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HA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用不同浓度的PHA对食管癌及肝癌细胞株的体外培养液中发现，它对人体实体癌体外癌细胞有抑制生长的作用。并且能提高机体免疫力。其他大学也进行了实验，证实PHA对不同的癌株也有抑制作用。但在临床应用时，单独PHA无效，必须结合化疗或放射治疗同时进行。”
他在报告中分别谈了PHA及干扰素及其诱生剂，对癌症、血液病、各种不同的病毒性传染病等，在内科、儿科、妇科、传染病科、癌症科等的应用。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研究。而且，他还谈到了某些中药也有相似的作用。如中药四君子汤、四物汤、参附汤、六味地黄汤等都是非常有前途的方剂或药物。
临床免疫学的完成，潘院长为他再一次安排了他给“全省护师进修班”作一次“临床免疫”课的讲授。这是一班全省优秀护士长，在晋升护师前的一次统一提高医学理论水平的学习。该学习班就在阳关医院举办。
中山医学院肿瘤医院在中山县开办一个“肿瘤专业医师进修班”。为珠江三角洲培养专业肿瘤医生的一个专业培训。征求阳关医院，派出何金水医生为他们的专修班讲授“肿瘤免疫学”。
地区卫生局与此同时，为了培养县以下医院医生的水平，在阳关医院开办了县人民医院医生进修班。何金水为他们担任课时是讲授“病理学总论”及“药理学总论”。
最后，他为地区主办的县医院院长进修办讲授“临床免疫学”。
一连串的讲授，给他在学术进一步打下了牢固基础。
1982年，他获准出国。自此，结束了他在阳关医院28年的行医。在这28年来，除了1966年以后，至1976年十年文革，明令禁止写作，在这十年中无出版过文章之外，他共写了论文六十多篇，其中发表在国内各类医学杂志（包括中华内科杂志、人民保健、广东中医、地区性刊物等）、以及在中华医学会广东省份会、佛山地区分会各类学签会议上宣读与发表的论文三十篇，文革期间被抄家取走而失散的有四十多篇。出国时能带出的有二十多篇。这些文章，早期因他职位低微，发表时排名都是他排最后。但全是他执笔写好，由科主任签名，院长排头、主任次之，或主任排头，总之他是最后，但作者却是他。长篇著作有“尿毒症的病理生理及临床”和“临床免疫学”。前者约九万字，后者约十二万字，但尿毒症一文带不出，材料失散。
他在临床研究工作方面主要的包括有下列这些：（一）钩端螺旋体研究，一系列研究，主要重点在临床，其次是流行病学、追踪复查、肝脏病理等；（二）肠道寄生虫研究，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肠道寄生虫严重。蛔虫、胆道蛔虫、胰管蛔虫、钩虫、肝蛭虫等；（三）中药夹竹桃治疗心力衰竭；（四）中药连翘注射液治疗大叶性肺炎、肺脓肿；（五）肝穿剌、胸膜穿剌、肾穿剌活检；尤以快速性肝穿剌；（六）尿毒症，及中西医结合治疗尿毒症的研究；（七）重症伤寒，将重症伤寒死亡率大大降低的研究；（八）人工冬眠的研究，对重症伤寒、重症感染性疾患如败血症、脑膜炎、乙型脑炎（失败）、流行性脑膜炎、肺结核大咯血；（九）在中山医学院进修专科之后，开展血液病研究：（A）急性白血病研究；（B）恶性网状细胞增殖症研究；（C）淋巴瘤；（D）肿瘤细胞学的研究、收集、整理，以便出专著，文革被全部毁坏；（E）肿瘤化疗中西医结合研究；（F）抗癌中药如三尖杉、秋水仙碱、莪术、……六神丸、小金丹等研究；（十）乙型肝炎的研究，临床急性肝炎治疗、慢性肝炎治疗、急性黄色肝萎缩、乙型肝炎带菌者、肝炎与肝癌、肝癌家簇与肝炎、肝炎的传播等；（十一）肠道传染病的研究，伤寒、痢疾、霍乱；（十二）针灸治疗面神经瘫痪；（十三）针灸治疗脑血管意外后遗症及针灸治疗各类中枢性、或外周神经系统疾患；（十四）针灸加中药治疗男性不育症，精子动力不足、精子稀少、死精、畸形精子等，以及针灸加中药治疗不育夫妇双方共同治疗的观察；（十五）针灸治疗哮喘的研究，针灸加中药、或针灸加中西医结合治疗哮喘的研究；（十六）高血压、高胆固醇中西医结合研究。包括中药降压效果、中西结合降压效果的比效、降压药近代进展、针灸在降压、降胆固醇方面的效果及比效。高血压、高胆固醇在现今中国人患病情况与今后发展及其与食物配搭之关坛；（十七）危重病人的急救研究，包括各类急救，如各类中毒、意外、工矿事故、遇溺、大面积传染病（流行性脑膜炎、霍乱之类）、集体药物中毒（砒中毒）等研究……。
何金水为医院的发展，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正如每一个做医生的人，只要他的心是为了病人的，他就有如同何金水那样的成就。不管他遇到过甚么样的波折，他都能迎着风浪前进。因此上述谈到的研究，不单是他个人的成绩，而是他个人与集体相结合的成绩，有他一份参与，有他一份努力，也有其他医生共同参与的成绩。他觉得可以心安理得地无愧于他的一生，无愧在于这些工作，不少是他促成、是他带头去做。他离去了，有一份依依的心情。他要去那完全陌生的国家，从头做起，那年他已经踏入五十的年华，白色的头泛隐隐地爬上他的鬓角。
如果没有十年文革的阻滞，他的成就会比这大上不知多少倍。这是无可估计，也不能再估计的事。
出国一年之后，黄书记调职。被调入阳关医院的是原来党委书记李青定。他托人带了一个口讯到加拿大说：“如果何医生回来，医院给他一个院长的职位，因为他是一个人材！”。另外某个医学院的附属肿瘤医院的新任院长管教授曾在阳关医院对外科罗梓治医生说：“如果何医生不出国，我会请他到我们肿瘤医院工作，因为他的血液病及癌症化疗很出色。”可惜，这些已经是不能实现的事实。
几年后，阳关医院正式卦上“中山医科大学教学医院”的招牌。
从1957年起，阳关医院开始为中山医学院培养学生，三十多年来，经历了多少风雨。也经历了多少人事变动。医院的名称改了又改，正如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它得到了新生，获了朝气。同何金水一道成长的陈以徽、王瑞喜、赵予容以及那些年代的医生等均被授予中山医科大学临床学系教授或副教授的职衔。低他几届的后辈如王国耀、古舒筠等也是教授或副教授了。而且王国耀及陈以徽先后当了医院的院长，其他也分别成了各该科的主任。
可是，何金水呢？为中山医带教了廿多年，他甚么也没有得到！
何金水在出国时，写了一份长达几万字的信给蓬江市曾市委书记兼市长，控告谭永富及甘涌等一邦人的胡作非为。然而，这封信就像泥牛入海。
出国一年后，正值全国展开“整党整风”运动。何金水在加拿大写了一封信，寄给市委整风办公室。信的内容：
…………
既然是整党整风，当然是整顿一些不符合党章规定要求的作风，不过按我过去在国内几十年的经历，知到每一次运动都有重点要求和目的以及运动的对象，此次如何？因我远离国内，不得而知，不过按我个人的揣测，提出个人的见解。
文化革命，延续十年，靠整人起家的人在四人邦被打倒之后，仍能扶摇直上，这一类人是不是这次整风的对象？如果是的话，阳关医院是存在着这类人的，而且至今仍掌握着实权。过去被他们整的人，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出国的出国了，留下的仍然是俯首听命，任其摆布。为此，我再一次趁此整风机会，希望上级党委能下定决心到该院去实地调查，从1966年文化革命至今的人和事，以便真实地处理一下该院的目前境况……。
我出国，完全是出于无奈，在阳关医院28年，非常热爱自己的专业，当一个垂危病人在我手上活转过来的时候，心情的愉快，笔墨难以形容。然而，我毕竟要出国了，改行了，心情的难受，更是笔墨所不能表达的！
我临出国之前，写了一封长信“我为甚么要出国？”寄给当时的曾市长，但不久他下台了，那么我这封信又转到何方？有没有下落？此信一来述说我出国前心景的难受；二来也揭发了该院的一些人。当然至今已一年多了，被我揭发的人仍然是目前阳关医院“红透一方”的人物，并且还被提升为副院长。
我希望你们能调查一下甘涌、谭永富、黄学长、李贾善等人。
甘涌初来医院时不听我的阻止，在不熟练情况下擅自进行肝穿剌几乎使病人死亡，幸得我及早发现挽救了病人，也挽救了他，可是文化革命期间却诬蔑我肝穿剌剌死几个人；华汝芳女儿自杀，早期进院，身为内科主任的甘涌，且是神经专科医生，该患者有明显中毒临床表现及特征，但甘却无视这些现象，不听从下级医生的提示，武断否认患者有“自杀”倾向，认为下级江医生“不学无术”。当下级医生提出洗胃处理时，他却认为无此必要，延误抢救时机引至病人死亡。事后李贾善等人百般替他掩饰，因为此段期间正是甘涌被提名为“副院长”的时候，唯恐此事一旦张扬出来，“副院长”当不成，于是上下掩盖，死者无辜。此种情形，难道在整党期间可以置之不理吗？
谭永富1965年调到阳关医院，1966年文化大革命即上窜下跳，一切在该院的冤、假、错案大部分都是由他包办起来，脱产“革命”多年，阳关医院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无不与他有莫大关系。当然还有李贾善、黄学长、何景耀、黄生晖以及当时的党委书记张付顺等人有关。但谭永富却是当年为首的一员罪魁。再加上这样的人完全脱离临床医务工作，又是新毕业，住院医生做不了几天，却凭四人邦的势力擢升为“医务科长”，不久还兼任内科负责人。但于1975年左右，他拿一个肺结核病人作试验，在病人不应该做股静脉切开，而他又不熟悉此种操作情况下，结果伤及动脉引致大出血，抢救无效死亡。
抢救了整夜无做病情记录，事后补记：“给作股静脉切开，因血管畸形，出了些血”草草数语，将整个过程掩盖起来。但从医嘱内可以反映出当时的抢救情形，当班的护士记录出血量达1800毫升左右。由于我当时是在病房留医，对情况极之清楚。事后甘涌却在科会议上表扬谭永富说：“整夜不休息地抢救病人，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简直啼笑皆非。事后不久，他被提升为副主任医师。
似此草菅人命，事后却被提升高职，这种情况难道还应该保留至今天吗？
1981年医务人员确定“职称”时，他被“确定”在“1975年升为内科主治医师兼内科副主任医师”。也就是说将重大人为事故掩藏起来并提升，为甚么此类情形至今仍容许存在？
谭、甘两人文化革命时代确实做尽不少伤天害理之事。这类人掌握了实权，他们形成一个团伙，这些人早应该下台………
…………
这封信寄出去了，当然也是石沉大海，一点回应也无。
天是不是有眼不得而知，但是按正常程序控告他们不得要领时，上天开始执行任务了。
首先甘涌很不幸，他患了慢性肾小球性肾炎，肾功能衰竭。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他就要靠洗肾度日。初时，阳关医院还未有洗肾机，因此要跑到广州去，往返奔波。虽然其后阳关也有了此种设备，但他的肾功能却一天不如一天。苍白的面孔，瘦削的身躯，虚弱的体质，没有了惜日的威风，也没有了惜日的霸气，几年后死于尿毒症。而他的老婆朱月瑛在他死后无多久，五十岁出头的老女人，守不住孤襟独枕，却整天打扮得妖妖孽孽，在她那发皱的面皮上，多涂些脂粉，以掩盖她那些日渐增多的皱纹；在她的腋下多洒了些香水，以癖除她身上的臭味；在她的口腔多含些朵贝耳氏溶液（一种医用漱口水），以去掉她口中喷出难闻的气味。就在她的女儿出嫁后不久，她也很快地改嫁了一个老头子做“填房”。就这样，姓甘的一家，没有留下一点甚么值得人们记得起的东西于世上。留下的，只是他的劣迹。人们说，这也许是一种报应。
其后他的“老上级”张付顺很不得志。从医院调出，到一个只有百多人的小厂去当个书记。不久，也患癌死了，死前痛苦了一段日子。
不过，只有这个谭永富还是一样“官运亨通”。虽然他是一个草包，不能再在大医院管那批知识分子。于是被调到市卫生局去当了一个副局长。此人一把咀，靠害人起家，因而节节升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