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中有一张1947年曾祖父汪松龄80大寿时拍的全家福。记得这张照片的拍摄地点是在当时的浙江地方银行嵊县分行，也就是现在的嵊州市城关镇东后街的老三楼。选择在那里拍这张照片，一是因为县城的照相馆里恐怕没有这么大的场面，二是因为那家银行就是我们汪家的产业。
每次看到这张全家福，总会勾起我对许多往事的回忆，引发我的不少感慨。
我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曾祖父生有七子一女，祖父汪正金是长子。在我童年的时候，汪家正值鼎盛时期，除了在嵊县富甲一方外，还在上海开设了负有盛名的汪集丰办事处。拍摄这张全家福的时候，我的三祖父汪正铣因忙于上海办事处的事务，没有及时赶上，而六祖父汪正云那时正在美国留学，也无法赶回团聚。不过，后来，这张照片恰恰是通过六祖父才得以传世。“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汪家曾多次遭造反派抄查，凡属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照片，一律被造反派销毁，这幅照片的命运可想而知。但那时由于六祖父没有赶上拍全家福，家人就给他寄了一张过去。改革开放后，六祖父将这张照片在美国翻拍后寄回大陆，后又经过我的翻拍，分发给其他亲人。尽管今天看来这张全家福的清晰度已大打折扣，但对于我与我的家庭来说还是弥足珍贵。
现在算起来，拍这张照片那年，我应该已有14岁，但也许出生富豪，一直过着吃穿不愁的上等生活，致使我对家族、家业一类的事情知之并不多，一直到前不久读到《嵊州史话》（嵊州政协·党史办编）中的一篇文章《新兴商业第一家——汪集丰》时，我才对我家的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文中写道：“汪家企业包括银行、钱庄、商行、商号、公司等已有40余家。经济势力遍及全县和邻县新昌……有‘汪半城’之称。”（56页）
60年后当我坐在简陋的家中再看这张老照片，不能不感慨世事变迁，沧海桑田。
关于童年的记忆，有伤痛，但更多的是快乐与温馨。
我母亲一生育有三子一女，小妹未满周岁夭折。三子年龄各差一年，分别取名为中源、爱源、宝源，由于当时家庭豪富，孩子都由奶娘抚养。记得6岁那年，外婆来我家探亲，回长乐镇时，为图吉利，就带着我与小弟到西站后面的一座庙里去烧香拜佛。那时家中我和小弟最好，跟着外婆到庙里烧香对孩童来说着实无趣，便偷偷带着小弟从庙中溜出来到西站玩。当时的西站就设在离如今西桥50米的地方，嵊长公路（嵊县至长乐）很窄，大约只有6米的路面，长乐到嵊县西站前有一弯道，路旁又设有许多小摊贩，西站前搭着一个大棚。就在我拉着小弟活蹦乱跳地来到西站前时，一场大祸突然降临。两辆大车突然正面相撞，将我小弟夹在中间，致使我那年仅5岁的小弟永远离我而去。我虽死里逃生，却也身受重伤，经芷湘医院抢救才得以康复。
后来听说，“汪半城”汪正金的小孙子被车撞死曾轰动县城，肇事的两位驾驶员都被判了刑，汽车公司还赔款5000块银元。这在当时应该是相当重的惩罚与赔偿，但无论如何，小弟就那样永远地离开了人世。我母亲因悲伤而大病一场；我外婆，因伤心、后悔，从此再也没进过汪家门。
小弟撞车的那一幕，深刻地印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因为那是我对生命与伤痛的最初认识与感受。
在童年的生活中，最令我怀念的，是我的祖父汪正金。
由于种种原因，记忆中我父母在香港、上海经商总带着我的大哥，而把我丢在嵊县家中。因此，我的童年是在祖父身边度过的。解放前祖父一直担任嵊县商会会长，工作很忙，祖父很瘦，几乎每天早晨只喝牛奶一杯，不再吃其他食品，就急匆匆地去嵊县商会。解放前商会的位置就在如今市府大楼停放摩托车的地方。祖父非常宠爱我，无论工作多忙，他都不会疏忽我，不让我感到孤单和寂寞。
由于祖父的宠爱，小时候，我有一些“可爱”的坏习惯。记得祖父午睡时总是将衣服挂在衣架上，而我只要没钱花，就会趁他午睡时去他口袋里偷钱。记得有一次，我悄悄地去偷钱，惊慌中在他的衣袋里抽了一张纸币，到外面一看，吓了一大跳，原来是一张10元的金元券大票，当年蒋经国的金元券刚刚上市，很值钱。我想偷1元、2元祖父不会发觉，这一张大票被窃祖父一定会发现，于是我悄悄地回到祖父的床前，想将大票换成小票，万万没有想到，我刚刚将10元大票重新装入衣衫袋中时，突然祖父笑道：“你拿去花吧！”
我吓了一大跳：“爷爷，我——”
祖父慈祥地说：“其实你拿钱时我早就看到了，以后你要钱花，可以告诉爷爷，爷爷会给你的。”
当时祖父虽对我宠爱有加，但祖母对我很是严厉。记得当时祖母房中放有很多蛋糕、桂花球、酥糖、香糕一类的食品，特别是看到瓶装的肉松出现在那里时，我总是馋得直流口水，而她很少给我自由地享用。于是，趁祖母不在，我就偷偷溜进她的房间，饱吃一顿。我知道，如果偷一点酥糖之类是不容易发觉的，但瓶装的肉松如果少了，就特别容易被发觉。于是，在吃完一两把以后，我就会将瓶子反复地上下摇晃几次，以掩人耳目。有一次我在偷吃结束摇动肉松瓶时，被祖母发现了。祖母生气地责骂我并告诉了祖父，我吓得哭了，祖父将我叫到身边，不但不批评，还将我摇过的两瓶肉松送到我手中，笑道：“偷吃不光彩，要吃就来找爷爷。”
祖父这种特殊的教育方式，深深地感染了我，从此以后，我懂得应该做一个诚实的孩子。
童年的我还有一个绰号叫“小马寅初”，据说是我的外貌有些像马寅初，圆圆的脸，倒挂八字眉，大鼻子。记得当年我们家与马寅初先生是颇有交情的，马老不但经常来我家与祖父聚会，而且曾在浙江地方银行嵊县分行处隐居两三个月，以躲避蒋介石的迫害。我印象最深的是9岁那年春节，马寅初来我家做客，曾给了我2块银元做压岁钱。不过，许多事情是后来我读到一本《马寅初在故乡》（嵊县政协编写）时才渐渐清晰起来的，书中也记述了我祖父和马寅初交往很深，当年我家的浙江地方银行嵊县分行是由马寅初劝道后才办起来的，由我祖父出资，行长由马寅初的妹夫余星如担任。
等我们稍大一些，祖父就非常关心我们的学习。我家在学习上有一个奖励制度，每年将成绩单交给祖父评比，谁的总分最高，就奖励5块银元。哥哥一直是我手下败将，为此我曾经十分得意。我祖父文化不高，但打算盘似行云流水，常常手把手地教我乘法除法的运算。不久我迁居上海后，还曾与祖父通信，祖父每次将我信中的错别字及病句一一指出，再将原信寄还给我，每次接到他的回信，我总是脸红又温馨。由于童年时与祖父相处的时间较长，加上他对我十分疼爱，所以，我的一生中对祖父的感情远远超过亲生父母。
往事如烟，一切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远去，如今步入晚年的我，仍深深保留着对于祖辈“汪家”的真切记忆。
2008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