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互联网实验室创始人方兴东表示，我们必须承认腾讯是有创新的，首先在商业模式方面，能够把企业做到如此规模本身在世界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而它在发展初期的模仿行为在整个商业模式中是良性的，但当企业发展至一定规模后，必须以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扩展业务范围。以谷歌为例，2004年其管理层认为博客的发展前景很好，当即决定收购某一大型博客网站，随后更是收购着名视频网站YouTube以进入这一领域。
一般而言，外国企业想要扩展业务领域会通过收购的方式，而相反地，国内企业如百度、阿里巴巴等行业巨头，均是通过模仿其他企业成功产品或业务取得发展，并最终打垮对手，这是一种业内不正常的生态，腾讯只是其中的代表。
而这是非常可怕的。在这种环境中，大企业比小企业更具有恐惧心。小企业倒下去，可以很快从另一个地方爬起来。而大企业倒下，则基本无翻身之力。因此，马化腾为了保持腾讯在互联网世界的流量霸主地位，为了腾讯能够继续通过这种模仿式的创新保持陡峭的增长曲线，并防止受到被模仿者实质性的挑战——马化腾总是会不断寻求进入新的潜在的流量中心。
也因此，数亿活跃用户和“在线生活”模式让腾讯成为“行业公敌”，同时也使之面临着在毫无节制地扩张中迷失方向的危险。
“3Q大战”成为风向标
“3Q大战”正是毫无节制地扩张给马化腾带来的第一个实质性危险。
2010年10月份，“一个艰难的决定”正式打响了一场艰难的战役——“3Q大战”。同是天蝎座的马化腾和360公司董事长周鸿在这场对决中将自己的星座个性体现得淋漓尽致，但以双败告终。
追索原因，这一次“3Q大战”，源于腾讯向杀毒领域的扩张及复制。
简单回顾一下事件的经过。2010年中秋节期间，QQ软件管理和QQ医生自动升级为QQ电脑管家，涵盖了云查杀木马、系统漏洞修补、安全防护、系统维护和软件管理等功能，而这正是360安全卫士的主要功能。
这让在安全领域占据75%市场份额的周鸿感到强烈的不安。面对来自腾讯的“侵略”，周鸿选择了主动出击，“以战止战，将战火烧向敌区”。
很快，周鸿给马化腾送上一份“大礼”——一款专门为腾讯用户定制的名为“扣扣保镖”的客户端软件，宣称不但可以“防止潜在的隐私泄露”，还能阻截掉各种未经用户许可的弹出页面，这当然也包括腾讯公司的广告页面和推广新业务所用的弹出窗口。
用户对该软件的欢迎程度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料，在短短一周之内，下载并安装该软件的腾讯用户就接近两千万。
有业内人士指出，从QQ这个小小的客户端软件开始建立起庞大的企鹅帝国的马化腾很快就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一直以来，他总是被严重的不安全感所包围，因为他担心某一天一个突然冒出的客户端软件可能会在身躯庞大的企鹅帝国的心脏中戳出一个大洞。
担心一下子变成现实。随后，马化腾的反应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他的“霸气”性格在这次争端中淋漓地体现出来。
马化腾抛出了一个壮士断臂般的公开信，宣称，“作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将在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软件，倡导必须卸载360软件才可登录QQ。
据媒体报道，如此霸气的回击甚至出乎了对手周鸿的预期，“我没想到他会以牺牲用户利益为代价来反击。”
这一点让人想到了微软。
有业内人士指出，腾讯的战略定位与扩张性都和微软神似：
垄断基础平台，吞噬平台上的应用市场。耐人寻味，比尔·盖茨在最得意的时候，也满怀恐惧，担心微软会在18个月后灭亡。
在国内，另一位互联网大佬陈天桥则说过：“我最恐惧的是像原先的我们一样埋头耕耘、不知道哪天就突然冒出来的公司！”
因此，有人指出，马化腾霸气十足的过度反应，可能不仅仅是霸气，也是恐惧。
这是一种职业病。曾担任IBM公司CEO的郭士纳指出，IT业远比传统行业残酷，后者的竞争止于边际收益递减，而前者止于“清户”。清户总是从暴发开始，上天是公平的，两个都给你，而且间隔越来越短。百年老店是因为有一个百年产业。
而互联网的产业周期以18个月计。
中国IT业又远比国际同行残酷。后者有竞争底线，中国则由于法律保护消费者不力，反垄断不力，企业竞争底线因此可以无限突破，就像这次“3Q大战”。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二十四史就是一部相斫史，迷恋“清户”。
因此，互联网在欧美是革命，可以与一万年前的农业革命、200年前的工业革命相比。产业自身也创造了新人。而在中国，只是又一轮机会，与房地产、保健品、山寨机等并列。从业者除了年龄和学历，与前几轮没什么不同。鲁迅先生说过：青年也会变虫豸的。
几乎与“3Q大战”同时爆发的伊利和蒙牛对决事件，是另一个典型案例。这一事件当中，有极端恶性的行业混战，有行政力量的保驾护航，更有起伏跌宕的剧情。三聚氰胺后刚刚恢复的行业元气，几乎被这场对决消耗殆尽。
故，有人指出，比当事双方企业双输结果更重要的是，人们看到了这些战斗当中几乎所有的污秽。这才是一个社会更应该考量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一些野蛮成长的大企业已经成为了市场经济的阻挡者。
“3Q大战”后，马化腾不仅仅是业界的公敌，而成为全民的公敌。
逐渐变冷的温床
“我们找不到一个公司制度不发达，它的经济可以发达，找不到一个市场不发达，这个国家可以发达，没有的！所以，现代社会的财富创造、国民财富的积累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司的发展，它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
这是2010年国家级媒体中央电视台重磅推出的《公司的力量》中一段解说词。其大背景是中国改革开放需要进一步深化，人们呼吁更加完善的市场制度。
有业内人士指出，除了产品平台的强大之外，我们正身处的社会市场环境，也为类似腾讯这样的扩张模式提供了便利条件。尽管腾讯在即时通讯方面已经占据绝对垄断地位，但是从来就没有遇到多严厉的监管挑战，相反，还成为政府极力保护的对象。
在过去，腾讯在深圳所处的特殊地位是一个过度保护的温床，谁敢动腾讯的奶酪，谁就难有好下场。
2006年8月20日，珊瑚虫版QQ的制作者陈寿福被腾讯公司以侵犯着作权为由起诉，后陈寿福被深圳司法部门从北京抓到深圳。2008年，陈寿福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20万元，直至2010年3月11日才获释出狱。
2008年7月10日，总部位于上海的《第一财经周刊》刊发了封面文章《企鹅的错误》，含蓄地对腾讯提出了批判。而就在接下来的一期，该杂志就“向腾讯公司和广大读者致歉”了。
2010年7月26日，《计算机世界》刊发了封面文章《“狗日的”腾讯》，把腾讯作为互联网公敌进行批判，称腾讯“走别人的路，让人无路可走”。同样，在接下来的一期，以该杂志为给腾讯公司造成不良影响而致歉收尾。
但是，纵能堵媒体之口，却不能堵住天下人之口。《“狗日的”
腾讯》一文出现后，业界人士纷纷对腾讯的创新性和垄断性进行了激辩。
一位业内资深人士评价说，纵然腾讯成了整个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公敌”，但地处深圳的腾讯在发展环境上可以说“顺风顺水”，地方政府对腾讯这样的利税大户百般爱护。
“如果你是一个强势的公司，在没有真正能执行垄断法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会很宽容并认为你对他们的地方经济带来巨大帮助，所以很支持你；而中央政府也认为你是全中国最有价值的互联网公司、在全球都排在前几名，那四周就完全是过于宽容甚至纵容的一个生存环境了。在这种环境下，平时没有那么坏的人却做出坏事情也不是不可能。”这位人士感叹，温文内敛如马化腾，也敌不过这样的温床。
业内普遍认为，这影响到了中国互联网公司对创新的积极性。据《福布斯》中文版2010年12月的一则报道，一家大型网站的负责人坦言，他们不会追求革命性技术创新，因为“最先想到的没有法律保护。一些小公司做了一些最先想到的东西，但最后收获的往往是QQ”。
不过，这张温床开始变冷了。
垄断的市场上是一个赢家和一群输家，以及没有选择的消费者。竞争的市场上，将有一群赢家和一群输家，以及有很多选择的消费者。
我们可以看到，“3Q大战”发生后，指责腾讯垄断的声音不绝于耳，一些持激进批评态度的人甚至提出要求政府拆分腾讯的建议。互联网反垄断联盟秘书长姚克枫、法易网CEO王丰昌则以网民的身份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提交了《反垄断调查申请书》，提请对腾讯进行反垄断调查。
另一个互联网大佬张朝阳则将矛头直接指向政府有关部门，在微博中愤然评论说：二流的司法只能产生二流的产业，以抄袭和垄断为公司之本的腾讯将这二者做到极致，创新得不到保护，小公司活不下来，中国的高科技产业面对美国的发达，只能望洋兴叹，作为个体中国人比美国人聪明，但没有好的机制让聪明才智成体系地爆发。
在美国，如果你原封不动地照搬别人的模式，你是不可能得到市场尊重的，通常也很难获得周边生态系统的支持并进而获得商业上的成功。而在中国，模仿和拷贝别人的商业模式似乎成了同使用内幕消息炒股一样“天经地义”的事。太多的人只在意目的地而不在意路径，只想一夜暴富一战成名而不太关注自己是否行走在“有阳光的那条街”。如果我们整个社会不能从心灵深处形成对创新的强烈渴求以及对抄袭和拷贝的嗤之以鼻，那么中国的才智顶多也就将停留在“小聪明”的层面。
小聪明是用来耍的，不是用来爆发的。
一时之间，借“3Q大战”这个突发的事件，整个社会开始向政府有关部门施压。最终，工业和信息化部不得不出面强令奇虎和腾讯向社会公开道歉。
尽管“3Q大战”被行政强压下去，没有出现更多令人惊喜的政策性变化，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我们的市场环境已经处在巨大的社会变革之中。如果不是掌握垄断资源的企业，单纯依靠市场基本面，水涨船高式的增长战略将很快宣告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