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安其所安，不以恤刑为念；乐其所乐，遂忘先笑之变。祸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所召，安可不思？——《贞观政要刑法第三十一》【译文】安于天下太平，不再考虑慎重刑罚之事；自得其乐，就忘记了命运可能的先吉后凶的变化。祸与福是互相转化的，吉和凶是相辅相成的，它们的转化完全在于个人的所作所为，怎么可以不考虑呢？“先笑之变”语出《周易》:“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本意是指人的命运变化，后来借指命运先吉后凶。南朝时候梁刘孝标《辩命论》云:“然命体周流，变化非一，或先号后笑，或始吉纵凶。
”魏徵引用“先笑之变”劝诫唐太宗要慎重对待治国之道中的祸福变化，目的在于批评帝王在现实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唐太宗近来责罚的人逐渐增多，脾气也越来越暴躁，而追究原因却是一些非常不值一提的琐屑之事，诸如臣下供给不足，营造的宫室不如意，使用的物品不称心，臣子们不听从命令，等等。这些人的行为固然不对，并且应当受到责罚，但这些并不是治理国家的当务之急，而帝王最重要的职责是为天下着想，岂能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这些琐屑之事上呢？至此，魏徵“先笑之变”的深刻内涵就非常明晰了，他实际上在指责唐太宗安于太平盛世而逐渐骄纵奢侈的不良作风，警告他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是亡国。今天，许多企业在取得成功之后，往往也安于太平盛世，领导的脾气也大起来，归根结底在于领导心中骄奢放纵思想的滋生，这是企业走向衰败的重大诱因。慎重对待已经取得的成就，警惕滋生骄奢情绪。
第四周星期一近取诸身
近取诸身，恕以待物，思劳谦以受益，不自满以招损。有动则庶类以和，出言而千里斯应，超上德于前载，树风声于后昆。——《贞观政要刑法第三十一》【译文】就近从自身做起，对待他人要宽容，想着勤谨谦虚能得到益处，不要骄傲自满而招来损害。这样的话，一旦有什么行动，天下百姓就会一致拥护；只要一说话，千里之外都会响应，就能超越前朝高尚道德的帝王，给后人树立高尚的风格声望。一个伟大君王的宏大事业应该怎样？魏徵的“近取诸身”可以为我们提供现实的参考: 一是“恕以待物，思劳谦以受益，不自满以招损”。待人接物保持谦和宽容既是个人德行品质，又属于治国之道。因为君王的态度和形象，与人才的招揽以及下属是否愿意为君王效劳直接相关。当唐太宗在创立太平盛世之后，虽然仍然接受臣下谏言，但态度已经从最初的谦和宽容变得狂傲。
这样就是在放弃从自身做起的原则，即使获得臣下谏言，但自身都无法做好，又怎么可能完成伟大的事业呢？二是“有动则庶类以和，出言而千里斯应”。君王拥有无上的权力，但并不等于天下百姓必然心甘情愿地听从你的指挥。只有真正贯彻圣王之道的君王，天下百姓才会“有动则庶类以和，出言而千里斯应”。魏徵此处在告诫太宗不要以权力高自居，要懂得民心不是权力可以压制的。三是“超上德于前载，树风声于后昆”。这是魏徵眼中圣主的宏大规划，是帝王的伟大事业。虽然看起来很难逾越，但是，只要谨慎自持，保持警惕，就完全可以超越历史上的圣王，成就今天圣王的美名。要做到“近取诸身”，注意自身良好形象的塑造，提升自己的品德修养，保持与人为善的心胸态度。不要以手中的权力作为向员工发号施令的砝码，而是以个人的德行吸引整个团队“有动则庶类以和，出言而千里斯应”。
星期二刻薄
生百端夫刻薄既扇，则下生百端，人竞趋时，则宪章不一，稽之王度，实亏君道。——《贞观政要刑法第三十一》【译文】刻薄的风气一旦流传，下面的弊端就会丛生；人人竞相阿奉权贵，于是国家的法令无法统一，以帝王的德行法度来衡量，实在有损于做国君的道德。魏徵上书指出，唐太宗在悠闲空谈之时，都崇尚孔子老子的学说；发怒逞威之时，又采用申不害、韩非的主张。直道而行的人，往往被撤职不用，害人而求得自安的人，大概也太多了。因此，倡导道德的旨意没有弘扬，刻薄的风气却兴盛起来。而一旦刻薄的风气兴盛，那么弊端就会显现。
例如，当年伯州犁玩弄手段，使得楚国国君闭目塞听，楚国的法律就混乱了；西汉张汤不依法办事，而是迎合皇帝的心意来断案，汉朝的刑法便生出了弊病。这对现代管理者的启示是深刻的。对事业充满热忱，严格要求下属，并没有错，但如果对待下属到了刻薄的程度，那么必然造成很多弊端: 部分人为讨好上司竭力迎合，公司的制度无法有效执行；正直的员工反而得不到重用，甚至被开除；管理者和员工关系疏远，员工情绪低落怨声载道；等等。这样很多优秀的员工在工作中就会产生抵触情绪，下达的指令可能就无法得到严格执行；长此以往，肯定会对企业发展产生不良影响。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都要宽厚一点，宽以待人，对待员工不能过于刻薄。
星期三以亡国为鉴
戒夫鉴形之美恶，必就于止水；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故《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臣愿当今之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贞观政要刑法第三十一》【译文】要观察自己相貌的美丑，必须面对平静的水；要判定国家的安危，必须借鉴已灭亡的国家的教训。所以《诗经》上说:“商代可以鉴戒的历史并不遥远，就在夏桀这一代。”又说:“砍树枝做斧柄，其法则并不远，就在手中。”为臣希望当今的举动都要以隋朝的灭亡作为借鉴，那么存亡治乱就可以心中有数。
魏徵在此意思是说:“如果能知道隋朝危亡的原因，国家就会平安；明白隋朝混乱的原因，国家就能得到治理；懂得隋朝灭亡的原因，国家就能长久生存。”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失败，都可以成为经验教训，成为一种鉴戒，避免重蹈覆辙，其实知道了为什么失败，离成功也就不远了。国君违反了治国的一些规律可能会造成亡国，企业的失败往往也是因为违背了企业管理的基本规律。对于企业来讲，无论应用什么现代企业管理方式，其他企业失败的教训都应当成为管理者的一种财富。了解其他企业失败的原因，吸取失败的教训，以它们为战略起点。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够尽量少走弯路，并且不至于走上“末路”。其他公司的“败局”将成为企业迷路和失足的警示牌，为企业向顶峰攀登铺上一块垫脚石。多学习和思考别的企业，特别是一些优秀企业失败的经验教训。
星期四守易取难
夫守之则易，取之实难。既能得其所以难，岂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则骄奢淫泆动之也。——《贞观政要刑法第三十一》【译文】守业容易，创业实在是艰难。困难的事情既然能够实现，那么容易的又怎么会不能保全呢？如果不能牢牢地保全，那就是因为骄傲奢侈、荒淫放纵动摇了它。中国有句古语说“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但魏徵这里却说打江山困难守江山容易，究竟如何理解呢？首先，魏徵这里的“守之则易，取之实难”，说的是唐太宗当初创业之时，历经战乱斗争，终于从隋朝手中获取天下，这种艰辛当然非一般人可知。相比之下，取得天下之后，虽然帝王还有繁重无比的治理国家的重任，但和创业时候浴血斗争相比，又怎么能同日而语呢？其次，按照常理，容易的事情比困难的事情更好完成。但为什么夺取江山这么困难的事情都完成了，而守护江山相对容易的事情却又这么困难呢？这是因为人的主观心理发生了变化，在困难时候人们往往能保持艰苦朴素的美德，困难解除之后就放松警惕，安于享乐，由此滋生各种祸端。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夺取江山还是守护、治理天下，都充满了艰辛和危险。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其中哪个更为容易，而是在于帝王的心态。所谓的困难也并非是外界的变化，而是人自己心理的变化。从人性的角度说，人们更愿意安逸享乐，所以，夺取江山之后，各种表面的危险立即消失，人的安逸之心就滋生膨胀，帝王往往腐化堕落。唯其如此，人们才会说守卫江山比夺取江山更难。今天，市场竞争极为激烈，一个企业能够从困难中杀出一条血路，可谓历尽艰苦，但是，这并不代表困难就此消失了。成功的企业将面临各种潜在的风险，这同样需要领导去克服，否则，很可能导致前功尽弃、功亏一篑。第一，要把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创业时期的困难进行比较，以此确立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第二，不要以企业表面上危险的消失而放松警惕，须知企业发展中的危险是潜在的，不要以创业时期的眼光来看待发展中的困难。第三，只要保持自己戒骄戒躁的良好心态，始终如一地坚持必胜的信念，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远比创业容易得多。
星期五利在称职
夫作甲者欲其坚，恐人之伤；作箭者欲其锐，恐人不伤。何则？各有司存，利在称职故也。——《贞观政要刑法第三十一》【译文】制造铠甲的人希望铠甲坚固无比，唯恐穿铠甲的人受伤；制作弓箭的人希望箭镞锋利，唯恐人不受伤。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各有职责，都想胜任自己的本职工作的缘故。贞观十六年（642），唐太宗对大理卿孙伏伽说起刑罚轻重之事。他以制作铠甲和弓箭本职工作的差异而目的不同作为比喻，以此警示大臣们用刑尽量宽松，不要仅仅出于个人目的而滥施刑罚，失去公允。唐太宗的这个比喻，即使在今天，也同样适用。一是各尽其职属于任何在职者的基本义务，只有做到认真履行各自的职责，才算具备了合格的前提。正如制作铠甲的希望自己产品最坚固，制作弓箭的希望自己的产品最锋利。
每个人的出发点都是建立在各自的职责之上，即使不同职业间出现对立矛盾，但这绝对不应该归咎于在职者本人。二是既然世界上存在不同职位的差异问题，那么，从各自职位所需出发，导致不同目标之间的对立矛盾就是一种必然，该如何来化解这种矛盾呢？唐太宗劝诫大臣既要考虑到各自职责本分，同时，更要考虑到整个社会大局。普通的在职者可以而且应该只考虑自己的本职工作，但是，身为最高管理者，必须从驾驭控制全局出发，学会调节平衡不同职位之间的对立矛盾；否则，矛盾的激化只能激发国内的各种祸端。今天，企业内部职能分工日益严密，同在一个企业内部，由于分工的不同，必然出现相互之间复杂的矛盾。对于职工而言，属于尽到各自的义务，但对于领导者而言，这并不是可以高枕无忧的事情。既要鼓励员工们干好本职工作，同时，又要注意协调不同职位之间的差异对立问题，把握整个企业发展的大局，不要让员工们的尽职工作扭曲成为对整个企业发展的破坏和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