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对接触的恐惧心理的突变
人最畏惧的是接触不熟悉的事物，人想看清楚，触及他的是什么东西，他想辨认清楚，或者至少弄明白是哪一类东西。人总是避免接触陌生的东西，在夜晚或在黑暗中，由于出乎意料的接触而受到的惊吓一般都会上升成为一种恐怖的情绪。甚至连衣服也不足以保证人的安全，衣服很容易被撕破，被触及的人很容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直至裸露出一无遮盖的、毫不设防的躯体。
人们在自己周围设置的种种距离，是对接触的这种畏惧心理造成的。人们把自己关在无人可以进入的房子里，只有在那里他们才有某种安全感。对闯入者的害怕不仅仅是担心闯入者抢劫的企图，而且也是一种畏惧，畏惧在黑暗中出乎意料地被闯入者突然抓住。人们总是想紧紧抓住什么，这是畏惧心理的象征。“触及”这个词的双重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情况。这个词同时包含两种意思，即不怀恶意的接触和危险的攻击，而且不怀恶意的接触始终也有点危险的攻击的味道。“触及”是一个名词，但只限于在这个词的坏的意义上使用。
当我们置身于许多人中间时，我们仍然厌恶接触。我们在大街上、在许多人中间、在饭店、在火车站、在公共汽车上的行为方式，都受到这种畏惧接触的心理的制约。甚至当我们站在别人身边，能够仔细观察和打量他们时，我们也会尽量避免同他们接触。如果我们不避免接触，那是因为我们对某人有了好感，而这时是我们自己去亲近别人。
当我们无意识地碰到别人时会立即说“对不起”，被触碰的人的表情紧张说明他期待着向他道歉；如果不向他道歉，就会引起激烈的反应，有时会引起行动上的反应，就会引起反感和人们对“坏人”抱有的憎恨，即使人们还完全不能肯定他是坏人。所有这一连串由于受到陌生东西的碰触而引起心灵上极其多变、极其敏感的反应，表明这里涉及的是始终处于清醒状态并且始终怕被触及的某种内心深处的东西，一旦人确定了自己的人格的界限，他就再也不能摆脱它。甚至人们在更加不设防的睡梦中也会仅仅由于这种畏惧心理而轻易地被惊醒。
只有在群众中，人才能免于对接触的这种畏惧心理。群众是这种畏惧心理可以在其中向其对立面转化的唯一情境。为此，人需要密集的群众，他们身体紧靠着，他们的心情也紧密相连，于是人就不会注意到是谁在推挤他。一旦人把自己交付给群众，他就不会对群众的触碰感到畏惧。在群众的理念中，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没有差别，甚至也没有性别的差别。谁在推挤他，同他自己推挤自己一样，人们感觉到他就像感觉到自己一样，于是一切都突然变得就像在一个个体身上发生一样。这也许是群众力图紧密地聚集在一起的原因之一：群众想尽可能完全地摆脱个人对接触的畏惧。人们越是强烈地互相挤压，他们就越感到有把握，于是他们就不再互相害怕。对接触的畏惧心理的这种突变属于群众。在群众中传播开来的轻松情绪——关于这种轻松情绪我们在另外的地方再谈——在群众密集度最大的地方最为显著。
第二节 开放的群众和封闭的群众
群众突然出现在先前什么也没有的地方，这既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也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也许是少数几个人站在一起，或5个人或10个人或12个人，不会更多。什么也没有预告，什么也没有预期，突然间出现了黑压压的人群。其他人从各个方向涌向这里，就像所有的大街都只通向这里一样。许多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有人问起的话，他们也无法回答，但是他们急着要到大多数人在的地方。在群众的行动中有一种决心，这种决心全然不同于普通的好奇心。人们想，一个人的行动会传导到其他人身上，但仅这一点不能说明什么。他们有一个目的，在他们对此作出说明以前，这个目的已经存在，这个目的就是人群最密集的地方，即大多数人在的地方。
关于自发群众的这种极端形式，以后还将有所叙述。群众在它出现的地方，在它的真正的核心中并不完全像表面现象所呈现出来的那样具有自发性。但是，如果把肇始的那5个人或10个人或12个人撇开不说，那么其余的群众就都是真正自发的。群众一旦形成，它就想要由更多的人组成。向往增多的冲动是群众首要的和最大的特点，它想把每一个它可以得到的人纳入它的范围，作为一个人，谁都可以加入它。自然天成的群众是开放的群众：完全没有为群众的增多设置任何界限。群众不承认那些在他们面前紧闭的、使他们感到怀疑的房子、大门和锁钥。“开放”在这里应全面地理解，群众在任何地方、任何方向上都是开放的。开放的群众只有在它增多的情况下才存在。一旦群众停止增多，它就开始瓦解。
正如群众的出现是那样的突然，群众的瓦解也是突然的。在这种自发的形式上，群众是敏感的。群众的开放性使群众有可能增多，同时这种开放性是它的危险。在群众中始终存在着面临瓦解的隐忧，群众力图通过迅速增加人数来避免瓦解。只要有可能，它会吸纳一切；但正因为它吸纳一切，它必然会瓦解。
开放的群众在人数上可以增加到无限多，这类开放群众比比皆是，因此它要求普遍的利益，与这种开放的群众相对的是封闭的群众。
封闭的群众不想增多，它把注意力主要放在现有的东西上。封闭的群众首先注意到的是界限。封闭的群众把自己禁闭起来，它为自己创造出一块地方，把自己局限于此，它得到了一个它将充满其间的空间。这个空间可以用一个容器来相比，人们把液体灌进去，可以灌进去多少液体是清楚的。这个空间的人口是有数的，人们不是随便就可以进入这个空间的，界限受到了珍重。这个界限可以用石块、牢固的墙壁来组成。也许它需要一个特别的加入仪式，也许人们在进入时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一旦这个空间里的人达到足够密集的程度，就不能再放进任何人。即使这个空间装不下那么多人，重要的仍然是封闭空间中的密集群众，站在外面的人并不真正属于这个密集的群众。
界限会阻止不规则的增多，但它也会使得这种群众更难于离散并会拖延这种离散；它在增长可能性方面之所失就是它在稳定性方面之所得；它不受外界的影响，这些外界的影响对它来说可能是有敌意的，也是危险的；它特别重视重复。由于预期重新聚集，群众每一次都对自己的解体视而不见以欺骗自己。建筑物在等待着他们并且正是为他们而存在，只要建筑物在，群众就会以同样的方式再聚首；空间属于他们，尽管空间正处于退潮期，而空间以其虚空使人想到了涨潮的时刻。
第三节 解放
在群众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解放。在此之前，群众并未真正存在过，只有解放群众才真正创造出群众。解放是这样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所有属于群众的人都失去了他们的差别并且感到自己是平等的人。
这些差别是指特别由外在加之于人的差别，指等级、地位和财产的差别。作为单个的人总是意识到这些差别。这些差别使他们深受其苦，迫使他们在重负之下互相疏远。人站在某个比较安全的位置上，以十分有效的适当的姿势抓住一切靠近他的东西，就如浩瀚广袤的原野上的一架风车，它站在那里，有力地旋转着，在它和下一架风车之间空无一物。正如他所知道的那样，整个生命是以距离为目标的，他把他的财产和自己锁闭在其中的房子里，他所处的地位，他力争达到的等级——这一切都是用来创造、巩固和扩大距离的。任何一个人想较为深入地接近另一个人的自由都是不允许的。人们就像处在荒漠中一样，他们的激情慢慢地消退了。没有人能够接近别人，没有人能够达到另一个人的高度。在生命的每一个领域里都有固定的等级，这些等级不允许任何人去接近等级比他高的人，不允许任何人降低自己表面上的身份去屈从于等级比他低的人。在不同的社会里，这些距离是以不同的方式相互之间保持平衡的。有些社会强调出身的差别，有些社会强调职业或财产的差别。
这里的任务不是详细地说明这些等级制度的特征。重要的是，这些等级制度到处都存在着，到处都深入人们的意识中，并且决定着人们相互间的行为。在等级制度中位置比别人高而得到的满足并不能补偿失去行动自由的损失。人在他的各种距离中僵化了、麻木了。他在这些距离的重压之下动弹不得。他忘记了，是他自己把这些距离加在自己身上的，他渴求着从这些距离中解放出来，但是他独自一人如何才能从中解放出来呢？不管他为此做什么，不管他是如何有决心，他四周的人使他的努力化成了泡影。只要他们都坚持自己的距离，他就永远无法更接近他们。
只有所有的人在一起才能把他们从距离重压之下解放出来。这同群众中发生的情况完全一样。在解放中，各种距离被抛弃，所有的人都感到是平等的。在这种密集中，人与人之间鲜有空隙，身体挤压着身体，每一个人和别人的距离正如同本身一样近。那时获得的轻松感是空前的。为了这一幸福的时刻——因为这时任何一个人不比另一个人拥有更多，任何一个人不比另一个人更好——人们聚集成群众。
但是，人们如此渴望、如此感到幸福的这一解放的时刻，本身蕴含着它特有的危机，这一时刻由于一种幻觉而受到了损害。这个幻觉是：人们突然感到自己是平等的，但是人们并不是真正地变得平等，而且也不是永远地变得平等。他们回到以前互相分离的屋子里，他们躺在自己的床上睡觉。他们保持着他们的财产，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的名望；他们并没有抛弃他们的家庭成员，并未脱离自己的家庭。只有真正的改变才能使人们摆脱各种旧的关系并建立新的关系。有这样一类团体，这类团体按其本质只能接纳数量有限的成员，并且必须通过严格的规则保证其持久的存在。我把这类团体称为群众核心。这类团体的功能以后还要叙述。
但是，群众本身会瓦解。它感到它将会瓦解，它担心瓦解。如果解放的过程继续下去，它就只有在新的人员加入的情况下才能维持下去。唯有群众数量的增加才能阻止它的成员不知不觉地回到他们的私人重负之下。
第四节 破坏癖
人们常常谈论群众的破坏癖，人们在群众身上首先注意到的也是这一点，无可否认，群众的破坏癖到处都存在着，在极其不同的国度和文明中都存在着。固然，人们注意到了群众的破坏癖并对此持否定态度，但是人们并未对群众的破坏癖作出真正的说明。
群众最爱破坏房子和物品。被破坏的常常是易碎的东西，如窗玻璃、镜子、锅、图画、器皿，因此人们乐于相信，正是物品的这种易碎性刺激了群众去破坏。诚然，破坏时的噪音、器皿的破裂、窗玻璃的碎裂，平添了许多破坏的乐趣——这是新的创造物强有力的生命之声，如同新生儿的啼哭。破坏如此之容易被引起，这种情况增加了人们对破坏的喜好，一切东西都一起发出尖叫声，叮锵的响声就是各种物品的掌声。看来，在事件发生之初特别需要这类噪声，因为聚集起来的人还不是很多，并且很少有行动或者根本没有行动。噪声预示着人们所希望的群众势力的增强，噪声是即将来临的行动的幸运征兆。但是，如果以为易碎性是这里的决定性因素，那就错了。人们破坏坚硬的石雕，直至它残缺不全、面目全非才肯罢休。基督徒破坏了希腊神像的头颅和手臂。改革者和革命家推倒了圣徒们的雕像，有时是从很高的地方把它们推下来，这是有生命危险的；而人们力图破坏的石雕如此之坚硬，以至于他们的破坏目的难以完全如愿。
破坏那些具有某种代表意义的雕刻，就是破坏人们不再承认的等级制度。人们在破坏那些对所有人显而易见并且到处有效的普遍建立起来的距离。人们想，这些形象的坚硬度表示着它们的长久存在，它们很久以来、自古以来就已存在，高高矗立，不可动摇；接近它们是不可能没有敌意的。而现在，它们被推翻了，被打得粉碎。解放就以这种方式完成了。
不过，破坏并不总是进行到这种程度。开头提到的通常的破坏，无非是对一切界限的攻击。窗户和门是房子的一部分，它们是房子与外界接触的边界地方最脆弱的部位。如果门和窗户被打破，房子就失去了它的个性。这时，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进入房子，房子里的任何东西、任何人都不再受到保护。人们相信，住在这些房子里的人通常是一些力图把自己同群众隔绝的人，他们是群众的敌人。但现在呢，把他们分隔开来的东西已被摧毁，不再有什么东西把他们和群众分开。他们可以从房子里出来，加入群众；群众也可以请他们出来。
不仅如此，单个人自己觉得，他在群众中超越了自己人格的界限。他感到轻松，因为所有把他推回到自身并禁锢在自身中的距离都已清除。由于去掉距离的重负，他感到自由了，而他的自由就是对这些界限的超越。他想，他获得了自由，其他人也应该获得自由，他期待着他们获得自由。瓦罐所以激怒他，是因为瓦罐只是界限；房子激怒他的是紧闭的大门。典礼和仪式，保持距离的一切东西，都对他构成威胁，使他无法承受。他担心人们到处都会试图把群众分散开，使他们回到这些准备好的容器中去。群众仇恨他们未来的监狱，这些未来的监狱过去就一直是群众的监狱。对赤裸着的群众来说，这一切都是巴士底狱。
一切破坏手段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火。大老远就可以看到，它把其他人吸引过来。火造成的破坏是无可挽回的。在火烧过之后，没有任何东西还能保持原来的样子。纵火的群众认为自己是不可抗拒的。在火势蔓延开来时，所有人都会加入群众。一切敌意都被火消解掉了。人们还将看到，对群众来说，火是最有力的象征。在彻底破坏之后，大火会熄灭，群众将消散。
第五节 挣脱束缚
开放的群众是真正的群众，它听任自己天赋的增长冲动。开放的群众对于能达到何等的规模，并无明确的感觉或概念。群众不坚持它所熟悉并且本应由它填满其间的任何建筑物。它的规模没有确定，它要向无限增长，它为此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在这种赤裸的状态中群众最为引人注目。它确实有某种特殊的东西，而因为它总是在瓦解，所以不能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如果居民人口在各个地方的极大增长以及作为我们当代标志的城市的迅速增长不能越来越经常地为群众的形成提供机遇，那么群众在今后也许还会得不到它应有的认真对待。
过去的封闭的群众（关于它我们还要谈到）变成了极其亲密的公共团体。这些团体的成员所处的特殊状态，似乎具有某种自然的性质；人们总是为一定的目的聚集在一起，或者是为宗教的目的，或者是为节日的目的，或者是为战争的目的，而这种目的似乎使这些成员所处的状态神圣化了。参加布道的人肯定会相信，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布道，而如果有人对他说，在场的听众人数很多这一点带给他的满足多于布道本身，那么他会感到惊讶，也许还会感到愤怒。属于这类公共团体的所有仪式和规则，基本目的在于俘获群众：宁愿要充满信徒的安全的教堂，而不要不安全的整个世界。有规律地上教堂，熟练而精确地重复一定的礼仪，群众由此获得的东西类似于对自身的温馨的体验。在固定的时间以前完成这些仪式的过程代替了较为粗鄙和强烈的欲望。
如果人数大致保持不变，那么这类团体也许是足够的。但是，城市里的人口越来越多，在最近几百年间，人口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由此就产生了形成新的和更大的群众的一切诱因，什么也不能阻止群众在这种情况下形成，即使最有经验的和最高明的领导者也不能阻止群众的形成。
宗教史告诉我们，对传统仪式的一切反抗都是针对对群众的限制的，群众总是要再一次体验自己的增长。我们想起了新约里的“登山宝训”。“登山宝训”仪式是在户外进行的。成千上万的人可以聆听，而且毫无疑问，它是针对狭隘拘泥的官方庙堂的仪式的。我们还记得，保罗的基督教精神趋向是从犹太教对人民和种族的种种限制中破土而出并成为所有人的普遍信仰的。我们还记得，佛教是对当时印度的等级制度的一种蔑视。
各个世界性宗教的内部发展史上也发生过许多类似的事件。庙堂、种姓、教堂总是显得太狭窄了。十字军导致了大规模群众的形成，这些群众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致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教堂能容纳得下他们。稍后，各个城市都可以看到自笞派的苦行者，他们当时还只是在各城市之间漂泊。还在18世纪，卫斯理把他的宗教运动建立在开放式布道的基础上。他深知自己拥有大量听众的意义，有时他在自己的日记中统计，这一次大约有多少人听了他的布道。从封闭的布道场所挣脱出来，每一次都意味着群众想重温昔日突然、迅速而无限的增长的乐趣。
我把封闭群众向开放群众的突然转变称为挣脱束缚。这一过程是经常发生的，但不应仅从空间的角度去理解。情况往往是这样，就如群众从一个它受到严密保护的空间溢出，转到一个城市的广场、街道上，在那里，他们在完全开放的情况下吸纳一切，面对一切，自由自在。但是，比这种外在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与此相应的内在的事情：对于限制参与者人数的不满，突然要吸收新成员的想法，争取到所有人的坚定决心。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这些挣脱束缚的行动获得了一种形式，这种形式给我们的感受是现代的。也许因为群众如此全面地摆脱了传统宗教的内容，我们才能从那时以来可以比较容易地赤裸裸地观察群众，可以说是从生物学的角度看清楚群众，不受先前灌输给群众的那些先验的思想框框和目的所束缚。最近150年历史发展的顶峰是这类挣脱束缚事件的迅速增加；这类事件甚至包括了战争，战争变成了群众战争，群众不再满足于虔诚的约定和允诺，他们想亲自最充分地体验自己的动物性力量和激情，并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反复利用它可利用的社会动因和要求。
重要的是首先要指出这样一点，即群众从来不会感到自己已经达到饱和状态。只要还有一个人没有被纳入群众的范围，它就还有胃口。如果群众真正吸纳了所有的人，它是否还会有这种胃口？谁也不能肯定地说，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这样认为。群众争取继续存在下去的努力有点力不从心。为达到此目的唯一有希望的道路是形成对偶群众，然后两个群众互相较量。它们越是势均力敌，这两个互相较量的群众就越是能经久不衰。
第六节 迫害感
我们可以称被迫害感的东西是群众生活中最明显的特征之一。这是针对那些被看作敌人的人的一种特殊的敏感多变的愤怒。这些敌人想做什么事就可以做什么事，他们可以无情地行事或者充满好意地行事；他们可以是充满同情心或者冷酷无情；他们可以是严厉的或温和的。不论怎样做，他们都被说成似乎这是出于一种不可改变的坏心，出于对群众的恶意，一种企图公开或隐蔽地摧毁群众的预谋。
为了说明这种敌意感和迫害感，我们必须再一次从下述基本事实出发：群众一旦形成就想迅速增长。关于群众扩张自身的力量和决心，我们怎么想象都不会过分。只要群众感到它在增长——例如在革命状态下，开始时群众数量很少，但冲劲十足——它就把一切阻碍它增长的东西看作对它的限制。警察可以驱散群众，但是效果只能是暂时的，就像用手驱赶蚊群一样。但是，人们也可以满足那些导致群众形成的要求，从而从内部破坏群众。这样，不很坚决的人就会离开群众，而另一些原本打算加入群众的人也会中途退出。
对群众进行外在的攻击，只能使群众更加强大。那些被驱散的人会更强有力地聚合起来。相反，内部的攻击才是真正危险的。一次已经取得某些优势的罢工被明显地瓦解了。从内部的进攻要求利用个人的欲望。这种内部的进攻被群众看作是贿赂，“不道德”，因为它同群众的明确的、正直的基本思想是相抵触的。属于这个群众的每一个人在内心都有一个想吃、喝、爱和休息的小叛逆者。只要他附带地做这些事，不搞出许多麻烦，那么人们还是允许他这样做的。但是，一旦他出人头地，人们就会开始仇视他、畏惧他。这时人们已知道，他受到了敌人的诱惑。
群众总是像一座围城，而且是受双重包围的：城墙外面有敌人；地下室里也有敌人。在战斗期间，群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在所有的城门面前聚集了它的新朋友，他们猛然地敲门要求允许进入。在顺利的时候，他们可以如愿以偿；但是他们也翻墙进城。城市里聚集了越来越多的斗士；但他们每一个人也都带有看不见的小叛逆者，这个小叛逆者会迅速地潜入地下室。包围城池的意义在于试图截获移居者。城墙对于外面的敌人来说要比对里面的被围者更为重要。包围者总是在建筑城墙，增高城墙。他们力图贿赂移居者，如果他们不能阻挡住这些移居者，那么他们就设法让一起来的小叛逆者在他进城的同时就有了敌意。
群众的被迫害感无非就是这种双重威胁感。外面的城墙越缩越紧，里面的地下室越来越受到破坏。敌人在破坏城墙时的举动是公开的、可以看得见的，而地下室里敌人的破坏活动则是隐秘的、看不见的。
但是，用这些形象来说明只是道出了一部分真理。想进城的人潮不只是新的支持者、生力军、依靠力量，而且也是群众的养分。一个人数不增加的群众处在斋戒状态。有一种使群众始终保持这种斋戒状态的手段，在这一方面，各种宗教驾轻就熟。我将要说明，各种世界宗教是如何能够成功地保持它们的群众而又使群众没有得到迅猛发展的。
第七节 各种世界宗教中群众的驯化
已经得到承认的具有世界性要求的各种宗教，很快改变了它们争取信徒的重点。开始时它们是力图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它们心目中的群众是世界性的；关键是每一个灵魂，每一个灵魂都应属于它们。但是，它们不得不坚持的斗争逐渐地使他们隐隐感到，对手不可小视，因为对手已经有了公共机构。它们看到，自己要想站住脚跟是何等不易。对于它们来说，能使它们团结合作、持久存在的公共机构越来越重要了。它们的对手建立公共机构一事促使它们自己也尽力去建立这类机构。如果它们能取得成功，那么这类机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主要的事情。公共机构自身的分量（公共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具有自身的生命）逐渐地使最初争取信徒这件事不那么重要了。教堂的建筑要能够容纳现有的信徒。如果教堂确实需要扩大，人们就会很慎重地扩大教堂。现在出现了一种强烈的趋势，这就是把现有的信徒集中在若干互相分离的教堂内；正是因为互相分隔的教堂很多，出现了很大的瓦解倾向和人们始终必须防范的危险。
历史上的世界宗教可以说在骨子里都感到群众是恶意的。它们自己的具有约束性的传统告诉它们，它们是如何突然地、出乎意料地成长起来的。它们的群众皈依史对它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它们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在教会所担心并迫害的脱离宗教的运动中，同样的不可思议的事情降临到了它们的头上，它们亲身受到的伤害是痛苦的和令人难忘的。它们在早期的迅速增长和后来同样迅速减少这两者始终使它们对群众持有怀疑的态度。与此相反，它们希望的是驯服的人群。通常把信徒看作羊并赞扬他们的温柔顺从。它们完全放弃了群众要迅速增长的基本趋势。它们满足于信徒之间暂时的、虚幻的平等，但这种平等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它们满足于适当范围内一定的密度，满足于一种强有力的导向。它们乐于把目标定在很遥远的地方，定在彼岸，人们不可能立即进入这个彼岸，因为人们还活着；而人们要想进入这个彼岸，必须付出千辛万苦的努力并经受百般的屈辱。导向越来越成为最重要的事情。目标越远，目标就越有希望持久存在。那种表面上必不可少的增长原则，被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即重复取而代之了。
信徒们在一定的地方和时间集合起来，通过千篇一律的礼拜行为转入一种温驯的群众情绪，群众深受这种情绪的影响而不致成为危险的人物，并由此养成习惯。信徒们获得的团结感就是一剂药。教堂的长久存在就取决于这种药是否得当。
一旦人们在他们的教堂或庙堂中习惯于这种精确重复、严格限制的体验，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再缺少这种体验。他们对这种体验的需要就如同对食物或他们的生存所不可缺少的其他一切东西的需要。突然禁止他们崇拜偶像，由国家颁布禁止教令，不可能不造成后果。破坏他们精心保持的群众内部事务的平衡，必然会在稍后些时候导致开放群众的挣脱束缚。开放的群众此时具有人们所知道的一切基本属性。开放群众会迅速扩大，它会实现真正的平等，以代替虚拟的平等；它获得了新的密度，而且现在是更紧得多的密度。现在它放弃了那种遥远的、难以达到的目标（过去它所受到的教育使它确立了这种目标），而在这里，在这种具体生活的直接的环境中建立了目标。所有突然受到禁止的宗教，都会通过某种世界化来实行报复：在一次未预料到的巨大野性的爆发中，它们的信仰的性质完全改变了，而它们自身并不懂得这种变化的性质。它们认为这是旧的信仰，并一心一意地坚持它们最深刻的信仰。实际上，它们突然变成了完全不同的宗教，具有了它们正在形成的开放群众的独一无二的强烈感情，并且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持这种感情。
第八节 恐慌
正如人们常常看到的那样，如果戏院里发生恐慌，那么群众就会四散奔逃。观众越是被演出所吸引，表面上把观众集中在里面的戏院的形式越封闭，四散奔逃的场面就越激烈。
但是，单是演出也许不足以产生真正的群众。往往观众并没有感到自己被演出所吸引，他们聚在一起只是因为他们已经在那里。一出戏没有造成的后果，火灾立刻就能做到。对人和动物而言，火同样危险。不管观众的群众感情如何，一旦发现火情，这种群众感情就会立即被推向高潮。由于面临共同的、明确无误的危险，所有的人都同样感到了恐惧。这样，在观众中瞬间就形成了真正的群众。如果人们不是在戏院里，那么人们就可以一起逃跑，就像兽群遇到危险时可以集体逃跑一样，而且人们还可以通过同一方向的运动来增强逃跑的势头。这类强烈的群众恐惧是一切群居动物的大规模的集体体验，它们以飞快的奔跑集体自救。
相反，戏院的群众必须以最激烈的方式四散奔逃。剧院的门一次只能通过一个或两个人。逃逸的力量本身就会变成反推的力量。在各排座位之间的空隙都只能通过一个人，每一个人同另一个人是完全隔开的；每一个人或坐或立，都有自己的位置；每一个人离最近的门的距离都是不同的。一般的戏院都有意把观众固定在座位中，只让他们的手和嗓子有自由，尽量束缚他们双脚的活动。
因此，火灾突然向人们发出逃跑命令，但立即遇到了不可能共同逃跑的难题。火灾发生时的情景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通过门逃生，他看到了门，他看到自己在门里与所有的其他人完全隔离开来了，这个门是一个很快就会决定他一切的画框。于是，刚才还高高兴兴的群众不得不左冲右夺，四散奔逃。人们为了自己野蛮地互相推挤、互相厮打、互相践踏，这些最为激烈的个人只顾自己的行动清楚地说明群众发生了突变。
每一个人越是“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下述情况就越是清楚：他会同那些在各个方面阻碍自己的其他人进行斗争。那些人站在那里就像椅子、栏杆、关闭的门，不同的是他们攻击每一个人；他们随心所欲地推挤别人或者不如说自己被别人推挤；他们不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把他们看作像壮年男人一样，这属于群众的情绪问题。在群众中，一切人都是平等的。当人们不再感到自己是群众的时候，人们还是被群众包围着。恐慌是在群众中发生的群众性四散奔逃。个人脱离了群众，并想逃离群众，因为群众作为一个整体受到了威胁。但是，他的身体还在群众中，他必须对群众采取对抗行动。因为群众本身已面临毁灭的威胁，如果这时他听从群众安排，则必遭毁灭。这时他不能再充分强调自己的个别性，人们在挥拳推搡，他也挥拳推搡。越是饱人以老拳，挨到的揍越多，本身的感受就越深，他自己的人格界限就越清楚，哪怕这个界限对他来说是重新划定的。
我非常惊奇地发现，群众使得在群众中进行斗争的每一个人具有了火一样的性质。由于突然看到火光和听到“着火了”的喊声，群众产生了；群众像火焰一样戏弄着每一个想逃离它的人。想逃离的人推开的其他人对他来说是燃烧着的物体，他们的接触是有敌意的，对他身上的任何一个部位的碰撞都会使他感到恐惧。任何人身临其境，都将感染到大火的敌意。大火蔓延开来，逐渐地把他围困起来，最后完全包围了他，这种情况非常像群众的行为，群众从各个方面威胁着他。群众中的无数的运动，挥舞的手臂和拳头，乱踢的腿脚，就像到处突然冒出来的火苗一样。森林大火或草原大火，是怀有敌意的群众，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可以唤起对这种群众的强烈感觉。火作为群众的象征进入了他的心灵深处并且已经成为其中的一个不可改变的组成部分。但是，在恐慌中可以经常看到并且显得毫无意义的对人的严重蹂躏，不过是大火肆虐的结果。
只有把整个群众的最初的恐惧状态延续下去，群众四散奔逃这种恐慌现象才会扭转。在一个面临危险的教堂中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人们在共同的恐惧中向共同的上帝祈祷，因为上帝能够让奇迹来熄灭大火。
第九节 环状的群众
在竞技场里的群众是双重封闭的群众。由于这种特异性，研究这种双重群众并非没有价值。
竞技场完全与外界隔绝。通常从很远的地方都可看到它，它在城市中的位置，它所占领的空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即使人们没有想到它，人们也总是感觉到它在那里。从竞技场里发出的喧嚣之声传到很远的地方。如果竞技场是露天的，那么环绕它的城市就会知道正在竞技场里发生的某些实际情况。
但是，无论这些信息如何令人激动，涌入竞技场的人潮不可能是无限制的，竞技场里的座位数有限。竞技场里观众的密度是有意安排好的，位置安排得使人们不会感到太挤，竞技场里的人应该感到舒适。他们应该能够很好地看节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并且不应该让观众互相干扰。
竞技场在外部以无生命的高墙面对城市，而在内部建起了人墙。所有观众背对城市。他们脱离了整个城市，离开了它的城墙、它的街道。他们停留在竞技场的全部时间内丝毫不关心城市里发生了什么。他们把他们生活中的关系、规则和习惯留在了那里。他们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和许多人聚在一起，他们可以尽情喧嚣，但有一个十分关键的条件：群众必须在内心解放自己。
座位的安排是一层高于一层，这样所有的人都能看到竞技场里的演出。但是由此而造成的结果是群众互相相对而坐，每一个人面前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只要他在那里，所有的人也就在那里；凡使他激动的东西也会使他们激动，而且他看得到这种情况。他们的座位离他有一段距离，平时使他们互相区别开来并使他们成为个体的个性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们所有人都非常相像，他们的动作也相类似。他在他们身上看到的只是他现在的自己，他们可以看得见的激动情绪也增加了他的激动情绪。
这样展示自己的群众之间没有一点缝隙。它所形成的圆环是封闭的，没有任何东西会从这个环中逃逸。由层层叠叠一张张兴奋入迷的脸构成的环具有某种特别的同样性质的东西。这个环包容着下面正在发生的一切。所有人中没有一个人会放过这正在发生的事，没有人想离开。这个环上可能存在的每一个空隙都会使人想起这个环的松动，使人想起后来的四散离开。但是，并不存在这样的空隙：这个群众在外部和内部都是封闭的，因而是双重封闭。
第十节 群众的特性
在试图对群众进行分类之前，要简短概括一下群众的主要特性。要着重指出的是以下四个特性：
1.群众要永远增长。群众的增长从本质上来说是没有界限的。在人为地设置这类界限的地方，在保持封闭群众的一切规章制度中，群众的突变总是可能的，而且有时能取得成功。能永远阻止群众增长并且是绝对有把握的机构是不存在的。
2.在群众内部平等占统治地位。这是绝对的、毫无疑义的，群众自己永远不会对它提出问题。它具有如此根本性的重要意义，以至于甚至可以把群众的这种状态称为绝对平等的状态。头就是头，手臂就是手臂，它们之间的区别并不重要，由于这种平等人们才成为群众。任何有可能偏离这种平等的东西，将会被漠视。对正义的一切要求，一切平等理论，其动力最终来自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从群众的角度来认识的这种平等体验。
3.群众喜好紧密地聚在一起。群众从来不会感到聚集得太紧密。不应该有任何东西插入他们之间，不应该有任何东西加入他们的队伍，应该尽可能地一切都是群众自己。群众在解放的时刻具有最大的紧密感。也许将来有一天可以更确切地规定和计量这种密度。
4.群众需要导向。群众处在运动中并且向着某个目标运动。所有成员的共同导向会增加平等感。处在每一个人之外又为所有人共有的目标淹没了那些可能导致群众毁灭的各种私人目标。为了群众的继续存在，导向不可缺少。群众一直担心会瓦解，这使得有可能把它导向任何目标。只要群众还有没有达到的目标，群众就继续存在着。但是，在群众中还存在着导致更有意义的新生成物的若明若暗的运动趋向。预测这些新生成物的性质往往是不可能的。
上面指出的四种特性中，每一种特性的程度可能大也可能小。根据人们注意到的是这一种特性还是另一种特性，人们可以得出对群众的不同分类。
前面谈到过开放群众和封闭群众，我们也已经说明，这种分类同群众的增长有关。只要群众的增长不受阻碍，群众就是开放的；一旦人们限制群众的增长，群众就是封闭的。
我们还可以听到另一种分类，那就是韵律的群众和停滞的群众。与这一种划分有关的是后两种主要特性，即平等和紧密度，而且是同时具有这两种主要特性。
停滞的群众是为了解放而生。但是它感到对这种解放的确有把握，并延缓这种解放。它希望一个相对长的紧密时期，以便为解放的时刻做好准备。我想说的是，停滞的群众以其紧密度作热身准备，并尽可能长地推迟解放。在停滞的群众那里，群众的过程不是以平等开始，而是以紧密性为开端，平等遂成为群众最终追求的主要目标。于是，每一次共同的呼喊，每一次共同的姿势都有效地表达了这种平等。
与此完全相反，在韵律的群众中，密度和平等从一开始就同时存在。一切都取决于运动。要达到的全部躯体魅力都是预先规定的，并且是在舞蹈中逐步传递出来的。密度是通过避开和重新接近这些动作有意编排的，而平等则是自己展示出来的。通过密度和平等的展示巧妙地引发了群众的感情。这些韵律的生成物迅速出现，只有生理上的精力消耗殆尽才会使其不再发展。
下一组概念是缓性的群众和激进的群众。这一组概念只与群众的目标类型有关。日常人们所谈到的引人注目的群众（他们是我们现代生活的主要部分），我们现在每天都可以看到的政治性群众、体育场上的群众、战场上的群众，都是激进的群众。与他们大不相同的是彼岸的宗教群众或朝圣者群众；他们的目标在遥远的地方，道路是漫长的，群众的真正形成被推到了遥远的地方或天国。关于这些缓性的群众，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只是旁支末节，因为他们追求的最终境界是看不到的，对于不信教的人来说是不能达到的。缓性的群众缓慢地聚集在一起，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在遥远地方的长存者。
我们在此只是提及一下所有这些形式的本质，关于这些形式还要作更详细的考察。
第十一节 韵律
韵律最初就是脚步的节拍。每一个人都要走路，而由于他用两条腿走路，用两只脚轮番地踏在地上，由于他只有反复这样做，他才会继续走下去，因此，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出现了有韵律的声音。两只脚走路时从来不会用完全相同的力量。两只脚所用力的差别可大可小，这要取决于个人的体质或情绪。但是，人们也可以走得更快些或更慢些，人们也可以跑、突然停止或跳跃。
人总是在谛听着别人的脚步声，他确实是更多地注意别人而不是自己。动物也有其很熟悉的脚步声。许多动物的脚步声比人的脚步声更有韵律，更清晰可辨。有蹄类动物成群奔驰，就像一队鼓手。人对他四周的动物有所认识，这些动物威胁到他的生存，也是他的狩猎对象，人对这些动物的认识是人的最古老的知识。他在动物运动的韵律中认识了动物。他读懂的最早的著作是足迹著作：那是一种始终存在着的韵律的符号；它印在松软的泥土上，而当人阅读它时则把它同它形成时的声音联系起来。
这些足迹中有许多是大量密集地一起出现在地面上的。人类开始时结成很小的群体生活，他们在冷静地观察这些足迹时甚至明白了他们自己的数量之少与兽群的庞大不成比例。他们总是感到饥饿，他们总是在等候猎物；猎获物越多，对他们越有好处。而他们也希望自己这方面数量多起来，人要增多自身的感觉始终很强烈。对此绝不能仅仅理解为繁衍冲动这种有欠缺的表述。现在人们在这个完全确定的地方、在这个时刻想要增多人数。他们狩猎时兽群的庞大数量和他们想增大自己的数量，在他们的感觉中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混合在一起了。他们在特定的共同亢奋状态中表示出来了，我把这种状态称为韵律的群众或悸动的群众。
要达到这种状态的手段首先是他们足下的韵律。在有许多人走的地方，其他人也会走。急速反复的密集的脚步声，给人一种似乎有更多人的印象。人们并没有移动，而是在原地不停地跳舞。他们的脚步声并没有消失，而是重复着，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始终是那么响和密集。他们以强度来弥补人数的短缺。如果他们更用力地顿足，那么听起来他们似乎人数更多些。他们对他们附近的所有人产生了吸引力，只要他们不停地跳舞，这种吸引力就不会减弱。听到他们声音的人都会加入他们的行列，在他们那里聚集起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新人加入他们的行列，这本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但是，很快就没有更多的人了，他们必须从自身出发、从自己有限的人数出发，造成一种他们人数在增多的印象。他们越来越亢奋以致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但是，他们在人数上没有增长，用何种方法来弥补呢？首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每个人都做同样的动作。每个人都顿足，而且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顿足。每个人都摇摆手臂，晃动脑袋。参与者的等同化成了他们肢体的等同。人身上能活动的每一部分获得了自己的生命，每一条腿、每一只手臂都独自有了自己的生命。所有的各个肢体都动员起来以弥补人数的不足。所有的肢体都紧紧挨着，常常重叠起来。除了等同性之外现在又有了密度，密度和平等成了同一回事。最后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有50个脑袋、100条腿和100只手臂的生物体，它的所有的脑袋、腿和手臂的动作完全相同，目的相同。在人们极度兴奋之时确实感到了自己是合为一体了，只有筋疲力尽之时才会罢休。
所有悸动的群众由于受韵律的支配，都有类似之处。上一世纪初叶有一篇报告，生动地记述了类似的一次舞蹈。这就是新西兰毛利人的哈卡舞，这种舞蹈最初是一种战争舞。
毛利人站成四列横排。这种叫哈卡的舞蹈会使第一次看到它的人感到惊恐不安：所有参加跳舞的人，男人和妇女，自由人和奴隶都混在一起，完全不顾及他们在共同体中处于何种等级；男人们全裸着，身上只挂一条子弹袋；所有的人或持步枪，或持绑有刺刀的长矛和木棒；年轻妇女、甚至族长的妻子们也光着上身跳舞。
歌舞相伴，节拍丝丝入扣。舞者的轻巧灵活令人吃惊。突然，他们笔直地从地上跃起，所有的人完全同时完成这一动作，就像所有的舞者都受一个人的意志支配一样。他们同时挥动武器，扭曲脸形，男男女女都披散着长发，就像一支蛇发女妖的战斗部族。在落地时他们同时用双脚重重触地，发出很大响声。他们经常地并且越来越迅速地重复着这种跃起的动作。
变形的脸各式各样，极尽了人脸肌肉之所能，每出现一个新的鬼脸，所有参加者都会准确地做出来。如果有一个人僵硬地扭曲脸孔，就像是拧螺丝一样，所有其他人都会立即跟着他一样做。他们来回转动眼珠，有时只能看到眼白，就像眼珠马上就要从眼眶中掉出来一样，他们把嘴巴咧到耳际。他们所有的人都同时吐出长长的舌头，一个欧洲人永远不可能做到像他们那样。他们是从小经过长期的训练才能做到这一点的。他们的脸构成了一幅令人恐怖的景象，我把视线从他们的脸上移开，才感到轻松了许多。
他们身上的每一部位都各自活动着，手指、脚趾、眼睛、舌头都和手脚一样灵活自如。他们用伸开手指的手掌忽而重重地击打自己的左胸，忽而重重地击打自己的大腿。他们唱歌的声音震耳欲聋，跳舞的人不下350人。可以想象，这种舞蹈在战时会产生什么效果，它会迅速地使人勇气倍增，使战斗双方之间的敌意空前高涨。[1]
转动眼珠和伸出长舌意味着蔑视和挑战。虽然战争通常是男人的事，尤其是自由的男人的事，但所有的人都由于哈卡舞而兴奋激动起来。此时此地，群众已不分性别、年龄和等级；所有的人都作为平等的人在跳舞。但是，这种舞蹈与具有类似目的的其他战争舞比起来，它的不同之处在于特别把平等分成许许多多细小部分的平等。就像是每一个躯体都分成它的各个部分，不仅分成腿和手臂，因为这是通常的情况，而且还分成脚趾、手指、舌头和眼睛，现在他们长舌齐吐，同时做着相同的动作，分毫不差。时而所有的脚趾，时而所有的眼睛，在同一动作中变得平等。人的每一个最细小的部位都感受到了这种平等，而且这种平等总是在激烈的动作中表现出来。350个人同时跃起，同时伸出舌头，同时转动眼珠，这种景象必然给人们造成一个印象，即他们是不可战胜的一个整体。密集不只是人们的密集，而且也是他们互相分开的各个肢体部分的密集。可以想象，即使这些互相分开的各个肢体部分不属于人，它们也会为自己而聚集并战斗。哈卡舞的韵律显示出了各个肢体部分的平等一致。它们一起达到高潮时是所向无敌的。
所有这一切的前提使人们看到：敌人在虎视眈眈。共同受到威胁的强度是哈卡舞的基本要素。这种舞一经形成后，也发展出了多种形式。这种舞要从小练习，它有许多不同的形式并且在所有可能的场合都可以演出。他们以哈卡舞迎送过许多旅行者，前面提到的那篇报道就是由于有那样一次机会而写成的。当两个友好的人群相遇时，双方都会以哈卡舞欢迎对方，他们跳得十分认真，以致天真无邪的观众担心时刻会爆发一场厮杀。在大族长的葬礼仪式上，在经过了按毛利人的习俗进行的表达最强烈悲痛的仪式和自残仪式之后，在庆典的丰盛餐宴之后，所有人突然跳起来，操起他们的步枪，列成哈卡舞的队形。
在所有人都可以参加的这种舞蹈中，部落感到自己就是群众。当他们只要感到有需要成为群众并在其他人面前表现为群众时，他们就跳起这种舞。哈卡舞在其达到的完美的韵律中足以达到这个目的。由于哈卡舞，他们的内部统一从来不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第十二节 停滞
停滞的群众紧密地挤在一起，它完全不可能真正自由地运动。它的状态有某种消极的东西，停滞的群众在等待。它在等待出现在它面前的领导者，或者在等待命令，或者在旁观一场战斗。紧密性在这里是最为重要的：从四周感受到的压力，对与此有关的人来说，也是组织（他们是这个组织的一部分）的力量的尺度。涌来的人越多，这种压力就越大。脚没有活动余地，手臂不得动弹，只有头是自由的，可以看，可以听；头可以互相直接传递激动的情绪。周围的人同时用身体加入其中。他们知道，那里有许多人，但那里的人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致他们感到那里的人是一个整体。这种紧密性可以维持一段时间，它的影响在一段时间内是不变的：这种紧密性还未成形，还没有熟悉的和熟练的韵律。很长一段时间内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是行动的欲望越积越多，越来越强烈，最后终于更为激烈地爆发了。
如果我们完全想起这种紧密感对停滞群众的意义，那么我们对停滞群众的耐心也许就不会感到太惊讶了。它越是紧密，它越是会吸引更多的新人；它用它的紧密性作为规模的尺度，但紧密性也是进一步增长的真正刺激力。最紧密的群众增长得最迅速。解放之前的停滞是这种紧密性的展示。它停滞得越久，它感受到它的紧密性并显示这种紧密性的时间就越长。
从构成群众的单个人的角度来看，停滞的时间是感到惊异的时间。他们放下了过去用以武装自己互相进行攻击的一切武器，他们互相触碰，但并不感到受约束；触碰不再是触碰，他们不再互相畏惧。在他们突破之前，不管他们朝哪一个方向，他们都想知道他们是否在一起，这是一种他们需要不受干扰的共同增长。停滞的群众对它的整体还没有十分的把握，因此它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停滞状态。
但是这种耐心是有限度的。解放最终是不可避免的，没有解放，就谈不上群众的真正存在。过去在公开刑场上，当刽子手把盗匪头子推出示众时，通常可以听到的叫喊声，或者说，人们今天在体育比赛场合可以听到的叫喊声，是群众的声音。这种叫喊的自发性具有巨大的意义。经过排练的、在固定的时间内有规则重复的喊声还不能说明群众已经获得了它的真正的生命。也许人们会说这种喊声能导致这一结果，但这只是外在的，就像军队经过训练的动作一样；相反，自发的群众并未事先规定的叫喊却是确实可靠的，它的作用是巨大的。它会表达各种各样的感情，重要的并不在于何种感情；而在于感情的力度和多样性；在于它的结果是导致自由。这些感情会赋予群众心灵的空间。
当然，这些情绪可能如此激烈和集中，以致立即使群众分崩离析了，公开行刑就有这种效果；一个牺牲者只能被砍一次头。如果人们一直认为这个人是无辜的，那么直到最后时刻人们还会怀疑他是否罪有应得。由此产生的怀疑会使群众自然的停滞状态增强。群众看到脑袋被砍下来时，情绪更为激烈。接着听到的叫喊声令人毛骨悚然，但这是这个完全特定的群众最后的叫喊。可以这样说，群众在这种场合为在停滞中的过多期待并从这种期待中获得的最大享受而付出的代价是它自身的立即死亡。
我们的现代体育场所更为实用：观众可以坐着，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耐心；他们可以自由地跺着双脚，但只能待在原位上；他们还可以自由地鼓掌，为这种场面预留了一定的时间。通常人们会期望不要太快结束，至少在这段时间里，他们肯定会在一起。然而在这段时间内什么都可能发生。人们不可能预料什么时候会出现射门的局面，除了这些人们所渴望的主要事件外，还有其他一些事件会导致群众高声叫喊。在各种不同场合经常可以听到这种叫喊。群众最后解散了，走开了，但是由于时间是预先规定的，所以也不至于太难过。这一次失败了，以后还有机会扳回，并且这个结果也不是永远不会变。群众在这里确实可以显示一下自己了，先是在入口处互相拥挤，继而在座位上坐着，一有机会便可发出各种叫喊；即使曲终人散，群众还可以抱有希望，将来还会出现类似的场面。
更为消极得多的停滞群众是在剧院中形成的。理想的场合是剧院满座。所希望的观众人数一开始就定好了。他们是自己聚集在一起的，除了在售票处前面有一番小小的拥挤以外，观众是分别进入剧场的。他们被带到他们的座位上。一切都是规定好的：上演的剧目、演员、开始演出时间、坐在座位上的观众本身。晚来的人会感觉到其他观众轻微的敌意，像一群被安排好的兽类，人们坐在那里，安静且极有耐心。但是每一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他的存在是与别人分开的，他付了钱并注意到邻座坐的是谁。节目开始前，他默默地审视着一排排的脑袋：这些脑袋使他产生了一种适宜的而不是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紧密感。观众的平等实际上仅仅在于他们从演出者的角度来看会对同一个东西表示满意。但是他们对此作出的自发反应是很有限的，甚至掌声也有预先规定的时间，通常人们只是在被认为应该鼓掌的时候才鼓掌。仅仅从掌声的大小就可以看出，人们在何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群众；掌声是人们是否已经变成群众的唯一尺度，演员本身对掌声也是如此评价的。
剧场里的停滞已经成为一种礼仪，以至于人们从外部感觉到它，感觉到从外部来的一种轻微的压力，这种压力无论如何不会使他们感觉到他们内在地同属一个整体。但是不应忘记，他们坐在那里怀有的共同期待有多大，而且这种期待在整个演出期间一直都存在着。散场之前离开剧院的人极其少见，甚至在观众对节目感到失望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坚持到底；而这意味着，他们在整个演出期间一直在一起。
听众屏息静听，而乐器的演奏声震耳欲聋，这二者的对比在音乐会上尤为鲜明。在这里至关重要的是完完全全的不受干扰。任何动作都不受欢迎，发出任何响声都会遭人唾弃。当音乐美妙动人之时，不允许听众有任何举动来表示他们受到了悠扬旋律的影响。由变化无穷的音乐所渲染的情绪，是最为多姿多彩的，是最强有力的。大部分听众没有感觉到这种情绪和听众没有同时感觉到这种情绪，是例外情况。但是禁止对此作出任何外在的反应。人们安静地坐在那里，好像他们什么也没有听见。显然，要在这里保持停滞状态，必须有长时间的人为教育。我们对于教育的这种结果已经习以为常了。如果不抱偏见地说，那么，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很少有像音乐会听众那样令人吃惊的现象了。自然地被音乐打动的人则完全不同。那些根本没有听过音乐的人在第一次听音乐时会表现出无拘无束的奔放热情。当法国船员为土著塔斯马尼亚人演奏马赛曲时，这些土著人以奇怪的方式扭动身躯，做出绝妙透顶的姿势，表达他们的满足心情，土著人的表演使水手们捧腹大笑。一个兴高采烈的土著年轻人揪住自己的头发，双手在自己的头上乱抓，不断地大喊大叫。
在我们的音乐会上不能表现出任何一点点躯体方面的解放。掌声是对演员表示的谢意，掌声是零乱的、瞬间的，而不是组织得很好的、长时间的掌声。如果完全没有掌声，人们像坐在那里时一样静悄悄地散场，这是因为人们完全沉浸在虔诚的宗教氛围里了。
音乐会上宁静的气氛最初就是来源于这种宗教氛围。一起站在神像前，这在一些宗教中是普遍的仪式。这种宗教氛围的特点是同样的停滞状态，从世俗群众那里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一点，而且这种宗教氛围也能导致突然的、强烈的解放。
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例子，或许是著名的“在阿拉法特的站立”，这是到麦加朝圣的最高潮。在离麦加数小时路程的阿拉法特平原上，60万至70万朝圣者在宗教典礼规定的日子里聚集在一起。他们在圣慈山周围形成一个大圆圈，圣慈山是这个平原中心的一个光秃秃的小山丘。约午后两点钟，烈日当空，朝圣者各就各位，站在那里直到太阳下山。朝圣者不戴帽子，一律身穿白色法袍，他们满怀激情地倾听着站在小山顶上的布道者向他们作布道演说。布道者的布道就是不断地赞扬神，朝圣者的回应是重复千百次的套语：“我们敬候遵旨，神啊，我们敬候遵旨！”有些人激动得哭泣，有些人捶打着胸膛，有些人在难耐的高热中昏厥过去；但重要的是，他们在这炽热的长长的几小时内，在神圣的平原上坚持了下来。只有太阳落山才是他们可以解散的信号。[2]
宗教习俗上众所周知的、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其他事件，我们将在后面的一个地方加以研究和说明。在这里我们感兴趣的只是这种数小时之久的停滞。成千上万的人在不断高涨的激动情绪中坚持站在阿拉法特平原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不可以在安拉面前放弃自己的立脚地。他们一起就位，一起接受解散的信号。布道演说激发起他们火一样的热情，他们通过对布道演说的回应使自己激发起了火一样的热情，他们使用的套语中包含“敬候”的字眼，并且一再重复。以令人无法察觉的速度缓慢移动的太阳把一切都浸在同样的辉煌里，浸在同样的炽热中，我们可以把太阳称为停滞的体现。
在宗教群众中，僵硬和沉寂分成各种等级，但是宗教群众所能达到的被动性的最高程度，是从外面强加给群众的。在厮杀中，两方群众互相打起来，每一方都想比另一方强；他们通过厮杀的喊声向自己和敌人表明，他们确实是强者。厮杀的目的是使另一方沉默。如果所有敌人被打倒了，那他们汇聚在一起的呐喊，使人们确实感到害怕的一种威胁，就永远无声无息了。最沉寂的群众是由敌方的死者构成的。它越是危险，人们就越是想去看看这一堆安静地堆在一起的人。这是一种奇特的欲望，即想体验一下这一堆死人是如何无抵抗能力的。因为他们先前作为一群人向另一群人进攻过，作为一群人向另一群人咆哮过。人们先前绝没有把这种沉寂的死者群众看作是无生命的。人们认为，他们会在另一个地方以自己的方式继续生存着，他们会重新聚在一起，基本上过着一种与人们在他们身上所了解到的生活相类似的生活。躺在那里的敌人尸体，对观察者来说是停滞群众的最极端的例子。
但是，这个概念还要经过发展。代替被杀死的敌人的可能是所有的死者。他们躺在共同的地下并等待着复活。每一个死去并被埋葬的人都会增加他们的数量，所有作古的人都属于此，他们的人数无法计数。介于他们之间的泥土是他们的紧密性，因此，即使人们都单独躺着，但是他们仍然感到他们是紧挨着的。他们将永远躺着，直到最后的审判来临；他们的生命停滞着，直到复活的时刻，这一时刻就是他们聚集于神面前的时刻，神将审判他们。作为群众他们躺在那里，作为群众他们又得到复活。对于停滞群众的真实性和意义而言，最出色的证据莫过于复活和最后的审判这两个理念的演绎了。
第十三节 目标的缓性或遥遥无期
目标的遥遥无期属于缓性的群众。人们抱着坚定不移的决心向不变的目标前进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相聚在一起。路途遥远，不可知的障碍和危险从四面八方威胁着他们。在他们达到目标之前不可能有解放。
缓性的群众具有队列的形式。它从一开始就由所有属于它的人组成，就像以色列子民迁出埃及时的情况一样。以色列子民的目标是应许之地，只要他们相信这个目标，他们就是一个群众，他们迁徙的历史就是这种信念的历史。往往会遇到如此大的困难，以至于他们开始怀疑。他们忍受饥渴，而一旦他们开始抱怨，他们就受到瓦解的威胁。领导他们的人一再努力恢复他们的信念，他一再取得了成功；而如果他没有取得成功，那就是使他们感到威胁的敌人取得了成功。四十余年的迁徙史上有许多激进群众的形成实例。关于激进群众，以后有机会时还要谈及。但是，他们都属于独一无二的缓性群众这一较为广泛的概念，缓性的群众向他们的目标前进，朝着许诺给他们的土地前进。他们中间的成年人逐渐年老并死亡，小孩子出生了并长大成人，但是，即使所有的个人已不是原来的个人，整个队列却还是原来的队列。没有新的人群加入他们的队列。谁是他们的成员并有权要求应许之地，这是从一开始就已决定的。因为这个群众不会急速增长，所以在它的整个迁徙期间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它是怎样做到不发生瓦解的？
缓性群众的第二种形式用呈网状分布的河流系统来比喻更为合适：它由小溪流开始，小溪流逐渐汇合成大溪流；四面八方的溪流汇成一条大河；整条大河，只要前面还有土地，就会向前延伸，它的目的地是大海。一年一度的麦加朝圣之旅也许是这类缓性群众最明显的例子。朝圣者旅行团从伊斯兰世界最遥远的地方启程，他们都朝着麦加的方向前进。有些旅行团也许是小的，有些旅行团则由于得到皇亲贵族的资助而气派很大，从一开始就是他们国家的骄傲。但是，所有的旅行团在旅途中都会遇上另一些奔赴同一目的地的旅行团，因此这些旅行团越来越大，在接近目的地时成为滔滔巨流。麦加则是这些巨流要汇入的海洋。
这类朝圣者的情况是：与这种旅行本身的意义毫无关系的日常生活经验，有很大的发挥余地。他们在生活中往往每天都做相同的一些事，努力克服许多危险，他们大多数人都很穷并要为吃喝操心。这些人在不断变动的陌生地方生活，所遭受的危险要比在家时多得多。这些危险与他们这次旅行所要做的事完全无关。这些朝圣者同其他各地的人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各自分开过日子的个人。但是，就他们坚持他们的目标而言，他们始终是缓性群众的成员，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是这种情况。这个缓性群众——不管朝圣者与这个缓性群众的关系如何——在达到其目标之前会一直存在。
我们看到的第三种缓性群众形式是所有与看不见的、此生无法达到的目标有关的人。幸福的亡灵在彼岸等待着所有那些在彼岸应有一席之地的人，彼岸是一个明确的目的，只属于信徒。他们清楚地看到这个目标，他们肯定不会满足于代替这个目标的空洞的象征。生命就像通向那里的朝圣者之路一样，在他们和彼岸之间是死亡。这条道路难以捉摸，不能一览无余。许多人误入歧途而迷失了。对彼岸的希望始终使信徒的生命具有一种特殊的色彩，以至于我们有权利说，这是一个缓性的群众，所有的信仰追随者都属于这个缓性的群众。因为他们互相不认识，分散在许多城市和国家生活，所以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这种群众的匿名性。
那么，缓性群众的内部如何呢？它与激进群众有何主要区别呢？
解放与缓性群众无缘。我们可以说，这是它的最重要的特征，因此也可以用没有解放的群众来代替缓性的群众。但是还是用缓性群众这一称呼好些，因为情况还没有到他们完全放弃解放的地步。解放始终包含在最终状况概念中，解放被推迟到很远的远方，目标所在之地也是解放所在之地。今世总是可以清楚地看到解放，而确实的解放则在尽头。
在缓性群众中，人们的目标是放缓并延长解放的过程，使之成为遥远的目标。一些大的宗教延缓解放过程的手腕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它们要做的事是保持住它们已经获得的信徒。为了保持住信徒和获得新的信徒，他们必须时时集会。如果在这些集会上达到激烈的解放，那么这些集会必须重复举行，并且尽可能地在激烈的程度上超过上一次；如果想保住信徒们的团结统一，那么至少必须定期重复这类解放。在韵律群众举行的这类礼拜仪式期间发生的事，无法远距离控制。世界宗教的中心问题是控制其分布在广泛地区的信徒，这种控制只有有意识地放慢群众过程才有可能。遥远的目标必须占有重要地位，而近期的目标则必须越来越丧失其重要意义，并在最后变得毫无价值。尘世的解放从来不会持久，而被置诸彼岸的东西却得以永恒。
目标和解放就这样合而为一了，而目标不易受到伤害。因为此岸的应许之地可能被敌人占领并被蹂躏，得到许诺的民族可能从应许之地被赶出来。麦加曾一度被卡马锡人征服并被掠夺一空，圣石卡巴也被拿走了。许多年之内未有去那里的朝圣者之旅得以成行。
但是，彼岸及其幸福的亡灵不会受到任何这一类的破坏。那里只靠信仰为生，只有这一点是唯一脆弱的地方。当前，基督教的缓性群众开始瓦解，因为对这种彼岸的信仰开始瓦解了。
第十四节 无形的群众
在整个地球上，只要是有人的地方，都会有无形的亡者这个概念，可以把它称之为人类最古老的概念。任何人群，任何部落，任何民族，都莫不对于其亡者具有丰富的想象。人被亡者所支配，亡者对于人具有巨大的意义，亡者对生者的影响乃是生者的生活本身的基本部分。
人们认为亡者是聚在一起的，就像活人一样；而且一般认为亡者的数量很多。“古老的贝专纳【1】以及其他的南非的土著们相信，所有的空间都充满着他们祖先的灵魂。泥土、空气和天空都充满了灵魂，它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降祸于生者。”[3]“刚果的波洛其族相信他们的四周都是灵魂，灵魂无时无地不在迷惑他们，日日夜夜都在试图加害于他们。大河和小溪都充满了他们先人们的灵魂，树林和灌木丛也是如此。这些灵魂会对那些走陆路或水路摸黑赶夜路的人造成威胁。任何人都没有勇气穿过把村落互相隔开的树林，即使有望得到高额报酬，也无人为之心动。对于这类建议，回答千篇一律：‘树林里有太多的灵魂。’”[4]人们通常认为亡者都住在一起，住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在地下，在一个岛上或者在天堂。加蓬的匹克米族的一首歌中有如下的歌词：
洞门关闭，
亡灵成群结队，
熙熙攘攘，
奔向那里，
就像成群的苍蝇，
在暮色中飞舞。
日已西沉，暮色渐浓，
群蝇乱飞。
群蝇乱飞，
犹如枯叶在狂风中回荡。[5]
不仅亡者数量越来越多，而且对他们的紧密感也越来越强，他们一起活动并追求共同的事业。一般人看不到他们，可是有特别禀赋的人，即巫师，他们善于以咒语召唤亡魂，制服亡魂，并使之成为自己的仆人。在西伯利亚的楚科齐人那里，“一个好巫师能获得许多亡魂的襄助，当他召唤他们全体时，他们都来了，数量很多，以致像一道墙一样把进行驱魔仪式的小帐篷围得水泄不通。”[6]
巫师对别人说他看到的东西，在雪地的小屋中，巫师用由于激动而颤抖的声音喊道：
天空充满了赤裸裸的幽灵，他们，赤裸的男人和赤裸的女人，他们在空气中熙来攘往，激起狂风暴雪。
你们可听到了他们的聒噪声？他们发出的喧闹声犹如巨鸟飞过高空。那是赤裸的人们在颤栗，那是赤裸的人们在逃亡。大气的幽灵呼出狂风，激起暴风雪，席卷大地。[7]
赤裸的幽灵在逃亡中的这种神奇景象，是爱斯基摩人的说法。
有些民族把他们的亡者或一定数量的亡者想象成战斗的团体。苏格兰高地的凯尔特人用一个特别的说法来称呼这种亡者的团体，他们称之为尸群（sluagh）。这个词在英语中就是“幽灵群”。幽灵群在密云中上下穿梭，就如白头翁在地表上浮沉一样。他们总是回到尘世的罪孽之所。他们用百发百中的有毒的箭，杀死人间的猫、狗、羊和牛。他们在空中厮杀，就如人们在地上厮杀一样。在严寒的夜里，我们可以听到和看到他们，看到他们的军队是如何互相进攻而又各自后撤，后撤之后又一次互相进攻。一次战斗之后，他们的血染红了岩石。呼唤（gairm）这个词意味着喊叫，呼喊，而尸群呼唤（sluagh-gairm）意指亡者在战斗时发出的喊声。以后这个词演变成“口号”（slogan），我们现代群众战斗号召的这一称呼，来源于苏格兰高地的死者军团。[8]
两个相距甚远的北方民族，欧洲的拉普人和阿拉斯加的特林基特印第安人，他们都有同样的想法，即把北极光看作战斗。“科塔地方的拉普人相信在北极光中看到了阵亡者作为幽灵仍然在空中战斗。俄国地方的拉普人在北极光中看到的是被杀死者的幽灵。他们住在一间屋子里，他们有时聚集在一起，互相刺杀以致死亡，满地都是鲜血。北极光显示出，被杀害者的灵魂开始了他们的战斗。在阿拉斯加的特林基特人那里，所有病死而不是战死的人只能进入地府。只有在战争中阵亡的勇敢的战士才能进入天堂。天堂有时会敞开大门接纳新的灵魂。他们在巫师面前总是全副武装的战士。这些阵亡者的灵魂往往呈现为北极光，特别呈现为北极光焰，人们可以看到的如飞矢般的光焰或成束的光焰，它们来回运动，有时紧挨着闪过，有时在同一地方时而如矢时而如束，非常像特林基特人的战斗情况。他们相信，一道耀眼的北极光宣示着大规模的流血战斗，因为战死的战士希望有个伴。”[9]
日耳曼人相信无数的战士聚集在瓦哈拉【2】。有史以来所有阵亡的人都到瓦哈拉来，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因为战争绵延不断。他们狂欢宴乐，酒食花样翻新，源源不断。每天早上，他们拿起武器出去打斗。他们互相杀死自娱，但他们又重新站起来，他们并没有真正死亡。他们通过640座门重新回到了瓦哈拉，每800人一队。
但是，在人们的想象里并不只是死者的灵魂有如此之多，并且一般的生者是看不到的。在古犹太民族的经文中有这样的记述：“人们应该知道并记住，在天和地之间的空间里并不是空无一物，而是到处都充满着生灵，其中一部分生灵是纯洁的，非常善良、温和，但是有一部分是不纯洁的生灵，他们是一些损害别人的生灵，使别人痛苦的生灵。他们在空中来回飞翔：有些生灵想要和平，有些生灵寻求战争；有些为善，有些为恶；有些带来生命，有些导致死亡。”在古波斯人的宗教里，恶神组成了一个特别的军团，它有自己的最高统帅。这些恶神数不尽，对此古波斯人的“圣经”《曾特：波斯古经》中描述：“那些恶神成千上万，万亿兆京，无可计数。”[10]
中世纪的基督徒曾经认真地思索过恶神的数量问题。凯撒瑞斯著《奇迹对话录》[11]中有这样的记载：恶神在教堂唱诗班里占了大多数，以至于他们干扰了僧侣的咏唱仪式。这些僧侣开始了第三首圣歌（Psalm）：“主啊，我的敌人怎么如此之多。”恶神从唱诗班的这一边飞到另一边，混合在僧侣中间。僧侣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唱什么，在一片混乱中，每一边都试图以更大的声音压过另一边。在一个地方就有这么多恶神聚集在一起，干扰礼拜的进行，可想在整个世界该有多少恶神。凯撒瑞斯说，仅仅福音书就证明，有一大群恶神进入了一个人的身体。
有一个作恶多端的僧侣在他的临终之床上对坐在身边的一个女亲属说：“你看见我们对面的那座谷仓了吗？现在我们四周聚集的恶神就同谷仓里的稻草一样多。”恶神伺机要捉住他的灵魂，要带它去受责罚：恶神也想在虔诚的人临终的床边试试运气。在一位善良的女修道院院长的葬礼上，有更多的恶神围在她身边，就像一个大树林里的树叶那么多；在另一个临终的修道院院长身边，恶神的数量比海岸上的沙子还要多。人们知晓这些情况要感谢一个当时在场的恶魔和一位骑士，恶魔同这个骑士谈了话，详细说明了情况。恶神并不掩饰他对这些无结果的努力感到失望，他承认，他在耶稣死的时候曾坐在十字架的横杠上。
我们看到，这些恶神纠缠不休的次数同他们的数量一样多。有一位西都会修士——修道院院长理查姆一闭上眼就看见身边的恶神像灰尘一样多。关于恶神的数量曾经有两个相距甚远的统计：一个统计数字是44635569，另一个统计数字是11兆。
人们关于天使和圣徒的想法自然与恶神是完全不同的。在这里，一切都宁静祥和，人们已无所多求，人们已经达到了目的。但是，他们也聚集在一起，一个庞大的天国之群体，“无数的天使、大主教、先知、使徒、殉教者、笃信者、修道女和其他正直的人”[12]。
他们围成一个大圆圈，中间是他们主的宝座，就如群臣面向他们的国王一样。他们头挤着头，以挨近主为自己的幸福。主永远地接纳了他们，他们也将永远不离开主，同时他们也互相永不分离。他们全身心地浸在主的光辉之中，赞颂主。这是他们还在做、共同做的唯一的事情。
信徒的心中对于无形的群众充满了这一类的幻想。不管是亡者、恶神还是圣徒，人们把他们想象成大批地聚集在一起的群体。我们可以说，宗教是以这些无形的群众为起点的。这些宗教的形成各不相同，每一种信仰对于这些宗教来说都会形成一种特殊的内心的和谐和平静。按照宗教影响无形群众的方式来划分宗教，是可能的，也许是非常合乎人们的愿望的。较高级的宗教，我是指那些已经取得普遍威望的宗教，它们在这种普遍威望中显示出至高无上的确实性和明确性。人们的恐惧和希望同它们通过布道使其活灵活现的无形群众联系在一起。这些无形者是信仰的血液。一旦这些无形者被淡忘，信仰也就枯萎了；而当信仰逐渐衰亡的时候，另一些群体就代替了被淡忘的群体。
有一种群众，也许是最重要的群众，我们还没有谈到。这种群众尽管无形，但它是唯一的，甚至对我们当代人来说也是很自然的，就是子嗣，一个人也许能看清两代人，或许是三代人，但这两代或三代完全是未来之事。正是由于子嗣人数无限，谁也看不到了。我们知道，子嗣必然增加，开始是缓慢地增加，后来则迅速增加。各部族和各民族都追本溯源于一位共祖，从它们对这位共祖所说的诺言中可以看到，它们的共祖是多么希望后代人取得辉煌的成就，尤其是希望后代人繁衍许多子孙，多到就像天上的繁星和海边的沙粒一样。中国人的诗歌经典《诗经》中有一首诗，以一群螽斯来比喻子孙[13]：
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
数量庞大，绵延不绝（也就是贯穿时间的紧密性），以及统一性，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对子嗣的三个希望。用螽斯来表示子嗣的数量之大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因为这种动物在这里不是被看作害虫，而是由于其繁殖力而被看作楷模。
时至今日，对子嗣的感情仍和过去一样。但是，希望自己的子嗣越多越好的想法消失了，转移到了作为整体的未来的人类身上。对于我们中间的大部分人来说，亡者群体变成了虚幻的迷信。但是，关心未出生的群众，希望他们好，为他们准备更好的、更合理的生活，这是一种高尚的，绝不是无益的努力。就全面关心地球的未来而言，对未出生者的这份感情具有极大的意义。对于未来子孙有可能受到伤害这种情况的厌恶，关于未来子孙在我们今天继续进行新型战争的情况下会是什么样子的想法，要比我们对自己的私人忧虑更能导致消除这些战争，从而导致消除所有战争。
现在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这里谈到的无形群众的命运，那么可以说，他们有的还在继续发展，有的已经完全消失。属于已经消失的有恶神，尽管他们以前数量很大，今天，人们熟悉其形态的恶神已无处可寻了。但是他们还是留下了一些踪迹。从恶神的繁荣时代，例如凯撒瑞斯时代，可以引用一些明显的例证来说明恶神的微小。从那时以来，恶神已尽弃一切可以联想到人的特性，并变得更为微小。恶神的变化很大，数量更多了，他们在19世纪作为细菌再一次出现。他们的攻击矛头已不再对准人的灵魂，而是对准人的身体；他们对人的身体可能造成极大的威胁。只有很少的人通过显微镜看到了细菌，但他们实际上见到过细菌。所有听说过细菌的人都意识到细菌的存在并努力不与细菌接触，但这番努力是白费心血，因为细菌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细菌的危险性以及在很小的空间可以聚集如此大量的细菌，无疑是从恶神那里继承来的。
有一个无形的群众，这个群众一直就存在着，但只是在发明显微镜以后才被认识，就是精子群。每次有两亿精子同时大进击，它们彼此之间是平等的，极其紧密地在一起。所有的精子都向着一个目标，除了唯一的一个精子以外，其余的都在途中死了。也许有人会说，精子不是人，在这里不应该把精子说成是前面所说的意义上的群众。但是这种反对意见完全没有涉及问题的实质。每一个这样的精子都负载着祖先留下的一切。它包含着祖先，它就是祖先。令人极度吃惊的是，在这里重新找到了祖先，在人的存在和另一种完全改变了形态的存在之间：所有的祖先都在一个微小的生物里，而这个生物的数量无法计数。
第十五节 按照情绪划分群众
我们已经认识的群众充满了各种各样极其不同的情绪。我们还没有谈到这些情绪的种类。进行研究的第一个目的是按照形式原则划分群众。不管是开放的群众、封闭的群众、缓慢的群众或激进的群众，还是无形的群众或有形的群众，都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表达了群众的感情、它的内容。
绝不能总是以纯粹的形式来把握这种内容。我们在一些场合已经知道，在这些场合，群众经历一个又一个迅速变换的一系列激情。人们会在剧院里呆上几个小时，他们在那里共同获得的感受是极其多样的；在音乐会上，他们流露的感情比在剧院里更丰富，可以说，他们的感情在音乐会上达到了多变性的极限。但是，这些场合是人为的，它们的财富是高度的、复杂的文化的最终产品；它们的作用是温和的。两极被中和、抵消。这些团体的作用总的说是缓和、减少人们无法控制的激情。
群众的感情类型还可以追溯得更远。它们很早就出现了，它们的历史和人类本身的历史一样久远，而且这些感情类型中有两种的历史比人类本身的历史还要久远。每一种类型的特点是统一的色彩，控制每一种类型的主要激情是唯一的。一旦弄清楚了它们，就不会再把它们搞混了。
下面我将按照感情的内容把群众划分为五种类型。在这五种类型中，攻击性群众和逃亡性群众是最为古老的。我们可以在动物和人类中都可以找到这两种类型。而且很显然，人类的这两种类型各自的形成过程都一再受到动物的榜样的影响。禁止性群众、反叛性群众、宴乐性群众则是人类所特有的。对这五种主要类型作一番描述是必要的，而且在对它们进行解释时会得出很有意义的认识。
第十六节 攻击性群众
攻击性群众的形成，其目的在于能迅速达到目的。它知道这个目的，能精确地说出来，并且这个目的也是很近的。攻击性群众的目的是杀戮，而且它知道它要杀死谁；它以无比的决心向这个目的前进，它不可能受到欺骗。只要宣布这个目的，只要把处死谁的消息传播开，群众就足以形成。把注意力集中于杀戮是一种特殊的群众，在杀戮的强度上任何群众都比不上。每个人都想参与杀戮，每个人都会插上一手。为了能够给予牺牲品以一击，每个人都往前挤，要尽量靠近牺牲品。如果他不能击中，那么他想看到其他人是怎么击中这个牺牲品的。所有的武器好像来自一个人。但是击中目标的武器更有意义。目标就是一切。牺牲品就是目标，而且牺牲品所处的地方也是群众密集度最大的地方。所有人的行动都在这里结合。目标与密集度合而为一了。
攻击性群众迅速扩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做这件事时没有危险。这是没有危险的，因为群众这一方面有绝对的优势。牺牲品不可能对群众造成任何威胁。牺牲品不是逃掉就是被缚着。他不可能反击，他只是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牺牲品；而且他也是被交给群众处死的。他的命运注定如此，任何人都无须为他的死而担心受到惩罚。交给群众的杀戮代替了普遍的杀戮，人们必然会拒绝普遍的杀戮，因为如果进行普遍的杀戮，人们会担心由此受到重罚。没有危险的、被允许的并且有许多人参与的杀戮，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抗拒的。我们还要说，人人都处于死亡的威胁之下，不管如何掩饰，死亡的威胁始终起着作用，即使有时忘记了，死亡的威胁一样存在，因此，死亡的威胁使得把死亡转移到别人头上成为一种需要。攻击性群众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形成的。
事情来得如此突然、如此迅速，于是人们匆匆忙忙赶到出事地点。这样一个群众的匆忙、愉快和自信令人感到奇怪。这是彻底的盲人突然以为能看见东西时的激动情绪。群众走向牺牲品和行刑处，想以此突然和永远地使构成群众的所有成员的死亡威胁得以消除。但群众实际上发生的情况完全与此相反。执行别人的死刑之后，群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感到死亡的威胁。群众瓦解了，四散逃逸。牺牲品越高贵，群众的恐惧也就越大。这一类群众只有在类似的事件一个接一个迅速发生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维系下去。
攻击性群众非常古老，它可以追溯到最原始的活动性群体，大家知道，这就是狩猎团体。关于狩猎人群我们以后再详细谈，这种人群人数少，与群众有许多不同。这里只是要谈一谈促使攻击性群众形成的某些一般情况。
游牧部落或一个民族处死个人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就是放逐。个人被逐出群体，听凭他毫无防卫地受到野兽的袭击或者饿死。他原来所属的人群已经与他没有任何关系，不再给他提供住处和食物。和他的任何往来，都是对人群的亵渎，也是人群自己犯了禁。在这里，最严酷的孤独是最极端的惩罚。把个人同他的族群分开是一种折磨，被分开的人很少有人能生存下去，在原始情况下尤其如此。这种孤立处罚方式有一种变体，这就是把个人交给敌人。如果是士兵未经战斗就被交给敌人，那么这对他来说是特别残酷和蒙受耻辱的惩罚，对于受罚人无异于判处两次死刑。
另一种处罚形式是集体杀戮。受刑人被带到广场挨石头，每一个人都分享他的死亡，受刑人被所有人的石头击中，倒了下去，没有任何人被指定为行刑人，他是被整个群体杀死的。石头代表群体，石头就是群体的决议和行动的纪念品。即使石刑没有成为习俗流传下来，但是集体杀戮的倾向一直存在。火刑可以与此相提并论。火代表意欲受刑人死亡的大众行动，火焰从四面八方包围牺牲品，可以说无处不在攻击他、杀死他。此外，在相信有地狱的宗教中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在用火这个群众的象征集体执行死刑时，人们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把受刑人放逐到地狱中去，也就是把他交给地狱中的敌人。地狱之火来到地面上，带走异教徒。以一排弓箭射杀牺牲者以及以一小队士兵射击判处死刑的人，两者的行刑团体都是全体民众推派的代表。从非洲及其他一些地方可以知道，在把人埋逬蚂蚁堆时，人们是把蚂蚁当作无数的群众，让蚂蚁去做群众感到很难办的事情。
所有这些公开的行刑方式都与古代的集体杀戮有关。真正的行刑人是聚集在绞架四周的群众。群众认同了这种杀人的场面，他们情绪高昂，从很远的地方涌向这里，想从头到尾看一看这种场面。群众想要这件事情发生，并不想让牺牲品跑掉。审判基督的消息从本质上涉及了这个过程。群众喊道：“钉死他！”群众是真正的行动者，而在其他时期，群众自己就会做这一切并用石头处死基督。通常在少数人面前进行的审判，代表着后来参加行刑的许多人。以法律名义宣布的死刑判决，听起来是抽象的，不真实的，但在人群面前执行时却变成真实的了。真正的法律是代表群众说话的，法律的公开性就是指群众。
中世纪时，死刑的执行是非常壮观的；死刑的执行尽可能地拖长时间。有时被执行人会以虔诚的口吻告诫观众，他宣称他关心他们，要他们不要像他那样做；他告诉观众，像他那样生活会导致什么结果。他们感到，他的关心丝毫不是在讨好他们。也许，再一次作为他们之中的平等的一员，作为同他们一样好的人，同他们一起清理和谴责他过去的生活，会给他提供最后的满足。在神职人员千方百计的关心下，罪犯和异教徒在临死前进行了忏悔，这种忏悔除了预先规定的拯救灵魂的目的以外，还有这样一层意义：它会改变攻击性群众，使之具有未来的欢乐群众的观念。每一个人都应该感到自己的善良思想是确实无疑的，并相信他为此在天国会得到报偿。
在革命时期，死刑的执行加快了速度。巴黎的刽子手桑森为他的助手能“不超过一分钟了结一条命”而感到自豪。在这类时期，疯狂的群众情绪大都可以追溯到迅速相继执行的无数死刑。对于群众来说，刽子手把被处死者的头向他们展示是重要的，唯有这时才是解放的时刻。不管头颅是谁的，现在都降级了，在刹那间，因为这颗头颅凝视着群众，所以同所有其他人的头颅一样了。这颗头颅可能是国王双肩上的头颅：由于在所有人面前进行的闪电般的降级过程，人们把这颗头颅看得同其他头颅一样了。由一颗颗凝视的头颅组成的群众在这一瞬间感受到了平等，因为这颗头颅也凝视着他们。被处死者以前的权力越大，他以前和他们的距离越远，群众解放的激情就越高涨。如果是国王或者和国王一样有权力的人，那么还会有一种逆反的心理满足。长期以来他所拥有的生杀予夺的权力现在反过来用到了他的身上，他以前杀死的人杀死了他。这种逆反的意义是无法估计的。有一类群众正是由逆反形成的。
展示给群众看的这颗头颅的作用绝不仅限于解放。他们把这颗具有巨大权力的头颅看作是他们之间的一颗头颅；这颗头颅陨落到群众中间，同群众一样了；这颗头颅使所有的人彼此之间互相平等，群众中的每一个人都在这颗头颅中看到了自己。断落的头颅也是一种威胁。他们如此专注地看着死者的眼睛，以致他们对之无法释怀。因为这颗头颅属于群众，群众通过他的死本身也受到了打击：群众患了神秘的病，受到了惊吓，于是群众开始瓦解。群众现在崩溃四散了，这是逃离这颗头颅的一种方式。
攻击性群众一旦攫取到它的牺牲品，它就会特别迅速地瓦解。统治者在遭到危险时显然知道这一事实。统治者向群众抛出一个牺牲品，以便遏阻群众的扩张。许多政治上的死刑都只是出于这一目的而安排的。另一方面，激进派的发言人往往完全不清楚，在他们达到他们的目的即公开处死危险的敌人时，他们自己所受的伤害要甚于敌对派所受的伤害。他们还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即在这类行刑之后，追随他们的群众会分散开来，他们在很长时间内或者说永远不能再达到原有的力量了。关于这种突变的其他原因，我们在谈到群体，特别是悲恸群体时还要谈到。
厌恶集体杀戮完全是近代的事，不应给予过高的评价。即使在今天，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报纸参与公开的行刑。只是人们今天能更舒适地做到这一点，就像做到其他一切事情一样。人们安静地坐在家中，在上百条新闻中流连忘返地阅读那些特别令人激动的新闻。人们只是在一切事情过去以后才拍手叫好，没有丝毫罪恶感破坏满足感。人们对任何事情都没有责任，不对判决负责，不对目击者负责，不对事件的报道负责，也不对刊登该报道的报纸负责。但是今天的人们关于这类事情所了解的，要比过去人们了解的更多，因为过去的人们不得不花几个小时走去看行刑并站在那里看，但看到的东西却很少。在读者群中有一种比较温和的攻击性群众，这种群众由于远离事件而变得更不需对此负责。我们也许可以说，读者群中的这类攻击性群众，是它最卑鄙的同时是最稳定的形式。因为这种群众无须集结，所以也没有解散的问题，每天阅读报纸是一种消遣。
第十七节 逃亡性群众
逃亡性群众是由于受到威胁而产生的。在逃亡性群众中，人人奔逃，人人被裹挟进去。威胁人们的危险对所有人都是相同的，危险集中在某一个特定的地方，危险消灭了区别。它会威胁一个城市的居民，或者威胁所有具有同一信仰的人，或者威胁所有说同一种语言的人。
人们一起逃亡，因为这样逃亡更好。他们受到的激励是相同的：一个人的能量会增大另一个人的能量，人们都互相拥挤着往同一方向前进。只要人们在一起，他们就感到危险被分担了，有一个最古老的看法：危险只发生在一个点上。他们相信，当敌人抓住他们中的一个人时，其他所有人都能逃脱。逃亡群众的侧翼没有防护，却拉得很长，他们不相信危险会同时袭击所有的人。那么多的人中间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就是牺牲品。所有的人都在逃亡，这就等于有获救的希望，每一个人都完全相信自己可以获得解救。
大批群众逃亡的最显著的特点是他们选择方向的力量。群众成了所谓的整个方向，离开这个方向就是危险。重要的只是群众要达到的安全目的地以及达到这一目的地的一段距离，先前在人们之间存在的距离并不重要。从未接近过的完全陌生的和对立的造物，现在突然能在这里相聚在一起。在逃亡中，他们之间的差别固然没有消失，但是他们之间的距离都消失了。在所有类型的群众中，逃亡群众是最具有包容力的。逃亡群众提供的这一幅不匀称的画面，不只是由所有人的参与造成的，而且这幅画面还由于这些人在逃亡中达到的速度极其不同而显得杂乱无章。他们中间有年轻人，也有老年人，有强壮的，有体弱的，有负担重的，也有负担轻的。这幅画面斑驳的色彩也许会使局外的观察者感到迷惑，但与方向的压倒一切的强大力量相比，它是偶然的和没有意义的。
只要每一个人在逃亡中承认其他人，逃亡的能量就会成倍增加：每个人会把其他人推向前进，而不是把他们推到一边。但是，只要他只为自己打算并且只把周围的人看作障碍，群众逃亡的性质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转化为它的对立面，由此产生出大恐慌，每一个人都同所有挡着他道的人作斗争。当逃亡的方向一再受到干扰的时候，往往会发生突变。只要阻断群众的道路，就足以使它走上另一个方向；如果总是在阻断它的去路，那么它就不知道往何处去了。它迷失了方向，因而它的一贯性发生了变化。危险在此之前起到了激励作用和团结作用，而现在使每一个人作为敌人去反对别人，只想使自己获救。
但是，群众逃亡与大恐慌相反，它从牢固的团结中获得它的能量。只要它不被任何东西所分散，只要它坚持不分离，只要强大的群众潮流不四分五裂，那么驱使它的恐惧也就可以忍受。群众逃亡的特点是它一旦上路就感到欢欣鼓舞，即共同行动的欢欣鼓舞的感觉。一个人受到的威胁不比另一个人少，尽管每一个人都尽全力确保自己的安全，但他仍拥有他认可的位置，他在一片激动情绪中保持着这个位置。
在延续数日或数周的逃亡过程中，有些人掉队了，或者是因为他没有力气了，或者是因为他被敌人击中了。倒下的每一个人都是对其他继续前进的人的激励。由于他遭受这种命运，其他人就可以免于这种命运。他是奉献给危险的祭品。不管他作为一起逃亡的人对另一个个人来说有多么重要，他作为牺牲者对所有人来说更为重要了。他的目光给予疲倦不堪的人以新的力量。他比其他人弱，他成了危险的目的。他孤立无援地落在后面，在短时间内人们还可以看到他，他所处的孤独境地更提高了他们对团结的意义的认识。被击倒的人对坚持逃亡具有无法估计的意义。
逃亡的自然终结就是达到目的地。这种群众一旦安全，就会瓦解。危险也可以在源头就被消除。一宣布停战，群众从其中逃亡出来的城市就不再受威胁。人们集体地逃亡，现在分散地各自回去，一切都同从前一样各自分开。但是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可以称之为慢慢渗进沙漠的逃亡。目标太遥远，四周都是敌人，人们处于饥饿中，变得精疲力竭。落在队伍后面的人不是几个人，而是成百上千人。这种生理上的崩溃是逐渐出现的，最初的冲动会维持很长很长时间。即使获救的任何希望都已破灭，人们仍匍匐前进。一切群众类型中，最具韧性的是逃亡性群众，直到最后的时刻，他们中间残存的人仍然聚在一起。
群众逃亡确实不乏例证。在我们的时代就可以看到许多群众逃亡的例子。让我们回忆一下拿破仑大军从俄罗斯撤出时的命运，再回忆上一次大战的经历。这是一个最为壮观的事件：这一支军队由各个国家的说不同语言的人构成。可怕的冬天，大多数人要用双脚穿越的遥远距离——这一次必然演变为群众逃亡的撤退，人们知道它的所有细节。当德军于1940年接近巴黎时，人们大概是第一次经历如此大规模的世界城市大逃亡。著名的“大逃亡”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很快就达成了停战协定。但是，这次逃亡的程度如此激烈，规模如此庞大，以至于这次逃亡成了群众对上一次战争的主要回忆。
在这里就无须再搜集近代的例子了，这些例子所有的人都还记忆犹新。但是这里要强调的是，人们对过去的群众大逃亡始终是了解的，即使那时人们还生活在一个很小的族群里。在人们的人数能够形成大逃亡之前，群众逃亡已经印入了他们的观念。我们还记得爱斯基摩巫师透视到的幻境：
天空充满了赤裸裸的幽灵，他们，赤裸的男人和赤裸的女人，他们在空气中熙来攘往，激起狂风暴雪。
你们可听到了他们的聒噪声？他们发出的喧闹声犹如巨鸟飞过高空。那是赤裸的人们在颤栗，那是赤裸的人们在逃亡。
第十八节 禁止性群众
有一类特殊的群众是通过禁令产生的：许多人聚集在一起不想再做他们以前分散各地各人一直所做的事情。禁令是突然的，是他们自己加在自己身上的。这可能是一个旧的禁令，已经被人遗忘，或者说，它时不时地又被重新提出。但也可能是一个全新的禁令。无论如何，它会以极其巨大的力量在群众中发生作用。它像命令一样具有绝对性，但是它身上的消极性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即使这个禁令具有相反的假象，它实际上也绝不是来自外部，它总是来源于受它影响的那些人本身的需要。只要禁令一出，这种群众就开始形成。所有的人都拒绝外界期待他们做的事情。他们在没有过多纷扰的情况下迄今为止所做的工作，在他们看来似乎是自然的并且没有丝毫困难，而现在他们突然再也不做这件工作了。从他们拒绝做这种工作的决心可以看到他们属于同一个群体。这个禁令的消极面从这个群众一出现就传导给了这个群众，并且只要这个群众存在，就总是这个群众的最主要的特征。因此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消极的群众。抵抗形成这个群众：禁令是一个界限和堤坝，没有什么东西能超过它，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穿过它。人人都在监视别人，看看他还是不是这个堤坝的一部分。谁要让步并超越禁令，就会遭到其他人的唾弃。
在我们的时代，消极的群众或者禁止性群众最好的例子就是罢工。工人习惯于有规则地在一定的时刻完成他们的工作。这是极其不同种类的工作，一个人做这种工作，另一个人做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工作；但是，他们是在同一时间上班，又在同一时间下班，就他们在同一时刻上班和下班而言，他们是平等的。大多数人用手完成他们的工作。在另一个方面即就他们的劳动报酬而言，他们彼此是接近的。不过，根据他们完成的工作，他们的工资也是不同的。我们看到，他们的平等性是有限的。仅仅这种平等性也不足以导致群众的形成。一旦开始罢工，工人就更是必然地成为平等的：他们拒绝继续工作。这种拒绝主宰了整个人。禁止工作造成了一种激烈的和富有反抗性的思想。
停止的时刻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工人们高歌赞颂。有许多东西促成了轻松感，罢工对工人来说就是以这种轻松感开始的。人们对工人所说的平等是虚假的，只要所有的工人都在工作，这种平等事实上就不会存在下去。在罢工中，这种平等突然变成了实际的平等。只要他们工作，他们就要去做各种各样极其不同的工作，而这一切对工人来说又是规定好的。如果他们放下工作，他们就都是在做同一件事。情况就像他们都在同一时刻把手放下，似乎他们现在正全力不再使手抬起来，即使他们的家人挨饿也在所不惜。停止工作使工人们平等了。从这一时刻的效果来看，工人们的具体要求无足轻重了。罢工的目标也许是提高工资，而工人们也确实感到在这一目标上是团结一致的，但是仅仅这一点不足以使工人们形成群众。
放下的手对其他的手有传染性作用。他们不工作这件事传导给了整个社会。出于“同情”而扩展的罢工也阻止那些原本没有想到要罢工的人继续从事他们习惯的职业。罢工的意义在于：只要工人什么都不做，任何人也应什么都不做。他们在这一目标上越是取得更大的成功，罢工获取胜利的希望就越大。
在真正的罢工期间，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应坚持禁止工作的约定。在群众中会自发地形成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的职能类似于一个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短命、只有少数几条律令的国家的职能，但是这些职能却能得到最严格的遵守。岗哨监视着通向罢工开始的地方即工厂区：工厂区本身是一个禁区。把工厂列为禁区，使工厂摆脱了一切日常烦琐的事情，赋予它以特殊的尊严。人们对工厂负有的责任使工厂成为共同的财产。作为共同的财产，工厂受到了保护并具有了更高的意义。工厂的空旷和宁静使它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每一个接近它的人都要受到检验，看他有什么企图。任何图谋不轨的人接近它并且想在那里工作，都会被当作敌人或叛逆。
这个组织关心食物和金钱的公平分配，已有的东西必须足以维持尽可能长的时间，重要的是人人都分到相等的少量东西。强壮的人不会想到要分到更多的东西，甚至贪婪的人也很知足。因为可供所有人分配的东西通常很少，而分配办法又是无可挑剔的，即公开进行的，所以，这种分配办法使群众为他们的平等而感到骄傲。这样一个组织是异常重要、值得尊敬的。如果谈到群众的狂暴行为和破坏性，那么我们就不免要想到这类从群众中自发产生的机构的责任意识和威严。这种禁止性群众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特征，仅仅由于这一点也必须对它进行考察。只要它忠实于自己的本质，它就会厌恶任何破坏。
但是要把这种群众保持在这种状态中是不容易的，这也是确确实实的。如果事情很糟，物质匮乏到了令人难以承受的地步，特别是当这种群众感觉受到攻击或包围时，消极群众就会转变成积极的、行动的群众。罢工者如此突然地拒绝用他们的双手从事他们熟悉的工作，但不久之后他们就要为有双手而什么都不做付出千辛万苦。当他们感觉到他们的反抗的统一受到威胁时，他们就会倾向于破坏，特别是在他们自己熟悉的工作领域内倾向于破坏。在这里，这个组织最重要的任务开始了；这个组织必须把禁止性群众的性质保持下去并阻止每一个积极的行动。它也必须认清楚，什么时候可以重新取消这个由于群众的存在而产生的禁令。如果它的理解与群众的感情相符合，那么它就会撤消禁令，宣告解散。
第十九节 反叛性群众
“亲爱的朋友，狼总是要吃羊的；难道这一次该羊吃狼了？”[14]这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尤莉娅夫人写给儿子信中的几句话。短短几句话，却包含了反叛的本质。以前是少数狼抓住许多羊，现在是许多羊来攻击少数狼的时候了。我们知道，羊不是肉食性动物。这几句话表面上看毫无意义，但是却有其深刻的含义。革命就是反叛的特有的时期。那些一向没有自卫能力的人现在突然有了利齿。他们缺乏作恶的体验，这方面必须由他们的数量来弥补。
反叛的前提是一个分成各个层次的社会。在反叛的需要可能出现之前，各阶级相互之间的界限必须存在一段时间，必须长期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能感觉出这种界限，即一个阶级的权利多于另一个阶级。高层次的族群有权向低层次的人群发布命令，这种情况或者是由于他们通过征服来到土著人的地方并高居于他们之上，或者是由于土著人发生内部事件而出现了层次的划分。
每一项命令都会在被迫执行命令的人心中留下伤痛。关于这些永久性伤痛的性质，我们以后还要详细谈到。被经常命令并充满这类创痛的人，会有一种摆脱这些创痛的强力的冲动。他们摆脱这些创痛可以有两种途径：他们可以把接到的上边的命令传递给下面的人，但为此必须有下属而且下属准备从他们那里接受这些命令；他们也可以把上司加给他们的许多痛苦还诸上司身上，单独一个人是软弱无助的，他只是在罕见的情况下才能有幸做到这一点。但是，如果许多人形成一个群众，那么他们也许就能做到他们分散时不能做到的事情。他们聚在一起就能反对那些一向命令他们的人。革命的局面就可以被看作这一类反叛的状态。那种把自己的解放主要看作共同摆脱命令加诸的创痛的群众，可以称之为反叛性群众。
进攻巴士底狱被看作是法国大革命的开端。法国大革命早就开始于兔子大猎杀。1789年5月，国民议会于凡尔赛举行，审议了取消包括贵族狩猎权在内的封建特权问题。6月10日，进攻巴士底狱的前一个月，作为议员参与审议的加米尔·德士穆兰在给他父亲的一封信中写道：“布列塔尼人正在暂行《申诉书》中的若干条款。他们杀死鸽子和猎物。此地约有50人正在大举屠杀野兔。巡狩员目击他们在圣日耳曼平原杀死了4000到5000头猎物。”[15]羊在敢于攻击狼之前先进攻兔子。在矛头针对上司的反叛之前，人们先用最低级的容易得手的动物来弥补自己的损失。
但是真正的大事是巴士底狱革命日。整个城市都武装起来了。起义直指代表国王法权的机构，攻击和摧毁了代表它的建筑物；犯人被放出来，因而加入群众的行列；负责防护巴士底狱的长官及其助手被处以死刑；人们也把小偷吊死在路灯上；巴士底狱被夷为平地，石头一块一块地被搬走了；司法的两个主要方面即死刑判决和特赦，都转到了人民的手中。这样反叛——就目前而言——就完成了。
这类群众是在极其不同的条件下形成的：或者是奴隶起义反对奴隶主，或者是士兵哗变反对长官，也有可能是有色人种反叛住在他们中间的白人。总是有一些人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另一些人的命令之下。反叛者由于自己的创痛总是要采取行动，而在他们行动之前总是要经历很长时间。
人们在革命的表面上看到的许多东西，在攻击性群众中也在发生。在这里是追捕那些落单的人，当人们抓住他们时，由集体即由所有人参与处死他们，有的经过公开审判，有的不经审判。但绝不是说革命由此产生。绝不能指望急于达到自然终点的攻击性群众去革命。反叛一旦开始，就会越扩越大。每一个人都试图进入他可以摆脱自己的螫刺的状态，并且每个人都有许多这样的螫刺。反叛的群众是这样一个支配着整个社会的过程，这个过程也许一开始就会取得某些成功，但却只是缓慢地、沉重地走向终点。攻击性群众迅速行动，这是表面现象，在许多一个接着一个的冲击中缓慢进行的反叛则是根深蒂固。
但是反叛过程可能还要缓慢得多：它的希望在彼岸。“最后就是第一”。此岸和彼岸之间是死亡。人在另一个世界又会复生：谁在这里最穷，不干坏事，他通常在天国也会被看作是这样的人，他在那里将会作为一个新的人，作为一个有较好位置的人继续生存。信徒被许诺会解脱伤痛。但没有说出关于这次解脱的详细情况。即使以后所有的人都在彼岸聚在一起，这也并不能真正说明，群众就是这样一次反叛的基础。
在这一类许诺的中心，是复活的思想。福音书中说到了许多关于基督在现世使人复活的情况。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有以“复活”[16]著称的布道者，以各种方式利用了死和再生的效果，他们用最可怕的地狱的惩罚来威胁那些聚在一起的罪犯，使他们陷入几乎无法描述的恐怖状态。他们在眼前看见一片地狱的火海，万能的主的手把他们掷入深渊。[17]据说有一个布道者，他对罪人进行恶毒的谩骂，并用可怕的扭曲了的脸和雷鸣般的声音加强其谩骂的效果。40里、50里、100里以外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听这位布道者的布道。男人们把他们的家人安置在篷车里，带着铺盖，并准备了几天的食物，一齐赶来。1800年左右，肯塔基州的有些地方由于这类集会而陷入了疯狂的状态。人们就在露天举行集会，当时各州都没有一个建筑物能容纳如此之多的群众。1801年8月，两万名群众在肯瑞杰[18]集会。100年以后，关于这次集会的记忆在肯塔基州仍然没有消失。
听众被布道者们吓得匍匐于地，像死人一样躺着，他们用神的旨意来吓唬群众。在这些神的旨意的恐吓下，群众想要逃跑并且想通过装死来拯救自己。布道者们自觉的有意的目的就是要“击倒”这些群众。布道地方的情况就像战场一样，成排的人东倒西歪地躺在地上。类似战场的情况是布道者们自己造成的。为了达到布道者们想要达到的道德转变，这种达于极致的恐吓对群众来说似乎是必要的。布道是否成功，要以“倒在地上的”人数来衡量。有一个目击者作了准确的统计，他说，在这一次持续几天的集会过程中，有3000个人无助地倒在了地上，几乎占在场人数的六分之一。所有倒在地上的人被带到附近的一个会议室。在那里，任何时候都有一多半的地板被躺着的人占满了。许多人静静地躺在那里几个小时，不能说话，也不能动弹。有时他们醒过来一会，发出深沉的呻吟、撕心裂肺的叫喊或者祈求神明大发慈悲，以此表示他们还活着。有些人用脚后跟敲打地板，另一些痛苦得尖叫，像离开水的活鱼一样来回挣蹦。有些人在地上翻滚好几个钟头。还有一些人突然疯狂地跳过讲台和坐椅，一边喊着“迷失了！迷失了”，一边扑向树林。
当倒在地上的人醒过来之后，他们变成了另外的人。他们站起来，喊道：“得救了。”他们是“新生的人”，现在可以开始美好的、纯洁的生活，他们把以前的罪恶生活抛在了后边。但是，只有在此之前发生过某种死亡，这种皈依才是真实的。
有一些现象没有那么激烈，但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整个会场爆发出一片哭声。许多人无法控制地抽搐着。有些人，通常是四五个人聚在一起，开始像狗一样狂叫。若干年之后，当激动情绪采取较为温和的形式时，先是个别的，然后是整个大合唱突然都变成了“圣笑”。[19]
所有发生的一切事情在群众中也发生了。我们几乎不知道还有比这更激动、更紧张的群众类型了。
这里作为目的的叛逆与革命中的叛逆不同。这时涉及的是人与神谕之间的关系。人一直违背神的意志，现在开始惧怕受到神的惩罚。布道者千方百计加深这种恐惧感，人由于恐惧而进入无意识状态，于是人像被追击的动物一样装死。但是他们的恐惧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失去了意识。当他们恢复神智时，他们宣称准备服从神的旨意和禁令。于是害怕受到神直接惩罚的强烈恐惧感平息下去了。这个过程可以说是一个教化的过程：人被布道者教化成为神的忠实仆人。
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这个过程与革命中的过程是完全相反的。革命涉及的是摆脱创痛，人们由于长期服从统治而逐渐积累起来的创痛达到了极点。这里涉及的是对神谕的新的服从，以便准备自愿承担神谕可能在人身上引起的一切创痛。这两个过程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逆转的事实以及逆转借以发生的心灵的舞台：在这一场合和那一场合都是群众。
第二十节 宴乐性群众
第五类群众我们可以称为宴乐性群众。
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有许多许多的人，这些在一定空间活动的人，都能分享。陈列出来的各类物产堆积成山。成百头捆着的猪摆成一排。水果堆积如山。大桶大桶的美酒等待着酒仙们。东西多得所有的人一起吃也吃不了，为了吃掉这些东西，越来越多的人涌向这里。只要有一点东西，他们就拿来吃，就像永远也吃不完一样。这里对男人来说女人太多了，而对女人来说男人也太多了。没有要顾虑的事和人，没有什么东西需要逃避，生活和享受在节日期间有了保障。许多禁令和距离都不再存在，完全不合惯例的亲近不仅被允许，而且受到了鼓励。对个人而言，这种气氛是放松而不是解放。没有所有人共同的、所有人一起达到的目标，宴乐就是目标。这里紧密度极大，大部分人都是平等的，这是一种放纵和享受的平等。人们各自不断在人群里来来去去。这些堆积的供人人享用的东西，是紧密度的重要部分，是紧密度的核心。首先是食物聚集齐了，并且只要全部食物齐备了，人们就围着食物聚集在一起。要花费数年的时间才能使这一切准备就绪，也许为了这一短暂的盛宴，人们需要忍受长时间的困苦。但是人们都为这一时刻而活，并且有目的地准备这一时刻的到来。平时很难得见面的人们，成群地受到了热烈的邀请。单个的偶然来访的客人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使欢乐气氛达到了高潮。
在这种情况下还会出现一种情愫，那就是人们在共同享受了这一次欢宴之后，想到以后还应有许多次这样的欢宴。在惯例的舞蹈和戏剧表演中，人们想到了先前的这类场面。传统包含在当前这一次的欢宴中。不管人们是否怀念这些宴乐的始作俑者，所有这些使人们乐在其中的宏伟场面的神秘首创者，祖先们，或者说，只是后来冷冰冰的社会中富有的捐赠者，无论如何，人们确信在未来还会重复类似的庆典。一次宴乐招来另一次宴乐，生活通过食物和人的密集繁衍下去。
第二十一节 对偶群众：男人和女人；活人和死人
群众保存自己最可靠的而且往往是唯一的可能性，是与它有关的第二类群众的存在。无论是它们在竞赛中互相对立和衡量自己，还是它们相互发出严重的威胁，第二类群众的实际存在或者关于这类群众的强烈幻想，都会阻止第一类群众的崩溃。当一方人们密集地聚在一起抵足协力时，眼睛都注视着另一方的眼睛；当一方人们按照共同的节拍挥动手臂时，他们的耳朵却倾听着来自另一方的叫喊声。
人们同自己人身体紧挨着身体聚在一起，并同他们在亲密而自然和谐的气氛中一起行动。一切新奇和期待或一切恐惧则转向与他们有明显距离的第二类人群。如果人们看着他们，那么人们就会意乱情迷；如果人们看不到他们，人们仍可以倾听他们。人们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取决于第二类人群的行动或目的。对立与并立发生了作用。在两个人群中引起特殊的注意力的对视，改变了每一个人群中的集中类型。只要第二类人群没有散开，第一类人群自身就必然聚在一起。两个人群之间的紧张情势对人群自身产生了压力。如果紧张的情势来自典礼仪式的竞赛，压力就会以类似某种羞耻心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努力使自己一方不要在敌方面前出丑。但是，如果敌方步步相逼，确实到了生死攸关，那么压力就转变为坚决一致的防御甲胄。
无论如何，一个群众维持另一个群众的生存，不过有一个前提，即两个群众在数量和力量上差不多相等。为了仍然成为群众，人们不应该有比自己强的敌人，至少不应该把敌人想得比自己强。当感情越来越强烈不能控制时，人们就会通过逃亡自救，而当这种逃亡无望时，群众就会在恐慌中解散，各自逃命。不过这里要研究的不是这种情况。在双方的情绪同样强烈时，就会形成一种组织，这个组织我们也可以称为双重群众组织。
为了了解这种组织的起源，我们必须从三组基本对立关系出发。凡是有人的地方都有这三类基本关系。人们所知道的每一个社会都了解这三类基本对立关系；第一类最明显的对立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对立；第二类是活人和死人之间的对立；第三类对立，也就是人们今天几乎只是在谈到互相对立的两类群众时才想到的一类对立，是朋友和敌人之间的对立。
如果注意到第一类对立即男人和女人的对立，那么并不能直接看清楚这一类对立和特殊人群的形成有什么关系。男人和女人一起在家庭里生活。尽管他们倾向于各种不同的活动，但是很难想象，他们会作为两个互相分离的、激动的群体互相对立。为了获得关于这种对立形式的另一种概念，我们就必须追溯到一些关于原始生活关系的报道。
让—德·勒里，一个年轻的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在1557年亲眼见到了巴西杜比南布族的一场大庆典。
我们被命令待在妇女的房间里。我们完全不知道她们要干什么。突然在离我们和妇女们不到30步远的男人们的房间里，发出了非常低沉的声音。这种声音听起来像是喃喃的祈祷声。
当大约200名妇女听到这种声音时，她们都跳了起来，紧紧地聚成一堆，竖起耳朵倾听。稍后，男人们提高了声音。我们清楚地听到，他们在一起唱歌，一遍又一遍地大叫着“嘿，嘿，嘿”用来激励自己。当妇女们也大叫着“嘿，嘿，嘿”来回答男人们时，我们着实吃了一惊。她们大叫大喊了一刻多钟，她们的叫喊声如此之大，以致我们被弄得不知所措了。
她们还在大叫时猛烈地跳起来，抖动着胸脯，口吐白沫。有些人失去了知觉，倒在地上，就像癫痫病人一样。这时我觉得，她们就像着了魔似的，魔鬼把她们变成了地地道道的疯子。
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我们听到了孩子们的骚动声，他们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虽然我在土著人那里已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并且与他们相处得很融洽，但我无法否认，我非常害怕。我问自己：“事情会如何结束？我希望重新回到我们的碉堡里。”[20]
这种大混乱的场面终于结束了。女人们和孩子们都安静下来。让—德·勒里听到男人们的合唱如此地不可思议，以致他渴望见到他们。女人们把他拉回来，她们知道这是不允许的；她们知道，不允许她们过去加入男人的行列。他成功地偷偷回到男人那里，没有受到阻挠，而与两个法国人一起参加了仪式。
男人和女人在不同的房间里，是绝对分开的，但离得很近。他们彼此互相看不见，因此他们要更全神贯注地倾听对方的声音。他们发出同样的喊声，并且越来越高，双方共同进入了一种群众性的激动状态。真正的事情是在男人们那里进行的，但是女人们一起煽起了群众的情绪。值得注意的是，当她们一听到男人们的房间里传来的声音时，她们就立即紧紧地聚集在一起，而当她们听到男人们声嘶力竭的叫喊声时，她们也总是以同样的叫喊声回应。她们充满恐惧，因为她们被关在屋子里，无论如何不允许出去，而且她们也不知道男人们那里发生了什么，所以她们的激动具有一种特殊的色彩。她们跳得很高，好像她们要跳出去似的，在场的人看到，她们歇斯底里的症状，是群众性逃亡受到阻止时所特有的。女人们要逃到男人们那里去似乎是一种自然趋势，但因为这是严格禁止的，所以她们就只好原地奔跑。
让—德·勒里本人的感受值得一提。他同女人们一起感受到了激动，但他不能真正加入女人中去，他是一个异乡人，又是一个男人。他在她们之中，又同她们分开，他必然会担心自己成为这一群众的牺牲品。
我们从报道的另一部分中可以看到，女人们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仪式并非不重要。部族的巫师，让—德·勒里称之为“卡雷泼”，严厉地禁止女人们离开自己的房间，而命令她们要用心听男人们唱歌。
聚集在一起的女人们对她们的男人们群体的影响是很大的，即使他们相距甚远，也是如此。有时女人们也会对远征队伍的胜利作出自己的贡献。下面是来自亚洲、美洲和非洲的三个例子，这三个例子来自不同的民族。这些民族从来没有接触过，因此肯定这些民族没有互相发生过影响。
在兴都库什山脉地区的卡菲尔族，当男人们外出征战而不在村子里的时候，女人们跳起战斗舞。她们以这种方式使战士们充满了力量和勇气，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警觉，从而使他们不会被狡猾的敌人突然袭击。[21]
在南美洲的吉瓦罗斯，当男人们在进行征战的时候，女人们夜夜聚集在某一个房间内，跳起一种特殊的舞蹈。她们腰间缠着咔啦咔啦作响的蜗牛壳，唱着咒语。据说女人们的这种战斗舞有其独特的力量，它会保护她们的父亲、男人和儿子不被敌人的长矛和子弹打中，它会使敌人感到很安全，以至于敌人不会察觉危险，而当察觉时已为时过晚，它还会阻止敌人为失败而进行报复。[22]
在马达加斯加岛上有一种古老的女人跳的舞蹈叫米拉瑞，这种舞蹈只有在战斗进行时才跳。[23]当宣布开始战斗时，信使把这消息告诉女人们。于是她们就披散开头发，开始跳舞，并以这种方式同男人们建立起一种联系。1914年德国人进军巴黎时，塔那那利佛的妇女跳着米拉瑞来保护法国士兵。尽管距离很远，但这种舞蹈似乎起到了作用。
在整个地球上还有这样一些庆典，在这些庆典上，女人和男人分别聚在一起跳舞，他们互相看得见，通常也是互相对着跳舞。无须描述这些庆典，这是众所周知的。我在这里只把注意力放在某些极端的实例上。在这些实例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分隔、距离和激动的程度。在这里完全可以谈到深深植根于这些民族生活里的对偶群众。在这种场合，群众双方互相抱有善意。一方的激动会促进另一方的福利和繁荣。男人们和女人们属于一个民族，他们处于互相依赖的关系。
亚马逊族的传说并非古希腊时代所专有，甚至在南美洲土著人那里也有实例。在这些传说中，女人们和男人们总是分开的，并且同男人们进行战争，就像一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进行战争一样。
在我们探讨战争（在战争中，对偶群众危险的、表面上不可避免的本质以最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之前，值得提一下生者与死者之间的最古老的对立。
在与将死之人和死者有关的一切事物中，重要的是这样一个观念，即在另一边有数量多得多的鬼神在活动，死去的人最终会加入鬼神的行列。生者一方并不乐意交出其成员，成员的损失会削弱生者一方。如果失去的是一个年轻力壮的男人，那么他的族人就会感到特别悲痛；他的族人尽可能不让他死去，但是他们知道，他们的反抗没有多少用处。另一边的群众越来越大，越来越强，他会被拖到那一边去。不管人们做什么，都会出现在那一边占优势的鬼神的意识中。要避免刺激那些鬼神的一切事情。鬼神对生者有影响并且到处会伤害生者。在有些民族中，死者的群众是一个蓄水库，新出生者的灵魂就取自这个蓄水库。因此，女人是否会有孩子要取决于鬼神。有时鬼神会行云布雨，它们会扣留人们借以生活的植物和动物，它们会从生者中间带走新的牺牲品。人们经过艰苦的反抗后交出的死者，已经作为那一边的强大军队的成员受到安抚。
因此垂死是一种战斗，是两个力量不等的敌人之间的战斗。人们发出的叫喊声，人们在悲伤和绝望中自残造成的创伤，也许正是这种战斗的表现。死者不应当认为人们轻易地把他交了出去，而是人们为他进行了战斗。
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战斗，无论你战斗如何勇敢，你总是输家。从一开始人们就在逃避敌人，本来人们也只是在表面上假装，似乎希望通过掩护性的战斗脱离敌人。战斗也只是装装样子，是对即将成为敌人队伍一员的垂死之人的恭维。走到那边去的死者应该对那里的每一个人怀有善意，至少不应有太坏的恶意。如果他愤怒地到达死者群众里，那么他就会煽起潜在的敌人去进行一次新的、危险的猎取战利品的征战。
这种死者和生者之间的特殊的战斗，其本质的东西就是它的间歇性。人们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发生什么事情；也许很长时间什么也不会发生。但是人们不能对此有所指望。每一次新的战斗会突然发生，从黑暗中冒了出来，并没有什么宣战。一次死亡之后，一切都可能结束；但是也可能会长时期继续下去，就像瘟疫和传染病一样。人们一直在退却的路上，永远不会有真正的结束。
关于生者与死者的关系，以后还要谈到。这里要把这两者看作对偶群众，这个群众的两个部分不断地互相发生关系。
对偶群众的第三个形式是战争，这是今天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一种形式。在有了这个世纪的经验之后，人们也许更会理解这种形式并且更能解决它。
第二十二节 对偶群众：战争
战争关乎杀戮。“敌军的队伍人少了。”这是大规模的杀戮。杀死尽可能多的敌人，要把危险的群众即活着的敌人变成一堆死尸。杀死更多敌人的人就是胜利者。战争中的敌手，就是相邻且正在增多的群众。人数增多本身就是令人不安的事情。单单人数增长这一件事情所包含的威胁，就足以瓦解好战的真正的侵略性群众。在战争期间，人们总是想在人数上占优势，也就是说，当场就拥有人数更多的军队，并在敌方增加其人数之前千方百计地利用敌方的弱点。从总体上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想成为活着的人数更多的群众，而单个的战争行为恰恰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人们都希望敌方尸积如山。在人数增加的群众的这种竞争中，可以说包含着基本的、最深层次的战争原因。人们也可以不杀死敌人，而是把敌人变成奴隶，特别是妇女和儿童，靠他们可以增加自己部落的人数。但是，如果战争首先不是以敌方尸积如山为目标，那么这种战争就绝不是一次真正的战争。
无论是在古代语言中还是在现代语言中，我们最为熟悉的表述战争过程的一切话语，都确切地反映了这一情况。例如，人们说“屠杀（schlacht）”和“虐杀”（gemetzel）。人们还说到“失败”。血流成河。把敌人赶尽杀绝一个不留。人们互相打到“最后一个人”。决不“宽恕”。
但是有必要指出，成堆的尸首被看作是一个整体并且在有些语言中用特殊的词来表达。表示战场的德语词“walstatt”，包含着一个古代语言的词根“wal”，意思是指“留在战场上的人”。古北欧语中的“valr”意思是指“战场上的尸体”，“valhall”无非就是“阵亡战士的住所”。通过变换词根元音，从古高地德语中的“wal”一词产生出了“woul”一词，意思是指“失败”。但是，在盎格鲁撒克逊语言中有一个相应的词“wol”却表示“鼠疫”、“瘟疫”。所有这些词，不管是指留在战场上的人、失败、鼠疫或瘟疫，都有一个共同的意思，就是尸积如山。
但这种意思绝不仅仅在日耳曼语中才有，而是到处都有。在先知耶利米看来，整个地球是腐尸遍布的荒野。“到那时，从地球这边直到那边，都有耶和华所杀戮的。必无人哀哭，不得收殓，不得埋葬，必在地上成为粪土。”[24]
先知穆罕默德对成堆死去的敌人的感情如此之强烈，以致他在类似凯旋训诫时向他们发表演说。贝尔之战，他取得了对来自麦加的敌人的第一个大胜仗，战后他命令把打死的敌人投入一个地下贮水池。他们中间只有一个人被穆罕默德用土和石块埋了起来。因为他身体肿胀得太厉害，没办法把他的盔甲脱下来，所以只有他一个人留下来躺在那里。当其他人被投入贮水池后，穆罕默德面对他们站着说：“喔！贮水池里的人们！你们的主的许诺是否得到了证实？我发现我的主的许诺是真实的。”他的同伴答道：“喔，主的使者，他们是一些尸体！”穆罕默德回答说：“他们确实知道，主的许诺已经实现。”[25]
于是他把以前不听他话的人聚集在一起，他们被很好地保存在贮水池中，紧密地聚在一起。人们赋予成堆敌人的尸体以最后的生命和群众性质，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能给人们留下深刻影响的例子。他们不能再威胁任何人，而人们却可以威胁他们。对他们做的任何卑鄙行为都不会受到惩罚。不管他们对此是否有感觉，我们假设他们有这种感觉，以此来提高他们自己的胜利。他们躺在贮水池里，一个挨着一个，谁也无法动弹。如果有一个人醒来，那么他身边除了死人以外什么也没有，他自己的族人会令他窒息；他苏醒后的世界是一个死人的世界，而这些死人曾经是他最亲密的人。
在古代的各民族中，埃及人要算是不好战的民族，他们的古王朝把精力主要用在建造金字塔上，而不是用于征战掠夺。不过，在那个时代，他们有时也进行征战。乌内曾描述过其中的一次，他是一位大法官，国王佩皮任命他为征讨贝都因人的最高统帅，他的报告刻在墓碑上，上面写着：
我军行乐，踏破贝都因人之土。
我军行乐，夷平贝都因人之土。
我军行乐，倾覆敌塔。
我军行乐，毁彼乐土。
我军行乐，焚彼垣里。
我军行乐，歼敌万千。
我军行乐，虏敌无数，凯歌归里。[26]
在“歼敌万千”这一句中，强烈的毁灭的画面达到了极致。随后在新王朝，埃及人有计划的侵略政策开始实施，虽然这种政策没有持续多久。拉美西斯二世发动了反对海地特人的长期战争。在一首赞歌中这样赞美拉美西斯：“他践踏海地特人的土地，他使这块土地尸积如山，一如塞赫迈特神之怒，鼠疫肆虐，死人无数。”[27]在神话中，狮头女神塞赫迈特曾用恐怖的屠杀手段来对付反叛者。她是战争和杀戮之神。作这首颂歌的诗人，把海地特人尸积如山的意象与鼠疫后死者无数的意象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我们并不陌生。
拉美西斯二世在关于他同海地特人进行的卡第叙战役的著名报告中，叙述了他如何与自己的人失去了联络，并且如何以他超人的力量和勇气独自取得了战役的胜利。他的人发现：“我四周的人都已被杀死，倒在血泊中，甚至海地特人最好的战士、他们君主的孩子和兄弟也是这样。我让卡第叙原野变成了白色。由于尸体堆积如山，人们寸步难行。”[28]大量的尸体和他们穿的白衣服，使原野变成了白色。对于一次战役的结果来说，这是最可怕和最生动的描述。
但是这种结果只有战士才看到。战役是在远方打的，故乡的人民也要共享敌人成堆的尸体。人们是富于创造力的，知道如何使故乡人民得到这种满足。梅瑞柏特是拉美西斯的儿子和继承者，他叙述了拉美西斯是如何在同利比亚人进行的一次大战中取得胜利的。[29]利比亚人的全部军营以及军营中的珍宝，利比亚人各王公的家属，都落入了埃及人的手中；抢劫一空之后又一把火烧掉，战利品中还有9376名战俘。但是这还不够，为了向故乡的人民证明杀死了多少敌人，还要割下战死者的命根子，如果战死者已经去过势，就用他们的手代替。所有这些战利品都用驴子载还。后来，拉美西斯三世又不得不同利比亚人作战。这一次战利品达12535件。[30]显然，这些可怕的战利品只不过是众多死去的敌人的缩影，以便可以运回去向全体人民展示。每个阵亡战士都贡献出身体的一部分代表成堆的死人，而重要的是他们作为战利品是平等的。
其他民族更愿意把脑袋作为战利品。在亚述人那里，报酬以敌人的首级数计算；士兵都尽可能摘到更多的敌人首级。[31]在亚述巴尼拔王时代的浮雕上可以看到，书记们是如何站在大帐棚里统计敌人首级数的。每一位士兵都带回敌人的首级，大家把首级扔在一堆，留下姓名和部队番号，然后离去。亚述诸王非常热衷于这些敌人的首级堆。他们在军队里的时候，亲自主持战利品的登记仪式并亲自给士兵发奖金；当他们不在军队的时候，就让人们把成堆的敌人首级运回去，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只好满足于把敌人领袖的首级带回去。
因此，战争直接而具体的目标是明确的，用不着再找其他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历史上这类例子真是不胜其数。人们得到的印象似乎是，历史尽是杀戮之事，如果不作出反复的和巨大的努力，那就不可能把历史的注意力转向人类其他值得记忆的事情。
如果我们把战争双方放在一起来考察，那么战争就会提供一幅关于两个互相交叉的对偶群众的图像。一支尽可能庞大的军队的目的是造成尽可能大的敌人的尸山。对方也是这样的目的。这种交叉的情况是由于战争的每一个参与者都同时属于两个群众，对于他自己的人来说，他属于活着的战士的行列；对于敌人来说，他属于希望的潜在的死人之列。
为了保持好战的情绪，双方都总是反复强调，我们自己有多么强大；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军队有多少战士，而敌人的死亡人数又是如何多。从最早的时代以来，关于战争的报道的特点是双重的统计材料：我们自己这一方有多少人，死掉的敌人有多少。双方往往夸大数字，特别是夸大敌人的死亡数字。
在进行战争时谁也不会承认敌方活着的人数比自己多得多。即使人们知道这一点，也会保持沉默，并通过战斗部队的配置来弥补这一缺憾。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那样，人们竭尽所能想通过部队编制的机动灵活性来达到眼前的优势。只是在战后人们才会谈论自己这一方损失了多少人。
战争之所以能长期地进行下去，战争之所以能在失败之后继续进行，根源在于群众的最深层次的动因：在危急状态下保持自己而不致瓦解，继续成为群众。这种感情有时是如此之强烈，以致人们宁愿瞪大眼睛一起死亡，也不愿意承认失败并因而经历自己的群众崩溃。
但是战斗性群众是如何形成的呢？从这一时刻到另一时刻，这种不可思议的内聚力是怎样形成的呢？是什么东西突然促使人们去冒风险的呢？这个过程还保持着谜一样的性质，因此我们在研究它时必须谨慎从事。
战争是一件令人害怕的事情。人们断言他们受到了肉体上被消灭的威胁，并且公开地向全世界宣布所受到的这种威胁。他们说：“我会被杀死。”并且轻轻加上一句：“因为我想杀某个人。”语气实际上应该是强调后一句话，所以应该写成：“因为我想杀死某个人，所以我自己会被杀死。”但是就战争的开始、战争的爆发以及自己人中间战争情绪的产生而言，人们所认可的是第一种说法。不管人们实际上是否是攻击者，人们都试图造成一种受到了威胁的假象。
威胁在于有人认为自己有权去杀人。自己方面的每一个个人都受到同样的威胁：威胁使所有的人都平等，威胁针对每一个人。从一个特定的时刻即宣战的时刻起，所有人都经历着相同的时刻，可能经历相同的事。生活在自己的群体内是受到保护的，不会在肉体上被消灭，而人们恰恰由于宣战，由于加入战争一方而面临着在肉体上被消灭。属于某个民族的所有人都同样受到最可怕的威胁。成千上万人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人在同一时刻对他说：“你应该死。”于是成千上万的人为了避免死亡的威胁而结成一体。他们力图迅速吸引所有受到相同威胁的人；他们极其密集地聚集在一起，为了抵抗而服从于共同的行动方针。
双方的人通常很快就会聚在一起，无论是在实在的肉体还是观念和感情上都是如此。战争的爆发首先是两个群众的爆发。一旦这两个群众形成，每一个群众至高无上的目的就是保持自己的存在，在思想和行动上保持自己的存在。放弃群众，就是放弃生命本身。战斗性群众总是如此行动，似乎一切都在它的死亡之外，而经历了许多战争仍然活下来的每一个人，又仍然会毫无悬念地陷入新的相同的幻想。
死亡实际上始终威胁着每一个人，必须宣布死亡为集体的判决，这样人们就可以积极地同死亡相对抗。有所谓的宣布死亡时刻，在这种时刻他所面对的是某个任意选出的整个群体。“现在所有的法国人都会死”或者“现在所有的德国人都会死”。人们在这样宣布时感到振奋，其根源在于单个的人害怕死亡。没有任何人愿意单独面对死亡。如果两个人在一起，例如两个敌人紧靠着执行判决，那么死亡就容易得多了，而当成千的人一起走向死亡时，这时的死亡就根本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死亡了。在战争中人们可能经历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一起毁灭，虽然他们由此不必单个人去死，这是他们最为害怕的。
但是，他们不相信这种最坏的事情会发生。他们看到，有可能把对他们作出的集体判决偏离开去，转向别人，使死亡偏离他们的人是敌人，他们必须做的一切就是先于敌人一着。人们只是必须动作快，杀人之事不能有丝毫的犹豫。敌人就在人们面前，他宣读判决，首先说：“你们去死！”但是他对准别人所做的事情却反过来落到了自己身上。敌人在这些事情上总是首先开始。也许不是敌人先说出：“你们去死！”但敌人曾计划这样做。如果敌人没有这样计划过，那他也曾如此想过；如果敌人还没有这样想过，那他也许很快就会这样想。死亡作为愿望，到处都是一种现实存在，为了使死亡显露出来，并不需要深入研究人。
所有的战争进程都有奇特的、明显的亢奋，其原因有两个：人们希望避免死亡而在群众中运动。没有在群众中运动，人们要想避免死亡是毫无希望的。只要战争继续，人们就必须仍然是群众；而如果人们不再是群众，战争也就结束了。战争使群众有望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下去，而这种情况又大大促进人们喜欢战争。显然，在现代，战争的紧密和绵延是与充满好斗精神的人数更多的对偶群众有关的。
第二十三节 群众结晶
我把人们结成的小型的、严密的、有严格的界限和极大的稳定性的具有促进群众形成作用的群体，称为群众结晶。这些群体可以一览无余，只要一瞥就可以全面掌握。这些群体的统一性比其人数更为重要。这些群体的作用应该是人们所熟悉的，人们应该知道这些群体的任务是什么；如果对这些群体的作用产生怀疑，那么这些群体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最好的地方是它们是始终平等的，它们是不能被混淆的，整齐划一的制服和特定的活动区域对它们是十分有利的。
群众结晶是稳定的，它决不会改变它的大小。它的成员已经适应了它的行为和思想，它的成员可能像乐队里那样各有其职。但重要的是，他们在表面上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谁看到或知道它，第一个感觉必然是他们永远不会分开。它的成员在晶体之外生活，即使涉及职业，例如在乐队里的乐手，人们也绝不会想到他们的私人生活，只会想他们是一个乐队。在其他场合，他们穿着整齐划一的制服，只有这样，人们才看到他们在一起；一旦他们脱掉制服，他们就完全是另一些人。我们可以把士兵和僧侣看作是这一类人的最重要的形式。制服在这里表示，晶体的成员们居住在一起；即使他们单独出现时，人们想到的也总是他们所属的牢固的统一体，修道院或者军队。
结晶的透明性、孤立性和恒久性同群众本身的激动事件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迅速而不可控制的增大过程以及受到瓦解的威胁，使群众具有一种独特的不安定性，但这二者在结晶中都不起作用。即使是在最大的亢奋中，结晶也与群众不同，能够保持冷静。不管这个结晶产生出什么样的群众，也不管结晶在表面上溶化于群众之中，它将永远不会完全失去它特有的感觉，并且在群众瓦解之后会立即重新聚在一起。
封闭群众与群众结晶的区别，不仅在于它人数较多，而且还在于它具有自发的自我感觉，并且不允许有真正的职能分工。它与群众结晶的共同之处几乎也只有局限性和有规则的反复。但是在结晶中一切都是界限，属于它的每一个个人都构成界限；相反，给封闭群众设定的界限完全是外在的，例如它借以聚集的建筑物的形式和大小。在这个界限内，封闭群众的每一个成员同其他成员接触，他们是流动的，因此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的、出乎意料的改变。即使处于这种受局限的状态，它总还是能达到足以导致它爆发的密度和强度：相反，群众结晶是完全静止的。它的活动是被规定的，它精确地意识到自己的每一个表现和动作。
群众结晶的历史持久性是令人吃惊的。虽然，总是会形成新的形式，但是旧的形式仍然顽强地与新形式并列存在。它们可能暂时退居幕后，不再是那么显山露水，显得不可或缺。属于群众结晶的群众也许会自行消亡，或者完全受到压抑，但群众结晶是无害的群体，对外界没有任何影响，因而群众结晶会继续存在下去。在那些整体上改变了信仰的国家，宗教团体的小型群体仍然存在。需要这些小型群体的时刻肯定会再次出现，就像那些小型群体自身肯定会激发和形成新形式的群众一样。所有这些处于冬眠状态的群体会再次苏醒、复活。人们可以使它们重新具有活力，稍稍改变其结构，就可以使它们重新作为群众结晶存在下去。几乎没有一次比较重大的政治变革不会使人想起这些旧的、已经消失的群体，把它们包装起来，镀上一层色彩并如此大力地利用它们，以致它们在表面上看来是某种全新的东西和进行危险活动的东西。
以后我们会看到，群众结晶是如何单独地发生作用的。只有在具体的场合才可以看到，它们是以何种方式在实际上产生出群众。群众结晶是以不同的方式形成的，因而也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群众。在本书的研究过程中，读者将会——几乎是不知不觉地——认识一系列这样的群众。
第二十四节 群众象征
我把那些不是由人组成而在感觉上仍然是群众的集体单位，称作群众象征。谷物、森林、雨、风、沙、海洋以及火就是这类单位。这类现象的每一种自身都包含着群众的一些基本属性。虽然它们不是由人组成，但是使人想起群众，并在神话、梦、语言和歌谣中都象征地代表群众。
把这些象征同群众结晶明确无误地区分开是适当的。群众结晶表现为一个由人组成的群体，其明显的特点是一致性和统一性。它们在人们的想象和体验中是统一体，但始终由真正活动的人组成，例如由士兵、僧侣、乐队组成。相反，群众象征本身绝不是人并且只是在人的感觉上是群众。
乍一看，详细探讨这类象征，似乎不是本书的合适对象。但是我们将会看到，通过一种新的、富有成果的方式逐渐认识群众本身，这是可能的。这是通过考察群众象征而照亮群众的自然之光，排除这种自然之光，是不明智之举。
火
关于火，首先要说的是，它在到处都一样：不管是大火还是小火；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在别的地方燃烧；不管它燃烧的时间长短，在我们的想象中它始终一样，与火的这些具体情况无关。火的形象就像是深深地打在我们身上的、不可消除的烙印。
火会逐渐扩大，蔓延开来，火是贪得无厌的。整个森林和草原、整个城市着火时的炽烈情况，是火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特性。在火灾出现之前，一棵树在另一棵树之旁，一座房子在另一座房子之旁，它们各自都互相分开，单独地存在着。但是火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原来分开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了，互相孤立的、互相有区别的一切事物都在相同的火焰中化为乌有了。它们变得如此相同，以至于完全消失了：房子、生物，一切都着了火。火会蔓延：人们在火的侵袭面前无能为力，这又是何等地令人惊奇！事物越具有生命，抵抗火的能力就越小；只有最没有生命的东西，如矿物，才可以与火相匹敌。火的残暴凶猛没有止境，它要吞噬一切，而且永不知足。
火可以在任何地方出现：火有突发性。这里或那里爆发火情，谁也不会对此感到惊奇，人们到处都对火有了准备。但是，火的突然爆发总是令人印象深刻，人们会寻找着火的原因。人们往往找不着原因，从而促成了人们对火的敬畏感，这种敬畏感同火的观念结合在一起。火具有神秘的遍在性，它可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出现。
火是繁多的。我们不仅知道在许多地方和无数地方有火，而且也知道单个的火也是繁多的：我们说火焰和火舌。在吠陀经里对火的描述是“一点火，万重光”[32]。
火是可以毁灭的，可以打败它、驯服它；火会熄灭。火的天然敌人是水，水以河水和倾盆大雨的形式与火相对抗。火的这个敌人始终存在，它因有多方面的特性而同火势均力敌。它们之间的敌意是众所周知的，“水火不相容”是最为极端的和最不可调和的敌意的表述。在古代人关于世界末日的观念中，胜利者或者是火，或者是水。滔滔洪水使一切生命在水中了结，宇宙大火毁灭了世界。有时水与火在同一个神话中一起出现，相互调和。但是，现世的人学会了制服火。人不仅总是能用水来对抗火，人还成功地把火分成小火加以保存。人把火拘禁在炉子里，人喂火就像喂动物一样；人可以让火饥饿，可以让它熄火。这里已经提到了火的最后的一个重要品质：应该像对待活物一样对待火。火的生命是不安定的，它会熄灭。如果火在这里熄灭了，那么它在另一些地方会继续存在。
如果我们把火的这些特性综合起来加以考察，那么我们就会得到一幅令人吃惊的画面：火到处都是一样的，它会迅速扩大；火会蔓延，它贪得无厌，它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生，并且非常突然；火是繁多的；火具有毁灭性，它有一个敌人；火会熄灭；火就像它具有生命那样活动，火也被看作是具有生命的东西，所有这些特点都是群众的特点，很难对群众的特性作出更为精确的概括。群众的这些特性我们列举如下：群众在任何地方都是平等的；在极其不同的时代和文化中，尽管人们的家庭背景、语言和受教育程度不同，群众在根本上是平等的。无论它在哪里出现，它都会极其迅速地扩大，很少有人能不受它的影响，群众总是要扩大自己，群众没有任何内在的限制。群众会在人们聚集在一起的任何地方出现，它的自发性和突发性是不可思议的。群众是杂多的，但有着内在的联系，无数的人构成群众，人们永远不能确切地知道它的人数。群众可以是毁灭性的，可以抑制，可以驯服。它寻觅敌人。群众会像它突然出现时那样突然消灭，往往这也是无法解释的；当然它有它自己的不安定的和动荡的生命。火与群众之间的这些相似之处导致它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们互相进入，互相代表。在人类历史上群众象征始终起着作用，在这些象征中，火是最重要的和最变化不定的，有必要研究一下火与群众之间的这些关系。
在人们一再反复指出的群众的危险特征中，最明显的一种是放火的倾向，这种倾向的重要根源是森林大火。人们往往放火烧掉本身也是一种古老的群众象征的森林，以便腾出空地，安营扎寨。我们很有理由认为，人们经历了森林大火才学会了同火打交道。在森林和火之间有一种明显的原始的联系。在过去有森林的地方，烧掉森林，使之变为农田，而农田若要扩大，就总是要不断地再烧掉森林。
野兽从着火的森林中逃走，巨大的恐惧是动物对大火的自然的、可以说是永恒的反应，也是人一度的反应。但是人掌握了火，把火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他应该对火无所畏惧。人的新的力量盖过了旧的恐惧，而且这两者结成了令人吃惊的联盟。
以前群众见到火就逃走，现在群众却深深地为它着迷。我们知道火灾对各种各样的人有魔术般的作用。他们不满足于每一座私人住宅都有的炉灶，他们想要有一种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得见的火，他们围着这堆火，可以在火堆旁聚集在一起。如果火烧得很旺，那么群众就会奇怪地一反过去对火的恐惧，匆忙赶到大火的现场，在那里，他们感受到一种先前使他们团结起来的温暖。在和平时期，他们往往长时间得不到这种体验。一旦群众形成，群众最强烈的本能就是自己造出火来，并为了扩大自己而利用火的吸引力。
今天人们口袋里带着的火柴盒就是这些重要的、古老联系的一个小小的残余。火柴代表一堆整齐划一的树干，每一个树干都有可燃的头。人们可以点燃许多根或全部树干，从而人为地造成森林大火。可以说，人们有一种冲动要去做这种事情，但一般又不会去做，因为这种不足称道的做法会使他们昔日的光辉丧失殆尽。
但是，火的吸引力还远远不止于此。人们不仅向火跑去，围着火，而且在旧的习俗中人们直接与火融为一体。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著名的拿佛印第安人的火舞。
新墨西哥的拿佛人准备了一个巨大的火堆，他们围着火堆通宵跳舞。在日落和日出之间表演了十一套规定的动作。当一轮红日消失不见之后，舞蹈者就狂热地跳着舞奔向林中空地。他们几乎光着身子，身上涂了色彩，他们任由长发跟着他们的舞蹈旋转飘动。他们手执舞杖，杖端饰着一簇羽毛，猛烈地跳着逼近大火。这种印第安人跳得既拘谨又笨拙，他们半蹲半爬。火确实非常灼热，跳舞的人只好在地上缩成一团，以便尽可能离火近一些。他们要把他们的舞杖头上的羽毛放进火里。一块代表太阳的圆盘高高地举着，他们围着这个圆盘继续猛烈地跳舞；而当圆盘落下并重新升起的时候，就开始一轮新的舞蹈。大约在太阳升起的时候，神圣的仪式就接近尾声了。涂成白色的男人们走到前面，在即将熄灭的余火中点着很轻的树皮，然后又围着火猛烈地跳跃、追逐，把火花、炭灰和火焰掷满全身。他们真的跳进余火，在其中来回跳跃，相信身上的白色泥土会保护他们不受到严重的灼伤。[33]
他们使火跳舞，他们变成火。他们的动作就是火焰的舞动。他们手里有什么就点着什么，就像是他们点燃了自己一样。最后他们从尚未完全熄灭的灰烬中把最后的火花撒向天空，直到代替这些火花的太阳升起为止，一如他们在太阳未出来时用火焰代替太阳一样。
在此，火仍然是活生生的群众。正如其他的印第安人在舞蹈中变成水牛一样，这些拿佛印第安人在舞蹈中表演火。在后来的民族那里，拿佛人转变成的活生生的火，变成了纯粹的群众象征。
每一种可资辨认的群众象征都可以找到它由此产生的具体的群众。在这里不完全是靠一种推测。人们试图成为火，激活这种古老象征的倾向，在后来更为复杂的文化里也是十分明显。被围的城市在无望得到援军时往往会纵火自焚。君主们在绝望之境往往会把自己和他们的宫殿一起烧毁。这种例子在古代地中海文化、印度人及中国人那里都可以找到。相信有地狱之火的中世纪满足于烧死个别的异教徒，而不是烧死所有聚集在一起的群众：仿佛是把全体群众的代表送进地狱并看着他们在那里确实被烧死。对火在各个宗教中所具有的意义的分析应该说具有非常巨大的意义。但是，这种分析只是在这种分析本身很详细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因此必须留待以后再说。
但是，在这里探讨感情冲动的纵火行为对于纵火的个人所具有的意义，似乎是正确的：这种个人是真正孤立的个人，不属于有宗教信仰和政治信仰的人群。
克拉培林描述过一位孤独的老妇的事例，她在一生中大约放了20次火，在小孩时就放了第1次火。她由于放火曾6次被起诉，并在重刑监狱中度过24年岁月。她自己这么想：“只要烧起来就好了。”这是她的一个固定不变的想法。特别是当她口袋中带着火柴的时候，火柴像是一种无形的力量驱使她去放火。原因在于她喜欢看火，但是她也乐于承认，而且非常详细地承认。想必她在很早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体验，即火是吸引人群的手段。显然，人群围绕火的聚集，给她留下了第一次关于群众的印象，以后火就很自然地成了群众的代表。所有的人都在注视她，这种感觉迫使她把责任归于别人，也迫使她进行自责。她想要火，由此她变成人们注视着的火。因此，她同放火之间的关系具有两重的性质。一方面，她想成为正在注视火的群众的一部分。火同时出现在所有人的眼中。火在一种强有力的强制下把这些眼睛联合在一起。她早年贫穷，于是她很早就是一个孤立无援的人，这使她根本没有机会同群众在一起，更不用说在无穷无尽的监狱时期了。在第一次这种放火行为结束之后，在群众再一次威胁要离她而去时，她突然自己变成了火，从而使群众保存了下来。这种事情的发生是十分简单的：她承认放火行为。她叙述得越详细，她对此要讲的越多，她就越是长久地被人所注视，她自己就越是长久地变成火。[34]
这类事情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很少见的，即使这类事情并不总是那么极端。从孤立的个人的角度来看，这类事情为群众和火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
海洋
海洋是杂多的，是活动的，它具有紧密的联系。它的杂多性在于它的波浪，波浪构成杂多。波浪是无数的，谁在海上，他的四周就都是波浪。波浪运动的同一性并不排除波浪之间量的差别。波浪从来没有完全安静下来。外面来的风决定波浪的方向。波浪根据风的命令一会儿涌向这里，一会儿涌向那里。波浪之间的紧密联系，表示着某种与人们在群众中的所感相类似的东西：人们之间的关系平和舒畅，似乎人们就是波浪，似乎人们之间没有界限，有着不可避免的依赖性。正是由于这种平和舒畅的、互相依赖的关系，所有的人作为一个整体才使每一个人都感到了力量和振奋。这种特殊的联系在人们身上并不为人所知。海洋也不说明这种联系，它只是把这种联系表现出来。
除了波浪之外，还有一种属于海洋的杂多：水滴。当然，水滴是孤立的，它们彼此没有联系，它们只是水滴，它们的细小和分散使它们看起来没有力量。它们几乎什么都不是，在观察者心中会引起同情感。人们把手伸进水里，再把手抽出来，注视着水滴，一颗颗无力地滴落。人们对水滴抱有同情，好像它们就是无助地分离开来的一个一个的人。只有当人们不能再计数它们时，只有当它们再一次汇集在一起时，它们才会重新算作水滴。
海洋有声音。这种声音是多变的，人们总是听到它。这种声音听起来就像是成千上万的声音在齐鸣。人们对它指望许多东西：耐心、痛苦和愤怒。但是这种声音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坚韧性。海洋从不睡觉，人们总是听到它的声音，日以继夜、年复一年，数十年一贯如此；人们知道，人们在千万年以前就已经听到海洋的声音。海洋以其压力和惊涛骇浪，使人想起了同它一样具有这些品质的唯一创造物，群众。海洋还有恒久性，而群众则缺乏这种恒久性。它不会偶尔消失不见，它总是在那里。它把群众的最大的愿望，而且始终是白费力气而没有实现的愿望，即继续存在的愿望，表现为已经实现了的愿望。
海洋是无所不包的，而且是填不满的。一切大小河流，地球上的一切流水，都会注入海洋，但是海洋并不因此而真正增长。它保持原样不变，人们总是觉得，它还是那个海洋。因此，海洋之大可以充当群众的典范，因为群众想变得越来越大。群众也想变得像海一样大，而为达此目的，群众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海在“洋”这个词上达到了最大的尊严。洋是包括一切的，它无处不到，接触到所有的陆地，古人相信陆地是浮在洋上的。如果海不是填不满，群众就不会有贪得无厌的概念，也就永远不会清楚地意识到它最深的并且是最不明显的欲望即吸引越来越多的人的欲望。但是，在群众面前自然喜欢的洋却赋予群众压抑不住地驱向宇宙精神的神秘权利。
海的感情是善变的，它可以或为柔顺，或为气势逼人；它可以产生出风暴，但是它总是在那里。人们知道海在哪里，它的位置是大家都知道的。它不是突然出现在以前一无所有的地方。海缺乏火的神秘性和突然性；火就像从虚空中跳出的一只猛兽，扑向人们，而这种情况也是到处可以出现的。海却只能在人们确切知道的地方出现。
但是不能因此就说海没有秘密。海的秘密不在于它的突然性，而在于它的内涵。海充满了大量的生命，海又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存在。提到海的内涵，海这个伟大的创造物就更加伟大了：它包含了一切植物和动物，而且数量大得惊人。
海内部没有界限，不区分各个民族和地区。它有一种语言，到处都是这一种语言。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离开海。海太大了，它不能与我们已知的某一群众相适应。而海是内心已经平静的人性的榜样，这种人性汇集着一切生命并包容一切。
雨
世界各地，尤其是在很少下雨的地方，在降雨之前，总觉得雨是一个整体。在下雨之前，云彩飘过来，遮住天空，天空变得暗起来，一切都显得灰蒙蒙的。从这一刻起，因为雨肯定是要下了，人们关于下雨的意识也许要比下雨过程本身更完整。人们十分期盼降雨，降雨是一件生命攸关的事情。雨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求得的，于是人们求助于魔术；有许多各种各样极其不同的求雨方法。
雨是以许多水滴的形式落下来的。人们可以看到它，特别是可以看到它的方向。在所有的语言中人们都说雨是落下来的。人们看到的雨是许多平行的线，无数的雨滴强调了它们在方向上的划一性。没有任何方向比落下的方向更令人印象深刻，一切其他的方向，与落下的方向相比，都是衍生出来的、次要的。从早年开始，人最怕的就是跌落，它是人一生中第一件要对付的事情，人要学习防止跌落；在这里，在一定年龄之后，跌倒就是一件可笑的或危险的事情。与人相反，雨原就是应落下的，没有任何东西会像雨一样经常和大量地落下来。
下落的重量和强度，可能会由于大量降落而稍减。我们可以听到雨滴打在地上的声音，这是一种很好听的声音；我们可以感觉到雨滴落在皮肤上，这是一种很好的感觉。至少有三种感官即看、听和感觉参与了对落雨过程的体验，指出这一点也许并不是不重要的。所有这些感官都是把雨当作杂多来接受的。人们很容易避开它。雨很少具有真正的威胁性，它通常以有益的、密集的方式围绕在人的四周。
水滴撞击地面，在人们的感觉中都是一样的。平行的线条、相似的声音，每一个水滴落在皮肤上引起的同样的潮湿感，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强调水滴的等同性。
雨可以大一些，也可以小一些，雨滴的密度也会发生变化；雨滴的数量会发生巨大的波动。因此绝不能指望雨滴会持续不断地增加。相反，人们知道，雨滴渗进土里就会无影无踪。
就雨成为群众象征而言，它并不表示火所代表的激烈而不受干扰的增长阶段。它没有海的恒久性，只是有时才具有一点海的无穷无尽性质。雨是处在解放时刻的群众，也标志着群众的瓦解。播雨的云在雨中消解了自己，雨滴落下，因为它们不再能聚在一起；它们以后是否还会再聚在一起，怎样聚在一起，这些还不清楚。
河流
河流最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方向性，它在静止不动的两岸之间运动；河流在两岸之间的行径浩浩荡荡，清晰可见。只要是一条河流，大量的水就会浩浩荡荡，奔腾不息；在总的方向（即使个别的地方方向会发生变化）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坚定地奔向大海；接纳其他小的河流，所有这些都具有不可否定的群众性质。因此河流也成了群众的象征，但不是对一般的群众，而是对各种群众表现形式而言是这样。河流的宽度是有限度的，因此它无法不受限制或突然地扩张，这使河流作为群众的象征总是保留着某种暂时的性质。它代表正在行进的列队，街道两边看热闹的人是岸边的树，固定的东西装载着流动的东西。大城市里的游行就具有与河流类似的性质。队伍从各个不同的地区汇聚过来，直到形成主要的游行队伍。特别是在群众正在形成的时刻，在群众还没有达到它想要达到的东西的时刻，河流是群众的象征。河流没有火的蔓延性，也没有海洋的普遍性。但是，向前流动却被提到了最重要的位置，因为后面有越来越多的支流，所以说从一开始就在向前流动，看起来是无穷无尽，而且源头与目的相比，人们更为重视的是源头。
河流是虚荣的群众，是自我展现的群众。这个要素即展示自己的意义并不亚于方向。没有河岸就没有河流，河流两边的植物就像排成列队的人一样。河流有——可以说——皮肤，它想让人们看到它的皮肤。一切滚动状态的组织，如队列和游行队伍，都在尽可能多地展示自己的表面：他们会尽可能延伸自己，向尽可能多的观众展示自己。他们希望受到赞美，受人敬畏。他们的直接目标并不是真正重要的，重要的是把他们同目标分开的这段距离，是他们的队伍绵延的街道长度。至于参与者的密度，那么这种密度有点随意性。观众的密度比较大，在观众和参与者之间有一种特殊类型的密度，类似两条蛇类动物之间的爱的游戏，其中一条把另一条包裹起来，让它舒缓地通过自己。增长从源头就已开始，但却是通过支流在预先精确规定的地方的加入而实现的。
不言而喻，河流中的水滴是一样的，但是河流也带有各种各样的极其不同的东西。它所承载的东西对于它的外观来说比海所承载的东西更具有决定意义，更为重要，因为海所承载的东西在巨大的海面上显得微乎其微了。
总括所有这一切，我们只能有限制地把河流称作群众象征。就它是群众象征而言，它与火、海、森林或谷物完全不同；河流是在爆发和解放之前仍在控制之下的一种状态的象征。它是缓性群众的象征，问题不在于它的现实性，而在于它的威胁性。
森林
森林高出于人。森林也许是密不透风的，其中杂生着各种各样的灌木丛，要想进入森林，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想在森林中继续前进，那就更为困难了。但是，森林真正的密度，真正构成森林的东西，即树叶，是在上面。正是每一棵树的树叶互相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连成一片的屋顶，正是树叶把许多光线挡在森林之外并且投下了一片巨大的树影。
人笔直地站着，就像一棵树一样，他和其他树并列在一起。但是树比他高得多，他必须仰视才行。在人的环境中没有任何其他的自然现象，如此经常地高出于他而同时又如此之接近和如此之杂多。云块飞掠而过，雨下过后迅即消逝，星星远在天际。所有能够影响他的繁多现象中，没有一种能像森林那样永远与他相近。高高的树是可以企及的，人可以爬上去，可以采摘果实；人也在树上生活过。
森林把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这样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是森林自身发生变化的方向：森林在不断地往上增高。树与树之间的平等性是一种大致上的平等性，这种平等性本来也是一种方向上的一致性。谁在森林里，谁就会感到自己受到了保护；他不是在森林继续生长的顶部，也不是在森林密度最大的地方。正是这种密度是对他的保护，而保护他的地方是森林的顶部。因此森林成了让人敬畏的样板。森林迫使人仰视，感谢森林对他的保护之情。仰视许多树木变成一般的仰视。森林是宗教感觉的预习所，是站在圆柱下、站在上帝前面的感觉的预习所。这种宗教感觉最相称的、因而最完美的表述是拱形的圆顶建筑。所有的树干交织成至高无上、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森林另一个并不是不重要的方面是它的不可动摇性。每一棵树木都牢固地扎根于地下，不受外界的任何威胁。它的反抗是绝对的，寸土必争。它可以倒下，但不会移动。因此森林变成军队的象征：一支正在部署中的军队，一支任何情况下不会逃跑的军队，这支军队不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是不会丢失一寸土地的。
谷物
谷物在一些方面是缩小的森林。它生长在以前曾是森林的地方，它从来没有长得像森林那么高。它完全处在人的掌握之中，是人的作品。人播种，收割；人在古老的仪式上祈祷谷物生长。它像草一样柔软，随风而起伏。所有谷物都一起随风向波动着，整个田野同时弯下腰来。在风暴中它们被完全吹倒，并且躺在那里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它们具有重新站起来的神秘能力，只要不是被破坏得太糟糕，它们会立即站起来，整个田野会立即站起来。饱满的谷穗如沉重的脑袋；它们随着风向或向人们点头，或者转向另一边。
谷物通常没有人高。但即使谷物长得比人高，人还是谷物的主人。它们被一起收割，一如它们一起生长、一起下种。连对人没有用的草也始终与它们共存。但是谷物的命运更具有共同性，下种、收割、打谷和保存都是一起进行。只要谷物在生长，它就会牢牢地扎下根。每一棵谷物都离不开其他谷物。任何事情发生，都会波及全体。谷物紧密地生长在一起，高矮的差别不超过人与人的高矮差别；谷物在整体上总是以差不多相同的高度发生作用。它的韵律由风引起，就像是简单舞蹈的韵律一样。
人们乐意用谷物为例子来看人们在死亡面前的平等性。谷物同时倒下，由此使人想起一种完全特殊的死亡：在战斗中共同死亡。因为整排整排的谷物被砍倒：田野变成了战场。
谷物的柔软性变成驯服，它们像是一群从来不会有反抗思想的忠心耿耿的臣民；它们战栗顺从地站在那儿，听从每一道命令。当敌人侵临，它们受到无情的摧残蹂躏。
谷物来源于成堆的种子，这同种子最后变成成堆的谷子同样重要，具有同样的意义。无论它生产出7倍或100倍的谷物，总之，谷物堆要比原来开始时的谷物堆大好几倍。谷物在一起生长，会增加自己，而这种增加乃上天的恩赐。
风
风的强度发生变化，随之风的声响也发生变化。风会低吟哀诉，也会怒号，或低沉，或高亢，很少有风不能发出的声音。在其他自然现象对人失去其生命力很久之后，风给人的感觉仍然像是某种有生命的东西。除了声音之外，风最令人注意的是它的方向。为了给予风一个名称，重要的是要知道它来于何处。因为人们的四周完全被空气包围着，所以人们感觉到风的冲击是有形的，人们感觉到自己完全在风中，风似乎具有某种集中的作用，它在风暴中把它所碰到的一切都卷起来。
风是看不见的，但是它使云彩、波浪、树叶和青草运动，从而表现出自己，而这表现又是多重的。在吠陀经的颂歌中，风暴之神马路斯总是以复数出现。风暴之神有21个，有的说有180个，他们是同龄兄弟，有相同的出生地和住所。他们造成的嘈杂之声就是雷鸣和风吼，他们使得山摇地动、树木倒地，像野象一样吞噬着森林。人们往往也把他们称为歌唱家，吟咏着风之歌。他们像狮子般健壮、凶猛和可怕，但是也像小孩或小牛那样活泼顽皮。[35]
古代把呼吸和风视为同一，这证明人们对风有凝聚的感觉。风有呼吸的紧密性。但是正由于风是无形的，所以它适合于代表无形的群众。幽灵借着风势，像狂风一样呼啸而来，像是一批狂野的人群；或者他们是正在逃跑的幽灵，就像爱斯基摩人的巫师所看到的情景一样。
旗帜是看得见的风，旗帜是切割成一块块的云彩，近在眼前而又五彩缤纷，但具有固定不变的形式。实际上，旗帜在其运动中引人注目。各民族就像是能分割风似的，利用自己的旗帜，用以标志自己头上的天空是自己的天空。
沙
在具有重要意义的沙的性质中，特别要着重指出的是两种性质：第一种是沙的细微和类似性。这是人们因为沙粒细微才感觉到沙粒的唯一一种性质。第二种性质是沙的无限性。它是无边无际的，它越来越多，难以尽收眼底。小沙堆毫不起眼，只有无穷无尽的沙，如海边沙滩和沙漠中的沙，才会真正引人注目。
沙不停的运动导致的结果是，它在流动的群众象征和固定的群众象征之间差不多居于中间地位。它会像海一样形成波浪，它会被卷入云层；尘埃则是更小一些的沙。一个有意义的特征是沙具有威胁性，是沙作为具有侵略性的东西和具有敌意的东西与单个的人相对立的方式。沙漠枯燥单调、广袤无垠、没有生命，它在人面前几乎是不可克服的力量：它由无数相似的细小粒子所组成。它会像海一样令人窒息，不过令人窒息的方式更为险恶，时间更长。
人与沙漠的关系为人以后的若干行为做了准备，为他以日益增长的力量反对大群细小敌人的斗争做了准备。蝗虫如同沙子一样使植物干枯。人栽种植物，对蝗虫如同沙一样害怕，蝗虫留下的是一片沙漠。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沙曾经被作为子孙的象征。但自有了《圣经》以来人们所熟知的许多事实表明，无尽地增多自身的愿望是何等地强烈。这里所强调的不仅是质。无疑，人们想要有一大群强壮而正直的儿子。但是，为了更长久的将来打算，从所有后代的生命的总计来看，人们希望有一个由子嗣组成的群众，而不是满足于一个一个的群体，这个群众像人们所知道的沙子那样，那么庞大，那么无涯，那么难以计数。从中国人的一个类似的象征中可以看到，对子孙的个人评价是并不重要的。因为子孙被看作是蝈蝈一样，对于子嗣来说，必不可少的品质是数量、团结和不可分离性。
《圣经》中用来作为子嗣的另一个象征是星星。这里重要的也是星星数量的无限性，而并不涉及个别杰出的星星的品质。重要的是它们存在着，它们永不消失，亘古长存。
堆
人们往上添加点东西的所有堆积物，都是收集在一起的。一堆水果或一堆谷子，都是行动的结果。许多双手都在从事着收割或摘取的工作；这些工作都是在一年内完全特定的时间内做的，因而这些工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是这些工作把古老的划分季节的方法传到今天。
收集成堆的东西是同类性质的东西，如某种水果或某种谷物。这些东西被尽可能紧密地堆积在一起。堆得越多越密越好。人们手边就有许多东西，无须从远处取东西。堆积物的大小是重要的，人们以此夸耀，唯有大量才够所有的人食用，或者说才够长期食用。一旦人们习惯于把东西收集成堆，这些成堆的东西就会越堆越大。人们最喜爱回忆大丰收的年份。当人们知道写编年史以来，那些大丰收年份在编年史中就被看作是最幸福的年份。年复一年，从此处到彼处，人们互相比赛收成多少。不管是属于团体还是属于个人，成堆的产品具有典范的意义，受到人们的保护。
这些成堆的东西确实在以后会被用尽，有时在特殊的情况下会突然被用尽，有时只是视需要慢慢地被消费掉。它们的持久存在是有限的，它们的减少从一开始就包含在人们关于这些成堆的东西的观念中。它们的再聚集要取决于季节和雨季的节奏。每一次收割都是有节奏的堆积，庆典的举行是由这种节奏决定的。
石堆
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堆积物是不能食用的。石头堆之所以建立起来，是因为很难再把这些石堆拆开。人们是为长时期而建立石堆的，是为了某种永恒性。这些石堆永远不应变小，应该保持原样。它们不会进入任何人的肚子里，人们也不总是住在其间。在它们最古老的形式上，每一块石头都代表一个曾经帮助把石头聚成堆的人。后来，每一块石头的体积和重量增加了，因此只有许多人一起行动才能搬动它们。不管这些石头堆代表什么，它们集中体现了无数人艰辛和艰难的历程。它们如何能矗立在那里，往往是不可思议的。人们对这些石头堆如何能矗立在那里越不理解，这些石头的产地越远，运输的路程越长，应该说，建立石头堆的人就越多，这些石头堆给所有后人的影响就越深。它们代表许多人有节奏的努力，从这些努力中，除了不可摧毁的纪念碑以外，什么也没有留下。
财宝
财宝如同一切成堆的东西那样，都是收集起来的。但是，财宝与水果和谷物不同，它是由一些不可食用、不会毁灭的东西组成的。重要的是这些东西具有特殊的价值，只有相信这些价值可以长期保存才会诱使人们去储藏财宝。财宝的囤积应不断进行，越积越多。如果财宝属于一个有权势的人，那么它会诱使其他有权势的人去掠夺财宝。财宝给它的所有者带来了气派，也给他带来了危险。为了争夺财宝而发生了争斗和战争，有些人只要拥有一点点财宝，就可以生活很长时间，所以财宝被藏于秘密之处。因此，财宝的特点在于它的光芒万丈，而为了保护它又要把它藏于秘密之处。
数量迅速增加带来的快意，以最明显的形式表现在财宝上。其他一切可计数的东西，例如牲畜和人，即使以数字越来越大为目标，但却并不能导致这些东西类似的积聚。财宝的所有者秘密地清点自己财宝的情形，给人留下的印象一点不亚于人们想突然发现财宝一样：它被藏得如此严密，以致它不再属于任何人，它由于被埋藏起来而被人遗忘了。训练有素的军队会受到这种对财宝贪欲的侵袭，从而被瓦解掉，许多胜利由于这种贪欲而转化为反面。普卢塔克在庞培传中曾描述过一支军队如何在每一次战斗前转变成一群寻宝者。
一俟庞培的舰队在迦太基附近登陆，七千名敌军就立刻弃甲投降，他自己率领六个整编军团【3】向非洲进发。他在那里遇见了一件滑稽的事情。一些士兵偶然发现了一个宝藏，从而得到了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钱。当事情传开以后，所有的其他士兵也都以为：这块地方到处都是财富，是当时迦太基人在某次灾难中埋下的。因此，有好几天时间，庞培对他的士兵也无可奈何，因为士兵们只是在忙着寻宝。庞培笑着走来走去，看着成千上万的士兵在挖宝，把地都翻了过来。最后士兵们精疲力尽了，要求庞培带他们到他愿意去的任何地方，他们说，他们由于自己的愚蠢已经尝够苦头了。[36]
除了这些由于隐藏起来而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成堆财宝以外，还有另一些完全公开收集起来的财宝，自愿缴纳的税捐就是这一类财宝，这些财宝会落在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的手里。所有的抽彩给奖的形式都属于这一类，通过这种方法可以迅速形成财宝：人们知道，在抽奖结果公布以后，财宝会立即交给幸运的得奖者。最终得到财宝的人越少，财宝数量越多，它的吸引力就越大。
把人们同这一类事情连接在一起的贪欲，其前提是对财宝的单位有绝对的信心，这种信心如此强烈，怎么形容都不会夸大。一个人把自己与他的货币单位等同起来，怀疑这种等同性就是侮辱他，动摇这种等同性就是动摇他的自信心。人们通过贬低一个人的货币单位来接近他，人们就贬低了他。如果这个过程加快了速度，发生通货膨胀，那么被贬低的人就会组成与逃亡群众完全相同的组织。人们失去的东西越多，就越是能够团结一致共命运。在那些能够为自己保存一些东西的幸运者身上表现为恐慌的事情，对失去自己的货币财产因而变得等同的其他人来说，就会转化为群众逃亡。关于在本世纪具有无限历史意义的现象的结果，我将在专门一章中加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