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铁海
一九七七年冬天，我正在某一农村驻队，发疯地练习写作，但总是稿件源源不断地投出去，又源源不断地寄回来。不免对报刊的编辑有了埋怨。一天，突然收到厚厚一封信，竟是《上海文学》来的，署名是唐铁海，他热情肯定了我寄去的《第一堂课》、《满月儿》，字书写得极好。这是我在那数年里收到的最长的最认真的编辑信，至今还保存着。
自那以后，我们的信件来往十分频繁，我的短篇也写得好多，每写一篇就先寄给他看，声明并不先是投稿，而是求正。
一九七八年，我到北京开会，我的女儿快要出世了，唐铁海偶尔听人说后，竟买了一个很大的布娃娃托人从上海带到北京送我。几天后，我就带着布娃娃赶了几千里路回到老家，第二天，女儿也真的降生了。这布娃娃给了我许多诗的感受，就在伺候我爱人“坐月”期间，我还是趴在床头写成了三个短篇、一篇散文。
我那时挺可怜的，爱人迟迟调不进城，他连连给陕西有关领导写信希望给以解决，虽然那信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我们夫妻感动得直落泪。
他现在虽然已不从事编辑工作了，但我永远会记着他的。他在我未出名的时候真诚指导，鼎力相助，我没有什么可报答他的，至今也没有去上海看过他，我只有好好创作，用不断的新作来安妥他那一颗善良的心。
侯琪
侯琪，女，《十月》编辑。初见时，以为三十余岁，数年后相谈，方知五十多，我当时很是尴尬，自此懂得对女同志不能以貌取龄，尤其是都市的。却惊奇她从事几十年文学工作，竟这么嫩面。
一九八三年，我创作处于窘境，心绪十分坏。因公去北京开一个会，哪里也羞愧得去，打算会议期间不出饭店大门，会毕就回西安。没想一日接到电话，竟是她打来的，说是得知我来了，要来看看，放下电话，我心情好感动！我一个平凡作者，又处境狼狈，人家竟打探消息，亲自来看我？！半小时后，她来了，来的还有一位女的，一介绍，方知是苏予同志。她俩询问了我好多情况，来了一再说：“是是非非的议论不要管它，关键是自己的创作！你要下个狠劲，多到生活中去，拿出几部作品，心里闷的时候，可以多给我们写写信，说些情况，作品一时不好发，就寄给我们！”这次谈话时间并不长，给我的印象最深，心里感到很温暖。返回西安不久，我就请人作了《达摩面壁图》悬挂在书房，只身一人去商州山地“落草”“流浪”了。后来就写出《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等一批商州系列小说来。
一九八五年，我创作的热情很高，创作处境较顺利，发表了好多作品，感觉亦很良好。冬天里将一部十五万字的小说又寄给了她，心想一定会很快发表的，可二十多天后收到回信，竟严厉批评了我，说这部小说写得太粗，要发表是绝对可以的，但不能要求只够发表水平，“要拿出高质量东西来，要珍惜自己的名誉！”我当时大惊，遂将原稿又细细看了一遍，也顿觉面红耳赤。冷静了三天后，便决定十五万字全部作废，从头再写。我对我爱人说：“记住这个编辑，在我困难的时候她用烈火烧我，在我顺利的时候她用凉水激我，此人难得啊！”
前不久，得知她患了病，怀疑是肝炎。我很是替她忧愁，后来她来信说复查后又不是肝炎，我为她排除了肝炎而高兴了几天。前日她来信说：“肝炎是排除了，但身体还是不大舒服，怕是年龄所致吧。工作累是累些，我多注意些，还是可以再干好多年的。”不知怎么，我读完信，半天没有说话，默默地面向北方，竟在胸前第一次画了个“十”字。
陈先法
他好英俊，一同他在一起，我总是自惭形秽。他年纪似乎并不比我多几岁，但持重老练却如一位老者。
我们总是有缘分的。
《山地笔记》的责任编辑是他，《爱的踪迹》的责任编辑还是他，我的又一部长篇的责任编辑还将是他。我们每次合作都十分融洽。他来过三次西安，来得都突然，前两次我都在家，后一次我竟出差去了，他很是遗憾，已经买好了第二天一早返回的机票，就在夜里，我出差回来了，连忙到旅社去，两人一见面就叫道：“这是天意！实在是天意！”
相识数年，我竟不知道他也搞创作，当得知他的长篇、中篇一一要发表了，我大惊，问：“这些你怎么从未告诉我？！”他笑了，他笑得很有特点，眼睛深深地退回去，一笑就笑出了老实，说：“我首先是编辑嘛！”
我写过一篇小说《编辑轶事》，那完全是以他的真实事情写成的。我没有用他的真名实姓，因为他给我谈过那些事后，我说太感人了，我要写写，他正色叮咛我：“最好不写，要写千万不要透露我的名姓！”
但我知道他的住房十分紧张，一直借宿在岳母家里的，前几日他来了信，说：“我现在总算有新居了，这几日正搬家，你几时到上海来，你就可以住在我们家了！”我真替他阿弥陀佛了一通。
张月庚
张月庚是《西安晚报》的编辑，也是我接触最早的一位编辑。那时我还在西北大学读书，学校组织学生到报社去新闻实习。我在采访了几个工厂后，突然想将一件事写成个散文，草稿写成，就去敲文艺部的门了。接待我的就是张月庚。他中等个头，脸上似乎很严肃，细细看罢我的习作，突然就笑了，说：“你以前还写过什么？”我说：“写过诗，没有发表过，散文这是第一篇。”我以为他要奚落我一通，随手要将稿子丢进废纸篓了，他却说：“还行，你要改一改。”接着就谈了许多修改意见。那天夜里，我睡得很迟，修改了，第二天又交给他，他看了又说：“还得再改。”我又改了一遍。但这篇稿子最后还没有采用，我却对这位编辑颇有好感了，以后的半年多时间，三天五天就去拿一篇稿子让他看。他几乎每次先是指出这样不对，那样不对，临走了，却说：“这一篇是比上一篇好点，你读什么书吗？你回去看看《×××》，写出新的了，拿来我看。”如此先冷后热，批评我又鼓励我。我曾经问过他：“你看我是搞文学的材料吗？”他说：“我也不能下这个结论。你是初学者，写文章就要不停堵窟窿，几时堵得没有窟窿了，文章就写得差不多了。”这话我一直记着。
回想起来，他是给我发表作品并不多的编辑，但他给我的指导最大，他是启蒙老师。当我一本一本成册的书印出来后，我第一个送给的就是他。
费秉勋
他是一位学者，一位批评家，但我一直认作他是一位极好的编辑。
十多年前，他还在《群众艺术》杂志社，我的第一个故事《一双袜子》就是他责编的。从那以后，我们相识，十多年来我调换了许多单位，他也从编辑部出去当研究生，当大学的先生，但我们的关系一直亲密。我常到他那儿去，请教一些哲学上、美学上的事，他也常到我家来，谈他对我的新作的看法，有什么突破了，有什么要极力修正。我们交谈，相伴的只是一杯清茶，到吃饭时候了，他就走了。他是一个极严谨的人，不善言笑，反感拉扯吹嘘，与我的性情投合，故有时谈得很热火，忘记了饭时睡时，有时就无言而坐，后来就默默地起身走了。
一年春节间，我去看他，第一回给他带了一瓶酒，一包糕点，他显得很难堪，其夫人就说：“你和老费可不要兴这个，君子相交淡如水啊！”我不觉脸也红了。
他为我的创作写了许多评论，也为我带来了许多是是非非。在我创作徘徊不前的时候，他首先发现我的长处在哪里，点明我的突破口，在我创作势头正旺的时候，他又首先发现我的弱点在哪里，提醒我的觉悟。我为有这样一位十多年来时时指导的编辑而感到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