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一书中对此点是翻过来掉过去地尽情发挥。这对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读书人，特别是事功上、入世上、行为上受挫的读书人来说，非常受用，非常独特，又非常得趣。
不是说中国没有或者缺少“个人主义”的传统吗？逍遥其实个人得厉害，这是一种就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个人摆脱社会与群体（在庄子中一般称为[外]物）的观念束缚而言的逍遥，是内在精神世界的自由与独立。它不同于近现代西方式的、从社会——群体——个人的关系中强调个人的重要性的个人主义观念。中国的逍遥，是对于社会、群体、已经形成的价值判断的主观摆脱至少是暂时遗忘。西方强调的自由、个人主义本身，则是一种价值认定和法制保证。
用浅显的话来说，西方近现代以来，至少在口头上与理念上，希望制定维护个人自由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的游戏规则，制定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客观标准。他们闹腾的是：在号称尊重个人维护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咱们一块玩一把政治、社会、公司、家庭、个人的生活界定吧。
而庄子大呼小号的是：我不玩啦，我们不要玩啦，我不与群体不与国君、君权、儒墨道德规范什么的一块玩啦。实在玩上了，如后文所说，进了人间世了，应了帝王了，跑不掉啦，仍然是人在人间，心在太虚；人在帝王之侧，心在北溟南溟，心在九万里外，叫做抟扶摇而上，超凡脱俗，不受任何外物、任何价值观念、任何权力与舆论的干扰束缚。
于是乎，来了——叫做横空出世：
北溟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溟。南溟者，天池也。
实话实说，年轻时候读《庄子》，印象最深的就是全书的这个开始。再读下去，古汉语的困难在所多多，也就读不下去了。有一条大鱼生活在北海，大得以千里计（长与宽），叫做鲲。鱼变成了鸟，叫做鹏。鸟的翅膀大得也是以千里计尺寸。鹏鸟激动起来，使起劲来，一来劲，飞翔升空，翅膀展开，就像一大片云朵垂挂中天。
这样的鸟，不飞则已，一飞就飞向南溟，而南溟就是天池，不一定是入出境新疆或吉林的天池，而是真正的天上天外之池。
这样的形象与叙述当然富有冲击力。让读者以渺小局促而享受巨大宏伟，以地面庸生而享受北溟南溟、大海波涛汹涌，深不见底。又以双腿行路一天很难走完百里的人子而享受九万里高空的勇敢与遥远。以五尺（有时小于五尺）高百十斤体重而享受几千里长与阔的身躯。
总之，它享受的是浩瀚的海洋，是巡天的飞翔，是对于自身的突破，是灵魂突破肉身，是生命充溢宇宙，是思想突破实在，是无穷突破有限，是想像、扩展、尊严与力量突破人微言轻，身贱草芥，命薄如纸，被世俗看得扁扁的不可承受之轻。
可怜的人尤其是读书人啊，遭遇庄子，你才体会到了什么叫巨大，什么叫宏伟！精神胜利、精神胜利，不在精神上，你能在哪里得得到有把握的与永远的胜利呢？春秋战国以来，你可能不为世用，蹉跎终身。你可能幸运一时，朝为座上客，祸从天降，夕为阶下囚。你可能事与愿违，屡遭诬陷。你可能志大才疏运蹇，一辈子穷愁潦倒……再没有了绝对精神的绝对的无条件的胜利，你还能有什么呢？
这样的鲲鹏式的想像与传述其实充满了挑战，是惊世骇俗而不是韬光养晦，是气势逼人而不是随遇而安，是自我张扬而不是委曲求全。固然老庄并提已为历代读书人接受，但庄子的骄傲劲潇洒劲夸张劲逍遥劲儿一呼便出，他可不是人往低处（一位学人这样概括老子的思想）走的主儿。
其实老子也绝非善茬儿，他开宗明义上来就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玄而又玄，众妙之门”。其潜台词是我讲的高深玄妙，并不是一般智力平平者所能理解、所可以够得着的。他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后人创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谱儿是毫不含糊的。
老子更像循天受命，像智库主宰，像圣徒，像大道的宣喻使节。也更像哲学家、祖师爷、战略家乃至于教主。
庄子更像文人、才子、著作家、思想家、雄辩家乃至诡辩家与想像力的巨匠。
同时，对于老庄来说，充分自信是真正谦卑的前提，高瞻远瞩是低调做人的前提，智力优越是忍辱负重的前提，宽宏视野是随遇而安的前提，明察秋毫是宜粗不细的前提。而鲲鹏之体之志之用之力之风度，是成为老黄牛、螺丝钉、小蚂蚁、一棵小草、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如下文）的前提。
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溟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齐谐一书，记录着各种异事。齐谐的说法是，鹏鸟向南溟迁徙，击水——水上一飞是三千里，高空飞行一飞是九万里，（海空两用）一起飞就是六个月。
庄子的叙述总是那样潇洒自由。后人说，怒而飞，不但是大鹏的行为记叙，也是庄子的文风，叫做文采激扬，叫做势冲霄汉，叫做蓬勃万里，叫做雄风浩荡，当然也叫做高耸入云。
一上来就是鲲与鹏的横空出世。讲上四句话（四个句号）到了南溟者天池也，故事已经讲完，再舒缓文气，想起了出处，叫做“《齐谐》者志怪者也”，遂再次总结一遍，作平和转述状。这本《齐谐》是实有其书还是庄子杜撰，是纪实还是街谈巷议，小道消息，小品段子，对于二十一世纪的我辈已经没有意义。庄子藉此表示自己言之有据(如兹后也动辄说到孔子子贡颜回一般)，转一转口气，不要搞得一味语出惊人，则是达到了欲放还收，舒卷随心的效果。
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然后更上一个台阶，藉“谐”言，说是鹏鸟击水三千里，抟(tuan)扶摇而上九万里。或说扶摇者龙卷风也，还是叫扶摇好听，形象，壮丽，动感。然后设想到六月之（气）息，或六个月一个航程，想到尘埃野马，春日氤氲，尤其是想到从九万里之高空向下看也正好如俗人之仰视苍穹。这可是极其超前的对于太空遨游时可能有的感觉、视觉的想像。庄子喜欢研究自然界，喜欢从自然界找对象来走近大道，这不但是一个修辞学的尝试，也是一个科幻的尝试，可惜的是后人没有沿着科幻的路走下去。
庄子描写大鹏从高空——九万里以上，按目前的说法，距地面一百公里以上就算进入了外层空间的底部，也就是从极高的外层空间向下看的所见。他甚至于设想起天空的颜色是否固有（正色）来。若是则已，就是这样吧云云，则是庄子时期没有外层空间的活动所显示的有限见识。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再补充发挥到风之积累恰如造船的水之积累，要厚要多要满足数量的要求，才能承载大翅膀大鹏鸟如承载船舰。说是用一杯水倒在房舍里的洼地中，只能用一根小草作船只，而放一只杯子就会粘到地上，无法行进。这是在想像中进行推论和观点延伸，显得恢宏合理完全。其实水浅了船会搁浅，这是对的，说水小了负舟无力，则不严谨，因为根据阿基米德原理，浮力等同于排水的吨位，与湖海的总水量无关，这是当年庄子未曾了解的。水太少了不行不是因为无浮力，而是因为它不够那个排水量。庄子对于自然界的了解多是想当然，但是他的想法入情入理。勇于虚构，同时认真地考虑细节，这正是小说艺术的特色之一。被加里略发现的自由落体重力加速度的原理，也与日常人们想当然的物体重了就下落快的想法不一致。可惜的是庄子推导事物的运动时，没有想到过可以通过实验检验校正。
庄子设想，必须有特强的风势，才能负载着大鹏飞翔向前。他设想，大鹏展翅时，大风就在鹏翼下边，大鹏鸟依靠着大风，背负着青天，飞翔在青天之上，这颇有些壮观。
庄子的用意不在于自然界的规律的科学性，而在于每一种自然现象都与大道相通，在于自然的道性。是的，宏伟、辽阔、高远、大言鸿论惊世都是可以的，关键在于你拥有的那点风那点水的积累有多大多厚多足，在于你有多少存货。如果只够浮一个芥子或芥草，却要作出不可一世的真理化身的姿态，虽然多方表演，作文化状，其实徒增笑柄罢了。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
仅仅讲一个鲲——鹏，虽然气魄惊人，仍然是单向夸耀而未必达得到引人深思与耐人寻味。思辨思辨，不但要思，而且要辩与辨，古文中，辨即辩。辩就是有了对立面，有了一生二，有了掂量比较与相生相克互证互斥互补，有了辩证逻辑的深化认识的作用了。
妙就妙在庄子说完了鲲鹏，立即以蜩和学鸠——蝉与斑鸠的口气嘲笑起鲲鹏来。这既有戏剧性又有思辨性。飞那么远干吗？费那么大劲干吗？飞起来，碰上榆树就歇榆树枝，碰到檀树就歇檀树义，不就结了？再飞不上去，下地跳一跳不就得了？
适莽苍者，三飡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
庄子有幽默也有打趣，也许不无刻薄。盖世人接受小小的蝉与斑鸠易，接受鲲与鹏难；接受鼠目寸光易，接受登高望远难；接受一二百米易，接受九万里太难。人们能够接受的是带上三顿饭走一趟郊野，回到家肚子犹然不饿。最多是舂一宵米作干粮用，跑上一百里地；又如何能理解用三个月的功夫准备千里长征的粮草呢？
之二虫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那两个虫子（这里的虫子似指小动物，按今天的观点，蝉可以算昆虫，朝菌则是单细胞生物）又能知道个啥？小智低智当然够不着大智高智，小时间的短命者不知道什么叫长久长寿。朝菌即早晨生长的蘑菇，不知道晴阴与朔望，蟪蛄即寒蝉不知道春秋，它只能活一个夏季。它们是小年即短命者。楚国南部有一种大龟或大树，以五百年为一个春季，再以五百年为一个秋季。上古时代有一种大椿树，干脆以八千年为一个季节。而彭祖，至今以长寿而闻名于世。大家都原意与他们相比肩，包括那两只虫子，岂不可悲！
如庄子所说的至人、圣人、真人、大知（智）大年，是会给人以压迫感的。他们很难与俗人与小知小年得到沟通与亲密无间的。你太讲道德，会被认为是虚伪与无用。你太智慧，会被认为是老奸巨滑。你太超脱，会被认为是太尖拔儿，拒绝牺牲、拒绝成仁取义。你太清高，会被认为是沽名钓誉。你太执著，会被认为是抠死理儿、不切实际。你太慷慨大度，会被认为是迂阔空疏。你是鹏鸟腾飞，会被质问：“奚适哉？奚适哉？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到底要上哪儿？”
同时，反过来想，大知大年者，鲲而鹏者，也常常不理解具体而微的、形而下的、难以上台面的、不被人重视而且常常是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小知小年的关切与忧虑，艰难与辛酸。虽然他们不是晋惠帝司马衷，他们无意中也可能向饥民发出“何不食肉糜”（饥民们为何不喝肉粥）的白痴提问。想想看，扶摇而上九万里的大鹏，或深潜溟海的巨鲲，如何能关心那些小小的、站在或蹲在时而炎热时而冰冷的土地上的，低着头、弓着腰、胼手骶足的劳动者，尊敬与理解这些处于弱势的劳动人呢？
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按照齐物的观点，蝉可以看作是很大，鲲也可以看作蝌蚪一般，斑鸠也可以视如重型轰炸机，而鹏鸟也可以视如一只蚊子。这里显现了庄子的悖论：他既要齐物，不分大小长短久暂高低贵贱，一视同仁；他又硬是要作大小知（智）大小年（时间）之辨，要以鲲鹏的优越性傲视蝉与斑鸠。庄子并且无情少德地将生死寿命不够一天的朝菌（蘑菇），将寿命不到一年的蟪蛄（寒蝉）拿过来，与长寿的冥灵、还有什么大椿和彭祖相比。深明齐物之理既万物本无差别之理的庄周，为什么要作这样的斤斤区分与比较呢？
你读到蜩与学鸠嘲笑鹏鸟的这一段，能不为蜩鸠而摇头可怜吗？能感不到反讽的意思吗？与此同时你会不会也为鲲鹏的过高过大过远难以匹配而感到寂寞与疏离呢？你能毫不费力地一家伙认同与鲲与鹏吗？你有高攀鲲鹏的胆量与本钱吗？真正认同了巨大的鲲与鹏，你又会将渺小如虫的人类置于何处呢？最后，你会不会对于庄子的大捧特捧鲲鹏与轻蔑地谈论小蝉之属而开始产生反感呢？
而面对鲲鹏，蝉鸠之属是必然会产生取向相反的嘲笑的，是完全可能生出敌意的，因为鲲鹏的存在对于蝉鸠等是一个压迫，是对于蝉鸠的渺小的一个提醒。如果众蜩众鸠与此后说到的朝菌、蟪蛄、斥鴳——池中小雀之属联合起来，也许会做出消灭鲲鹏、消灭冥灵、大椿、彭祖的决议乃至行动。自然史也告诉我们，太巨大的动物，难以存活延续，例如孔龙。巨大是一种骄傲，也是一种危险。
所以在兹后的篇章中，庄子要讲解，小虫小鸟其实也很伟大幸福。小虫小鸟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你们一点也不比鲲鹏们差。
按起葫芦起了瓢，庄子也罢孔孟也罢，著文立论，谈何容易？
追求逍遥的努力导致了相当的困窘与尴尬。越是追求逍遥，越是遭遇了令你逍遥不起来的因素。这当中包含着几分悲哀，几分无奈，几分两难。是不是呢？
也许正是这样的论述，告诉我们，你不是追求大气概、大自在吗？好的，请作好准备，你将受到小鼻子小眼的庸众的嘲笑，置之不理您就逍遥了。
再退一步，作不到绝对的逍遥要什么紧，知道逍遥两个字，已经有了目标，有了标竿，这是庄周的贡献，这是中华文化的奇葩，这是精神的升华与享受。
汤之问棘也是已：“穷发之北……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曰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
不到一千字的文字，庄子已经三次讲述了同一个故事，两次讲述了小虫小鸟对于鲲鹏的不解与嘲笑。大同而小异。这里汤问棘的说法中，不是鲲化为鹏，而是有鱼曰鲲，有鸟曰鹏。对鹏的描写与前文重复，这里不赘。对于斥鴳即池雀的腾跃而上，数仞而下，描写得活泼生动。它的飞翔与跳腾一下相差无几，不过是数丈之内，不过是穿行于蓬蒿之间，也就是说它的飞行高度，低于一丛大蒿子。小鸟重复说“彼且奚适”——它要上哪儿啊？显得大鹏与小雀难于沟通。庄子还明确地提出大小之辩（今宜作辨）来。这又成了庄子享受自身的牛气的证明了。
读书人总要牛气勃勃那么一两下子的，越是不得志，越是受到俗人的冷遇，越要编出点故事词句，自我膨胀以求满足。
小大之辨？必须大够了火候，才能不玩世俗，不玩外物，不玩名利地位。但是只要一有辨有辩，就没了逍遥自适，何其要命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徵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
不知道为什么，庄子多次嘲笑那些自己得意洋洋的小官僚小官吏（其实在俗世他们被认为是显赫的高官——大人物的），嘲笑那些能混上一顶乌纱帽，能投合一乡一里一块土地上的人的心意，能因其品格而得到国君的首肯，进而成为一个什么侯国的土土的人五人六的家伙。从他的“行比一乡”的说法中，联想到此前他对于鲲鹏的吹嘘，你不难看出庄子对于土的轻视与对于洋（北溟南溟）的向往来。庄子说，这种土土的人五人六，他们的见识不过是小蝉、斑鸠、朝菌、蟪蛄的水准罢了。
可以推测，莫非是庄子受过他心目中的小官小吏的气？庄子要在自己的言论中报复这些见识有限，挟权自重的土包子。
庄子是思想家，是幻想家，是文章家，是大师，他对于现世的俗人的形而下的东西，有一种高傲的轻蔑。
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
说是高人宋荣子就嘲笑那些得意洋洋的地方小官吏。宋荣子可了不得。举世夸奖他，举世非议他，他都不放在眼里。他搞得定内外的区分，不受物议即外物的影响。他辨得清荣辱的处境的应对。他对世界，没有什么斤斤计较的追求。虽然如此，他仍然有待于提升待，他仍然有作不到的地方。
庄子强调一个人要特立独行：举世夸赞，不足喜，举世反对，不足忧。这比老子的宠辱无惊说得还强烈，还掩盖不住火气。是不是他有过与公众对立的不愉快的经验呢？到了后世，到了北欧的易卜生那里，真正有远见的至人圣人，则被攻击为“国民公敌”矣。
庄子拿一个叫做什么宋荣子的例子说事儿。所谓定乎内外，辩乎荣辱，这里的含义并未发挥，与前文对照，定乎的主要是内，内力超常，才能不在乎举世的誉与非，同时定于外才能明于外，将外置之度外；于是能够物物而不物于物（主动地操控外物，而不为外物使役控制），不至于只能被动地迎合外物、常常难合外意、永远尴尬狼狈、捉摸不透命运。而辩荣辱，则恰恰在于不为举世的荣辱之论而干扰。数数然，写出了俗人的进退失据、得失无端的斤斤计较与嘀嘀咕咕。
一般人很难作到宋荣子这一步，谁能完全不受外物的影响？谁能完全作到“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语出范仲淹《岳阳楼记》）？谁能完全感觉不到异化、感觉不到个人与环境的疏离？人们其实也难以作到视外物如无物。中国人从俗的说法则是：“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这就算是降格以求的中庸之道了。
宋荣子够厉害的了吧？一句话，“犹有未树也”，五个字毫不费力地把宋荣子的标竿又超越了。
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话说列子乘风出行，潇潇洒洒，出类拔粹，一走就是十天半个月。其实列子并没有吭哧吭哧地去练功去求福。他倒是不用在地上奔波了，但仍然要等待与依靠风的力量与自己的发力等才能飞行。如果不是这样，而是遵循天地的大道，运用六合即三维空间之气势，或运用阴阳风雨晦明之六气，游走于无穷之中（不只是十天半月了），那还有什么需要等待的呢？所以说，至人用不着惦记自身，神人用不着修练功法、用不着追求事功，而圣人呢，连名声也毫不在意，连思辨也无需进行。
超越了宋荣子的典型是列子，他能御风而行，当然是半仙之体。列子御风的故事同样说得简啬有余而展开不足。这里有一个精神上永远要更上一层楼的追求。列子御风，泠然善也，已经是超人境界、超人手段了，“犹有待也”四个字让你看到他的超越仍然是有条件的，有所待的，于是需要再次超越列子的标竿。前贤疏解《庄子》，一般认为“有待”是指列子还要待风，其实不拘，也许还包括了待他的功力的发挥、待目的的选择，更可能是指他的境界仍然有提高的空间，是庄子有待于这样的境界的更上一层楼。总之列子御风还是有形与名的局限的，不是那么自然而然的。
而庄子要的只是天地之正，六气之辩（变），游于无穷——不游也全无所谓。懂了无穷，体悟到了无穷，就是逍遥之游喽！无穷才是根本，进入了无穷就是逍遥地游个不亦乐乎啦，才能真正地解放，真正地逍遥，真正地游——物物而不物于物，即使用外物，而不被外物使役；真正地主宰自身，优游自适。
或问，怎么样才能做到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呢？在并无太空飞行的实践与理论的庄子时代只可以有一个回答：神游。你的一百多斤的身体虽然压在坠在地上，你的精神却完全可以逍遥遨游于无穷，也只有进入了无穷、神游无穷，得大自在，才能做到至人无己，不必为自我的俗利益而操心费力。神人无功，不必刻意去做什么不做什么，进入化境，行云流水，万事如有神。圣人无名，自身的修养已入圣境，还要那个破名臭名虚名干啥？或者，名作概念与逻辑解，还费心费力地思想琢磨个啥？
庄子时代的科技当然不如两千年后，庄子时代的遨游也比不上两千年后的旅行包括太空旅行，但是庄子时代的想像力呢？不一定比现时差，也有可能比现时还强一些。至少因为那个时候的诸子百家比现在的城乡在岗人员有时间胡思乱想，并有机会发表这样的胡思乱想。
庄子搞了一个三级跳，先是说官僚们大臣们的土智土技土地位的可怜，宋荣子的懂得内外荣辱已经比他们高了一级，他们闹了半天不过是为外物所使役罢了，他们不过是外物的奴才工具。列子又比宋荣子高明一级了，御风而行，已经比仅仅从知性上明了内外荣辱高明多了。庄子的理想呢？又比列子的御风而行高了一大块。风也不用御，自身与大道与天地已经合而为一，已经进入了无差别的境界啦。
一味地讲神游，一味地在心上使劲，在神上使劲，这里又不无悲凉，不无阿Q，不无无奈，不无忽悠，不无恍兮惚兮，四顾茫茫，大荒而且无稽。这正是中华文化的魅力所在，安适所在，也是悲剧所在，沉痛所在。
你尝出点味儿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