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胡适治学讲演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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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

现在的传教事业和二十五年前大不同了。二十五年前的种种困难,现在全没有了,或大大地减轻了。但是现在的传教士却有他们的新困难。这些新起的困难是从前的传教士不曾梦想到的,也是今日一般传教士不很十分了解的。我以为今日传教的人若不明白了解这些新困难,便不懂得他自己处的地位,便不能认清他自己要应付的问题,便不能了解他自己干的什么事。

在我这个旁观者看来,今日的传教事业有三个新难关,不容易打过去。

第一是新起的民族主义的反动(A New Nationalistic Reaction)。这几十年来,中国受西洋人的欺侮总算很够了;好几次的反抗,都归失败。最后一次的反抗是庚子年的拳匪运动。自从那回之后,中国人知道这种盲目的,无知识的反动是无用的了。所以二十世纪头上的十多年可算是中国人对外不反抗的时期;外国人处处占优胜,处处占便宜;中国人怕“干涉”,怕“瓜分”,只好含羞忍辱,敢怒而不敢反抗。但是这十几年来,可不同了。辛亥的革命与民国的成立鼓起了中国人的勇气,唤醒了民族的自觉心。干涉与瓜分的噩梦渐渐远了。到了欧战发生,欧洲残破,真正“戳穿了西洋镜”,中国人对于西洋列强的真相渐渐有点明白了,怕惧的心理渐渐减低,自觉的心理渐渐发展。欧战期内,国际贸易的大变迁,国内产业的发达,列强在远东的压迫力的暂时弛缓,欧战后国际形势的大变动,俄国的革命,德国、奥国的衰败,这些事实都够使中国民族——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心理上起许多大反动。结果就是一种新的民族主义的大反动。这种反动的表现很多,如近年收回租借地,废止不平等条约等等运动,都是实例。

这种民族主义的反动是很自然的,很正当的。但其中也不免有走向极端的倾向。有人竟恭维义和团的运动为“中国民族革命史之悲壮的序幕”(《向导》八十一期),有人竟主张“排外二字大可做在民间宣传的口号”(《政治生活》十五期)。但他们定出的“排外的纲领”却不像他们的口号那样暴烈:

1、取消协定关税,发展中国的工商业。

2、收回领事裁判权,由中国人惩罚外人在中国贩军火,吗啡,鸦片,杀人,强奸等暴行。

3、收回教育权。

4、禁止外人在中国传教。

5、废除外人在华一切特权,租界;撤退外人在华军舰及军队。(《政治生活》十五期)

他们为什么不许外人在中国传教办学呢?因为他们相信凡帝国主义文化侵掠的唯一方法是布宗教,开学校。“宗教一方面是帝国主义昏迷殖民地民众之一种催眠术,另一方面又是帝国主义侵掠殖民地之探险队,先锋军”(《向导》八十一期)。他们引俾士麦保护天主教传教事业,及德国因教案抢得青岛及胶州湾的事作一种引证。

这种反动是不可轻视的。他们的理由就是八十年来列强欺侮压迫中国人的历史;他们的证据就是外国人在中国取得的种种特权和租界。这些不公道一日不除,这些不平等的情形一日不去,那么,这些反动的喊声一日不能消灭。拳匪之事可以用武力扑灭;因为那种迷信的,野蛮的举动本身就站不住脚。但是现在的民族主义的反抗运动,根据在一个大民族不平的心理,有可以公开的目标,有可以动人的理论,——这是强权不能压倒,武力不能铲除的。

传教的事业在二十五年前经过了义和团的难关,现在到了这座新难关之下应该怎样过关呢?

第二是新起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的趋势。二十五年前,传教事业的敌人是愚昧的迷信。二十五年后,传教事业的难关是开明的理性主义。我们现在不怕基督教士挖眼珠子去做药了;我们现在对于基督教的教义与信条也渐渐明白了。但我们有人要进一步疑问基督教的根本教义能不能成立。我们有人要问上帝究竟有没有,灵魂究竟有没有。西洋近代科学思想输入中国以后,中国固有的自然主义的哲学逐渐回来,这两种东西的结合就产生了今日自然主义的运动。这种自然主义对于宗教的态度是:

1、宇宙及其中一切万物的运行变化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

2、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的惨酷与浪费,使我们明白那仁爱慈祥的主宰是不会有的。

3、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死后是要腐烂朽灭的;朽灭是自然的现象,不足使我们烦心。我们则应该努力做我们能做的事业,建造我们人世的乐国,不必去谋死后的净土天堂。

这种新的理性主义的根本态度是怀疑:他要人疑而后信。他的武器是“拿证据来”!

这种理性主义现在虽然只是少数人的信仰,然而他们的势力是不可轻视的。中国民族本是一种薄于宗教心的民族;古代的道家,宋明的理学,都带有自然主义的色彩。所以西洋近代的自然主义到了中国便寻着了膏腴之地,将来定能继长增高,开花结果。在这个“拿证据来”的旗帜之下,不但同善社、悟善社等等变相的道教要受理性主义的评判与打击,就是基督教的教义与信条也免不掉他的评判与攻击。

传教的事业二十五年前打义和团和红灯教的难关过来了,现在到了这“理性关”前,还是偷关而过呢?还是指名搦战呢?

前面两座难关是外来的抵抗,第三座难关却是基督教传教事业内部的弱点。

这第三关便是传教士在中国的生活的安逸。这话好像不通。传教士的生活变安逸了,岂不是一件好事?何以我说是一座难关呢?

五六十年前,到中国来传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很危险的事。交通不方便,语言不通,信息不通,一个教士冒险深入内地,住在一群仇视的愚民之中,时时刻刻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当年来的传教士至少须具有两种资格:第一,要有非常深挚的宗教信心,第二,要有百折不回的牺牲精神。没有很强的宗教信仰,他不肯来;没有很坚决的牺牲精神,他不敢来。所以当年那些把生命和安逸放在脑背后,来到中国传教的人,大都经过了一种天然的淘汰,大都是挑出来的尖子,大都是中人以上的人格。我们回看利玛窦、莫利逊一班人的成绩,不能不向他们脱帽致敬。

但是现在时势变了。交通方便多了,保障完备多了,风气开通多了,生活容易多了。风俗不懂的,有书可读;语言不通的,有华语学校可进。不但不用牺牲生命,还有薪俸可拿。人工这样贱,生活费这样低,租税是没有的,禁酒的法令是行不到的,——在中国教会学校里教书的生活有什么了不得的痛苦与牺牲?

因为生活变容易了,变安逸了,所以现在来传教的人都不用经过那严刻的天然淘汰,所以什么样子的人都跑来了。有不能在本国吃饭而来中国教书的;有来养病的;有来休息的;有来玩的;有来混饭吃的;有来收买古董的。宗教信仰也不必很强,冒险精神也用不着,牺牲精神也不必有了。固然今日在中国的传教士之中确也有不少很可敬爱的人格。但我们可以说,今日教会选择传教士,远不如美孚公司或英美烟公司选择内地经理人之严格。有些人是不必来的;有些人是不配来的。

基督教古来的传教士经过了种种危险与困难的关隘,现在的传教事业到了这平阳关前,怎么办呢?

我是个直爽的人,爱说爽直的话。诸位朋友要我发表我对于基督教教会教育的前途的观察,我已经指出了传教事业今日遇着的三座难关,指出了教会教育今日不能忽略的三个新起的境地,我这个门外汉,至多只能诊察,却实在不配开药方。

药方是要请诸位自己开的。

但是我承诸位的好意,不敢不把话说完。我要提出两个疑问,作我今天谈话的结尾。这只是疑问,不是断语;只是一篇谈话的收尾,不是一个问题的结论。

第一,教会教育能不能集中一切财力人力来办极少数真正超等出色的学校,而不去办那许多中等下等的学校?

第二,教会学校能不能抛弃传教而专办教育?当前年布尔登博士(Dr.Burton)等来中国调查教会教育的时候,他曾问我有甚么意见。我指着北京协和医院对他说,“这是教会教育家应当效法的。罗氏医社不到各地去设立无数小医院,却集中一切财力人力,在这里开一个设备最完,规模最大的医院。将来中国的医学教育无论怎样发达,这个医院是打不倒的,总站得住的。教会教育何不也集中一切财力人力来办极少数的真正好学校呢?把最好的给我们,他才站得住。把三等四等的给我们,我们将来一定会不要的”。

我现把这番话拿来请教诸位。现在教会办的大学(College)已是不少的了;中学以下更不用说了。在今日国立公立学校办的不好的时候,这些教会学校固然可以侥幸存在。但从教育原则上观察,从根本上观察,这样势分力薄的政策是不经济的,是错误的。将来三等四等的学堂,谁不会办?何必劳诸位跑几万里路来替我们办呢?

如果诸位真有意要在中国办教育,我们很想看看基督教徒的好意能够办到一个怎样完备的学校。我们很希望教会能联合他们的财力人力,集中一两个地方,办一两个真正出色的学校,教将来的人看了都赞叹道,“这才不愧是基督教徒的好意的表现”!

为什么我要发第二个疑问呢?耶稣说的好:你不能同时伏侍上帝又伏侍财神。我们讲教育的人也要说:你不能同时伏侍教育又伏侍宗教。在今日民族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潮流之中,以传教为目的的学校更不容易站得住。

我也知道,劝教会学校抛弃传教的目的,比劝张作霖、吴佩孚裁兵还要难的多。但我有两层理由,不能不说。

1、利用儿童不能自己思想的时期,强迫他做宗教的仪式,劝诱他信仰某种信条,那是不道德的行为。右手执剑,左手拿《哥兰经》(The Koran),是你们不赞成的。右手拿面包,左手拿《马太福音》,那是救世军的行为,是萧伯纳(Bernard Shaw)所讥笑的。但是右手拿粉笔和教科书,左手拿《马太福音》,也是我们所反对的。教育是为儿童的幸福的,不是为上帝的光荣的。学校是发展人才的地方,不是为一宗一派收徒弟的地方。用学校传教,利用幼稚男女的简单头脑来传教,实行传教的事业,这种行为等于诈欺取利,是不道德的行为。

2、为基督徒计,与其得许多幼稚可欺的教徒,还不如得少数晚年入教的信徒。早年受劝诱入教的人,中年智识开发之后,往往要起反感。天才高的也许变成福尔泰(Voltaire)一类的革命家;中下的也许放恣流荡,打破一切教义的拘束。倒是那些中年以后信教的人,信心不易减退。宗旨不易变迁。给他自由思想的机会;他若从经验中感觉宗教的需要,从经验里体会得基督教的意义,那种信徒才是真信徒,一个可抵千百个的。圣奥古斯丁便是一个有名的先例。

我所谓教会教育抛弃传教,专办教育,只是要做到这几件:1、不强迫做礼拜,2、不把宗教教育列在课程表里,3、不劝诱儿童及其父兄信教,4、不用学校做宣传教义的机关,5、用人以学问为标准,不限于教徒,6、教徒子弟与非教徒子弟受同等待遇,7、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

诸位大概记得中古教会里有一种制度,叫做“魔鬼的辩护士”(Advocatus diaboli)。中古教会要讨论一种教义时,必要有一个人担任反驳这种教义,让大众尽力驳他。这个担任反对言论的人,这个“掮末梢”的人,就叫做“魔鬼的辩护士”。这种制度是极好的,因为他的用意是不肯抹杀反对的言论,要从辩论里寻出真理来。我相信诸位都是爱真理的人,所以我自己情愿给诸位做一次魔鬼的辩护者,好让诸位尽来驳我。

我谢谢诸位的容忍与耐心。

十四年在燕京大学教职员聚餐会的谈话,

十五年三月九日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