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是博学的台湾人，他生于1893年，生在台南马公庙。生后第二年就逢甲午战争，中国割了台湾，他的父亲不愿受日本人统治，带他回到祖国。长大后，留英回来，在燕京、清华、北大、中山、港大等校任教，1941年死去。
许地山有一篇生前没刊出的残稿，叫《中国文字的将来》，其中论毛笔字一段，颇有奇见。他说：“许多人宣说书法是中国艺术的特别部门。其实真正的书家在历史上是可以屈指数出来的。我不承认写字有真正的艺术价值，若说有的话，记账、掘土、种菜等事工，也可以当做艺术看了，饮食、起居，无一不是艺术了。为什么呢？文字的根本作用是表达意思，形象上的布置不过是书写材料、为纸帛、刀笔、墨汁等等关系，只要技术纯熟，写出来，教人认得它是什么，它的目的就是达到了。凡是艺术，必至有创作性，文字自古有定形，原不能说是创作。所变的是一代所用的材料规定了一代的字体，漆笔时代，绝不能写出隶草真书，只能写篆文，毫笔时代也不能写出现代的‘美术字’。
现代青年多用钢笔铅笔，要他们写真楷更是不容易了。”他又说：“一般求人‘墨宝’的多是与写字的人讲交情，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于文字有特别的鉴赏心。许多人只喜欢名人字和贵人字，尤是上款有自己的名号的。字既名贵，拥有的也跟着‘名贵’起来了。写扇面、题书物，上者是钦佩写字的人，下者无非是‘借重’。社交艺术乘君子自己，与字写得好坏本来没有什么关系。说起来，书法是由道教徒写龙章凤篆发展起来的。古来有名的书法家可以说多少与道教有关系。王右军一家，被认为是书法大师，而这一家人正是信道极笃地。六朝的道士如陶弘景、杨义、傅霄诸人都是书法家。唐朝的颜真卿、顾况等，也是道教徒，唐朝又多一层关系。宋朝朱弁的《曲洧旧闻》（卷九）说：
‘唐以身，言，书，判，设科，故一时之士无不习书，犹有晋宋余风，今间有唐人遗迹虽非知名之人，亦往往有可观。本朝此科废，书遂无用于世，非性自好之者不习，故工者益少，亦势使之然也。’宋朝废书科，朱弁因而感觉到会写字的人少，然则从宋以后，当然会越来越少了。明清的书法家也是屈指可数的，清中叶以后，因为金石文字发现得很多，写字的人喜欢摹临，一变从前临帖的风气而为临碑。虽然脱离了‘馆阁气’，却还跑不出摹拟古字的圈套。不知道北朝的碑文多是汉化胡人或胡化汉人的笔法，书体和章法不甚讲究，在当时还不过是平常的刻文，本没有什么艺术的理想；南朝人讲究写字，被认为是书法的正宗，但真配得上称为‘艺术字’的到底也不多。书法艺术可以说是未曾到有强固基础的地步，反而使练字的人们堕落临摹的窠臼。”他又说：“书法本是有闲者的消遣，假如用它来替代赌博、吸烟等，我倒不反对，假如行将就木的人，轻事毋须他做，重事他做不了，用写字来消磨他的时间，我也不反对。假如驱使一般有为的青年，费很多宝贵的时间去练字，我总觉得太冤枉，而且是一种罪恶。”这位一直在名大学中文系执教的学者，竟有上面这些脱俗之言，真可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