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抓革命，促生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革命口号的统一指挥下，从北京下放咸宁的这一大批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文弱书生，当时称为“五七战士”，头一年居然创造了一个人们预料不到的奇迹。他们先临时借住在老乡家里，在一片荒地上自己脱坯，自己垒墙，自己架屋梁、安门窗，为自己造出了一栋栋简易的“干打垒”宿舍；然后转而进行“围湖造田”的大事业，把鄂南的斧头湖开辟成一大片肥沃的圩田，并给它起了一个革命化的名称：“向阳湖”。从宿舍到向阳湖大田约有七八里路，全体战士除病号外，青壮老弱一律出勤，风雨无阻。适夷同志在这场草创阶段的战斗中，并没有因老迈年高而落伍；他在大田虽不能参加插秧、灌水、割稻、脱粒、扛包等重劳动，但在送秧、拾穗、看场（晒粮时防雀鸟）、烧开水、洗炊具等不少劳动项目中，都可以看见他的身影。他每天跟着大队人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虽然往往和另几位老战士落在后面不远，毕竟没有掉过队。有时还看见他一个人，披着淡红色透明雨衣，拎着一个小马扎，彳亍在窄狭而泥泞的土路上，甚至还听见他跟着高唱干校校歌：“我们走在五七道路上，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实在令人有说不出的感奋！
话虽这么说，硬币还有另一面。这些原来各有专长的“五七战士”客观上，在军管人员眼里，在当地农民的心目中，其实不过是文件上所说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充军”到这里来，就是为了接受“劳动改造”的。此前在北京，就有过一位军衔较高的政委，在向连队作报告时，直言不讳地把听众当作敌人，指着台下声色俱厉地说：“依得从前的做法，你们这些人，早该用机枪扫了！”这番话当即引起议论纷纷。来到干校，一些农村儿童冲着一个戴手表放牛的原文化部某处长笑骂：“小刘少奇！小刘少奇！”也就不奇怪了。正是这个时候，楼适夷家里给他寄来一个包裹，军宣队先打开来检查，原来是几听营养食品罐头，为了进行阶级教育，便把它们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证据，摆在连部门前示众，当然收件人根本不便去问，更不能去领，只好算是请客了。
本来“抓革命”和“促生产”是连在一起的，但在干校，前者显然重于后者，这也表现在军管人员的各种言谈中。且说十四连第一年丰收，由于没有一个容积适当的仓库，几十个饱满的粮口袋逐一束紧之后，只得一齐堆在工棚对面临时开辟出来的打谷场上，再用苫布把谷垛覆盖起来。想不到鄂南秋季多雨，雨下上一个多星期，等天晴太阳一晒，一个个谷垛便像蒸笼似的冒出乳白色蒸汽；过几天就看见从垛底口袋伸出了一根根嫩芽；再不久就闻到一阵阵腐烂的气息；到最后，全部丰收成果变成了一大堆令人无可奈何的糊状垃圾。全连“五七战士”辛苦了一年，面临颗粒无收的下场，个个不胜伤感，适夷同志甚至含泪说道：“这么多人的汗水，都给糟践了，想当初日夜鏖战，真是何苦来哟？”这句话传到军宣队的耳朵里，被认为是“给革命干劲泼冷水”，也就是“放毒”，便由军宣队指导员出面，及时进行“消毒”批判：“我们要算政治账！大家经过劳动锻炼，知道自己过去养尊处优的可耻，说明每个人都大有收获嘛！只从物质看问题，拿生产抗拒思想改造，是一种阶级斗争新动向，是完全错误的！”这时，北京正在批判“唯生产力论”，批判和革命对立的“纯生产观点”，像适夷同志所流露的那种伤感情绪，其实当时人人难免（事过境迁，才听说围湖造田侵占江湖水面，减少蓄洪容积水量，常会造成水灾，故干校解散后，当地军民随即掘堤放水，恢复原有鱼游虾跳的湖面，“向阳湖”又改称为“斧头湖”，这是后话）。
再说运动初期被错误冲击的干部和群众，大都经过落实政策，离开干校，回到了北京已经革命化的原单位。整个文化部干校在1974年正式结束之前，已从最初几千人的盛况，变得只剩五十人不到；十四连只有十来个人，包括照管公共家具的勤务员及其家属，再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五个人。这段日子，他们除了忙自己的伙食，已不再从事任何劳动；在空荡荡的干打垒宿舍里，每人可占用一两间房，过着闲散、逍遥的日子。楼适夷年纪最大，有时请假回北京住一段时间，别人便托他到自己家里去看看，偶尔还来回捎点东西，他竟不顾年迈体衰，从东城跑到西城，去完成这些本可推卸的任务：现在回想起来，我仍不能不感激他，而且佩服他。回到干校，平日没事干，大家除了游山玩水，便是采购周围乡民推销的土特产，包括当时被吹嘘得神乎其神的灵芝。一天，适夷同志高兴地看见一枚汤碗大的灵芝，可惜被另一个人买去了；他便要求那人让给他，对方不肯，双方于是争执起来，搞得颇不愉快；后来，经过第三者调解，他终于得到了那枚罕见而并无多少实用价值的灵芝。现在仿佛还看得见他当时为那枚灵芝而高兴、焦急、愤怒、欢喜的表情变化，我终于发现这实在是一个纯真可爱的老儿童。
适夷同志知道我和胡风的关系，却从没有同我谈过胡风。其实，他和胡风、雪峰都很熟，可以说是老朋友。他们几十年的关系，在他写的《记胡风》一文（载晓风主编《我与胡风》）中，有详尽的记述。其中不少往事颇能反映他的性格和态度，例如他坦诚地写到，在反胡风运动中，为了站稳立场，他也曾随大流，和几个朋友“凑在一起，决定做检讨……洋洋洒洒一大篇……得到了稿费……大吃了一顿。吃得酒醉饭饱，高兴自己‘过了关’，可没想到胡风怎么在过日子”；同时又写到，他晚年“在北京的医院里见到胡风时，想到胡风落井，众人投石，其中有一块是我的。心里隐隐作痛”。在该文的附注中，他还根据材料和历史事实证明，当年“不知真相的党内外同志，向鲁迅先生警告对胡风的嫌疑，而受到先生的拒绝，就完全可以理解的了”；同样还证明，“雪峰同志是了解胡风与党的关系的，所以一到上海马上见胡风，并不是‘很奇怪的事’。”此外，他还动情地提到，胡风晚年曾经写信要求他“通盘考虑”，向中央全面反映对于已经去世而尚未平反的冯雪峰同志的历史评价；同时建议中央总结“历史教训，考虑今后文艺运动的组织形式，成立真正民主集中机构，……”读着胡风的来信，他虽然“全身细胞感到激动”，却感到无力“完成（这个）嘱咐，只附了一个短简，把原信转给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去了”。
到90年代，适夷同志已进入耄耋之年，因病长期卧床，我曾去看望过他；听他的夫人黄玮同志说，他很坚强，在同疾病作不懈的斗争。缠绵病榻好几年，他终于撑到21世纪，几近期颐（1905～2001），才告别了他寄托很大希望的人世。他故世以后，我总想写点什么，纪念一下这位老前辈，因为我和他毕竟有过四年的上下级工作关系，又是八年的棚友（“牛棚”）加校友（干校）。对于他丰富的一生，我由于阅历有限，知之甚浅，只好就个人与他接触所得的一点印象，写出一篇“漫忆”如上。在我的心目中，楼适夷同志作为文化人，虽然在习性上未能免俗，毕竟是一位具有博大爱心的和丰富感情的革命战士，还是一位真正的爱憎分明的文学家。一般作家、翻译家词典有时可能漏掉他的名字，但他的着译等身的业绩必将长留人间。还记得，他曾几次向我谈到，毛主席引用过这样一句古谚语：“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是在什么背景下，怎样被引用，怎样被传出来，在当前政治形势下应当怎样理解？他没有对我讲，我也无从揣测。不过，不论是出于欣赏这句谚语，还是重视它的引用者，适夷同志如此津津乐道这件掌故，联想到他平日待人接物，胸无城府，我觉得，这不能不同时映衬出他本人大度兼容的雅量和大处落墨的高致。
2004年
原载《新文学史料》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