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工作有助于人类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从业者成绩斐然，这是无可置疑的。为了精益求精，有必要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既有实践经验加以检讨，也是不言而喻的。翻译方法一般可分为直译和意译两种，二者的区别及其在翻译工作中的理解和运用，却未必是一致的或绝对的。对这两种方法，老练的译者并无先验的偏好，更不会随心所欲地加以运用，仅视作品、对象、任务的具体情况，选取其中合适的一种而已。
直译系指在忠实传达原作本意的前提下，尽可能保存出发语的语言结构，力求减少译文对原文在语义上的差异；如遇某些典故或习惯语，意义不在字面，直译即属误译，例如“牛奶路（MilkyWay）”、“你好老？（Howoldareyou？）”“你怎么做？（Howdoyoudo？）”之类，自当另作处理。
意译同样系指在忠实保存原作本意的前提下，尽可能摆脱出发语的语言结构，而以流畅易懂的归宿语传达原作的风格；自不待言，结构的转换必不能扩大或缩小原作的本意，也就是说，既不宜增添不必要的辞藻为原作涂脂抹粉，亦不宜图省事而把原作固有的本质含义抹煞掉；此外，尤须力戒背离甚至伤害原作风格的油腔滑调。
优秀翻译如以“信、达、雅”为标准，那么直译首先必须兼顾“信”与“达”；真“信”必“达”，自以为是的“信”，即使一字不落地翻译出来，也可能使读者不知所云，不能称之为“达”。意译尤须兼顾“信”与“达”，同时还须注意做到“雅”；“雅”作为翻译的要素之一，绝不是外在的，附加的，一开始就应当是对原作审美风格的贴近，即所谓“神似”，这只能在“化境”中体现，没有什么程度之分。
直译适用于哲学、历史及其他说理、述评性着作，亦可适用于文学范围内一部分叙事性作品，如小说、散文等。意译对于上述着作似不相宜，其大而化之的风格易使译文脱离原作客观叙述的周延性和密致性，往往为不识原文的读者造成误解。
意译实际上是一种再创作，仅适于文学范围内的抒情作品，后者的诗意似应在较大程度上独立于出发语，这样才便于移植。据诗歌翻译的既有经验，抒情短章不妨意译，鸿篇巨着似非直译不可，如《神曲》、《失乐园》、《浮士德》等。从事直译自须字斟句酌，斤斤计较；从事意译的译者尤须对原作有深切的理解力和高超的再表现力，否则率尔操觚，不会有什么成果可言。
此外，还须记住，国外历代有不少学者原则上反对诗歌翻译，其中最著名的是所谓《翻译即叛逆（Traductore-traditore）》说；另有一些形象的说法，如将诗从一种语言“注入”（即译成）另一种语言，其诗意必将全部“汽化”，剩下来的只能是既无意义、也无用处的“残渣”。这类绝对化的论点，听来不免会使翻译工作者感到悲观，却可能从另一角度启发人们对于诗歌本质产生新的理解。
以上只是一般翻译方法的几点常识。至于古汉诗今译，首先也需要提到，国内有不少学者对于这项翻译尝试的可能性，同样从原则上持否定态度。他们的论据基本上与上述国外学者的有关意见相仿，即认为一首诗的诗意与其出发语不可分割，而在人为的归宿语（今译）中必将荡然无存；此外，他们还认为，古汉诗今译还须面对这样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即出发语和归宿语原本是一种语言，其间的古今习惯之分远不如外国语和汉语之间那样泾渭分明，有些古汉诗的用语与现代汉语不但并无千里之隔，而且十分接近，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等句，其诗意对于现代读者几乎毫无隔阂，实在不需要再来什么“今译”。还有一些古汉诗行家指出，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培养了一种士大夫所特有的优雅、闲适或者苍凉、悲壮的情调，这类情调的艺术表现只有旧体诗才能胜任，后者的这份功能据说是新诗无从取代的，因此古汉诗今译的尝试在他们看来，恐怕更是不在话下了。
以上弘论即使尚未形成普遍的共识，其中不乏相反相成的精辟见解，有兴于古诗今译的尝试者不能不认真加以思考。不过，实践已经证明，古汉诗今译毕竟并非完全不可行；其所以可行，大抵出于两方面的需要：一是向年轻读者解释用字古奥的原作大意，二是向已经了解其大意的读者再现原作固有的艺术风格。前者是语文教师的任务，重在训诂与启蒙，为了让学生充分了解原文结构，往往不得不求助于直译；后者是文学工作者的任务，重在审美与鉴赏，如效法前者，仅限于以直译方式传达原作本意，显然不能满足读者进一步的要求，还须另辟蹊径，将直白的译文本身转化为一种具备现代审美风格的艺术品。这两种翻译任务对于弘扬传统文化是同等重要的，只是各自的目标有所不同；同一篇古汉诗今译，在目标不同的译者笔下，往往是不尽相同，甚至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以帮助学生理解原文为己任的译者，对于作为对象的古汉诗并无选择性，讲到哪一首，都得用口语把它翻译出来，本无所谓可译不可译；而以帮助审美与鉴赏为己任的译者则不然，他们多少考虑到前面介绍过的诗不可译说，又认识到古汉诗像外国诗一样，由于风尚、情趣及用语在不同时代与国度的变异，其审美价值并非每一篇都需要和可能通过翻译保存下来，因此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接受翻译任何一篇古汉诗的任务。至此不妨归纳几点如下：
一、有些古诗可能今译，有些则未必，除上述原因外，还须以译者对原作诗意的体会之有无深浅为转移。二、古汉诗虽无西方文学中常见的鸿篇巨着，若干较长篇诗如一些可能翻译的叙事诗均不妨直译；大多数抒情短章非意译不足以在现代汉语中传达其诗意，如贸然直译，则使意译或有的一点诗意“汽化”无疑；三、为了通过意译而使译文转化为艺术品，译者最好具备一点新诗创作规律的知识。
近年来，人们欣然读到不少古汉诗今译的成功尝试，如最近出版的《唐诗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为了更好发掘我国古代优秀诗歌遗产，并以古诗人的创作经验为新诗人提供借鉴，笔者不揣浅陋，从方法论的角度，为古诗今译工作贡献一孔之见，敬候方家斥正。
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