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10年就可称为世纪老人的梅志先生，终于带着众人的祝愿作古了。
她和胡风先生相依为命的一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称得上一段常说常新的佳话。
这段佳话包含如下的内容：只要她在世，他虽然去世了，也仍然如同活着；换句话说，她除了为自己，同时也为他活着，而他的生命则继续寄托在她的身上。
现在，这段佳话随着她的离去，终于被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进入了历史。她和他从此将共同在历史的彼岸回眸凝望，随时以沉默的雄辩和我们共语。
胡风先生一生踏着鲁迅的足迹，为中国新文学请命，在留下丰硕的战绩的同时，受尽了曲解、折磨和创伤。
但是，他不论处在任何形式的苦难中，不论是就禁锢的岁月还是就流徙的途径而论，他身边随时随地总少不了她纤弱而坚强的身影；即使是在他单身受难的情况下，她也会带着温暖、力量和尊严，从远方赶来，和他同甘共苦。离他们很远的后人，读到他们的苦难史，这将最使他们为之诧异而动容的情节之一。
但是，梅志之于胡风，世人不可仅以贤妻良母型的“贤内助”目之，须知她本人就是一位作家。她首先是一位儿童文学家，写过不少散文体或诗体的童话，前者如《元宵节的夜晚》、《小参娃升天记》等，后者如《小面人求仙记》、《小红帽脱险记》、《小青蛙奋斗记》，更是脍炙人口。此外，她还有长短不拘的散文作品，短篇结集为《花椒红了》，长篇则为近60万字的《胡风传》。
但是，尽管自己能够写作，她却从未致力于成为一位独立的萧红、丁玲式的女作家。她的全部才华和精力都贡献于胡风的文学事业。从我的印象来说，梅志对于胡风的作用可分三个阶段：一、劫难以前，她在编辑工作上当他的助手，为他抄稿，登记来稿，给外界寄刊物，有时还联系作者（记得1942年前后，她到重庆北碚复旦大学来看望邹荻帆和我，那时胡风为我出版了诗集《童话》，却还没有和我见过面）。二、劫难以后，包括胡风生病以后，她是他生活上和精神上须臾不可缺少的守护神，是他在重症和绝望中的抚慰者和鼓舞者。三、胡风去世以后，她更是他的心愿的最后实现者，他的事业的最后完成者：除了为他昭雪沉冤，向有关方面写了大量未曾发表过的申辩材料外，她陆续出版了《往事如烟》、《伴囚记》、《高墙内》等连书名都富于特定形象性的名著，还主持出版了十卷本《胡风全集》，她立志要向世界还胡风一个真实的本来面目。
梅志先生为人文静而柔韧，热情而沉着，对人从无疾言厉色，决不轻诺寡信。她有这样一段深沉而平和的自白：“我实为一个平庸的老妪，仅比一般人多受了一点苦难，也就多知道一点为人之大不易。其实，我也仅仅是尽自己的一点能力，不伤害生灵，不哗众取宠，老老实实做人而已！今天还能坦坦然地见人，理直气壮地说话，可能也是我的平庸吧！”（引自《珍珠梅》）她的辞世，可能标志着久已式微的伦理时代的终结，令人不胜悲痛。我写这则小文，除了作为聊表敬意的一杯羹酒，还用以纪念她的亲人胡风先生逝世20周年（1985～2005），并纪念她也一同遭劫的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受难50周年（1955～2005）。
2004年12月1日
原载《随笔》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