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大淖记事:汪曾祺小说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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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老鲁

去年夏天我们过的那一段日子实在是好玩。我想不起什么恰当的词儿,只有说它好玩。学校里四个月发不出薪水,饭也是有一顿没一顿地吃。校长天天在外头跑,想法挪借。起先回来都还说哪儿能弄多少,什么时候可以发一点钱。不知说了多少次,总未实现。有人于是说,他不说哪一天有,倒还有点希望,一说哪天有,那天准没有。大家颇不高兴,不免发牢骚,出怨言。然而生气的是他说谎,至于发不发薪水本身倒还其次。事实上我们已经穷到极限,再穷下去也不过如此,薪水发下来原无济于事,最多可以进城吃一顿。这个情形没有在内地,尤其是昆明,尤其是我们那个中学教过书的人,大概没法明白。好容易学校挨到暑假,没有中途关门。可是一到暑假,我们的日子就更特别了。钱,不用说,毫无指望。我们已好像把这件事忘了。校长能做到的事是给我们零零碎碎地弄一餐两餐米,买三二十斤柴。有时弄不到,就只有断炊。菜呢,对不起,校长实在想不到法。可我们不能吃白斋呀,嗨,有了,有人在学校荒草之间发现了很多野生苋菜。这个菜云南人管叫小米菜,不大吃,大都摘来喂猪,或在胡萝卜田堆锦积绣的丛绿之中留一两棵,到深秋时,夕阳光中晶晶的红,看着好玩。学校里的苋菜多肥大而嫩,自己去摘,半天可得一大口袋。借一二百元买点油,多加大蒜,炒它一锅,连锅子掇上桌,味道实在极好。能赊得到,有时还赊半斤本乡土制、未经漉滤的酒来,就土碗里轮流大口大口地喝!小米菜渐渐被我们几个人吃光了,有人又认出一种野菜,说也可以吃的。这种菜,或不如说这种草更恰当些,枝叶深绿色,叶如猫耳大小而有缺刻,有小毛如粉,放在舌头上拉拉的。这玩意儿北方也有,叫作“灰藋菜”,也有叫讹了成“回回菜”的,按即庄子“逃蓬藋者闻人足音则跫然喜”之藋也。若是裹了面,和以葱汁蒜泥,蒸了吃,也怪好吃的。可是我们买不起面粉,只有少施油盐如炒苋菜办法炒了吃吧。味道比起苋菜,可是差远了。另外还有一种菜,独茎直生,周附柳叶状而较软熟的叶子,如一根脱毛的鸡毛掸帚,在人家墙角阴湿处皆可看见的,也能吃,不知怎么似乎没有尝试过。大概灰藋菜还足够我们吃的。学校在观音寺,是一荒村,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我们眠起居食,皆无定时。一早起来,各在屋里看看书,到山上田里走走,看看时间差不多,就招呼招呼去“采薇”了。下午常在门外一家可以欠账的小茶棚中喝茶,看远山近草,看行人车马,看一阵风卷起大股黄土,映在太阳光中如轻霞薄绮,看黄土后面蓝得(真是)欲流下来的天空。到太阳一偏西,例当再去想法晚饭菜了。晚上无灯,——交不出电灯费教电灯公司把线给铰了,集资买一根土蜡烛,会在一个人屋里,在凌乱的衣物书籍之间各自躺下坐好,天南地北地乱聊一气。或忆述故乡风物,或臧否同学教授,清娓幽俏,百说不厌;有时谈及人生大事,析情讲理,亦颇严肃认真;至说到对于现实政治社会,各人主张不同,带骨有刺的话也有的,然而好像没有尖锐得真打起架来过。

啊呀,题目是“老鲁”,我一开头就哩哩啦啦带上了这么些闲话做什么?没有办法。——一个不会谈天的人才老是“我”怎么,“我们”怎么。我们(又来了!)那时在一处聊天时曾有戒条,不许老说自己的事。这本是针对一个太喜欢说自己的事的人而立的。但人大概总免不了有这点儿脾气。一个从来不说自己的事情的人,八成是个不近人情的怪物。我原想记一记老鲁是什么时候来的,遂情不自禁地说了许多那时候的碎事。我还没有说得尽兴,但只得噎住了。再说多了,不但喧宾夺主,文章不成格局(现在势必如此,已经如此);且亦是不知趣了。

但这些事与老鲁实在有些关系。前已说过老鲁是那时候来的。学校弄成那样子,大家纷纷求去。真为校长担心,下学期不但请不到教员,即工役校警亦将无人敢来。而老鲁偏在这时会来了。没事在空落落的学校各处走走,有一天,似乎看见校警们所住房间热闹起来。看看,似乎多了两个人。想,大概是哪个来了从前队伍上的朋友了。(学校校警多是退伍的兵。)到吃晚饭时常听到那边有欢声。这个欢声一听即知道是烧酒翻搅出来的。嗷,这些校警有办法,还招待得起朋友啊?要不,是朋友自己花钱请客,翻作主人?走过门前,有人说“汪老师,来喝一杯”,我只说“你们喝,你们喝”,就过去了。是哪几个人也没看清。再过几天,我们在挑野菜时看见一个光头瘦长个子穿草绿色军服的人也在那儿低了头掐那种灰藋菜的嫩头。走过去,他歪了头似笑非笑地笑了一下。这是一种世故,也不失其淳朴。这个“校警的朋友”有五十了,额上一抬眉有细而密的皱纹。看他摘菜,极其内行。既迅速且“确实”。我们之中至今有一个还弄不大清楚,摘苋菜摘了些野菜莉叶子,摘灰藋菜则更不知道是什么麻啦蓟啦的,都来了,总要别人更给鉴定一番。有时拣不胜拣,觉得麻烦,则不管三七二十一,哗啦一齐倒下锅。这么在摘菜时每天都见面,即心仪神往起来,有点熟了。他就给我们指点指点,那些菜或草吃不得。照他说,简直可吃的太多了!他打着一嘴山东话,言语有神情趣味。

后来不但是蔬菜,即荤菜亦能随地找得到了。这大概可以说是老鲁发明的。——说发明,不对,应说什么呢?在我看,那简直就是发明:是一种甲虫,形状略似金龟子,略长,微扁,有一粒蚕豆大,村子里人即管它叫蚕豆虫或豆壳虫。这东西自首夏至秋初从土里钻出来,黄昏时候,漫天飞,地下留下一个一个小圆洞。飞时鼓翅作声,声如黄蜂而微细,如蜜蜂而稍粗。走出门散步,满耳是这种营营的单调而温和的音乐。它们这样营营地忙碌地飞,是择配。这东西一出土即迫切地去完成它生物的义务。到一找到对象,俱就便在篱落枝头息下。或前或后于交合的是吃,极其起劲地吃。所吃的东西却只有柏叶一种。也许它并不太挑嘴,不过至少最喜欢吃柏叶是可断言的。学校后旁小山上一片柏林,向晚时无千待万。单就这点说,这东西是颇高雅的,有如吃果子狸或松鸡。老鲁上山挑水,回来说是这种虫子可吃。当晚他就捉了好多。这不费事,带个可以封盖东西,或瓶或罐,走到那里,随便一掳即可有三五七八个不等,它们毫不知逸避。老鲁笑嘻嘻地拿回来,掐了头,撕去甲翅,熟练得如同祖母她们挤虾仁一样。下锅用油一煠(他说还有几种做法),洒上重重的花椒盐,搭起酒来了。“老师,请两个嘛!”有大胆的真尝了两个,说是不错。我们都是“有毛的不吃掸子,有腿的不吃板凳”的,经闭目咧嘴地尝了一个之后,“唔!好吃”。于是桌上多了一样菜,而外边小铺里的酒账就日渐其多起来了。这酒账直至下学期快开学时才由校长弄了一笔钱一总代付了的!豆壳虫味道略如清水河条米虾。可是我若有虾吃决不吃它。以后我大概即没有虾吃时也不会有吃这玩意的时候了。老鲁呢,则不可知了。不论会吃或不会吃,他想都当因之而念及观音寺那个地方的吧。

不久,老鲁即由一个姓刘的旧校警领着见了校长,在校警队补了个名字。校长说,饷是一两月内发不出的哩。老刘自然早知道,说不要紧的,他只想清清静静住下,在队伍上走久了,不想干了,能吃一口就像这样的饭就行。(他说到“这样的饭”时在场人都笑了一下。)他姓鲁,叫鲁庭胜(究竟该怎么写,不知道,他有个领饷用的小木头图章,上头是这三个字)。我们都叫他老鲁,只有总务主任叫他姓名。济南府人氏。何县,不详。和他一起来的一个,也“补上”了,姓吴,河北人。

学校之有校警,本是因为地方荒僻,弄几支枪,找俩人背上,壮壮胆子的意思。年长日久,一向又没发生过什么事情,这个队近于有名无实了。上班时他们抱着根老捷克式,坐在门口长凳上晒太阳,或看学生打球。事闲了则朵朵来米西地走来走去,嘴里咬了根狗尾巴草,与卖花生的老头搭讪,帮赶车的小孩钉蹄铁。日子过得极其从容。有些耐不住的,多说声“没意思”就走了。学校也觉得这么两支老枪还是收起来吧,就一并搁在校长宿舍靠在墙角上锈生灰去了。有时忽然有谁端出来对准一只猫头鹰瞄了半天,当!的一声却打在一棵老栗树叶子最多的地方。校警呢,则留下来的两三个全屈才做了工友本来做的事了。留下来的大都是爱这里的生活方式的,做点杂事倒无所谓。你别说,有一件制服在身,多少有点羁束,现在能爱怎么穿怎么穿,就添了一分自在。可是他们要是太爱那种生活方式,我们就有点不大方便。你要喝水(做教员的水多重要!),挑水的正在软草浅沙之中躺着看天上的云呢。没办法,这个学校上上下下全透着一种颇浓的老庄气味。自从老吴和老鲁来了,气象才不同起来。

老吴留长发,向后梳,顶上秃了一块,看起来脑门子很高。高眉直鼻,瘦长身材,微微驼背。走路步子碎,稍急点就像跑了。这样的人让他穿件干干净净蓝布大衫比穿军服合适得多。学校里教书的多说国语,他那一口北京话,您啦您啦的就中意。他还颇识字,能读书报。甫来工作不久,有发愤做人之意,在自己床前贴了一副短联:

烟酒不戒哉不可为人也

戒自然戒不了的,而且何必。老吴不比老鲁小多少,也望五十了,而有此志气,或有立志之兴趣,这在我们看起来,是难得的,而且不知怎么的有点教人难过。哎,我又要说不相干的话了。我说了这回事是证明他能写字耳。他管的事是进城送信送文书,在家时则有什么做什么。他不让自己闲,哪里地不平,找把铲子弄平了;谁窗上皮纸破了,他给糊,而且出主意用清油抹一抹;地下一根草,一片纸屑,他见了,必要拾去;整天看见他在院子里不慌不忙而怏怏地走来走去。且脑子清楚,态度殷勤,我们每进城与熟人谈天,常提起新来了一个工友,“精彩!”有一天,须派人到一个什么机关里交涉一宗事情,谁也不愿意去,有人说,让老吴去!校长把自己的一套旧西服取下来,说,行!真的老吴换了那身咖啡色西服,梳梳头,拿了张片子就去了。回来,结果自然蛮好,比我们哪个去都好。

一快放暑假时,大家说,完了,准备瘦吧。不是别的,每年春末之后,差不多全校要泻一次肚。在泻肚时大家眼睛必又一起通红发痒。是水的关系。这村子叫“观音寺”,可是这一带总属于“黄土坡”。昆明春天不下雨,是风季,或称干季,灰沙大得不得了,黄土坡尤其厉害。我们穿的衣服,在家里看看还过得去,一进城马上觉得脏得一塌糊涂。你即使新换了衣服进城也没用,人家一看就知道从哪里来的:我们的头发总是黄的!学校附近没有河,也没人家有井,食用的水大概是从两处挑来。一个是前面田地里一口塘,一是后面山顶上的一个“龙潭”。龙潭,昆明人叫泉叫龙潭。那也是一口塘,想是底下有水冒上来,故终年盈满,水清可鉴。若能往山上挑龙潭里水来吃用,自是好的。但我们平日不论饮用炊煮漱口洗面的水都是田地里的塘水。向学校抗议呀,是的,找事务主任!可是主任说,“我是管事务的,我也是×××呀”!这就是说他也是个人,不只是除事务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的,他也有不耐烦的时候。跟工友三番二次说,“上山挑”!没用。说一次,挑两天。你不能每次跟着他去。而且,实在的,上山又远,路又不好走。也难怪,我们有时去散散步,来回一趟还怪累的。再加,山上风景不错,可是冷清得很,一个人挑个水桶,斤共斤共,有什么意思?田里至少有两个娘们锄地插秧,漂衣洗菜,热闹得多。大家呢,不到眼红泻肚时也不记起来;等记起来则已经红都红了,泻也泻了。到时候六味地黄丸或者是什么东西每人一包,要了一杯(还是塘里来的)水,相对吞食起来。这塘水倒是我们之间的一个契合,一种盟约。老鲁来了,从此我们肚子不大泻。眼睛是也红的,因为天干,吃得太坏,角膜炎,与水无关。胖自然也没胖起来。老鲁挑水都上山。也并没有哪个告诉他肚子眼睛的事,他往两处看了看,说底下那个水“要不得”。这全校三百多人连吃带用的水挑起来也够瞧的。老鲁一模糊亮就起来,来来回回不停地挑。有时来不及,则一担四桶,前两桶后两桶。水挑回来,还得劈柴。然后一个人关在茶炉间里烧。自此我们之中竟有人买了茶叶,颇讲究起来了。因为水实在太方便,一天来送好些回。

有人就穷过瘾了:昆明气候好,秋来无一点萧瑟严厉感觉,只稍为尝出百物似乎较为老熟深沉(仍保留许多青春,不缺天真)。早晚岚雾重些,半夜读书写字时须多加一件衣裳。白天太阳照着,温暖平和,全像一个稍为删改过一番的春天。波斯菊依然未开尽,花小了点,绮丽如旧。美人蕉结了不少籽,而远看猩红一片,连籽儿也如花开。课余饭后在屋前小草坪上,各人搬张椅子,又聊开了。饭能像一顿饭那样的开出,有一件绒线衫在箱子里,还容许我们对未来做一点梦。我听过不止一个人说起过:一太平了,有个家,啊,要好好布置安排一下。让老吴,看门住在前院,管看门,管洒扫应对,出去时留下话,谁来找让他在客厅里等等,漆盒子里有铁观音,香烟在书桌左边抽屉里。老鲁呢,则住在后头小园子里最合适。当真再往下想:老吴要稍为懒一点才好,他得完全依他本性来,尽可借故到天桥落子馆坐坐,有事推给别人做。现在明明是过分“巴结”,不好。他应当有机会在主人工作的藤椅中坐坐,倒一杯好茶喝喝,开开抽屉取三四根烟。而让他去买东西,也必须跟铺子里要一个折扣才对。老鲁大概会把左右邻居的水都包下来。还给对面卖柿子的老太婆挑,有衣服可以让她补补。唔,老鲁多半还要回家种两年地,到田里粮食为蝗虫啃光了或大水冲完时又会坐在老吴门房里等主人回来的。自己想想,不免笑笑。觉得这告诉不得人。这是“落伍思想”,多少民族人类大事不思索,倒看到自己的暮年了,才二十几岁的人哩。而且或许引起人的剧烈批评,说这是布尔乔亚或什么的。其实呢,想起来虽用第一人称,倒不失为客观,并无把老吴老鲁供自己役使之意。何必如此严重,想想好玩而已。你看老鲁刚刚冲了茶,茶正在你手里热热的。而老吴夹了一卷今天的报纸来了,另一手上是两封远地来的信。有人叫住他们俩,把这个好玩意思问他们,一个是“好唉,好唉”,一个“那敢情好”,都笑着走开了。我不知道人那么一问他们喜欢不喜欢。这两个四五十岁的人会不会因此而能靠得紧些,有一种微妙关系结在他们心上呢?我有时傻气得很,活在世界上恐怕不要这种东西。不过傻气的人也有。自老吴老鲁一来,学校俨然分为两派,一派拥护老吴,一派拥护老鲁。有时为他们的优劣(其实不好说优劣,优劣只能用在钢笔手表热水壶上!)竟辩论过。我很高兴,我愿意他们喜欢老鲁的人都喜欢老鲁了。至于别的人,我认为他们是根本无可不可,或完全由自己利害观点出发的,可以不予考虑。对于老鲁,有些人的感情可以说是“疼爱”。这好像有点近于滑稽了。可不!原是可笑的。哎,我问你,你是不是一个一点都不可笑的人?我们且问问:

“老鲁,你累不累?”

“累什么,我的精神是顶年幼儿的来。”

这个“顶年幼儿的”,好新鲜的词儿!我们起初简直不懂,一个山东同学(应说“同事”才对,可是我讨厌这个称呼)含笑,他是懂的。老鲁说的对。老鲁并不高大。——人太高大一则容易令人叹惜,糟蹋了材料;再,要不就是显得巍巍乎,不可亲近,不近人情。可是老鲁非常紧凑,非常经济。老鲁全身没有一块是因为要好看而练出来的肉。处处有来历,这是挑出来的,这是走出来的,这是为了加快血液循环,喘了气而涨出来的,这是吃苦吃出来的。而且,老鲁有一双微微向外的八字脚!这脚不是特别粗大肥厚,反之,倒是瘦瘦长长且薄薄的。老鲁是从有结晶的沙土里长出来的。一棵枣树,或,或什么呢,想不起来了,就是一棵枣树吧,得。还要再往下说么,说他倔强地生根,风里吹,雨里打,严霜重露,荒旱大竭,困厄灾难,……那就贫气了,这你不知道!老鲁他倒是晒太阳喝水,该愁就愁,该喜就喜地活了下来。

老鲁十几岁即离家出来吃粮当兵。有一天,学校让我进城买米,我让老鲁一块去。老鲁挟了两个麻布口袋,活活泼泼地这抄一把那掏一撮地看来看去,跟一个掌柜的论了半天价。“不卖?好,不卖咱们走下家。”一会儿又回到原来铺子,偏着身子(像是准备不成立刻就走),扬了头(掌柜的高高爬在米垛子上),“哎,胡子!卖不卖,就是那个数,二八,卖,咱就量来!”显然掌柜的极中意这个称呼,他有一嘴乌匝青密的牙刷胡子,他乐了乐,当真就卖了!太阳照得亮亮的,这两个人是一幅画。诸位,我这完全是题外之言。我是忘不了那天的情形。真要说的是那天进城的另外一件事。就是那天,我们在进城的马车上,马车(可没有南京上海或美国电影上的那么美)上是庄稼人,保长,小菜棚的老板娘进城办芝麻糖葵花籽,还有两个穿军装的小伙子。这两个小伙子,我想是机械士或师长勤务兵之类,一个手上一只不走的表,另一个左边犬齿镶了金包嵌绿桃子,他们谈他们的,无缘无故地大起声音来:“我们哪里没去过,什么‘交通工具’没坐过!飞机火车坦克车;法国大菜,钢丝床!”老鲁不说话,抽他的烟。等他们下了马车,端着肩膀走了,老鲁说:“两个烧包子!”好!这简直是老鲁说的话。老鲁十几岁就当兵了。提起这个,令人惆怅,老是跟老鲁说:“老鲁,什么时候你来,弄点酒,谈谈你自己的事我们听听。”老鲁则说:“有什么可谈的,作孽受苦就是了。好唉,哪天。今儿不行,事多。”老说,老说,终没有个机会。

我们就知道一点点。老鲁在张宗昌手下当过兵。“铳子队”,他说。“童子队?”有人不懂。“铳子队!喉,不懂,铳子队就是马弁。”有人懂。“马弁,噢,马弁。”都懂了。“铳子队,都挑些个年轻漂亮小伙子,才出头二十岁!”老鲁说。大家微笑。笑现在,也笑从前。大家自然相信老鲁曾是个年轻漂亮小伙子,盒子炮,两尺长鹅黄丝穗子!老鲁他不悲哀,仿佛那个铳子队是他弟弟似的看他自己。他说了一点大帅的事,也不妨说是他自己的事吧:“大帅烧窑子。北京,大帅走进胡同,一个最红的姐儿,窑姐儿叼了支烟(老鲁摆了个架势,跷起二郎腿,抬眉细目,眼角迤斜),让大帅点火。大帅说,‘俺是个土暴子,俺不会点火’。豁呵,窑姐儿慌了,跪下咧,问你这位,是什么官衔。大帅说‘俺是山东梗,梗,梗!’(老鲁翘起大拇指,圆睁两眼,嘴微张开半天。从他神情中,我们知道‘梗,梗,梗!’是一种什么东西。这个字实在不知道怎么写。大帅的同乡们,你们贵处有此说法么?)窑姐儿说是你老开恩带我走吧。大帅说,‘好唉!’(大帅也说‘好唉’?)真凄惨(老鲁用了一个形容词)。烧!大帅有令,十四岁以下,出来。十四岁过了的,一个不许走,烧!一烧烧了三条街,都烧死咧。”——老鲁叙述方法有点特别。你也许不大弄得清白。可不是,我也不知道大帅为什么要烧窑子。我们就大概晓得那么一回事就是了。当然,老鲁也是点火烧的一个了。他是铳子队嚜。另外我们还知道一点老鲁吃过的东西。其一是猪食。军队到了一个地方,什么都没有了,饿了好几天了,老百姓不见影子,粮食没有一颗。老鲁一看,咳!有个猪圈,猪是早没有了,猪食盆在呐,没办法,用手捧了一把。嗐,“还有两爿儿整个包谷一剖俩的呢,怪好吃!”老鲁说这比羊肉好吃多了。“比羊肉好吃?”有人奇怪,唉,什么羊肉,白煮羊肉。“也是,老百姓都逃了,拖到一只羊,杀倒了,架上火烀烂了:没盐!”没盐的羊肉,你没有吃过,你就无法知道那多么难吃。何况又是瘪了多少日子的肚子。啧啧,老鲁吃过棉花。那年(他都说得有时间有地方的,我都忘了)败了,一阵一阵地退。饿得太凶了,都走不动,一步一步拖,有的,老鲁说,“像个空口袋似的就颓下去了”。昏昏糊糊的,“队伍像一根烂草绳穿了一绳子烂草鞋,一队鬼”。实在饿狠了。老鲁他不觉得那是他自己。可是得走呀,在那个一眼看不到一棵矮树,一块石头的大平地上走。浑身没有一丝气力,光眼皮那还有点儿劲,不撑住,就搭拉下来了。老鲁看见前头一个人的衣服破了一块,白白的棉花绽出来,“吃棉花!前后肚皮都贴上了”,老鲁的脸上黑了一黑,“棉花啊,也就是填到肚里,有点儿东西。吃下去什么样儿,拉出来还是个什么样儿!”这,我们知道,纤维是不大溶解的。可是真没想到这点儿智识用到这上头来。这种事情于我们,还是不大“习惯”。生命到耗到最后一点点,居然又能回来。这教你想起小时候吹灯,眼看快灭了,松了口气,它又旺起来了,由青转红,马上就雪亮。此极不可思议。且说这些经验于老鲁本身是什么意义呢?噫,这问题不大“普通”,我们且不必管他。然而,老鲁不经过这些事仍无损其为一个老鲁?老鲁呢,他是希望能够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

老鲁这一辈子“下来”过好几次。他在上海南京都住过。下来时,大概都有了点钱。他说在上海曾有过两间房子,想来还开个小铺子的。南京他弄过一个磨坊。这是抗战以前的事。一打仗,他摔下就跑了。临走时磨坊里还有一百六十多担麦子。离开南京,他身上还有点钱,钱慢慢花完了,“又干上咧”。老鲁是“活过来的”了。他不大怀念那个过去。只有一次,我见他颇为惘然的样子。黄昏的时候,在那个茶棚前,一队驮马过去。赶马的是个小姑娘,呵叱一声,十头八匹马一起撒开步子,背上一个小木鞍桥郭搭郭搭敲着马脊背直响。老鲁细着眼睛,目送过去,兀立良久。他舌尖顶着牙龈肉打了个滚。但在他脱下军帽,抓一抓光头时,他已经笑了:“南京城外赶驴子的,都是十七八岁大姑娘,一根小鞭子,哈哧哈哧,不打站,不歇力,一劲儿三四十里地,一串几十个,光着脚巴鸭子,戴得一头的花!”这么一来,那一百六十担麦子不能折磨他了。老鲁在他的形容中似乎得到一点快乐。“戴得一头的花”,他说得真好。

可是话说回来了,一百六十担麦子是一百六十担麦子呀,不是别的。一百六十担麦子比起一斗四升豆子,就显得更多了。也难怪老鲁要提起好多次。老鲁爱的是钱。他那么挑水,也一半为钱。“公家用的”水挑完了之后还给几个有家眷自己起火的,有孩子,衣服多,不能给人洗的,挑私用的水。多少可以得一点钱。有人问老鲁,“你要钱干什么?”意思是“你这么样活了大半辈子,还对这个东西认识不清楚么?”有人且告诉他几个故事。某人某人,赤手起家,弄了三部卡车,来回跑缅甸仰光,几千万的家私,一炮也就完了。护国路有所大洋楼,黄铜窗槛绿绒帘子,颤呀颤的沙发椅子,住了一个“扁担”。这扁担挑了二十年,忽然时来运转发了一笔横财,钱是有了,可是人过得极无意思。到了大场面,大家因他是财主,另眼看待,可是他刘姥姥进大观园,手足无措,一身不自在。就是自己家里白磁澡盆都光滑冰冷用着不惯。从前的车站码头上一块吃猪耳朵闷小肠的朋友又没哪个敢来攀附他,实在孤独寞寂,整天摸他的大手。再说,三十年,一个马车夫得了法,房子盖得半条弄,又怎么呢,儿子整天为一块瓦片吵架,一家子鸡犬不宁。老鲁说不是这么说。“眼珠子是黑的,洋钱是白的。我家里挣下的几亩田,一定教叔叔舅舅占了卖了。我回去,我老娘不介意,欢欢喜喜的‘啊,我儿子回来了!’我就是光着屁股也不要紧。别人?,我回来吃什么?”是的。于是老鲁要攒钱,找钱。到我们这里来,第一着是买了一斗四升豆子。老鲁这回下来时本有几个钱,约十万多一点。(我们那学期的薪水一月二万五。)他一来的确做了不少次主人,请老校警喝酒的。连吃带用,又为一个朋友花了四万元。那个朋友队伍上下来,带了一支枪,想卖,路上让人查到了,关起来,老鲁得为他花钱。剩下那点钱,他就买了豆子了。他这大概是世界上规模最小的屯积了。他想等着起价,不想什么都涨,豆子直跌!没法,卖给拉马车的。自己常常看见那匹瘦骨嶙峋的白马,掀动大嘴格蹦格蹦地嚼他的豆子。可真气人,一脱手,价钱就俏起来了。

据我们所知,老鲁后来又把他攒积下来的一点钱“运用”过两次。那是在搬了家以后了。且说我们搬了家。从观音寺搬到白马庙。我是跟老鲁一车子去的。车子,马车。老鲁早已经到那边看过,远远就指给我们看,“那边,树郁郁的,?,是了,旁边有个红红的大房子的”。他好像极欢喜,极兴奋。原因大半是那边“有一口大井,就在开水炉子旁边”。昆明的冬天也一点都不冷。老鲁那天可穿得整整齐齐。不知谁送了他一件旧青呢制服,想还是中学时候的东西,老鲁教洗衣老太婆翻了翻,和新的一样。就是小了点。自搬到那边,我住到另一地方,许多事都不大清楚了。过年了(自然是阴历),一清早到学校看看,学校各处打扫得干干净净。房子算是洋房了,台阶上还有几盆花。老吴门上贴了副春联:

一夜连双岁

五更分二年

是他自己手笔。我猛然想起从前在家里吃的莲子羹来。而老鲁来了,“汪先生来了!”给我作了个揖算拜年。我想起,掏了一千块钱给他。一会儿老吴也来了,我听说他现在地位高了,介乎工役与职员之间了,刚才见面已打了个招呼,怎么……老吴穿校长送他的咖啡色西服。我没等他表示什么,又掏出一千,说“我昨天赢了钱,你打酒喝”。我心里一算,一共三千,留一千我自己,刚好!其时我身边有个人望着我笑。本说我请客看电影的,现在只有让她请我,一千元留着买一包吉士斐儿。——自此,老吴以“大总管”自居,常衔了个旧烟斗,各处看来看去。有时在办公室门口大叫“老——鲁!”“耳朵上哪去了!”“要关照多少次?”老鲁对老吴说得上是恨,除了老吴暴病死了,他才会忘记,且会拿出一点钱为他花一花的吧。而且有一个姓胡的校警写了封信给校长,说,“东西是新的好,人是旧的好”,也回来了。胡,二十几岁,派头很新,全是个学生样子,多少事情都由他办了。老鲁就显得更不重要。老鲁似乎很不快乐。——老鲁是因此而不快乐?我知道的,老鲁有一笔钱“陷住了”。老鲁攒积攒积也有卯二十万样子。这钱为一个事务员借去,合资托一个朋友买了谷子。事情不知怎么弄的,久久未有下文。常见老鲁在他的茶炉间独自吃饭,——这时他离群索居,校警之中只一个老刘还有时带了条大狗到他屋子玩玩,来跟他一处吃饭,老鲁是几乎顿顿喝酒。“吃了,喝了,都在我肚子里,谁也别想。”意思是有谁想他的钱似的。我还是不懂,老鲁哪里来的牢骚呢,这样一个人?后来且见他一来就一盘二三十个包子请客,请厨子,请一个女教员所雇女工。我想,这可不得了,老鲁这个花法!渐渐知道,呵,老鲁做了老板了。这包子是学校旁边一个小铺子来的,铺子有老鲁十几万股本。果然,老鲁常蹲在包子铺门前抽他的烟筒,呼噜呼噜。他拿那个新烟筒向我照了照:

“我买了个高射炮!”

佛笃吹着纸媒,抽了一袋,非常满意的样子。

“到云南来,有钱的没钱的,带两样东西回去。有钱的,带斗鸡。云南出斗鸡。没钱,带个水筒,——高射炮!”

我挪过一张小凳子,靠门坐下来。门前是一道河,河里汤汤流水,水上点点萍叶,一群小鸭子叱叱咤咤向东,而忽而折向南边水草丛中。呵,鸭子不能叫小鸭子了,颜色早已都黑了。一排尤加利树直直地伸上去。叶子从各种方向承受风吹,清脆有金石声。上头是云南特有的蓝天,圆圆地覆下来。牛哞,哪里有舂臼声音。八年了,我来到云南。胜利了也快十个月。一起吃灰藋菜豆壳虫的都差不多离去了。啊——契诃夫主张每一篇小说都该把开头与结尾砍去,有道理!(幸好我这不是小说。)我起来,捡了块石头奋力一掷,看它跌在水里。

现在,我离开云南将二个月了,好快!

(本篇原载《文艺复兴》1947年第3卷第2期。初收《邂逅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4月,文字略有改动;又收《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北京出版社1982年2月,文字有较大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