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修改宪法，岸信介公然声称自己是“改宪论者”。恢复公职不久，即在创建“日本再建同盟”时，把改宪主张写入同盟纲领之中。担任自由党宪法调查会会长时，一再鼓吹“改宪论”。组阁后，实施了鸠山内阁时制订的《宪法调查会设置法》，于1957年8月正式成立宪法调查会，为改宪做准备。岸信介的主要目标，是修改宪法第九条关于放弃战争和军备的内容，为重建军备扫清障碍。但是，在国会中社会党等反改宪议员始终占据三分之一以上的席位，保持着足以否定任何改宪提案的力量（修改宪法需得到议会中三分之二以上议员的同意）。岸信介害怕引火烧身，在任期间始终未敢对宪法下手。
关于扩充军备。由于改宪迟无进展，岸信介便在宪法的解释上做起文章。他在1957年4月的众议院答辩时说：“拥有为自卫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力量是理所当然的……是不违反宪法的。”在5月7日的参议院答辩中又说：“如果在自卫权范围内，拥有核武器也是允许的。”通过对宪法的恣意解释，岸信介制造了为“自卫”扩充军备的根据。6月，岸政府正式制订了“第一次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即所谓“一次防”），决定在1958年至1960年的三年内，陆上兵力增至18万人，海上军力增至12.4万吨，飞机130架。
关于强化统治的立法，1958年，岸政府为限制进步教职员工参与政治活动，削弱教育工会在护宪运动中的影响，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推行了教员考勤制度。而同期提出的警职修改法草案内容是，扩大警察权限，恢复对办事处、宿舍、旅馆的现场检查，警察可不按法律程序行使人身搜查和拘留权，旧法令中重点保护私人生命财产的条文被修改成“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治安”。这个无视基本人权、压制言论集会自由，使“男女约会都受限制”的反动提案，一出笼便遭到舆论围攻。社会党严厉谴责政府方案“违反宪法”，“侵犯了国民权利和自由”，拒绝出席议会讨论法案。自民党内也出现了反对意见。在议会之外，社会党、总评、中立劳联等党派团体，共同组成了“反对修改警职法国民会议”，领导了数起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参加运动人数最多时超过400万人。结果，岸信介无法强制通过政府方案，警职修改法终以议会审议未完而流产。
与对内政策互为表里，岸信介的对外政策，也是围绕实现日本的“自主独立”目标展开的，这突出表现在扩大对东南亚的影响和亲台反华两个方面。
1957年5至6月，岸信介访问缅甸、印度等东南亚五国及台湾。11月，再次访问南越、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及台湾。这些访问表面上为增进日本与相关国家及地区的关系，协商战争赔偿，以及成立亚洲开发基金和技术研究中心等问题，实际上如岸信介本人所言，“东南亚现已成为美苏两大阵营力量的真空地带”，日本“作为自由主义阵营的一员”和美国的伙伴，应该“履行其义务”，这样做对扩大日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活动和影响，“确保业已复兴的日本经济市场”极为重要。岸信介的这一自我表露是有根深蒂固的思想基础的。他一贯反共，屡为侵略战争辩护，其对东南亚国家的亲善活动中，掩盖不住扩大日本市场和海外权益的动机。
为了给美国以“反共基地日本”和“反共亲美的岸信介”印象，使美国同意修改安保条约，岸信介多次声称无意恢复中日邦交，两次出访东南亚时，都不忘“顺访”台湾，与蒋介石会谈时大放厥词，恶毒攻击中国政府，为蒋介石反攻大陆输氧打气。
不仅如此，岸信介对刚刚恢复的中日民间贸易也横加阻挠。从1952年起，中日民间签订了三次贸易协定。第三次协定于1957年期满后，岸信介政府在续签问题上一再拖延，直到1958年3月，才迫于日本人民的强烈要求，签订了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然而岸政府接受台湾当局的要求，不准赴日中国商务代表团悬挂国旗，致使协定作废。同年5月，中国邮票展览会在长崎举行时，发生了暴徒撕毁中国国旗事件。岸信介无视中国人民的感情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竟以种种借口，袒护肇事者，拒不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合理要求。对此，陈毅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谴责“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的态度，已经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人民日报》社论警告说：“如果岸信介政府继续制造‘两个中国’，继续阻挠中日两国正常关系的恢复，那么，中日来往全面中断的责任，应该全部由岸信介政府担负”。由于岸信介拒不改变敌视中国的立场，终于导致两国民间辛勤努力发展起来的贸易往来全部中断，中日关系恶化到战后以来的最低点。
岸信介推行的内外政策逐渐博得美国的信任和好感。1957年7月，岸信介首次访美，先后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会谈，提出修改安保条约、归还冲绳小笠原行政权、放宽美国对日出口限制及设立东南亚开发基金等要求。但是，美国没有满足上述要求，只是鉴于美国军事战略重点已转向核武器，承诺从日本撤军并设立日美安全保障委员会。就在这次访问中，岸信介声称：日美关系进入了“新时代”。
1958年6月，岸信介再派外相藤山爱一郎赴美，转达日本方面修改条约的基本方针。杜勒斯认为，“现在的日本已与现行安保条约产生时的情况不同，自卫力量也增强了”，对修约表示了积极态度。此后经过一年多的谈判，日美终于达成协议。1959年1月19日，岸信介赴美签订《日美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即“新安保条约”）。
新条约根据日方要求，删掉了原有的“内乱条款”，规定有效期为十年。根据“相互援助”的“平等性”原则，对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做了一定修改。这个具有日美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虽然相应地提高了日本的地位，但并未改变其追随美国军事战略的性质，反而增加了被美国拉入战争的危险性。
日本国民对修改安保条约持否定态度，要求彻底废除条约。日美谈判期间，130多个团体共同组成“阻止修改安保条约国民会议”，发起了战后史上规模空前的反政府群众运动。岸信介赴美签约在羽田机场登机时，愤怒的群众冲入机场，试图阻止代表团出发，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后来全国发起了300多万人签名的请愿运动，要求国会否决新条约。
在众议院审议“新安保条约”时，岸信介凶相毕露，5月19日竟孤注一掷派出500名警察闯入国会，把反对党议员拖出会场，迫使众议院“通过”新条约。一个月后的6月23日，在参议院未表决的情况下，宣布新条约“自然生效”。
岸信介的暴举激怒了日本国民。全国性的罢工、请愿、示威游行等反政府运动达到高潮，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推迟访日日期，岸信介政府声名狼藉，在新安保条约生效的同一天提出辞职。
岸信介下台后多次访问美国、台湾、韩国等国家和地区，顽固坚持亲美亲台、反华反共立场，阻挠中日恢复邦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