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中央发了一号文件，其中有一段话这样写道:“社队企业也是合作经济，必须努力办好，促进完美发展。”两年后，中央专门下发文件，不仅肯定了苏州社办企业的经验，而且将社办企业的名称也正式改为“乡镇企业”。从此“苏南模式”在中国大地上名声大振。
在写此书时，我曾采访一位苏州市的老领导，他住在市区的一片前小溪后宅院的苏式小庭院内。他就是先后两次担任苏州地区和苏州市委主要领导的高德正同志。
高德正原籍江阴，江阴在1983年前也是苏州地区下属的一个县，后来划归了无锡市。高德正在江阴当过县团委干部，后在供销合作社工作，24岁当县委宣传部副部长，28岁当公社书记。后来调到沙洲县（现为张家港市）当县委副书记。1964年“四清”和“*”初期，被派到社教工作队，并在中央组织部任过职。1968年因本人要求调又回沙洲。1977年起任沙洲县委书记，1981年被破格提拔为苏州地区专员。
“从地下搞社队企业，到公开发展集体小工业，一直把乡镇企业搞得轰轰烈烈，成为半壁江山，这是苏州人民创造的历史。这一历史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前后的那些不平凡的岁月……”高德正说。
我非常赞同老书记高德正的话，苏州自古就是一个重商、重经济的地方。无论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手工业和小农经济一直非常发达，堪称全国之先。特别是在苏州广大农村，即便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连棵草都可能被视为“资本主义”产物的年代，苏州老百姓也没有彻底放弃搞“副业”的念头。我父亲就是一个例子。“四清”前，他就是农村生产大队的大队长，因为倡导种植一个桃树园，结果“四清”社教队来了，有人揭发他“常带几个桃子回家”而被削职。接下来是“*”，他也因此被列为小“走资派”。后来觉得他没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就恢复了他的职务。那时“*”还没有结束，苏州农村各地却有人在地下搞“副业”，偷偷办些小加工厂、小农机车间，父亲在这个时候对办厂异常热衷。“办一个厂，能抵一千亩地的收入。”这是他心目中的一本账。
“我办得好的时候，吴仁宝还来我们厂取过经呢!”2005年“五一”期间，我奉命去采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带头人、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时，身患绝症的父亲在病榻前还曾得意地朝我笑着说。几个月后，父亲死了，而全国性学习吴仁宝的热潮又再次掀起……
我知道父亲和吴仁宝他们那一代人都是苏州走向改革开放经济大发展的拓荒者和先驱者，或者说，多年后被*认可的“社办企业”，正是在我父亲和吴仁宝他们这些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广大农村干部带领下所创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