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与这位年轻人卷入无穷无尽的谣言和误会当中。我相信，如果老师当时知道了，她会理解我们，同情我们的。生活中最残酷的不是失去和不幸，而是失望与背叛。
这段昙花一现的爱恋会伴我一生，成为环绕黑暗海域的一小块快乐陆地。
我很高兴我有一段被人爱慕与追求的经历。爱没有错，错的是当时的环境。一份爱情试着去表白，但条件不合适也不成熟，所以爱情之花没有绽放。也许当初的心愿因为失败才显得如此美丽。如今我已经将一切看清，不过睿智只是加深了悲伤。
整个冬天我们都生活在焦虑和痛苦之中。老师的身体没有好转，普莱西德湖气候寒冷，她过得也不愉快。后来，大约在12月初，波利·汤姆森小姐陪她去了波多黎各，一直在那里待到次年的4月。她几乎每星期都要用盲文给我写信，信中多次提到波多黎各宜人的气候和风景：“世界上最美的天空”、棕榈树、椰子树、高大的蕨树、百合、一品红，还有许许多多她从未见过的鲜花。她说如果有地方让她康复，那一定就是那迷人的海岛。不过她回到伦瑟姆后，一直到秋天才完全康复。所以这一年多，我和她都没有举行演讲。
由于各种原因，我们的财力已经耗尽，不得不卖掉伦瑟姆的房子。离开那天，阳光明媚，到处是5月奇妙的美景。在这栋房子里，我度过了许多美好的季节，我曾多次陶醉于那些美景中！这里不会让人想到战争，想到帝国的崩塌，想到幻灭的痛苦，这里给人的是永恒与陶醉。我们在此度过了十三年的光阴。如果用年来计算，这并不长；但如果用心来算，这就是我们的一生。
如今，那座房子是公司宿舍，住着波士顿约旦马什百货公司的姑娘们。那栋房子珍藏着我内心所有的欢笑和泪水。我是那么依恋它，所以无论谁在那儿，无论我在何方，它都是我永远的家。
我成为演员了
我们在美国范围内转了一圈之后，决定在纽约郊区美丽的林山安家，并在那里买了栋小楼。小楼模样奇特，有许多棱角和屋檐，我们叫它沼泽上的城堡。这里的“我们”是梅西夫人、波利·汤姆森和我，还有狗狗齐格琳德。
我们刚刚安顿下来，就受到弗朗西斯·特里维廉·米勒博士的邀请。他说想把我的故事拍成电影。这个建议让我非常高兴，因为电影可以非常有说服力地展示我是如何从残酷的命运中被解救出来的。在这个战火纷飞的混乱世界，我们该如何拯救对灵魂的漠视，这正是我想表达的。这也是电影名为《拯救》的原因。
现在回想起来，我都不敢相信我会千里迢迢去好莱坞，在银幕上重塑自己的生活，还要让观众们不会在看电影的时候睡着。因为作为一部电影，我的故事并不精彩。
不过住在好莱坞的确让人心情激动，你永远不知道今天出门会有什么样的奇遇。道路两旁的天竺葵如一席波斯地毯。漫步其中，你会看见一队骑兵或者一辆冰车在路中间摔得人仰马翻，或者上山的小屋突然着火，或者一辆汽车猛然冲出悬崖。一切都如此新奇。我们开车到沙漠中去，满眼都是黄沙和仙人掌。但路一拐弯，有人惊呼：“看啊！那里有个印第安人——真正的土著印第安人！”我们赶紧下车探查。那位印第安人似乎是宇宙中唯一运动的物体。大伙靠近他，想请他允许我摸摸他的头饰——一圈染了色的老鹰羽毛。我们走近后，开始用手势表达意思，希望他能理解。不过那位印第安人开口了。他用纯正的英语说道：“没问题，这位女士想摸多久都行。”原来他是位演员，正在等他的摄影师呢！
每天清晨，我和汤姆森小姐都会一道去骑马。我的坐骑叫贝姬，虽然我是个笨拙的骑手，不过我想它喜欢我，很少发脾气。可是，有天它还是把我甩在草莓地里，自己去休假了。不过如果农夫没把成熟的草莓都摘走的话，我也不介意掉在草莓地里。
我们的电影以《我的生活》为蓝本开拍。拍摄地在布伦顿摄影棚，导演是乔治·福斯特·普拉特先生。他非常耐心，不仅设计出一套我能理解的敲击信号，还留给波利·汤姆森小姐足够的时间为我翻译。
汤姆森将指令告诉我，然后我根据敲击信号做动作。“哒、哒、哒”——向右边走；“哒、哒、哒”——朝太阳（几盏照得人发烫的大灯）举起你的手；“哒、哒、哒”——找到鸟笼（我都找了五次了）；“哒、哒、哒”——表示惊讶，抚摸鸟儿，面露喜悦；“哒、哒、哒”——表情放松。我感觉到导演不耐烦了：“笼子里是金丝雀不是狮子！怕什么！重来！”
我一站到摄影机前就很不自在，而导演还要我一会儿笑，一会儿沉思。实际上，我面容僵硬，眼神呆板。当然，我无法出演我青少年时的戏，一名叫弗洛伦斯·罗伯茨的孩子出演我的童年。她把我演得惟妙惟肖，我很喜欢她。另一位扮演我大学时代的女子叫安·梅森，她长相甜美，非常爱笑。她的表演也非常有趣，我尤其喜欢她扮演我梦到希腊诸神的那场戏，真是一个愉快的场景。
让我为难的是如何让我的朋友们登场。虽然我想让他们都登上大银幕，但他们当中许多人已经过世，就算尚在人世，也跟我一般——老了。
我给当时正在加拿大的贝尔博士写信，他的回信优美动人：
你的来信深深打动了我，让我仿佛又看见了多年以前我在华盛顿见到的那个小女孩。其实一直到现在，你在我眼中也还是一个小孩子。我只能说，你让我做任何事情我都会为你做的。但遗憾的是，现在我一时还回不了美国。
你一定记得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不是七十一岁，也没有花白头发，而你那时才七岁。显然，纪实电影如果要再现当时的情景，一定要找人代替才行。你得找一位黑发年轻演员来出演你童年遇到的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至于之后的场景，我倒是可以与你一同出镜，这样的对比可能会比较有趣吧。
看了信后，我想了个法子：安排一场有象征性的场景介绍我的朋友。比如说安排我在两边都是金合欢树的小径上散步。这可以成为整部电影的象征，有什么比金合欢花下的长廊更能代表我穿越阴霾寂静的人生之路的象征意义呢。在深幽的小径上与朋友欢聚，一同领略美景，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场景更激动人心的呢？
可惜电影公司没有采纳。而是安排了个大聚会，所有帮助过我的人都出现了，包括在天堂待了二十年的父亲，还有黑尔博士、布鲁克斯主教、霍姆斯博士、贝尔博士、威廉·索夫人、亨利·罗杰斯先生等等。宴会结束时，我还有一段台词，大意是：“我们有八万痛苦无助的盲人，在当今社会，他们无法获得属于他们的机会……更有许许多多人在不知生存快乐的情况下逝去……在这里让我们下定决心，为全世界人民建立一个更健全、更仁慈的社会吧！”
影片开拍后不久，我们意识到我的生活缺乏高潮，或者说没有戏剧性。于是人们七嘴八舌给出各种建议。“海伦·凯勒的生活太平淡了！没有爱人，也没有跌宕起伏的感情经历，那就创造一个想象的爱人吧，在梦幻中上演恋爱戏如何？
否则这部电影没有激动人心的场景，不会受欢迎的。”不过导演说，这不能拍到电影里去。
为了制造高潮，我们做了一些尝试。其中一场是，在“时间”洞窟旁，“知识”和“愚昧”为了争夺我的控制权大打出手。整个剧组全体出动，来到四十英里外的山林中拍摄这场戏。“知识”是一位脸色苍白的女斗士，“愚昧”是一个丑陋的巨人。他们为了争夺婴儿海伦的灵魂，在山坡上奋力搏斗。
当“愚昧”把“知识”推下悬崖时，我屏住呼吸，同时想，如果她死了，保险公司会赔多少钱。“愚昧”发出一阵残忍的怪笑，在山顶手舞足蹈。仿佛过了几个世纪后，“知识”又在山崖边露出她苍白的面容。于是争斗重新开始。最后，“知识”战胜了“愚昧”，用智慧之光将海伦包裹起来。
这下大家恍然大悟，与其把电影拍成枯燥的纪录片，不如在幻想的国度将它拍成叫座的娱乐片。虽然投资人埃德温·里布弗里德博士发怒了，大家还是用各种奇思怪想将导演包围。
另一场戏，幼年的我无论如何无法理解语言的意义，让沙利文老师非常沮丧，于是她睡着了。突然，上帝现身，他说：“让孩子们到我这里来吧。”沙利文老师醒来，又充满勇气。为了拍这场戏，我们来到好莱坞附近的荒野上。
之所以选择这块山坡上的荒地，是因为这里比较像圣地耶路撒冷。拍摄需要一百多个孩子参与，这些孩子刚一开始爬山，就号啕大哭起来。大人们不得不抱着、背着，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孩子弄上山。烈日当头，小家伙们很快口渴起来，这时大家才发现，忘了给孩子们准备牛奶！他们的哭声让人心疼，母亲们纷纷指责导演冷酷无情，于是只有叫人回去搬牛奶。
我真希望有一天导演也出一本书，介绍一下他拍外景的经验。那些做父母的，以一天三块钱的价格把孩子“卖”给制片人。导演尤其应该写写对这些人的看法，一定能给人启发。
后来这部电影越拍越离谱，登峰造极的一幕发生在“法国”，四大强国的领袖们正在商议，准备决定世界的命运。这时我出现了，强烈要求他们结束战争，我不仅要向他们提出睿智的见解，还要安抚他们一番。开拍的时候，我威风凛凛，带着火一般的热情与斗志，在英国首相的陪同下步入会场……最后他们也觉得这太过荒谬，最终删除了这部分。
电影的结尾也让我忍俊不禁，充满奇幻色彩。我化生为圣女贞德那样的人物，为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自由而战，大队人马在敌人的堡垒前集结。我骑着白马，冲在最前列。
如果我骑的是贝姬，也许还能控制，可贝姬是匹黑马。于是，我骑上一匹壮硕刚烈的白马，不过它确实适合这个疯狂冲锋的场面。当时四周全是穿着奇装异服代表世界各民族人民的人群。马儿嘶鸣，人们吼叫，旗帜飞舞，号角轰鸣。这个情景让白马躁动不安，我一手拉着缰绳，另一手拿着喇叭，导演还要求我时不时吹上两声。
在加利福尼亚的烈日下，我感觉非常难受，脸上汗水淋漓，喇叭的味道让人作呕。突然白马直立而起！一位摄影师冒着生命危险冲到马肚下，用一根备用缰绳将马控制住。
当一切都结束后，我很高兴。此后，我再也没有热情幻想带领全世界人民迈向胜利。
舞台演出
虽然我的自尊让我不太想承认这一点，但电影的票房并不高。我们回到林山，过了两年平静的生活。但我们需要挣更多的钱。朋友们的资助在我去世后就会终止，如果我先于老师离开，她就会陷入赤贫。我们的收入可以勉强维持开支，但也仅此而已。
1920年冬到1924年春，我们断断续续地在歌舞杂耍剧团表演。有人指责我们是哗众取宠，还有欧洲的朋友要求我停止这种“凄惨的戏剧表演”。实际上，我是完全自愿的，我还说服老师与我同行。相比写作和讲演，这份工作更加轻松，收入也高出不少。以前我们演讲时，总是疲于奔命，而且到了一个地方后，没有片刻休息就要上台。而在剧团，一般在一个地方要待上一周，而且每天只有下午和晚上表演，时间也只有大约二十分钟。剧院的规定让我们远离观众的打扰，也不需要和成千上万的人握手。
沙利文老师不像我这么坦然。在特技演员、驯兽师、猴子、大象、鹦鹉等出场名单上看到我们的名字确实奇怪，但我们的表演没有任何低俗的内容，而且观众也喜欢我们小小的演出。
在我看来，歌舞杂耍世界比我之前的生活圈子有趣多了。我喜欢这里人潮涌动的感觉。演员们也允许我进入他们的更衣室，让我触摸他们的衣服，为我彩排他们表演的节目。
观众总是充满兴致，非常友好。我们通常从介绍老师如何教育我开始，然后我开始一段讲演，然后留时间让观众提问。他们的有些问题非常有趣：
“没有表，你知道几点了吗？”“你相信幽灵吗？”“你有没有考虑结婚？”“你认为现在投资时机好吗？”“我最近可以出行吗？”“牛为什么有两个胃呢？”“多少算太多呢？”“你做梦吗？”
我非常看重观众的反馈，演讲时，我会注意他们的感受——是在认真听还是无动于衷。我觉得和看杂耍表演的观众特别容易沟通。他们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只要我们令他们开心，他们就会开怀大笑。我也会给他们最真诚的回答。
但在另外的场合就不是这样，我常常非常尴尬。有一次，我到教会去演讲。
听众们异常安静，而且讲台又高，让我感觉是隔着一堵墙在向他们讲话。在电台演讲也是如此，我简直是在与幽灵对话。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没有脚步声，没有掌声，没有烟草和化妆品的味道，只有我的声音在虚空中回荡。而在看杂耍表演的观众面前，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我的母亲
在我参加歌舞杂耍剧团演出的过程中，母亲去世了。我备受打击。那时我们正在洛杉矶。我十六岁时失去了父亲，当时的感觉不那么真切。但这些年来母亲一直陪伴着我，爱与依恋已将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受教育之前，我对她的记忆都很模糊。我只依稀感觉到一双手臂环抱着我，一双手为我擦去眼泪；但这些记忆过于模糊，让我没法拼凑出一幅她的模样来。母亲告诉我说，我出生时她高兴极了。她总是回忆我十八个月时的样子，那时我还有视力和听力。母亲说，我刚能走路就追着阳光和蝴蝶，伸出胖胖的小手，什么都敢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