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1931年）事变时，我9岁。在全国兴起的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我从儿童变成了少年。内向的我学会唱很多的抗战歌曲，如火如荼的抗战文艺又给我播下热爱新文学的种子。16岁时，家乡武汉沦陷前夕，我告别了亲人，孤身一人挤上江轮，去鄂西恩施读高中。两年后我流亡到重庆。
在重庆，我找到一个糊口的工作，开始学习新诗写作，不久就认识了《诗垦地》的朋友们。1941年冬，应邹荻帆之邀，去参加该刊座谈会时，在会场我见到一个30多岁的男子。他的脸庞有一块伤痕，使他笑起来时很特别。他的眼睛很明亮，并且透出一股柔和的光。他在会上并没有发言，只是默默地倾听。后来旁人告诉我，他就是知名作家S.M.，即阿垅。从报刊上我读过他不少作品，只是不知道他却是这样一个和气的人。
阿垅比我大15岁，当时在国民党军界就职。一个穿国民党军服的人，却化名写出大量的抗日和反蒋的文艺作品，这使我对他感到新奇。由于阿垅平易近人，我们随后成为朋友，我常到他的住地去找他，听他谈人生，谈写作，也谈延安。我慢慢知道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参加过上海的“八·一三”战役，与日本人真枪实弹地对过阵，他脸上的伤疤就是那场战役留下的印记。他在黄埔军校时接触过中共地下党，1938年曾经进入延安抗大学习。后来因为眼伤和牙齿的旧伤复发获准去西安治疗，不料因交通线被国民党封锁，不能返回延安。于是我理解了他写作的动力———他心里有着一座灯塔，他的军服看起来只是一种保护装吧。多年后，胡风案件平反以后，我听说阿垅当年去延安，是通过中共中央长江局吴奚如同志的关系，而吴奚如还表示希望阿垅在延安抗大学习后，能返回国统区做情报工作。因此，阿垅留在国统区，没有去从事平民职业，而是很快进入了国民党军界，并且多次冒着生命危险给地下党传递军事情报，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他实际上是在自觉地执行吴奚如代表党组织向他提出的要求。可惜的是，他的这种自觉性多年来曾经遭受过某些人的误解。
阿垅虽然职业从军，本质上却是一个文化人。他一生写过几百万字的著作，其中有风格凌厉的新诗、情怀壮烈的旧诗，还有诗论、散文、报告文学等。他在1938年就写出了最早的抗战报告文学《从攻击到防御》、《闸北打了起来》等名篇；1939年写出报告体小说《南京》，后获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征文奖；1940年又写出报告文学《斜交遭遇战》，这些抗战文学作品当时都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1942年他的抗战诗集《无弦琴》由希望社在桂林出版，收集了他在延安和国统区两地写的诗作，其中不少是抨击国内外法西斯的，如《小兵》、《难民》、《读信》、《末日》、《再生的日子》等，记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起来！/全世界的人/我们的地球已经着火了/不是壮烈地扑灭这火就是刻毒地给这火焚烧而死/我们的地球着火了啊！”
阿垅是一位真正的抗战军人兼抗战作家，政治上爱祖国、爱民族，追求共产主义赤心不改；对朋友，他慷慨大方；对亲人，他忠贞不贰。1944年他与文学青年张瑞相爱结婚，两年后张瑞不幸离世，阿垅悲痛异常，为亡妻写了大量动人的情诗，将这种浓郁的爱情保持终身，这是他与常人不同的又一奇特之处。
在举世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今天，我希望人们能够记住这位为民族流过血同时也拿过笔的战士和诗人。
原载《新民晚报》2005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