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第4期《随笔》上章明先生的《人寿几何》，先按庄子养生篇的眼光，提出了“一切顺乎自然”的人生态度。本可令人有一番超凡脱俗的哲学享受，想不到意识如流，一下子流到前几年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上，并为之痛定思痛起来。其中一些人和事都已时过境迁，有如明日黄花，未必会有当令瓜果的味道；但作者笔在“流”中，欲罢不能，看来也不单纯是凭吊既往，更是为了温故而知新，至少是对“噩梦醒来是早晨”的大好时光的庆幸和赞美吧。
该文概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本色和共同遭遇，然后按照他们的个性表现，归纳出几种可供老实人对号入座的类型。第一类包括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他们“虔诚”地承认自己犯了“原罪”，再三再四而又连篇累牍地写交代、写检查，“下狠心用新的观点修正甚至重构自己的作品或学术”，争取获得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合格身份，结果纷纷落到事与愿违的下场。这里作者举出冯友兰和曹禺二位作代表，并附上巴金、田汉、茅盾、老舍以及翦伯赞、范文澜、俞平伯等一大批人。第二类“驯顺得过了头，变得丧失了自我”，以当时文化界的领袖人物郭沫若为代表。第三类是所谓“企图逃避思想改造的人”，为数不多，沈从文、萧军、吴宓均见列入；接着还有陈寅恪、胡风和顾准，据说他们“既不肯积极投入思想改造的行列，又不愿采取避世的态度”。最后一类则是“一种特殊的知识分子”，文内没有点名道姓，却把他们的尊容勾勒得活灵活现，眉飞色舞，原来他们“看准了整人可以立功，立功可以升官这条终南捷径，在历次运动中捕风捉影，捏造罪名，煽动仇恨，蛊惑群众，在知识分子队伍中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而他却踏着侪辈的尸体飞黄腾达了”，虽然其中一部分到头来仍躲不脱“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的怪圈。———如此这般一分，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有点像姜子牙的封神榜，能够肉身成“圣”者是少而又少的；然则天下英雄，非此即彼，尽人我彀，偶尔张冠李戴，也无关紧要了。人们今天冷静回顾该文所述的这段史实，联想到民族元气因之所受的斲丧和浪费，该不会仍像当年那样无动于衷吧。至于曾经沧海的读者们，即使有幸“好了疮疤忘了痛”，读到这篇文章，看到这个题目，怕是谁也忍不住会有些伤感的。
伤感之余，我也想写篇小文，谈谈这些侪辈的命运问题，算是对《人寿几何》的一点补遗。用不着隐瞒，这里掺杂了一点实用主义的动机，就是想借助于章先生的思路，把自己脑子里已有的一点有关构思弄得更切实、更周延、更“有用”一点。具体地说，我当年作为胡风的朋友，当了几十年“胡风集团骨干”，自新历史时期平反以来，一直就在琢磨：胡风的命运，也就是一批人的命运，当年有没有采取另一种走向的可能？想来想去，终于想不出个所以然，仿佛已经发生的一切都已由宿命注定，根本没有改变的可能，那番马后炮式的命运推算也就不了了之。这次读了章先生的文章，又有点静不下来，觉得何妨把自己的一点想法写出来，明知找不到那个不可能的“走向”，但愿集思广益，进一步认识“往者不可谏”的道理，把自己的胡思乱想划个句号也好。
那么，我也分几类来说。首先想起的，也是章先生说过的那第一类。这一类人很多很多，多倒用不着举例，因为他们只是以其共性而相聚成类；另方面，他们的遭遇、表现和结局互有差别，其不幸结局的客观教训也各不一样，因此以个别人物举例未免以偏概全，例如在章先生笔下，把曹禺、老舍、巴金、俞平伯放在一起，似乎就有点勉强。如果不来举例，那么他们的共性倒是值得认真研究的。一般说来，这一代知识分子都是在国难、国耻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不论出身、成分如何，经过新时代的感召，无不希望自己能够为祖国和人民作出贡献，无不乐意改造自己，提高自己，争取为人民服务得更好。他们这个共同的主观愿望，对于当时各级具体领导人来说，可叹往往得不到足够的估计，因此往往比不上他们的出身、成分和生活习惯等等在审干工作中更有参考价值甚或定性价值。更可叹的是，正是在这个善良的主观愿望的支配下，他们的宝贵的自信心日益与骄傲自大混淆起来而招致愧疚和贬斥，因此个个无不虚心而又心虚地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众所周知，在新社会，不论批评对不对，被批评者只能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辩解的余地是没有的，反驳更来不得。久而久之，人们为了求得平安是福，便学会不惜按照客观口径，把自己诋毁得一无是处，把自己过去或有的一点成就或价值全盘否定，从此夹着尾巴做人，才相安无事。像这样以牺牲自信心和独创性来“端正态度”的貌似无事的普遍悲剧，不能说其中没有当时“难免”的构成因素，也不能说没有或不会因此变得规律化———不论怎么说，对于国家和个人都是有害无益的。
其次，我想起了朱光潜先生。朱先生本应属于第一类，却又有所不同，不妨单另列入第二类。这是一位（20世纪）30年代就已实至名归的美学家，我小时读过他的《谈美》、《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等名作，其中对于《一棵松树的三种态度》一文令我至今难忘。长大了，学了点马克思主义，才知道他的美学属于所谓“学院派”，按后来的说法，也就是“资产阶级的”；等到读了一点德国古典美学，更知道他的一些观点和表述都是有娘家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朱先生在北大继续执教，当然需要参加思想改造；由于过去的影响显着而深远，他所面临的批判之严峻可想而知，他所须作的自我批判是不轻松的。但是，从社会角度来看，他的主客观矛盾的解决似乎还顺利，没有产生某些同辈学者未可避免的波澜。我对他当时的具体情况不够了解，但觉得他察时明理，见微知著，知道自己在学术思想上必须“破”些什么，同时还可破中求立，争取为人民服务的新立场。
看来他的这个善良愿望终于实现了，因为60年代初他已能够公开参加国内多年罕见的美学讨论。当时，他审慎地利用自己难得的发言权，阐释了他经过学习后建立的新观点，“美是主观和客观的辩证结合”，进而从得势一时的机械论美学取得了主动。这时我刚解除隔离，被安置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德语编辑，领导上交我看的第一部稿就是朱先生译的德国拉辛的美学名着《拉奥孔》，接着又编发了他的另一部译着《歌德谈话录》。
我按照自己的职责，对《拉奥孔》的译文提了一些修改意见；《歌德谈话录》出版后，我又化名在《光明日报》上写了一篇评论。这样，我和朱先生开始有了一段忘年交，并听到他晚年几次较坦率的学术性谈话。记得他谈过《费尔巴哈论纲》的译文问题，即俄译和德语原著的差异及有关理解问题；谈过马克思主义的德国古典哲学根源问题，他认为不懂点德国古典哲学，恐怕难以透彻理解马克思的一些词句，就此还谈到“异化”一词在马克思笔下的来龙去脉。从我所经历的一些小事来看，朱先生经过思想改造，已从一位资产阶级美学家进步到对马克思主义有研究、有心得，能为我国的文化积累和美学发展作出贡献———这段征程显然是颇不平坦的，曾经需要他在保留自信心即自知之明的前提下，付出很大的勇气和毅力走下去，不能不令人感动而钦佩。
三类，想推马寅初先生为代表。马老是中外驰名的大学者，在旧社会即以威武不能屈而家喻户晓，40年代在重庆公开斥责蒋家王朝的四大家族而被囚禁多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作为无党派人士，荣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和北京大学校长。1957年发表《新人口论》，提出了“人口爆炸”的警告，痛切呼吁“节制生育”；1958年因与“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的建国方略相违而受到批判；1959年随着反“右”运动深入，批判升级成“以学术名义搞右派进攻”；在四面楚歌中，坚信自己在人口问题上掌握着真理，1960年在《新建设》上发表《重申我的请求》，于是，被罢免人大常委、撤销北大校长等职务，迁出燕园宿舍，从此在政治、学术界销声匿迹；不过几年，社会上流传“批判一个，误增几亿”的感叹，马老的诤言日益获得不容否认的确证，直到1979年他才得以平反，时年97。在本文所涉及的类型系列中，他既不能牺牲自己认定的真理，也不能牺牲“不可辱”的人格，一旦发现“不可与言而与之言”的失当，则宁愿放弃身外荣华与舒适，韬光养晦以终，这种倔强性格颇近乎梁漱溟先生。然而，在广大人民的心目中，他的铁骨铮铮的人品又似与彭德怀元帅的光辉形象相伯仲。
在前三类对比之下，不妨谈谈胡风的情况，算作第四类。胡风在1948年出版的《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书的扉页上，引用过但丁的一段话：“我跑到一个沼泽里，芦苇和污泥绊住了我，我跌倒了，我看见我的血流成了一个湖。”（《净界》）这只是他当时对自己的处境的主观感觉，实际情况及其发展趋势远远超过了这个感觉。大致说来，40年代初期，他在民族形式问题讨论中得罪了重庆、延安两地的一些文化名人；40年代中期，为在国统区文化界提倡“主观战斗精神”及有关创作原则而受批判；50年代初，建国（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再度受批判，被扣上“反马克思主义”、“反现实主义”、“恶劣的宗派主义”等帽子。至此为止，批判的性质、范围和严重程度，尚未如何超过前几类的遭遇。至于胡风本人的态度，章先生说他“既不肯积极投入思想改造的行列，又不愿采取避世的态度”。其实，他也并非不肯检讨自己的过去，倒是几次自以为实事求是的自我检查都被否定了，这是因为客观上对他的要求，也就是对一切批判对象的要求，以不分青红皂白、对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即所谓“实行彻底的决裂”）为起跑线。胡风满足不了这个要求，又不甘心销声匿迹，于是到50年代中期，由于提出关于当前文艺工作的“三十万言”，更由于意想不到的外在因素，日益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阶级斗争教科书中的“反面教员”，欲求避世而不可得了。试问胡风当年能不能采取另一种较好的方式，做到既不丧失自己思想上的独立性，又不致遭受如此惨痛的灾祸呢？拿以上三种类型来比较，显然没有一种是合适的。第一、第二类且勿论，即使在自信掌握真理这一点上近乎第三类，但细加审视，两方面的政治身份仍有一定的差距，胡风面临的惊涛骇浪便一发不可收拾，而不知伊于胡底了。
写了第四类，接着还想写个第五类，即章先生说的那种“特殊的知识分子。”我想写的是舒芜，不过临时变卦，又不想写了。不是觉得他的代表性不够，也不是认为他和胡风事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最近读到他的一篇长文章，觉得天下事还需要从长计议。那篇文章发表在今年第2期《新文学史料》上，写得很有功力，把胡风事件和他的全部关系写得头头是道，滴水不漏，令人耳目一新。一篇读后感这样写道，可不是，在当时的大气候下，叫你交信，你敢不交吗？即使舒芜不交，密信既已证实，还愁抄不出来？这样一反问，不但舒芜在这里当不成“代表”，震惊中外的“胡风冤案”也“冤”不起来了，原来谁也怪不上，只怪蒙冤者们自己的流年不利，运气不好，如此而已。今天不比往年，人人都有发言权，谁也用不着被动或自动地自我诋毁。只是那篇长文口口声声“五四精神”，却又有点不伦不类。鲁迅是“五四精神”的当然代表，他在“一件小事”上能够感到“苦痛”和“惭愧”，对于自己对“杨树达君”的误解，更敢于“喝干”自己“造出来的酸酒”。舒芜怎么忍心把自己在“一大冤狱”中“应负的一份沉重的责任”巧妙地淡化为认识问题以至学术思想问题呢？这是题外话，就此打住。
倒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亦即如何做到、或者如何没有做到使知识分子心悦诚服地接受本以实践为是非标准的思想改造政策，确是一个严肃而又沉重的课题。真正研究起来，类型范围还应放宽些，分析更细致些，更个性化些，眼光更全面些，客观些，笔下所带的感情也不妨相应淡一些。这篇小文不过是向《随笔》投的一篇随笔，连研究尝试怕也说不上。至于当年在某些运动主持人的内心深处，要整某个人，也许并非仅仅为了整倒某一个人，因此也并非果真由于某人如何如何，这是当事人万万想不到的，今天的研究者也会觉得不可思议；其实，这种项庄舞剑式的斗争策略，属于另一种高超的领导艺术，似可不入上述课题的条目之列。
199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