”的作家们，也不久就失望了。人们教他们那些或许本身有兴味而在寻常的时候有用的科学，但是，在革命的怒潮中，叫那些活动的战斗员去上文学史或诗歌形式的课，却实在是一件可笑的事。
暴风雨在四周震响着。四面受困的革命的俄罗斯不得不去防御敌人的攻击。外国各强国的干涉，白党军队以及革命者自己之间的叛离等，孕育出恐怖，衰颓和贫困来。
饥馑统治着全国，而那些变成了饥馑的小岛的城市，零星地散布在大草原上。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武装冲突，村庄上的内战，农产区域的荒废等等，把农民们驱逐到山间和森林中去；在那里，他们组织起游击队伍来。
人们是不能守中立的。武装的队伍在路角上拦住你，而在手枪的威胁之下，要你发表政治的主张。
“你是哪一派的？哪一派？”
你的生命全系于你的回答。那些从头到脚武装着的人们，这些生着孩子的温柔的眼睛，戴着农民的帽子，穿着兵士的长袍或是穿着工人的短褐的人们，是赤党呢，白党呢，还是绿党？
“你是哪一派的？哪一派？”
你应该定一个主见而加入队伍去。那时人们便叫革命者去送死，因为革命中的每一个方位都有着同样的危险。多少的被派去作和平宣传的战斗员，都被激昂的听众所杀死！到处都是战线；在战壕中和一个讲坛上一样，在路角上和当着一个理论问题一样。
革命者们之攻击观念，正如他们之攻击要塞。
捱着饿，赤着脚，受着死的威胁，俄罗斯的无产阶级带着一种坚决的信念，使全部共产主义得到成功。
群众的英雄的行为从来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种程度过。称呼这一段时期为：革命的英雄的时期，实在是一点也没有夸大。
失败，叛离，指导者们所犯的错误等等，都并不使那确信世界革命的胜利的俄罗斯无产阶级失去勇气。
事变似乎没有辜负了群众的这种巨大的信仰：德意志的革命，巴威和匈牙利的苏维埃，黑海的叛变等——这些散发出来的事实，都格外证实了那关于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的颠覆的，列宁的正确的预见。便是在这个革命的英雄的时期，那些无产阶级的诗人只有一个愿望：激发斗争悲壮；而那“自主的”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之使那些诗人们离开了生活，离开了真正的创造的生活，即离开了革命，便也是在这崇高的时期。
无产阶级的诗人们离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而在莫斯科创立了《铁工场》，在列宁格拉特创立了“宇宙派”团体。
在一九二○年五月出版的《铁工场》第一期上，发表了下面这个死者姓氏录：
“那把宇宙包蔽在暴动的火翼之下的革命，那在难堪的苦痛之中生出一个新的世界来的革命，把无产阶级最好的儿子们送到了祭坛上去。
“多少的人已经在饥饿，疫病和赤色前线的防垒上灭亡了！
“在这短短的一段时期中，青年的无产阶级文学的新的创造的力量，已在那数目本来已不多的无产阶级作家之间被夺去了。
“无产阶级文化的实践和观念学者喀里宁刚去世。
“无产阶级散文作家别萨尔科刚去世。
“无产阶级诗人佛拉齐米洛娃（VLADIMIROVA），格鲁希次基（GLOUCHITSKY），古采维契（GOUTSEVITCH），沙拉伏伊（ZAREVOY），沙尔尼晋（ZARNIZINE）刚去世。
“他们都是有大才能大勇气的同志们。
“你们这些在革命的烈焰中消灭了的人，你们将永远在我们的记忆中活着。
“无产阶级将记得你们，而将把未来无产阶级艺术创造者的新的干部，派到我们的队伍里来。
“人民教育委员会文艺部暨无产阶级作家区部”
《铁工场》·宇宙主义
这两个弟兄的团体一组织成之后，在《铁工场》杂志上便发表了许多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宣言和理论文章。那些宣言已经包含着那形成后来的无产阶级的各组织的意识形态的基础的元素了。人们在那里把文学当作“武器”地谈着文学，谈着未来的共产社会的组织，人们在那里贬斥纯粹的“技术”，贬斥于内容有害的字眼的仔细的推敲，人们在那里推开了个人主义。
“无产阶级文学”，我们可以在一个宣言上看到，“是阶级的各面目在那儿集中的三棱镜，是劳动大众在那儿鉴照的镜子”。
包朗斯基（POLONSKY）在他的那本《革命时代文学运动概要》上这样地评解《铁工场》的宣言：
“在那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艺术的诸任务的定义中，有某几点都是正确的，可是在那里也有许多无生气的泛论，在那艺术是用那人们‘照理’会说的话的观点去考察的地方，便免不得显露了出来。——‘它应该怎样？’‘最目前的任务是什么？’‘应该用什么方法去实现它们？’——这样地提出问题的态度，免不掉把我们引到一种专断的原野上去；在那里，像风一样地，徘徊着独断和泛论：这便是当人们一离开了创造，而用关于创造的废话去代替它的时候，人们所蒙受的两种缺陷。
“想要把科学的美学的问题用三行来解决，想要破坏资产阶级的美学，而接着立刻把无产阶级真正的美学基础丢掉——这样的一种企图，只能惹起别人对于建设者们的嘲笑态度。想把他们的文艺企图的计划，范围，性质和别的特点用三行画出来的这种图谋，本身就表示出那对于问题的独断的态度。
“例如，下面这句阐明《铁工场》的证实的任务的句子，能给与读者点什么呢？
“《铁工场》将找寻那些和我们的时代相符的艺术形式，但是它却不愿意抄袭摹仿那些颓废派……这是空话，完全是空话。”
再后面一点，包朗斯基对我们说：
“《铁工场》之所以会在文学中站得住，是因为在这个团体之中有着一些能够克服那些理论上的泛论，而写出一批有价值的作品的作家们。人们会忘记了《铁工场》的宣言，但是未来的文学史家却必然会重视格拉特可夫，伏尔可夫（VOLKOV），巴希米节夫（BACHMETIEV），拉希科（LACHKO），格拉西莫夫，基里洛夫，亚力山大洛夫斯基等人的姓名。”
包朗斯基的这种批评是不完全的，因而它是不正确的。这位著名的批评家忘记了《铁工场》的确实的时际。他似乎不知道这一个发展是和革命的英雄的时代相符的。
那些“铁工们”呼吸着革命的普遍的吹息。他们的诗歌反映着十月的英雄的日子，内战的悲壮，和社会的颠覆。在这一方面，那些“铁工们”很和那些浪漫派相像。正如那些浪漫派一样，他们堕在抽象，概念和泛论之中，而用俄罗斯革命的口号（世界主义，共产主义等）去代替了法国革命的口号（平等，博爱，自由等）。
那些“铁工们”的演进的源流，不仅是在客观的因子之中——如革命以及它的一切影响——，却也在主观因子中：从《我们的歌》起一直到《铁工场》为止，那条曲线并没有断过。的确，我们且把无产阶级文学的主要特质再说一说吧。
第一是机械主义这金属的课题。可是，正如魏尔哈伦（VERHAEREN）所说，那些作家们是歌唱机械本身的，无产阶级诗人们之所以赞颂机械，却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压榨的武器，在共产制度之下，会变成劳动者的朋友。在格拉西莫夫，亚力山大洛夫斯基，基里洛夫和一切其余的“铁工们”看来，机械是集团劳动的象征，它是被视为随人而变的。而无产阶级作家们又相信人类的天才的无限的权能。
这个到处都是一样的劳动的集团主义，这种对于世界各国都相同的“工厂的人”，“劳动的人”，对于工厂的赞美，必然地会走到世界主义去。从世界主义到“行星的”精神是只有一步路，特别是在人们考量到对于胜利的信仰，考量到那参与一种“从未见过的颠覆”的快乐的时候。无产阶级的诗人们被友爱的，人类的和宇宙的东西所吸引着。批评家勒伏夫·洛加契夫斯基（LVOVROGATCHEVSKY），在对我们说下面的这些话的时候，他是懂得这种情形的：
“这个（宇宙的，世界的）要求那集团的劳动本身，那生产过程，那把劳动者的军队从这一城运到那一城，从这一国运到那一国的过程。几百万的旋盘工人，金属工人，印刷工人都‘感到携着手’。他们是由劳动，斗争和友爱的语言所联合着。劳动的集团性，就是世界集团性，而这集团性的情感，便给了他们的诗歌一个很高的意义。”
实际上，那些“铁工们”也肯定地说“无产阶级文学从那对于世界的非有意识的态度完结的地方开始”。
它是高的，它是广大的，这青砖的工厂。
听！强烈的汽笛用它的尘埃的声呼唤着。
于是从四面赶来了，——穿着被烟煤所染黑的短褐，——那些被百年的汽笛所联合在一起的铁工们的群众。
上面老是黑下去，黑下去，黑色的群众会合在一起，于是迅速地，用着他们的蒸闷的炎热，他们煽起了，熔炉的电光，又用雷鸣的一击震撼了工厂的全部。
（加晋《天的工厂》）在他们的集团主义的热忱中，那些“铁工们”竟把“我”字从他们的字汇中排除掉，而用“我们”这两个字代替。只要看一看诗的题目，我们就会明白了：加思节夫的“我们敢”，格拉西莫夫的“我们”，基里洛夫的“我们”，沙陀费也夫的“我们废除，我们建设，我们找寻”。
如果无产阶级诗人偶然用到“我”字，那总是大写的，因为这是集团的“我”，劳动者的世界的象征，是深入到金质的灵魂中去的“我”，是想使自然界元素服从的“我”。太阳那个“天空的赤色劳动者”，风那匹“难以抵抗的马”，星那些“蜜蜂”以及大海的浪波，都将被“我们”，被那些“英雄”，被那些“青色的短褐”所征服。
青色的短褐代表着劳动者的军队，巨人阶级；他们甚至能架一座桥到火星去，如果是应该这样办的话。基里洛夫的诗《我们》便是“铁工们”的气质的特征。
我们我们是劳动的威猛的大军，我们已征服了海，洋和陆地，我们用人工的太阳照亮了各城市，反抗燃烧了我们的骄的灵魂。
我们是一种热情的沉醉的囚虏，让他们喊我们“美的屠杀者”吧！
凭着“明天”的名义，我们将烧掉拉斐尔的画，我们将毁掉那些博物馆，踏着未来的花。
我们已推开了遗传的重量，抛开了那些贫血的智慧的虚妄，“未来”王国的少女们，将比米罗的维娜丝更美丽。
我们将不复啼哭，柔情已被杀死了。
我们已忘记了春花春草的香，我们爱蒸气的力量和炸药的强力，汽笛的歌，辘轳和转轴的运动。
由我们的灵魂和机械联结的金属物的兄弟们，我们已忘记了对于天苦思憔悴，我们愿意大家在地上都饱足，而不再听到饥饿的呻吟。
耽美主义的诗人们啊，诅咒那“大野蛮人”罢，吻那在我们脚下的过去的碎片吧，用你们的眼泪去洗那毁去的寺院的残迹吧，我们是自由，大胆的，我们热望一种新的美。
我们的手的筋肉要求一种巨大的劳动，集团的胸膛烧着一种创造的苦痛，我们已用一种神奇的蜜充满了蜂窝，于是我们将在我们的行星上画另一条灿烂的道路。
我们爱生活，爱它的醉人而野蛮的欢乐，我们的气质是在斗争中，苦痛中锻炼成的，我们是在一切之中。我们是一切：火焰和光，我们自身是神礻氏，审判官和法律。
在同是那一些宇宙主义者之间，那不可折的坚决的冰有时也破碎了；于是一个苦痛着而爱着的诗人，便产生了出来：
城市啊，你曾把我们钉在太阳的炎热的十字架上，我相信，我知道：不久我们将爱那些孩子们了。
苦痛是永远神圣的，爱是永远在血里。
一个新的停顿新经济政策的宣布像一个“晴天霹雳”似地打在那些“铁工们”身上。大商店开出来，钉在私人办事处的门上的牌子，通告着买卖珠宝，闲空的游人的群众在街路上走来走去；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新经济政策人（NEPMAN），在那些店铺的账台后面显了出来。市面热闹起来了。有几个新经济政策人竟建筑了他们自己的私宅。
那些“铁工们”茫然若失了。这便起了一个任何文艺派别都从来没有遭逢过的溃乱。《铁工场》堕在一种悲观之中；它的第九期，简直就是一片单调的追思弥撒。“多么地苦痛啊！”，“多么地可憎啊！”这便是充塞在这杂志中的口气。亚力山大洛夫斯基要“在岩石上碰碎他的头颅”，因为生活已变成“荒谬”，“长着疥疮”，“可厌”的了。格拉西莫夫也感到同样的不幸：“纯洁的力已流到莫斯科的沼泽中去了。”在他的那首发表在同一期上的题名为《黑色的苔》的诗中，他表现着他的失望：
一个没有热情的北极的城，飘雪般地，威风凛凛地，在耶稣受难大街上转着：
一大群白色的妇人和娼妓和许多别的生物。
把灵魂和肉体铸成金钱。
敌人的小马的嘶声，使我的神经痛楚而劈裂，旗子上长了苔霉，红色是被霜和锈所侵蚀了，靴踵铁的叮当声像一个谶责似地鸣响，在莫斯科桥下五月的荫下，天气是很冷；那边，一个铅色的脸儿的饿莩，像一棵木叶零落的树般地颤抖。
在一种暴怒之中，这《铁工场》的诗人喊着：
把你们的像伤口一般的涂脂的嘴唇包扎起来吧，它们难看地流出过去的脓。
而基里洛夫又发表了一首充满了辛酸的冷嘲的诗，题名为《以后一千年将这样》。
然而革命却也并没有死去。正相反，它只不过是深沉下去而已；人们应该在那没有光彩，没有夸张的灰色的日常生活的表面之下去发现它。可是《铁工场》不能了解共产党的新政策；它的许多最活动的社员，都离开了无产阶级作家之群，有一些却变成了形式主义者和唯美主义者，而开始在那些右派的折衷的杂志上写文章。格拉西莫夫发表了一些“献与自然”的诗，基里洛夫出版了《青色的国土》。同是那位践踏过花草的作者，现在却在他的《青色的国土》中歌唱着“蔷薇”，“云色的蔷薇”了。
在十月革命的起初，无产阶级诗人们曾打开了他们的停顿出来，因为那些脱离了他们的无才的人们，只替那些真正的天才们扫除了土地。反之，新经济政策的宣布却压倒了《铁工场》的最好的诗人们，而使他们与光荣的英雄的时代一同过去。
《铁工场》的社会的任务已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