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这话不假，而且我深有体会。左边这张照片拍摄于1977年，这就是我当时的家。读者也许会感到奇怪，我怎么可能住在如此破烂不堪的房屋里呢？
这小破屋位于嵊县（现为嵊州市）孝子坊路6弄19号，面积为18平方米。其实这破屋并不是我原来的家，说起这小破屋的来历，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20世纪50年代初嵊县“土改”时，由于我祖父门下有4个儿子，根据土改政策，为我家保留200多平方米的住房。这些住房位于当年市心街档案馆旁。
解放前夕，随着革命的大潮，我的二叔、三叔和小叔都先后参加革命，而我随爸妈早在解放前定居于上海。土改后，嵊县家中只留下我年迈的祖母一人。祖母是四类分子（地主），不宜住在档案馆旁。于是在嵊县房管会的安排下，将我祖母搬迁到孝子坊路圆超寺（原是一所尼姑庵堂）居住，当年圆超寺已居有4户人家，分配给我祖母一楼一底，40平方米。同时在房管会的建议下，我祖母将市心街二百多平方米房子以每月5.6元的租金租给三户人家。而圆超寺的住房属于公房，祖母每月向房管会交租金1.6元。如此一来，我祖母倒很开心，因为其一，每月差额有4元收入，其二，她一个人居住200多平方米也感觉太冷清孤单，搬进圆超寺有了众多邻居作伴，何乐而不为！
然而风云突变，60年代出台了私房改造政策，政府规定：凡出租房在100平方米以上者，一律交公为国有，如此一来，我家市心街二百多平方米的房屋一下子化为乌有。
当我与母亲1964年初从上海回到故乡嵊县时，祖母已去世，无奈，我与母亲也只能在圆超寺居住。
万万没有想到厄运还在后面。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7年12月，南门外发生了一场大火，使几十户人家无家可归。一天，一造反派头头来找我，说你汪爱源没有资格住公房，命令我在三天内立即搬迁到孝子坊路6弄19号。而这小破屋原是一个地主分子的柴房。从此，这破烂不堪的小屋，就成了我的家。
我向房管会申诉，认为“土改”分配给我家的住房应该落实政策，从此我走上一条漫长的申诉之路，直到1978年，房管会总算给我一个交代，在小屋的地基边再批给我30平方米的土地容我扩建新房，算是落实政策。于是我在这48平方米的土地上建起了新房，并在此办了个“小巷照相馆”。
我非常喜欢自己建造的新房屋，欣然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有人说，在房屋问题上，我受了不少委屈。我说这就是“命运”，用哲学观点讲这就是“偶然性”。我认为人世间，因果错综，“不如意事常八九”，“人人有一本难念的经”，不完美才是人生。
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也是所谓的“命运”，60年代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认识了我如今的贤妻，直到1976年她来到我家，从此我的家庭生活虽清贫，却充满温馨，真可谓“夫妻恩爱苦也甜”。
因此我要说，这小破屋是我的“天堂”。
更使我感动的是，在10年劳改期间，妻虽然怨我恨我，但她还是始终等着我，正是她的善良、贤慧，才使我在回归社会后能重振旗鼓。一句话，没有妻子的宽容、理解和支持，就没有我的今天。
因此，我要说“命运”对于我来说还是公正的。从祸福的辩证关系中，我终于深深理解古代哲学家老子的观点：“祸兮福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熟知其极？其无正。”这确实是生活中的平凡真理。
2008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