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朋友--贾平凹写人散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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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怀念杜鹏程

人的称谓有很奇怪的现象,有的人年轻着就被称呼老×,有的人岁数已经够大了还被称小×,有的人却从不被称老称小,直呼其名。第一次见到杜鹏程,我只是二十多岁,听别人都叫他老杜,我叫不出口,以至后来每每见他了,就嗤啦一笑而白搭话。他活着的时候,于我是一个晚辈面前的长者,我不敢叫他老杜,他现在去世了,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的象征,我也便称他为老杜,如同莎士比亚为莎翁,称茅盾为茅公。

老杜的模样实在不像个作家,每一次文学界的会议,自然他是要坐主席台的,但他在那里坐不住,总是借解手的机会,下来就再不上去了。他眉毛很高,不是线状,粗短,如墨笔重点,不知怎么,我一见到他这眉毛,总觉得文曲星的眉毛就该是这样的呵。我不爱听他的大会讲话,没有条理,缺乏煽惑性。一位作者给我说,他曾见过老杜的写作,一只手拿着笔,一只手在抠脚丫子。别人信不信,我一直相信,因为有一次开会我与老杜坐在一起,就发现他把一只袜子穿反了,而且袜底扭扯到脚面。

一部《保卫延安》,使老杜成为神,也使老杜成为鬼。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拉在街头的高台上批斗,有人双脚蹦跳着把唾沫喷在他的脸上,骂他为彭德怀树碑立传。彭德怀平反了,成了一代英雄,老杜还是个作家老杜,得病住了医院,单位无钱付医疗费,医院就扣着他不让走。

在我的记忆里,老杜的家总是不断地搬迁,从未住过什么像样的房子。东木头市街住着的时候,我去过,房子窄而霉,后窗外有一棵什么树,离树不远是个共用厕所,臭气就一股一股飘进来。最惨的是“文革”中被赶出城去,有朋友告诉我,说他在火车站检票处碰着老杜,老杜一个裤腿高,一个裤腿低,用木棍儿挑着一个小箱子,箱子里装着他的书和《太平年月》的初稿。

论资历,老杜的资历很深,他没有从政,中国的官场上少了一个高级干部,当代文学史上却多了一位文豪。我没有见过老杜写作的情况,他的同辈人说他年轻时写作玩了命,常常带了馒头把自己关在小屋里,几日几夜不肯出来,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拿自己的健康和上帝交易,所以他不该老的时候老相就下来。他的文章几乎是改出来的,直到给出版社或杂志社交了稿,他还在不停修改,以致印刷厂的排字工烦他,害怕他,甚或提出过抗议。

他是二十八岁写了《保卫延安》的,我二十八岁时正是投稿又被退稿的时期。如果以得奖论作家,老杜极可能没有一次得奖,但老杜的作品已经辉煌了近半个世纪,而我们,获过了许多奖,作品又能存活几年呢?

有一年的冬天,老杜在雪地上走,穿得臃臃肿肿的,缩着头,袖了手,谁也不知道是他,他也不看行人,表情只是木木地只管走,我就想起我的故乡里那些老农。老杜的作品全靠激情推动,不热衷于小技巧,充盈着一股正气和大气,读他作品的感觉和他在雪地里行走的印象,使我好长时间里产生了一种想法:越是丰富越是朴素,优秀的作家没有作家气,大智慧的人是不精明的人。

与老杜十几年同生活在汉唐一路下来的西安城里,是我活人的一份荣耀。他是韩城人,我对韩城那块地方也倍感亲近,每到韩城,不由得就想起司马迁和他,司马迁是有庙堂的,老杜还没有个纪念馆。我曾在一些会上呼吁在西安修建石鲁、柳青、老杜的纪念馆和塑像,虽然未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但我相信以后的人会这么干的。

老杜在晚年患有一种脚手颤抖的疾病,坐在那里无一刻安静,每次见到他了,我还未向他问候,他却总先问我的身体状况。一次吃饭,他怎么也夹不住菜,我把盘子拿过来拨菜在他碗里,他竟说了声谢谢,让我心里很难过。以后再见他,或者有他在的场面,我不能跑,不能跳着上台阶,如同我舅父患了食道癌后,我去舅父家从不愿端了碗在舅父面前狼吞虎咽。

老杜去世的时候,我是不在西安,事后去他那兼着卧室的书房里,看书架、茶几、台灯、笔筒一切都保持着原样,虽然明白人生自古谁不死,更明白一个伟大的人的灵魂是无来无往无生无灭的,但一想到再也见不上那活生生的血肉之躯的人,不禁潸然泪下。他的夫人与我在那里默坐许久,后来侧了头看起书桌,书桌上有一些灰尘,她走过去拿抹布擦了,还把案头已很整齐的书籍整理了一下,便立在那里,突然地又说,“下雨了”。说着这话,她的眼睛一直在盯着桌前的木椅,我的感觉里她这是在对丈夫说的,她一定觉得他还是坐在那里写作,转身捡了那件衫子要给他披的,清醒过来,还是去把开着的一扇窗子关上了。窗外确实是在下雨,雨细如愁。

转眼又将是一年,如果黄土地上还没有关于老杜的石刻的墓碑,我们就在心上刻下:人类的天才并不是很多的,对老杜这样的作家,历史是不会忘记的!

1992年9月11日午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