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得这样突然和意外，使刚从青岛返回上海的汪精卫、周佛海和影佐一行，惶惑不安，心慌意乱，每个人的面孔也都变成了暗灰色。大家忧郁地坐在汪精卫的办公室里，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一颗心正在往下沉。
“请默邨兄详细说说，重庆方面又派人与日本代表在香港举行秘密会谈，你是怎么知道的，这消息可靠不可靠？”汪精卫感到自己如同一片可怜的枯叶，正被暴风雨随意吹打和蹂躏。他两眼好比火一样通红，眼睫毛一上一下地跳动着，仿佛眼里掉进了沙子，一副狼狈的苦相。
“报告汪主席！消息是日本同盟通讯社香港分局采访主任吉村先生告诉我的，绝对可靠。”丁默邨脸上流露出一种类似报丧的表情。
丁默邨任军统第二处处长时，曾经在上海活动了半年多时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与时任同盟社上海分局记者的吉村光雄结成好朋友。当时，军统上海区正在缉拿上海纺织总工会主任张维祯，而吉村的身材、长相和衣着，与共产党的叛徒说的情况很相似，因此被逮捕，并被打成重伤。后来，丁默邨审讯了吉村，发现是一场误会，亲自送他去医院治伤，以后又多次携带高级营养品去医院看望他，使他很受感动。吉村出院后，写了篇题为《有这样一位中国朋友》的短通讯，在《日本广宣报》发表，表达了他对丁默邨的一片感激之情。从此，两人成为知己。这次，丁默邨去香港行刺高宗武和陶希圣，知道吉村有吸鸦片烟的嗜好，就带着二十斤上等烟土去看望他，请他帮忙打听他们的住址。老朋友有求，加之他又诚心支持汪精卫集团，自然愿意效劳。
“前天晚上九点多钟，接到吉村先生的电话，说有重要情报告我，要我立即去他家里。”丁默邨心情沉重，也有几分兴奋，“结果，既了解到高、陶的情况，也了解到老蒋又一次派宋子良出面，与日本驻香港领事铃木卓尔秘密会谈的情况。”
“你先说他们秘密会谈的情况。”汪精卫焦急万分。在他心灵的天平上，这件事的分量要重得多，弄得不好，他将会因此丧失儿皇帝的宝座。
“好。”丁默邨说，“重庆方面除了宋子良，还有章友三，此人我们都认识，他是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还有陈超霖，我们也都认识，他是重庆行营参谋处长。我听吉村先生说宋子良正与日方代表秘密会谈，大吃一惊，忙问他：‘你是怎么知道的？’他说：‘干我们这一行，眼观四方，耳听八面，消息灵通，我当然知道。不过，这是绝密消息，因为我一贯支持汪先生，加之你丁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我才冒着风险将情况告诉你。’”
“日方除了铃木，还有哪些人？丁先生！”影佐急不可耐地打断丁默邨的话。
“据吉村先生说，还有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臼井茂树，首相府大东亚省参事今井武夫。”丁默邨说。
“有今井武夫？”影佐心里一怔，“他怎么会倒向重庆一边？”
“是呀！”汪精卫也大惑不解，“去年五月我从河内回上海不久，听说宋子良与铃木举行秘密会谈，今井先生还自告奋勇赴香港处理问题，结果只发现宋子良与铃木有过接触，并没有正式举行会谈。这回，他怎么会直接参与会谈了呢？”
那次，今井接受孔祥熙三千块银元、三万元港币和三十斤烟土的馈赠，把其中的港币转送给铃木，两人为蒋介石争夺中日和平运动的中方领袖地位，与冒充宋子良的军统特务曾广、樊光和姚瑛在香港举行秘密会谈，后被当时在香港的李圣五发现。土肥原认为这是“天皇的忤逆臣民从中捣鬼，绝对不能容忍”，“应该向帝国政府彻底揭露”，吓得今井赶忙赴香港与铃木研究对策，以中共香港特区委员会的名义印发传单，披露了这一秘密，迫使曾广、樊光和姚瑛停止会谈，慌忙离开香港回重庆。然后，今井又捏造事实，说宋子良与铃木只见过一次面，他希望日本政府支持蒋介石，但遭到铃木的严词拒绝。就这样，他骗取了汪精卫、土肥原和影佐等人的信任。
“当然，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汪精卫沉思良久，若有所悟，“也许是今井先生的立场观点变了，或许是日本政府的立场观点变了，指派他为日方代表，他不能不去。”汪精卫推测对了，不仅今井在金钱的诱惑面前转变了态度，日本政府根据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对支持汪精卫也产生了动摇。
事情的起因来自铃木的一份报告。
一月二十二日，蒋介石第二次派曾广冒充宋子良，携带五百两黄金抵达香港。因为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已经撤销，总领事田尻已经回日本，曾广将黄金送给领事铃木，再一次请他出面活动，争取日本政府放弃支持汪精卫组织新政权的主张，与蒋介石的代表进行停战和谈。铃木收下黄金，吸取去年七月上旬那次与田尻一道受贿，两人赴东京为蒋介石效劳，差点被撤职的教训，写了个不表示个人主见的报告，将蒋介石的要求客观地反映给米内首相。
想不到，铃木的报告引起新上任的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成员的浓厚兴趣。他们见德国和苏联瓜分波兰之后，英国和法国虽然于去年九月三日发表了对德国宣战声明，但是，除了九月二十六日，法国第四集团军在德国的萨尔布吕肯地区与德军进行一次局部战争，英国海军于十二月八日在阿根廷的拉普拉塔湾击沉德国军舰“施比海军上将”号以外，并没有正式与德国交战。因此，希特勒更加胆大妄为，正准备进攻北欧和西欧诸国。与此同时，苏联于去年十一月三十日开始发动了对芬兰的入侵战争，经过近两个月的交战，芬兰的灭亡危在旦夕。这一切，使日本新内阁五相们十分眼红，跃跃欲试，巴不得马上将陷在中国战场上的一百多万军队拉出来，向东南亚诸国进攻，实现他们的“大东亚共荣圈”和进而独霸亚洲的美梦。
可是，他们若主动地无偿从中国撤兵，进行两年半的中日战争，等于败在中国人手里，面子上过不去。只有当中国接受他们提出的诱降条件时，他们才能善罢甘休。汪精卫虽然能够满足他们的贪婪要求，但仍然不能实现停战的目的。用武力迫使蒋介石屈服，又很难如愿。现在，蒋介石要求和谈停战，如果他真正能够接受他们提出的诱降条件，既能达到他们侵略中国的目的，又能结束中日战争，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一月二十六日，日本政府派臼井和今井赴香港，与铃木一道作为日方代表，与中国政府代表举行会谈。同时，派外务次官谷正之赴南京通知西尾，这次中日停战和谈，由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负责指导。因为领事馆秘书川岛幸太郎与吉村是大学时代的要好同学，二十九日下午，两人在吉村家里闲谈时，川岛无意中向吉村透露了这一情况。就这样，蒋介石的代表刚从重庆飞抵香港，双方的会谈尚未正式开始，情况就被丁默邨掌握到了。
“不会吧！日本政府支持汪主席在中国主政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影佐想到汪精卫政权成立后将会给他带来的荣华富贵，心中燃起熊熊理想的热火，“米内先生出任首相后，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同样表明了这个观点。再说，有田外相知道汪主席与王、梁二位赴青岛开会，研究撤销临时、维新两政府和成立新的中央政府的事，担心王、梁他们从中作梗，还特意要我与汪主席一道去青岛哩！”
“同意影佐先生的分析。”周佛海的心之一隅总有一种顽强的自信，“不过，既然吉村先生提供的情报绝对可靠，虽说不是贵国政府的旨意，但这次日蒋会谈，也一定是受到贵国政府某些大臣的支持。”
“我也同意周先生的分析。然而，个别大臣支持蒋先生，绝不可能左右局势，扭转乾坤。”影佐根据过去蒋日会谈并非日本政府出面，只是小范围的秘密接触而判断着。
“前年十二月十九日和去年五月中旬、七月上旬，我们与蒋介石较量过三次，现在又得进行第四次较虽量了。”褚民谊惆怅，疑惑，纳闷，“世界上的事情怎么会这样复杂，这样曲折！唉，真是好事多磨。”
“这并不奇怪。”汪精卫毕竟是个政治老手，他如同一个有经验的航行舵手，面临惊涛骇浪沉着地把舵，“我们与蒋介石的四次较量，并非简单的重复。生活，就像大江东流，总是波涛汹涌般地前进。处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命运就是如此。命运，命运，我们只有跟命运搏斗，才能成为命运的主人。那么，这第四次较量，我们能否如过去的三次较量一样获胜呢？”希望从他的心中冉冉升起，“这就全靠影佐先生和西尾总司令了。”他果断地采取措施，“在这关键时刻，往往事业毁于一旦，也往往事业振兴在一瞬。赢得时间就是胜利。因此，请影佐先生立即赴东京，探听是什么人从中捣鬼，希望阁下力挽狂澜，同时请祖芬兄与西尾总司令的泰山张卓德先生立即赴南京，希望西尾总司令鼎力相助我们。”他像一颗千年古莲子，因为有一颗不死的心，一碰上适量的水分又会吐露新芽。
“义不容辞，我明天就赴东京。”影佐慷慨激昂地表示，“虽不能说力挽狂澜，但我一定不遗余力。”
“我马上去通知张先生来，请汪主席亲自与他说几句，最好今天晚上我和他动身去南京。”梅思平一种紧迫感涌上心头。
“请稍等一会去通知他。”汪精卫把脸转向丁默邨，“现在，请默邨兄说说干掉高、陶的情况。”他在影佐面前也不讳言，因为，他们对高宗武和陶希圣同仇敌忾。他满腔仇恨，又紧问一句：“还没有动手吧！”大家一齐把目光射向丁默邨，等待着那足以使他们狂喜的一刹那。
“唉！”丁默邨一声长叹，使大家的心顿时冷却下来。
“怎么，还没有发现两个畜生的住址？”汪精卫愣住了。
“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刚打听到两个畜生躲在九龙尖沙嘴亚叙里道，正准备动手，吉村先生从香港《大公报》一个记者那里获悉，陶希圣一家已由杜月笙陪同去了重庆，高宗武和他的妻子已经去了美国。”他停了停继续说，“我二十九日晚上十点过五分告别了吉村先生，仍不甘心，立即由两个英籍香港警察配合行动，但亚叙里道已不见两个畜生的踪影，证明吉村先生掌握的情报完全正确。”
陶希圣到了重庆以后，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器重，让陶希圣当他的侍从室副主任兼《中央日报》总编辑，并为他代笔撰写《中国之命运》一书，于一九四三年三月出版。此书宣扬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主义，反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诬蔑八路军和新四军，暗示要以武力解决共产党，为蒋介石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一次制造反共摩擦，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高宗武因近一向心情过度紧张，肺病又复发了，到香港后大咯血，他通过戴笠和杜月笙联系，获得蒋介石的批准，携带由蒋介石提供的经费和护照，偕同施桑奴去了美国，先是治病，并愈后在美国考察外文事务，一年后回重庆任外交部次长。但他的肺病越来越严重，身体也越来越坏，旋又出国，再也没有回来。
“便宜了这两个畜生！”汪精卫仇未报，恨未消，脸上堆满了无可奈何的苦意。他很想责备丁默邨几句，想到他带回来“宋子良”与日方秘密会谈的重要情报，也就功过抵消了。
“我没有完成行刺高、陶的任务，请求汪主席和中央常委会给予我以处分。”丁默邨从汪精卫的表情意识到了什么，自责地低下了头。
“默邨兄怎么这样说呢？”汪精卫见他心情沉重，反而变得宽容了，“你这次赴香港，若论功与过，功远远大于过，应该好好褒扬你哩！”
“默邨兄从香港带回的情报，关系到拯救中日和平运动的命运问题，就是用‘价值连城’这句成语，也不能反映出它的确切价值来呢！周佛海进一步夸赞说，诚如汪主席所说，的确应该好好褒扬你哩！”
“谢谢，谢谢！但是，我总觉得没有干掉高、陶不能原谅自己。”丁默邨有一股说不出的欣慰，从肺腑中涌了出来。
当天晚上八点左右，梅思平和张卓德乘坐日本驻沪海军的飞机抵达南京。西尾按照汪精卫在电报中约定的时间，偕姨太太张素娟驱车来机场迎接他们。
在西尾的会客室里，宾主刚落座，梅思平不安地说：“汪主席特地派张先生和我来南京，有紧要事情向西尾总司令报告。”
“正因为事情紧要，所以梅先生和我连夜赶来。”张卓德望望西尾，又望望女儿。
“一接到汪主席的电报，我就意识到你们一定有紧急要事来。”西尾沉思着说。他接到电报后，做过种种推测，也想到蒋介石的代表与日本代表在香港会谈的事。因为他听谷正之说双方会谈是绝对保密的，脑子里一闪念就否定了。他微笑着问道。
“什么紧要事，请二位说说。”
“贵国政府一边支持汪主席在中国主政，一边又与蒋介石的代表在香港举行秘密会谈，搞得我们非常难堪。”梅思平一脸痛苦，像只泄了气的皮球，“如果贵国政府以蒋介石为和谈停战对手，我们立即宣布解散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们各散五方，各谋各的出路。”
西尾一怔，惊异地问道。“你们的情报是从哪里来的？”他顿了一会，装糊涂说，“怎么我一点也不知道！”
“是呀！这样重大的事，怎么总司令一点也不知道。”张素娟倒的确不明真相，因为丈夫对她严守秘密。
“我们遵照总司令的意见，派了一批特工人员潜入重庆，这情报是他们掌握的。”梅思平担心西尾寻根究底，有意隐瞒吉村向丁默邨提供情报的真相。
“你们的特工人员很厉害，这很好啊！”西尾似笑非笑，说不出是什么表情，“等会我与东京电报联系，看究竟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