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考证成立吗？不会是孤證吧？为了周全一些，更能使人信服，下面再进一步考证一下。
其二，孟子属稷下先生从其他古史资料记载也可以看出。
汉桓宽的《盐铁论》和徐干的《中论》明确肯定孟子为稷下先生。
《盐铁论·论儒》中御史曰：
“齐宣王褒尊儒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
这里异常明确，孟子与淳于髡同列，是稷下先生之一。
徐干《中论亡国》篇说：
“昔齐桓公立稷下之官，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
这里紧接“齐桓公立稷下之官”说“孟轲之徒皆游于齐”，就是指孟轲等人游于稷下学宫。徐干为北海人（郡治今山东潍坊西南），离齐国故都临淄不远，很熟悉稷下学宫的历史情况，由此看来他把孟子作为稷下学宫的代表人物了。他单举孟子一人为稷下先生，可以说明孟子是稷下先生在汉朝似乎已是公论。
有人说太史公没明确说孟子是稷下先生。其实不然。太史公在介绍其他稷下先生时才没再提到孟子，大概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司马迁在《史记》中作一《孟子荀卿列传》，其实就是为稷下先生作的列传。除孟子外，“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邹奭之徒，”以及在稷下“三为祭酒”的荀卿，都明确为稷下先生，这些人都是其中提到的重要人物。孟子是这一列传的领头人，在司马迁眼中，他作为稷下先生该是毫无疑问的。这一点，可以在《儒林列传》得到印证。司马迁写道：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是时独魏文侯张学。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感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
这正点明孟子是威宣之际居于稷下的先生，与荀子一样。
其三，孟子属稷下先生可从孟子的品格看出。
稷下学宫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即：稷下先生都参与政治，辩论的场所是学宫，是学术与教育中心。孟子本身的品格完全符合这三个特点：
（1）第一要务是参加政治活动
前已说过，孟子去过齐国两次，这两次居留中，孟子都积极参与了齐国政事，第二次还当过齐宣王的客卿，这和其他很多稷下先生的经历几乎是相同的。如淳于髡当过上卿，出任过大使；田巴当过将军；邹衍当过齐使；田骈当过齐臣……稷下先生中的很多人都是做官的。“孟子在齐为卿，有官爵，明不与稷下为类”（《先秦诸子系年孟子不列稷下考》，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是钱穆论定孟子不是稷下先生的证据。钱说只是沿用了司马迁关于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论”的说法。实际上，历史上的稷下先生大多是不但参加议论，还参加治理。在司马迁笔下的齐辩士田巴，就是一个鼎鼎大名将军，还领兵打仗。既然很多稷下先生都有官爵，那么钱穆之说也就不能成立了。
在齐国时，孟子积极为齐国的政治出谋划策，这也是稷下先生带有共同性的问题。在新旧社会制度交替的时期，齐国优待士的政策吸引了作为士阶层的稷下先生，这些先生都积极为齐国统治阶级提供统治经验，愿意为之奔走效劳。他们这样做完全是因为自己的才能被统治阶级看中，并且还可以从齐国统治者那里获取一些馈赠的兼金。他们这样做，一则可以施展自己的抱负，二则可以养家糊口。这就是士阶层的依附性。当然，如果没有这种依附性，齐国统治者也不会采取优待士的政策了。当时，除非甘心“游戏污渎之中以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像庄子那样做隐士，成为超脱世俗的人，要不就是如此。而大多数稷下先生却都留下过档案材料，表明为齐国统治者出过力、当过行政官吏。孟子在齐国的活动，很集中地表现了士的这一特点。这一特点还可以从他后来离开齐国反映出来。
（2）积极参加辩论
孟子更是完全具备稷下先生的这一特点。“外人皆称夫子好辩。”他自己辩护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这就是孟子所处的时代。他认为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着，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所以“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以上引文均见《滕文公下》）。
《孟子》一书记载了他的多次辩论，和稷下先生淳于髡的两次辩论、和宋钘的辩论、和告子的辩论是其中较为著名的。《韩诗外传》也记录了他和淳于髡的辩论。除了和稷下同侪之间的辩论外，孟子还和其他人甚至是自己的弟子辩论过。他好辩的特点突出地说明他是稷下先生，稷下学宫是百家争鸣的主要辩论场，他好辩的特点和这是完全一致的。
（3）积极从事学术和教育活动
孟子的这一特色也完全吻合于稷下学宫的性质。他“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滕文公下》）。这数百人中，多数大概都是他的学生。这和田骈之类稷下先生“资养千钟，徒百人”（《战国策·齐策》）正好相辉映。
在教育事业以外，孟子还积极从事学术活动。据说，他曾在齐国传播了公羊春秋学（参见日人武内义雄《中国思想史稷下之学》），对齐国学术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因年纪大了，退而与万章等人作《孟子》，这是战国时期和以后的中国学术界极其宝贵的思想资料。
上述我们已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考证，我们认为这三个方面的考证似乎足够证明孟子之为稷下先生了。还需不需要从孟子和其他稷下先生的相互影响去进一步考证呢？没有这个必要了，不是吗？
三、王道仁政，民贵君轻
在政治思想上，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并提出了“王道”、“仁道”的学说。
孟子看到战国中期各国都在竞相采用武力，试图“以力服人”，用“霸道”来统一天下。针对这一事实，他提出了“以德服人”的“王道”政治，认为只有实行“仁政”，用“仁爱”之心去对待人民，才能“得民心”，才能得天下。
“王道”是什么？“王道”就是先王之道，就是用“仁义”来治理天下。孟子提倡“王道”，希望统治者都能效法尧舜先王，反对为争取个人利益而采取恶劣手段，尤其反对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反对用暴力的“霸道”。针对怎样实现“王道”这一问题，孟子设计了一套“仁政”方案。
对于他的这套方案，孟子曾经对齐宣王、梁惠王和滕文公等人宣传过。孟子认为，实行“仁政”的开端就是要划分整理田界，要实行“井田制”。这种制度规定，一平方里为一井，每一井共有九百亩土地，当中一百亩是公田，周围的八百亩则作私田分给八户人家。这之后，还要要求这八户人家在管理自家田之前，先要共同耕种公田。（《滕文公上》）实行了这种制度，再给每家分上五亩地的宅院，并在屋前房后种上桑树，那么五十岁的人就有丝绵袄穿了。如果又能很好的饲养鸡和猪狗，那七十岁的老人就都有肉吃了，每家有这一百亩耕地，生产又不违农时，那几口人的家庭都可以吃得饱饱的了。再好好地办些学校，反复训导他们孝顺父母、敬爱兄长，那么在路上就没有头发胡子花白负载重物行走的老人了。老人有丝衣穿，有肉吃，百姓又冻不着饿不着，这样难道还不能使天下归服吗？（《梁惠王上》）只要老百姓对生养、死葬这些事都没有什么不满，那么王道就开始了。（《梁惠王上》）西周奴隶制度下也曾有井田，但孟子所设想的井田与其有原则的不同。孟子的井田包含着封建生产关系，每个农民都可以分到一定数量的土地，在劳役地租的剥削形式下，这样即使国家对农民的剥削有了保证，又能相应的保证农民的个人收入，这样就可以调节封建统治阶级和人民之间的矛盾。孟子就是看到了土地财产是封建社会矛盾激化的主要问题，所以提出这套方案。由此可知，实行他的这套方案是符合当时生产力发展要求的。
孟子的井田制，是他的“制民之产”思想的一部分。为使人民有“恒产”，他提出实行井田。“民有恒产”就是他所提倡的小农经济，也就是让百姓有固定的私人财产。人民如果没有固定的财产，就不会有坚定的道德观念（恒心）；而如果道德观念不坚定，人民就会做出奢侈放荡、违法乱纪的事情来，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贤明的君主要“制民之产”，就是给老百姓规定一定的产业，使他们能够做到上可赡养父母，下可抚养妻子儿女，好年成可以丰衣足食，坏年成也不至于饿死。在此基础上再引导他们走上善良的道路，就可以使人心归服了。（《梁惠王上》）但孟子的这套方案违背了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趋势，因为在封建土地私有制度下，大地主的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势头是不可遏止，使小农经济成为吞噬的对象，土地兼并和大规模地集中也成为必然趋势。所以孟子的这种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主张并不能真正实行，只能是他的一种理想。
基于对人民力量的认识和他的民本思想，孟子提出了“王道”、“仁政”的政治理想。随着奴隶制度的逐渐瓦解，从春秋时期，人的价值逐渐提高，到了战国时期，人民的力量更充分地显示出来，统治者也开始重视起普通百姓的力量。在这样的形势下，重民的思想发展起来了，孟子就更进一步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的“民贵君轻说”。孟子把人民放在第一位，不是说人民比君主尊贵，而是说民心的向背可以决定社稷（社指土神，稷指谷神，两者合称指国家）即国家政权的安危，因此统治者在考虑本身利害时要先考虑人民。人民对于天子和诸侯都是同等重要的，天子地位虽然至高无上，但他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作天子。土地、人民、政事是诸侯的三件宝贝（《尽心下》）。孟子分析桀纣之所以失天下，就在于他们失去了民心。他意味深长地说，桀纣失天下，是由于失去了百姓的支持，失去百姓的支持是由于失去了民心。：得到百姓的支持就是得天下有方法。得到百姓的支持有方法：人民所希望的，替他们积聚起来，不要把人民所厌恶的加在他们的头上。（《离娄上》）于是他进一步提出名言“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公孙丑下》）。认为对国君来说，“失道”时，连亲戚也会反对他；“得道”时，全天下的人都会顺从他。民心的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力量，孟子以此作标准来划分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
孟子特别反对非正义战争。对于春秋以来的连年征战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他进行强烈地谴责，指出“春秋无义战”（《尽心下》）。战国时代的兼并战争更是残杀人民，掠夺土地，造成“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离娄上》）这样的结果。这就是说，为争夺土地而战，杀死的人会布满田野；为争夺城池而战，杀死的人会布满城池。这意味着为了争夺土地而吃人肉。因此，孟子建议“善战者服上刑”（《离娄上》），严重的惩罚好战的人。而对于能够救民于水火的王者之师，孟子则加以赞扬，认为他们是为民而战的。因此，“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惠王下），人民盼望他们就像久旱以后盼望乌云和霓虹一样，认为他们是要把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因此都用篮子盛着干饭，用壶盛着酒浆来欢迎他们。所以孟子并不是反对一切的战争，而只是反对不义战争。
孟子暴君可诛的主张是在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孟子在齐国当稷下先生时，齐宣王曾向他请教君臣关系的问题。宣王问孟子说：“商汤流放夏桀，武王讨伐殷纣王的事，历史上真的有吗？”孟子回答说：“古史书上有这样的记载。”宣王说：“难道作臣子的可以杀掉他的君王吗？”孟子说：“缺乏仁爱的人叫做‘贼’，破坏道义的人叫‘残’。我们把这号人叫做独夫。我只听说过周武王诛杀独夫殷纣，没听说过他是以臣弑君。”（《梁惠王下》）面对尊贵的齐宣王，孟子敢于这样仗义执言，愤怒谴责不行仁政的暴君，认为暴君该杀，是十分大胆的行为，这也是孟子的伟大之处。
暴政之下严重的阶级对立孟子也进行了指责：“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梁惠王上》）一边是君王厨房里的肉皮薄膘肥，马圈里的骏马健壮高大；另一边则是老百姓面带饥色，野外到处是饿死的尸体。这简直就等于是在位的君王率领着兽类来吃人，所以行暴政的人根本不配作父母官。
孟子提出王道仁政和民贵君轻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认识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他提出执政者要把安排好人民的生活、解除人民的疾苦放在首位，并认为政治得失的关键是争取民心，这些思想都有合理的民主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