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朋友--贾平凹写人散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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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 我所认识的几位编辑(五则)

唐铁海

一九七七年冬天,我正在某一农村驻队,发疯地练习写作,但总是稿件源源不断地投出去,又源源不断地寄回来。不免对报刊的编辑有了埋怨。一天,突然收到厚厚一封信,竟是《上海文学》来的,署名是唐铁海,他热情肯定了我寄去的《第一堂课》、《满月儿》,字书写得极好。这是我在那数年里收到的最长的最认真的编辑信,至今还保存着。

自那以后,我们的信件来往十分频繁,我的短篇也写得好多,每写一篇就先寄给他看,声明并不先是投稿,而是求正。

一九七八年,我到北京开会,我的女儿快要出世了,唐铁海偶尔听人说后,竟买了一个很大的布娃娃托人从上海带到北京送我。几天后,我就带着布娃娃赶了几千里路回到老家,第二天,女儿也真的降生了。这布娃娃给了我许多诗的感受,就在伺候我爱人“坐月”期间,我还是趴在床头写成了三个短篇、一篇散文。

我那时挺可怜的,爱人迟迟调不进城,他连连给陕西有关领导写信希望给以解决,虽然那信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我们夫妻感动得直落泪。

他现在虽然已不从事编辑工作了,但我永远会记着他的。他在我未出名的时候真诚指导,鼎力相助,我没有什么可报答他的,至今也没有去上海看过他,我只有好好创作,用不断的新作来安妥他那一颗善良的心。

侯琪

侯琪,女,《十月》编辑。初见时,以为三十余岁,数年后相谈,方知五十多,我当时很是尴尬,自此懂得对女同志不能以貌取龄,尤其是都市的。却惊奇她从事几十年文学工作,竟这么嫩面。

一九八三年,我创作处于窘境,心绪十分坏。因公去北京开一个会,哪里也羞愧得去,打算会议期间不出饭店大门,会毕就回西安。没想一日接到电话,竟是她打来的,说是得知我来了,要来看看,放下电话,我心情好感动!我一个平凡作者,又处境狼狈,人家竟打探消息,亲自来看我?!半小时后,她来了,来的还有一位女的,一介绍,方知是苏予同志。她俩询问了我好多情况,来了一再说:“是是非非的议论不要管它,关键是自己的创作!你要下个狠劲,多到生活中去,拿出几部作品,心里闷的时候,可以多给我们写写信,说些情况,作品一时不好发,就寄给我们!”这次谈话时间并不长,给我的印象最深,心里感到很温暖。返回西安不久,我就请人作了《达摩面壁图》悬挂在书房,只身一人去商州山地“落草”“流浪”了。后来就写出《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等一批商州系列小说来。

一九八五年,我创作的热情很高,创作处境较顺利,发表了好多作品,感觉亦很良好。冬天里将一部十五万字的小说又寄给了她,心想一定会很快发表的,可二十多天后收到回信,竟严厉批评了我,说这部小说写得太粗,要发表是绝对可以的,但不能要求只够发表水平,“要拿出高质量东西来,要珍惜自己的名誉!”我当时大惊,遂将原稿又细细看了一遍,也顿觉面红耳赤。冷静了三天后,便决定十五万字全部作废,从头再写。我对我爱人说:“记住这个编辑,在我困难的时候她用烈火烧我,在我顺利的时候她用凉水激我,此人难得啊!”

前不久,得知她患了病,怀疑是肝炎。我很是替她忧愁,后来她来信说复查后又不是肝炎,我为她排除了肝炎而高兴了几天。前日她来信说:“肝炎是排除了,但身体还是不大舒服,怕是年龄所致吧。工作累是累些,我多注意些,还是可以再干好多年的。”不知怎么,我读完信,半天没有说话,默默地面向北方,竟在胸前第一次画了个“十”字。

陈先法

他好英俊,一同他在一起,我总是自惭形秽。他年纪似乎并不比我多几岁,但持重老练却如一位老者。

我们总是有缘分的。

《山地笔记》的责任编辑是他,《爱的踪迹》的责任编辑还是他,我的又一部长篇的责任编辑还将是他。我们每次合作都十分融洽。他来过三次西安,来得都突然,前两次我都在家,后一次我竟出差去了,他很是遗憾,已经买好了第二天一早返回的机票,就在夜里,我出差回来了,连忙到旅社去,两人一见面就叫道:“这是天意!实在是天意!”

相识数年,我竟不知道他也搞创作,当得知他的长篇、中篇一一要发表了,我大惊,问:“这些你怎么从未告诉我?!”他笑了,他笑得很有特点,眼睛深深地退回去,一笑就笑出了老实,说:“我首先是编辑嘛!”

我写过一篇小说《编辑轶事》,那完全是以他的真实事情写成的。我没有用他的真名实姓,因为他给我谈过那些事后,我说太感人了,我要写写,他正色叮咛我:“最好不写,要写千万不要透露我的名姓!”

但我知道他的住房十分紧张,一直借宿在岳母家里的,前几日他来了信,说:“我现在总算有新居了,这几日正搬家,你几时到上海来,你就可以住在我们家了!”我真替他阿弥陀佛了一通。

张月庚

张月庚是《西安晚报》的编辑,也是我接触最早的一位编辑。那时我还在西北大学读书,学校组织学生到报社去新闻实习。我在采访了几个工厂后,突然想将一件事写成个散文,草稿写成,就去敲文艺部的门了。接待我的就是张月庚。他中等个头,脸上似乎很严肃,细细看罢我的习作,突然就笑了,说:“你以前还写过什么?”我说:“写过诗,没有发表过,散文这是第一篇。”我以为他要奚落我一通,随手要将稿子丢进废纸篓了,他却说:“还行,你要改一改。”接着就谈了许多修改意见。那天夜里,我睡得很迟,修改了,第二天又交给他,他看了又说:“还得再改。”我又改了一遍。但这篇稿子最后还没有采用,我却对这位编辑颇有好感了,以后的半年多时间,三天五天就去拿一篇稿子让他看。他几乎每次先是指出这样不对,那样不对,临走了,却说:“这一篇是比上一篇好点,你读什么书吗?你回去看看《×××》,写出新的了,拿来我看。”如此先冷后热,批评我又鼓励我。我曾经问过他:“你看我是搞文学的材料吗?”他说:“我也不能下这个结论。你是初学者,写文章就要不停堵窟窿,几时堵得没有窟窿了,文章就写得差不多了。”这话我一直记着。

回想起来,他是给我发表作品并不多的编辑,但他给我的指导最大,他是启蒙老师。当我一本一本成册的书印出来后,我第一个送给的就是他。

费秉勋

他是一位学者,一位批评家,但我一直认作他是一位极好的编辑。

十多年前,他还在《群众艺术》杂志社,我的第一个故事《一双袜子》就是他责编的。从那以后,我们相识,十多年来我调换了许多单位,他也从编辑部出去当研究生,当大学的先生,但我们的关系一直亲密。我常到他那儿去,请教一些哲学上、美学上的事,他也常到我家来,谈他对我的新作的看法,有什么突破了,有什么要极力修正。我们交谈,相伴的只是一杯清茶,到吃饭时候了,他就走了。他是一个极严谨的人,不善言笑,反感拉扯吹嘘,与我的性情投合,故有时谈得很热火,忘记了饭时睡时,有时就无言而坐,后来就默默地起身走了。

一年春节间,我去看他,第一回给他带了一瓶酒,一包糕点,他显得很难堪,其夫人就说:“你和老费可不要兴这个,君子相交淡如水啊!”我不觉脸也红了。

他为我的创作写了许多评论,也为我带来了许多是是非非。在我创作徘徊不前的时候,他首先发现我的长处在哪里,点明我的突破口,在我创作势头正旺的时候,他又首先发现我的弱点在哪里,提醒我的觉悟。我为有这样一位十多年来时时指导的编辑而感到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