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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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良心何在

正始之后,是元康。杀戮依然凶残而频繁,并且那带血的刀锋最终指向了司马氏家族内部。这期间的文人有所谓的 “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有什么贾谧的 “二十四友”,还有那由当代豪富、才情也勃发的石崇主持的、盛极一时热闹非常的 “金谷诗会”,— ——西晋的皇室虽然没有文化与教养,其开国之初的文坛倒也热闹。连刘勰也赞美说:“晋虽不文,人才实盛:茂先摇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岳、湛曜联璧之华;机、云标二俊之采;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文心雕龙 ·时序》)从人数而言,从声势而言,从文的自觉与作品的数量而言,不仅为一时之盛,而且可以说是超越前代了。

但非常可惜的是,文学是以质量胜而非以数量唬人的。与建安、正始的凛凛风骨飒飒风力比,元康之际的作家们很像是文学市场上的赶集者、打群架者,卖弄风情者。而在政治上,在为人上,他们的表现更为糟糕。完全是孔子所鄙视过的 “患得患失 ”的“鄙夫”:

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论语 ·阳货》)是的,为了 “得”,他们争;为了保住所得,他们也往往真是 “无所不至”,不择手段。他们的才华可能并不比前代诗人差,但他们的心胸与境界和他们朝廷的道德水准一样,和前代有不小的差距。他们的创作,既是炫耀自己的才华,展示自己的才华,却也因此糟蹋了自己的才华。他们大量制作拟诗,拟古人,拟乐府,拟形式,拟题材,这表明他们对现实生活的规避。对现实生活而言,他们是一群超级鸵鸟。更可怕的是,他们对现实感受能力的退化与丧失:他们已经无法在现实世界中找到感动与感触了,从而现实生活中的苦痛与欢乐便从他们的文学题材中消失了,现实生活竟然不再是他们文学的对象。他们把文学雅化了,把文学变成了象牙塔中的智力游戏,而文学创作则成了一种与古人和与朋友之间的智力竞赛。比如陆机,在他的所有作品中,我们找不出他经历过的众多社会政治大变故的影子,倒是找出了一大堆的拟诗。他的生活是那么一团糟,危机四伏,朝不虑夕,但他的诗却那么超然,他那么矜持地表现自己趣味的高雅和智力的高超,大家只要去读读他的《文赋》及《演连珠》等等,就可知我言不虚。

对了,除了拟诗,还有朋友之间的唱和。是的,这也是一个唱和诗大量涌现的时代。他们需要在不断的唱和中给自己壮胆,更兼吹吹拍拍,把彼此都弄得舒舒服服。文学,在他们看来,是一种贵族化的修养,是他们贵族沙龙的身份证,“金谷雅集”与“二十四友 ”都是有门槛的,只有会玩文学这一手的,才能厕身其间。他们既有着曹丕曾经批评过的 “文人相轻 ”的毛病,又染上了更可恶的 “文人相拍 ”的恶习,拉帮结派,自造声势,自抬并互抬身价。他们的才华就在这些近乎无聊的互相炫耀中被葬送掉了。

《诗品》评张华诗云:“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巧用文字,务为妖冶”。实际上这可以看作是此时作家的普遍习性。张华在那时代算是木秀于林的人物了,他的文学趣味尚且如此,何况他人?悲怀壮烈的功业感慨没有了,哀感流涕的忧生之嗟也没有了,一切都在转向麻木与平庸。道德的麻木与思想的平庸往往是孪生的时代之子。这确实是一个麻木与平庸的时代,没有大思想家(倒有几个鬼聪明式的沾沾自喜的人物),文坛上也没有大作家(有的是一些小白脸式的风流才子)。没有大思想家大作家的时代是黯淡的,寂寞的,无个性的,大家都在追求平庸中的小玩意,小花样,并沾沾自喜。

“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这是思想上的转变,一变而为无志向;“巧用文字,务为妖冶”,这是兴趣上的转变,一变而为没出息。可以说,他们都是在掩耳盗铃式的小心避开伦理上的痛苦,而沉入感性形式的欢愉。但无道德痛苦感的人是无道德感的,没有良心的刺痛也不会产生责任心,试图避开伦理上的痛苦必然降低他们作为作家的价值。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不独不让我们尊敬,甚至连同情也勉强了,虽然他们的遭遇甚是悲惨 ———死于杀戮的就有张华、陆机、陆云、潘岳、石崇、刘琨 ……但除了张华与刘琨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为了正义而死,甚至也不是为了他们自身抱持的价值而死。也就是说,他们是不专一的无执著的,除了张华、刘琨等极少数几人外,他们遭遇的悲惨使我们惋惜,但他们人品的卑贱也让我们厌恶。可以说,这简直是一个 “一塌糊涂的泥塘”。

这些作家中,在艺术上可以称得上是阮籍《咏怀》诗的继续的,只有左思。而能够在思想与人格上与阮籍、嵇康相比的,则一个也没有。他们既没有阮籍的深度,更没有嵇康的高度。他们拒绝痛苦而追求享乐,不愿让思想在痛苦中沉潜,不愿让人性在苦难中焠炼,哪里能来深度?他们不愿有道德的坚持与不妥协,哪来的高度?

与此同时,在与现实的关系上,他们没有嵇康阮籍的反映现实的力度、反抗现实的强度,更无论嵇阮在污浊世界中表现出来的风度。我们常说 “魏晋风度”,实际上,魏有风度,而且是绝世的风度;晋哪里还有什么风度?司马氏的恐怖政治已经压碎了文人的骨头,他们已经没有了脊梁。没有 “风骨”,就一定没有 “风度”。他们倒是有了 “文的自觉”,文人 ———知识分子的身份自觉却没有了。古代士人的那种“仁以为己任”、“以道自任 ”的精神,没有了,汉末党锢群英们身上表现出来的救世精神与道德崇高,没有了。

我们举陆机一段论 “死”的文字,看看他们是如何小心地避开恐惧与痛苦,为自己寻找心理安慰的:

夫死生是失得之大者。故乐莫甚焉,哀莫深焉。使死而有知乎,安知其不如生?如遂无知焉,又何生之足恋?(《大暮赋》)这显然是对生(生存现状 ———社会现实苦难)的委婉控诉。但他的着力点却从这一层上滑开去,而滑入自我安抚中了。他们确实有拒绝对象而热衷自慰的倾向。这一时代的作家大都是宁愿自欺欺人,也不愿直面惨淡人生的。

如果说,建安作家有志气,他们志深笔长,梗慨多气;竹林名士有思致,他们满怀忧生之嗟,愤怨之情;那么,西晋的名士们则既无志,也少思。这是一个没有志向也缺乏思考的时代,他们随世道之波逐流,与政治之舟沉浮,听欲望之令蹉跎。他们哪有反思的闲暇?黑暗的现实不但不能激发他们的志向,反而勾起了他们的欲望。人欲淹没了人心,思想便成了多余的与可笑的。在那浮华世风的浸染之中,以身殉利还来不及,还要什么思想!

我们来看看,建安时期,曹操有 “对酒歌,太平时 ”的理想,而司马氏 “三祖”(司马懿、师、昭)包括晋武帝司马炎有什么?曹操有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的悲天悯人,有“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的壮美情怀,司马氏又有什么?他们只有杀戮与权欲!以杀戮来满足权欲,是这个家族(可能司马炎在杀戮异己上,与乃祖不同,显得比较宽容)的祖传心诀。这是一个政治毒瘤一般的家族,一个反人类的家族。这个家族从杀政敌杀异己起家,到家族自相残杀的八王之乱,他们一直在嗜血。

这样的政治实体还有什么政治信念与理想?于是,自上而下的,肉欲之徒取代了慷慨之士,西晋的政坛成了饕餮天下的餐桌,百姓成了鱼肉,而西晋的文坛竟然毫无文学的良心,反而跟在嗜血的权贵之后啜食其残羹冷炙,并以此作为他们的世俗追求。而“文学”,则只是他们的 “玩意”。

“竹林七贤 ”本来就是一个偶然相合终当必分的松散群体。现在有人怀疑这个称谓及其所指称的集体在当时是否真的存在,很有道理。嵇康、阮籍这样的真名士,与山涛、王戎甚至向秀在人生态度上有着极大的区别。嵇、阮不特反对司马氏,他们还有着对世俗富贵的蔑视。这可能是他们与山涛等人的最大最本质的区别。阮籍《大人先生传》言:

故与世争贵,贵不足争。与世争富,则富不足先。

他追求的是 “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嵇康也宣传 “外荣华而安贫贱”(《答难养生论》)。应该说,他们二人,在思想境界上,是相称的。而那个被嵇康绝交的山涛何许人也?他早年即对其妻说:

忍饥寒,我后当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不耳?(《晋书 ·山涛传》)其人生追求及为人趣味,与汉代小丑朱买臣一个腔调。他可能不贪财(他死时 “旧第屋十间,子孙不相容”),但他太慕势,不富而贵。

王戎之贪鄙,更是入了《世说新语》之《俭啬》篇,该篇记述王戎贪鄙之状,竟有四条。一条说他侄子结婚,他送了一件单衣,后来忍不住心疼,又要了回来。岂独对侄子?自己的亲生女儿向他借了钱,回娘家来他就板着脸,女儿知道他的毛病,赶紧还了他的钱,他的脸色才好转,这简直就是果戈理笔下的文学人物 ———《死魂灵》中的泼留希金。他最大的快乐,是用象牙为筹,算计自己的家资。这又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守财奴夏洛克。

戎好治生,园田遍天下。翁妪二人常以象牙筹,昼夜算计家资。(王隐《晋书》,《世说新语 ·俭啬》引)他甚至有钻李核之举:

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

难怪王隐的《晋书》说他:

戎性至俭,财不出处,天下人谓为膏肓之疾。(《世说新语 ·俭啬》引)这类不可思议的悭吝行为,发生在一个 “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 ”的大富大贵者身上,令人惊奇。这是既要贵又要富的人物。向秀同样崇尚富贵而与嵇康反对。他说 “崇高莫大于富贵”(《难养生论》)。于是,历史进入元康,嵇康就戮,阮籍忧死,而一帮贪鄙之徒则在朝廷引路人的引领下,昂首阔步进入新时代。历史在经过优汰劣胜之后,一批老滑头老贪鄙与新生代的新新人类,共扇浮华之风。一边是何曾、何劭父子,日食万钱,二万钱,一代胜过一代;一边是王恺、石崇二贵,斗富比阔,一个更比一个牛。末日狂欢开始了!

此时的政治,正如阮籍曾恶谑过的,是一条破烂肮脏散发恶臭的棉裤裆,只有虱子才能从中找到安逸的感觉。而此时的文人们还真从中找到了安适 ———不, “安”没有,“适”则是真的。末日狂欢本来就是过把瘾就死,所以只要一时适性快意,“安”早就不要了。陆机、潘岳、石崇 ……他们都对自身处境不 “安”过,但仍离不开这个 “适”。这是他们的无奈,也是他们人格堕落的证明。说他们无奈,是因为他们不得不生活在其中;说他们堕落,则是因为他们涉足政坛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觉其臭,并且说服自己的良心,不断对自己的良心重复:这就是生活!然后还能从中发现美。

晋以杀戮而得天下,其诞生之初,便无道德上的自足感;其既生之后,更无道德上的理想。当然,也不能说这时代文学的颜面扫地以尽。因为我们还是发现了落魄者左思与觉醒者刘琨。事实上,时代的文学尊严,往往在时代的弃子那里得到保持,这是一个令人感伤的话题。

左思(约250 —约305)字太冲,临淄(今山东临淄)人,出身寒微,相貌丑陋而又口吃,生卒年不可确考。但他文章写得好,相传他用十年时间写成的《三都赋》,曾弄得 “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晋书 ·左思传》)。但即便如此,由于出身庶族,在那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的士族制度下,要在官场上出人头地,是不大可能的。但偏他自恃才高德美,对此颇不服气,并为之上下钻营:先是因其妹左棻以才入宫,他也举家迁京师,曾官秘书郎;后是投靠贾谧,得预 “二十四友 ”之列。从皇帝到权臣,可以说,他都用了功夫。但人力虽勤,天命难违,他的升迁之志一再受挫。雄心难酬,他的内心郁积了不少怨气,并由这怨气转变为傲气、骨气,自卑也一变而为自尊,从而使得他成为那个时代少有的有着强烈的自我肯定的人物,成为那个时代唯一一个张扬个体并胆敢以个体的傲慢蔑视社会、蔑视强大体制的人物。有了这样傲慢的个体精神气质,文学所特别需要的高贵也就庶几具备了。

可见,左思并不是一个道德自律洁身自好的人物,他是很热衷于功名富贵的,是很眼红于他人的春风得意的,但他由于出身庶族,很难挤上时代的餐桌分一杯羹,于是他变得愤愤不平愤世嫉俗。而他的诗,恰因 “愤愤不平 ”而呈现所谓 “左思风力”,为后人特加褒奖,谓之继承 “建安风骨”;又因其 “愤世嫉俗 ”而被我们标榜为批判现实。当然,他诗中对门阀制度的痛恨,出自一个受其侮辱和伤害的个体之口,我们可以看成是个体对自身权利和尊严的维护,对强大而冷酷体制的反抗 ———有了这样的内涵,文学的骨头也就有了。

有了文学的高贵,有了文字的骨头,在各方面都并不杰出的左思出人意料地获得了文学史上的地位。

非常有意思的是,《晋书 ·左思传》几乎用光了所有的文字来记叙与夸奖他的《三都赋》,却只字不提他的《咏史诗》及其他诗歌作品。我们要知道,《三都赋》是他向社会、向体制输诚的作品,无论在价值观上还是在文学的审美观上,这篇在当时为上流社会广泛认可与赞誉的作品,都是在向士族的世界观献媚。而他的《咏史诗》则正相反:这是他在遭受士族社会的折辱之后,向其发泄不满、不屑,并从人格上与之划清界限的宣言。

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早作 “咏史 ”诗的,要数史学家班固,但他那被钟嵘评为 “质木无文”(《诗品》序)的《咏史》诗,实际上不过是用韵文写成了 “史”罢了,何尝有什么 “咏”———也就是说,班固的《咏史诗》,只是历史原物,而没有经过心灵的 “过滤”,哪里能算得是诗。班固究竟不是一个诗人。直书史实,毫无感慨咏叹,是史家本色,而非诗人风格。以后又有王粲、阮瑀《咏史诗》,曹植的《三良诗》,但都不能别开生面,创为一体。

而左思的《咏史》,就既有 “史”,又有 “咏”,“史”只是 “咏”的材料罢了。到此, “史”就成了 “诗”了。从此,“咏史 ”之作才有自己的面目与主脑,而成为诗史上一大题材,也成为诗人借古讽今,抒情言志的一大手段。我们先看他的第一首:

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虽非甲胄士,畴昔览《穰苴》。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

这一篇哪能叫做 “咏史诗”?是彻头彻尾的 “叙志诗”,从头至尾都是在说自己,都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在自叙、自诩与自许,呈才、叙志、夸德乃一篇大要:前八句写自己文才武略俱备,接六句则写自己报国之志,实际上也就是个人的自我实现之志,最后两句则又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 “功成身退 ”的道德模范。这样的诗,实在是不能叫做 “咏史 ”的。里面虽然也提到几位古人,不过是引之为喻罢了。可见左思虽然大书其题曰 “咏史”,但他眼里哪里有 “史”?他只有一肚皮的牢骚,一肚皮的炫耀,一肚皮的不服气,一肚皮的不合时宜。有了这开篇第一首的自诩,下面的自傲与不服便有了根据:这样德才兼备的人物却 “困之于势 ”而不能成就功名,这世道还像话吗?先赞自己,再骂社会,高扬自我,蔑视社会,这就是他的《咏史》八首的基本主题与价值所在。现在我们来看其二: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诗明显地分为三层,每四句一层,第一层写自然现象,是赋中兼比,且对比鲜明,最后一层写历史现象,也是对比鲜明,但无论自然现象、历史现象都不是作者真正要写的,他真正要写的是中间一层:社会现象,世胄与英俊的对比,势与才的对比,这才是他的牢骚所在。“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二句承上启下,且笼罩全篇。作者的愤郁不平之气,力透纸背。公正地说,虽然左思此作,只不过是抒一己之愤慨,但因他所指斥的现象代代皆有,从而能引起后人广泛共鸣。而他的诗亦因其对不公正历史和荒谬现实的揭露和批判,而成为当代最强音。

最能表现出他的傲慢与自尊的可能是其五:

皓天舒白日,灵景照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歘来游?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

前面六句写王侯豪宅,似有夸耀之意。但却是俯瞰的态势而自居高远。他曾经从皇帝到权臣都有所巴结,现在他决绝而去了。七、八两句似乎有 “觉今是而昨非”(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之意。九、十两句物质的贫寒与道德的高超相对照,显示出一种 “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其六)的自我肯定。最后两句更有 “不可一世 ”之慨。当社会对一些群体作整体性的道德与智慧上的否定时,最好的反抗不就是他们的自我肯定吗?

左思《咏史》之超越前人处,主要在于以己为主,而以史为辅;以今为主,而以史为证。前者摆脱了班固的叙事格局而入于抒情,是史向诗的过渡;后者则借古讽今,使咏史成为讽谕的手段,从而入于诗学正统 ———自《诗经》以来,“美刺 ”已成诗之主要功能。我前文提到左思时用了两个词:愤愤不平,愤世嫉俗,前者即指其抒情性,后者即指其讽刺特征。

西晋文士中另一位在最后终于获得我们尊敬的,是刘琨。他本也是那帮浮华子弟中活跃的一员,他既参加过石崇的 “金谷雅集”,又是著名的 ———臭名昭彰的———贾谧 “二十四友 ”之一。用他自己的话说:“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怪厚薄何由而生,哀乐何由而至。”(《答卢谌书》)刘琨之可敬,在于他后来由象牙塔回到了生活中,并且他在那样长期的花天酒地灯红酒绿中竟还没有丧失对现实生活,尤其是生活中苦难的感受力,还没有丧失对家国的责任心。他曾醉生梦死,荒唐万状,但一旦家国有难,马上就能唤醒他的良心与责任心。殷红的时代之血从杯酒中濡散开来,他的醉眼被刺痛了,他幡然醒来。永嘉元年(307年),他出任并州刺史,此时,那些曾与他一起痛快饮酒风流快活的人物大都已饮刃而入鬼簿:石崇、潘岳、陆机、陆云 ……左思也失意落魄而去了冀州,即使还没有死,也是一病不起,苟延残喘。而他在赴并州途中,看到什么呢?是他们以前从未瞩目留意过的下层百姓:

流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妻卖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厄,白骨横野……(《上怀帝请粮表》)原来丽天白日之下,竟有此等受蹂躏的生灵!他开始向朝廷为这些生灵请求粮食与布帛,对他们进行安抚与慰劳,好像只有他才想起,朝廷还有这样的道德义务。这时,他才感到,人生一世,原不仅为一己之风流快活也。而一己之风流快活,又是何等易碎也。

当然,由于他 “素豪奢,嗜声色”,又加上常年放浪生活形成的不良习惯,“虽暂自矫励,而辄复纵逸”(《晋书》本传),信任并放纵通音律的徐润,并杀了性情忠直的令狐盛,迫使令狐盛之子令狐泥投奔刘聪,刘聪遣子刘粲及令狐泥攻拔晋阳,刘琨父母遇害;后又困于石勒,穷蹙难安;与段匹约为兄弟,共保晋室,又为段所猜疑而下狱。此时,他终于走到人生的绝境了 ———国破家亡,亲友凋残。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答卢谌书》)此时他的经历与心境,就类似于建安诸子了 ———我们岂不是也可以说,由曹操收拾安定的北方山河,又为司马氏家族拖入战乱,从而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生灵涂炭,绝似汉末的董卓之乱,军阀混战,从而使得西晋末年的文人面临着汉末的知识分子(如建安七子)极其相似的话语情境 ———不过,建安诸子是满怀希望,而刘琨则只有孤独与绝望。建安诸子在苦难里显风流,而晋世文人则是由 “风流 ”而入苦难。两个 “风流”,本不是一回事。好在,这“苦难 ”对刘琨 “玉汝于成”,使他成为一个志士,一个烈士。他的诗,也慷慨悲凉,绝似建安诗歌,我们看看他的《扶风歌》:

朝发广莫门,暮宿丹水山。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系马长松下,发鞍高岳头。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揽辔命徒侣,吟啸绝岩中。君子道微矣,夫子固有穷。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弃置勿重陈,重陈令心伤。

所不同者,面临天下鱼烂河决的局面,曹操有的是周公东征式的悲慨与壮美情怀,有的是幽燕老将般的气韵沉雄,而刘琨则只有英雄末路的穷途悲吟,是失败者的绝唱,是委屈者的怨曲。这样的诗,与曹操的《苦寒行》,风格、境界都十分相似。我们比较一下: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

应该说,是刘琨,而不是左思,才是建安精神的真正传人。我们再看看他《重赠卢谌》一诗中的最后一节,它仍然那么像建安诗歌,直让我们有 “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的感伤 ———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

这不就是建安么?可惜的是,建安诗人是感慨之后多作为,而刘琨则是梦醒以后无路走:

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辀。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秋风吹落了果实,秋霜打杀了鲜花。华盖倾覆,无路可走;沉舟侧畔,无复来者。将军一去,大树飘零。

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叫横槊建安中。(元好问《论诗绝句》)建安是一个英雄云集的时代,生在那时,当不孤独。西晋末年则是一个庸人攒聚的时代,末路英雄刘琨,只有 “抱膝独摧藏 ”———他那些曾经的朋友,早已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