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收录到日本政府向英国、法国、德国、波兰、意大利和美国提出的备忘录，以及重庆中央社的一则电讯，遵照汪主席的批示向大会宣读。”周佛海慢条斯理地说，“现在先念日本政府的备忘录：‘日本政府正全力解决中国事变，故决定对欧洲战事采取不干涉态度。然而，倘若交战国采取与日本对华立场相反的行动或政策，则不能担保不致发生可悲形势。因此，日本政府特忠告各交战国，以及德国的盟国意大利和美国，必须取慎重态度，预先排除会引起此类意外事件的因素，以维持上述诸国与日本的和平局面。’下面念重庆的电讯……”他见电讯里有汪伪国民党代表大会，和出卖灵魂、附逆投降一类刺目钻心的字眼，实在念不出口，难堪一会，说道：“电讯说：什么经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定，凡是参加我们这次六届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一律开除党籍，还说什么提交政府通缉法办。”他尴尬地笑了一声，“嗨，开除，通缉，真令人发笑！据兄弟的体会，汪主席之所以批示将电讯向诸位宣读，无非是希望大家明白一个是非，那就是真正的国民党中央不是在重庆，而是在上海，重庆的决定只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无非是希望大家懂得一个真理，那就是世界上一切腐朽没落的东西，至死都在挣扎。诸位都看到过杀鸡，那鸡的血流尽了，两只脚却还在拼命的抽搐，翅膀还在拼命的扑棱。眼下的重庆当局，正像一只已流尽了血，但还未完全断气的鸡。好，下面请汪主席致闭幕词。”他带头鼓掌时，生怕不能引起大家的注重，双手举得比他的脑袋还高，一个劲地拍得山响。
“我的闭幕词不讲别的，只就备忘录和电讯说点感想。”汪精卫又喋喋不休地说起来，“短短的一份备忘录，充分体现了日本政府对我们的友好态度，也就是说，它对我们的支持是坚持不渝的。谁想从中捣鬼，妄图破坏中日和平，不论是欧洲战争的交战国，还是意大利和美国，都会碰得头破血流！众所周知，美国是以经济支持重庆抗日的。备忘录指名忠告美国，给罗斯福先生敲了一闷棍，也给蒋先生敲了一闷棍。如果美国不听忠告，仍然肆无忌惮，任意妄为，日本与美国之间难免不发生‘可悲形势’。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概而言之，日本的备忘录，对中日和平十分有利。”他像大热天喝了一杯果露那样舒适惬意，“当今世界，是个武力较量的世界，是个你争我夺的世界。作为弱国的中国，处于这种弱肉强食的世界环境里，若没有一个强国支持和提携，那就只能永远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之可悲地位。难道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不是这样的么！欲摆脱这种可悲地位，只有紧紧靠拢日本。有了日本的帮衬，我们完全可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混乱之中，扬眉吐气，干一番伟业！疾风知劲草，动荡识英雄。同志们！抬起头来，挺起胸膛，竖起脊梁，大显身手吧！”
大家以热烈的掌声，寄托美梦般的幻想。
“关于重庆那则电讯，佛海同志已从是非和真理两个方面说得很透彻了，我再补充几句。”汪精卫吐口粗气，神情被愤怒笼罩着，“一个钟头前，我做报告时已经说过，重庆那个国民党是蒋氏宗祠，是升官发财、贪生怕死的党，我们羞与他们为伍！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对重庆的电讯持欢迎态度。若没有这则电讯，我们与重庆之间，岂不是泾渭不分么！”他憋不住笑了，“希望在座的中委和监委自爱自重，永远做清澈的渭水，使全体国民从诸位身上看到中国的希望，并以诸位之德行为楷模！区区此心，伏乞毫察。我的话讲完了。谢谢诸位！”
会场里，掌声迭起。大家把豪情，向往，喜悦，祈求，祝愿，以及自我欺骗，统统凝聚在不花钱的啪啪声中。
十一点二十分左右，汪精卫与陈璧君离开会场，从三楼下到一楼的楼梯口时，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迎面走来，难过地低声说：“汪主席，璧君姐，二夫人流产了。”
汪精卫情深弥笃，惊得“噢”了一声，半天说不出话来。陈璧君幸灾乐祸，喜得“噢”了一声，有话不敢说出口。于是，两人默默地来到徐珍与汪精卫的卧室。
张冰洁守护在徐珍床边，刚好将一块黑丝包头布缠在徐珍头上，让她斜躺在床上。
汪精卫坐在床沿上，怜悯地拉着徐珍的左手，伤心地说：“苦了你了，徐珍！住到医院去，好吗？”
徐珍那张本来就很白嫩的脸，经黑色包头布的衬托，显得更白了。不过，细心的人从她脸上看不出任何病态。她目光忧郁，像是一尊用悲哀雕成的大理石塑像，又像个正在演出悲剧的演员，鼻翼颤动几下，挤出几滴眼泪，黯然神伤地摇着头。
“珍妹！听姐的话，最好住到医院去。”陈璧君俯下身去，手在她额头上轻轻抚摩着，“头一次，就碰上这种情况，可不能大意啊！你年纪很轻，要珍重身子，最好住到医院去。”她的声音很轻柔，像慈母对待爱女怀孕遭到不幸那样伤感，那样关切。
徐珍自然明白陈璧君的感情虚实，以假对假，显得有气无力地说：“谢谢姐的关怀。不要紧，在家疗养一段，就会慢慢恢复的，请姐放心。”
汪精卫见徐珍不愿意住医院，也不勉强，从她手里要了钥匙，打开抽屉，拿出五块银元，交给张冰洁，请她上街买营养品，给徐珍滋补身体。张冰洁领命走了。陈璧君假惺惺地说了几句安慰和嘱咐一类的话，心怀喜悦，也走了。汪精卫侧身倒在床上，用手挽着徐珍的颈脖，脸挨脸靠在一起，眼神里充满了痛苦，仿佛在对那个实际上不存在的“八十一”的夭折，寄托深沉的哀思，为他超度亡灵。
“床底下有件东西，先生您拿出来看看。”徐珍声音很低，低得像阳春三月的微风。
汪精卫翻身起床，蹲下身子，见床底下有件沾有血污的短裤。受爱情的支配，他不怕脏，轻轻地将揉成一团的短裤弄开，只见一块血污上面，沾着个像消了气的鱼膘似的东西，并带有点鱼腥味。
原来，昨天晚上徐珍以怀孕为由拒绝赴东京之后，一夜没有睡好。她懊悔一时的轻率。世界上的事什么都可以假，唯独女人的怀孕假不得。十个月一到，要见真人真事，这可开不得半点玩笑。今天早饭后，丈夫要她列席六届一中全会，她谎说肚子痛，往床上一倒。丈夫走后，她第一次独自一人步行上街，买来一条鱼，趁早卸掉思想上的包袱。
汪精卫又不是助产医生，陈璧君又是五孕五育，他从未见过女人流产的情况，只能以一般的生活常识，判断那短裤上的一切是真实的。他见此情景，仿佛那个理想中的“八十一”，已经从徐珍肚子里呱呱坠地，一天天成长，聪明活泼，天真可爱，刚喊出第一声：“爸爸！”就猝然死在他怀抱里那样揪心断肠，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一片黑暗，好像白日已失去了光明。他伤心地哭了。
徐珍见丈夫如此伤心，既为自己的计谋成功而暗暗高兴，也为他因此悲痛欲绝而心痛。她坐起来，伸手拉着他一只胳膊，安慰地说：“先生别这样难过。我还很年轻，生育的日子长着呢！”
“但愿如此！”汪精卫缓缓起身，陷于沉思，“有些女人一生中只怀过一胎。比如孙夫人，一九二二年六月，在反击陈炯明的叛乱中流产以后，她与国父继续生活近三年，但再没有怀孕了。”
徐珍巴不得丈夫说这句话。她显得惋惜地说：“也许我也会与孙夫人一样，这是第一次怀胎，也是最后一次怀胎。当然，我希望能够与先生有个爱情的结晶。万一没有，先生已有二男三女，我也感到慰藉。”她见他沉痛地呆站着，又伸手拉了他一下，“请用张废报纸将短裤裹着，放到床背后去，等我精神好一点，把它丢到厕所里去。要是让人看见了，怪不好意思的。”
汪精卫依照她说的做了，洗了手，又坐在床沿上，痛苦地问道：“怎么会流产呢？是什么时候流产的？”
“早饭后就开始肚子痛，一个钟头后越痛越厉害，我没有经验，以为是受凉引起胃痛。如果及时服点安胎药，也许不至于如此。”徐珍叹息一声，“至于流产的原因，可能是我昨天晚上过于悲痛，又睡得过晚太劳累，后来……”徐珍故意把话压在舌根底下。
“后来怎样？”汪精卫惶惑地问。
“先生您，又那么放肆。”她撒娇地撅着嘴，眼神中充满了温柔缠绵的爱。
“我对不起你！徐珍，请原谅我吧！”他双手负疚地握住她的左手，脸上表现出深深的忏悔，无限沉痛和懊恼攫住了他的心房。
“先生怎么能这样说呢？”她柔情地微笑着，“只要能够使先生获得愉快，即使是一瞬间的愉快，我也心甘情愿献出一切。”她的话虽然是从怀孕这种假象说出来的，但却是感情的真实流露，中国妇女传统的依附性的真实流露，丈夫就是命根子，她愿为他献出一切。
“我的心肝宝贝，教我怎么不深深地爱你！”爱情的热浪搅动着他的心，他的眼眶湿润了，“你是我的灵魂，我要像爱护我的灵魂那样爱护你！让我在这间卧室里设立个神坛，像供奉仙女一样把你供奉起来，献上一束你最喜欢的玫瑰花！”从此，他把压在玻璃板下的，徐珍背向东京湾大海的那张半裸着色照片装入镜框，悬挂在靠五屉柜的墙壁上，再在五屉柜上摆盆用绸料制作的浅黄色玫瑰花。
昨天午夜，徐珍以真诚获得丈夫的谅解和进一步的爱；而今天中午，她却以虚假欺骗同一个男人，获得了他更深的爱。
人世上，以真诚处世者不乏其人，以行骗谋生者毕竟是少数人。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论任何人，一生中不可能不说一句假话，不可能没有一点虚伪。比如，有人向你求助，而你不愿意相助，以心有余力不足而婉言拒绝之；有人向你征求意见，或表明一个观点，而你不愿意出言，以装糊涂搪塞之；有人托你办事，而你不愿意效劳，以对方相信的理由推脱之。如此等等，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你来我往，尔虞我诈，不仅不看成是虚假，而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处世哲学。人生厌恶虚假，却又十分矛盾地离不开虚假。人类社会十分复杂，而真真假假占有相当的比重。
正当汪精卫和徐珍陶醉在真真假假酿造的爱情美酒里时，摆在书案上的电话铃声一个劲地响起来。
“谁呀？”汪精卫懒洋洋地问一声，立即振奋起来，“是土肥原将军？好，好，阁下好！噢，川岛芳子小姐从满洲国来，要求见我和二夫人？二夫人身体有点不适。啊，好，欢迎，下午三点，欢迎阁下与芳子小姐一道来。”
“川岛芳子来上海了？要求见先生和我！”徐珍惶恐地说着，神色仓皇，语调嗫嚅。原来，她去名古屋帝国医院做绝育手术时，有芳子陪同往返。她明白，芳子来了，她的流产谎言必将一戳即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