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跨国公司的影响越来越大，跨国公司工作人员的身份越来越不确定，身份认同本身也经历了某种”裂变“：从一种固定的身份，裂变为多种不同的身份和文化认同。荷兰学者瑞恩·赛格斯认为，文化身份同时具有固有的”特征“和理论上的”建构“之双重含义，也就是说：
通常人们把文化身份看作是某一特定的文化特有的，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文化身份具有一种结构主义的特征，因为在那里某一特定的文化被看作一系列彼此相互关联的特征，但同时也或多或少独立于造就那种文化的人民。将”身份“的概念当做一系列独特的或有着结构特征的一种变通的看法实际上是将身份的观念当做一种“建构“（construction）。
显然，不管将其视为固有特征或建构，都说明文化身份问题在当今时代变得越来越无法回避，它存在于我们周围，渗入了我们的生活中，出没在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因而也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中。
研究文化身份问题，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课题。和比较文学的一般研究方法一样，从事文化身份研究也可以通过这两种方法来实现：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前者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更为显得重要。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星球变得越来越小，一个在某个国家生活了几十年的人，完全可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资本运作和政治风云的变幻，而成为一个”全球化了的“（globalized）人，或新的世界公民。他也许在某个没有固定中心和总部的跨国公司任职，而这个跨国公司则既剥削外国人同时也剥削本国人。他的本国民族和文化身份逐渐变得模糊，因而他无法代表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但是他所出生在其中的民族的文化印记，却难以从他身上抹去。他一方面为了生存和进入所在国的民族文化主参见瑞恩·赛格斯：《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化身份建构》，王宁译，载《跨文化对话》，第2辑（1999），上海文化出版社，第91页。
流，而不得不与那一民族的文化相认同。因此作为必须的代价，他不得不暂时失去他固有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例如许多持有绿卡在国外公司任职的中国人，就面临着这样一种”身份焦虑“。久而久之，这种难以抹去的”中国情结“，会使他陷入长久的思乡之境。但另一方面，隐藏在他的意识或无意识深处的民族文化记忆，却又无时无刻不在与他新的民族文化身份发生冲突，进而达到某种程度的新的交融。这样，我们完全可以在他身上印证出霍米·巴巴所阐述的文化的”混杂性“特征。例如目前在北美兴起的亚裔文学研究和华文文学研究，就是不同层面上的两个例子，他们分别属于流散文学研究的范畴：前者的文化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另一种语言（英语）的媒介来表达的，而后者则在相当的程度上保留了原来民族文化的表达媒介，因此它又不得不溶入一些北美文化的习惯因素。这无疑是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所必须正视的课题，这种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非但没有削弱比较文学固有的功能，反而取得了具有文化意义的研究成果。在这里，文学文本只是文化研究者的不可或缺的材料，但由于研究者从文学文本出发，经过一番跨文化阐释之后又回到了对文本的建构，因而最终取得的研究成果，也是有益于文学教学和研究的。
如果说，影响研究必定要有一定的旅行路线，那么平行研究就依然还是共时的。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文化的旅行和传播可以通过信息高速公路、网络等媒介来实现。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人，即使有着鲜明的民族身份，也很难说他的文化身份就一定和他的民族身份一样明显，特别是中国从事西学研究的学者，恐怕更是两种文化交织一体的代表：我们自幼生长在中国，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但在我们的学术成长期，我们却更多地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或在某个西方国家住过几年，或多次在不同的西方国家接受过教育或从事过学术研究，以至于我们的英文系教师所掌握的西方的知识常常多于中国的知识。因此我们研习西学，显然是以一个中国人的中国视角出发，来看待西方学术，这样我们的意识形态观念和学科意识，便不得不打上”西方主义“或”西方学“（Occidentalism）的印记。因而我们的文化身份也就是双重的：我们不得不尽可能地暂时认同一些西方文化的观念，当然主要是语言表达上的习惯，以便更为有效地进行国际交流。另一方面，为了体现出中国人眼中的西方文化特征，我们又不得不在我们的研究成果中打上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印记，以标示出我们与西方学者的不同之处，而这恰恰又是我们与西方学者对等交流和对话时的”必须“。
有人说，要想达到真正的超越，必须克服我们头脑里固有的西方主义的观念，真正进入西方人的视角来研究西方文学。但那样一来，我们的中国文化身份势必全然失去，结果就会像不少海外中国学者的后代一样，竟然连中国话也不会说了。这似乎是一个难以克服的两难，事实上也是我们比较文化研究学者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主张，中国学者从事西学研究，必须具有一颗中国人的灵魂，倡导从中国学者的独特视角，来考察研究外国的文化和文学，这样就能得出与众不同的结论。这一点在今天，对我们从事跨文化研究的学术，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下，通过阅读文学文本来研究文化身份，往往涉及另一些有价值的课题，诸如流散文学研究、后殖民文学研究、女性文学的性别身份研究等。这些只有从跨文化和跨学科的视野出发才能进行。尤其是在后殖民文学研究领域，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从当代后殖民理论的视角，重新阅读一些历史上的以殖民地描写为题材的老作品，例如英国文学中的鲁德亚德·吉卜林、约瑟夫·康拉德、E·M·福斯特等，以及美国文学中的赛珍珠和汤亭亭等，从而发掘出这些作品及其作者的双重文化身份。另一方面，直接考察当代的一些后殖民地，例如不少非洲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的文学文本，在这些文本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其中的宗主国文学的影响痕迹，同时也可窥见殖民地人民对宗主国的民族文化的抵制特征，因而这种文化的”混杂性“便清楚地显示了出来。
从当代学术的跨学科性、跨文化性和前沿性着眼，从文学文本中的文化身份问题入手，我们也可介入关于全球化与本土化之论争和对话的讨论。毫无疑问，文化全球化的对立面是文化本土化，不少欧洲学者之所以倡导文化身份研究，实际上也是从欧洲的本土化的立场出发，针对文化全球化进程的一种制约。欧洲文学有着光辉灿烂的遗产和悠久的传统，欧洲学者不希望看到自己的文学经典被淹没在文化研究的汪洋大海之中，但面对文化研究大潮的冲击，他们又不得不思考出相应的对策。同样，在一些亚洲国家和华人居住区，试图以新儒家思想来统一21世纪世界文化的尝试，也在不断出现。这当然也成了文化全球化的另一对立物。就跨中西方文化的文学研究而言，无疑研究文化身份既可以扩大文学研究的领地，同时也可以充当文学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对话桥梁。
全球化中的影视研究
在今天看来，中国当代的文化研究正面临着来自两个极致的全球化的挑战：经济全球化的日益进逼，以及相伴出现的文化上的全球化现象。在电影和电视领域，全球化的进程体现在美国好莱坞大片的长驱直入和国产影片的节节溃败。人们所密切关注的一个问题在于，如何抵制美国大片的“文化入侵“？我们曾经有过自己蜜月的电视业，如今则面临着入世之后西方媒体的冲击。经济全球化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文化上的全球趋同化现象，它使得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其他国家，它模糊了原有的民族文化的身份和特征，使其受到严峻的挑战。影视文化当然不在例外。今天跨国资本所涉及的范围早已超越了经济和金融领域，进入了中国的文化界，其中包括文学界和电影电视界。一些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的中国影片，就直接得益于跨国资本的支持和干预。而相比之下，那些既不属于主旋律的重大题材范围，又缺乏跨国资本资助的电影人，只好走一味取悦市场和观众的”第三条道路“，但这条道路实际上也是十分艰难的，而且面临的竞争将愈演愈烈。这就是全球化可能给我们带来的直接后果。
今天世界影视业的一个直接威胁是美国文化的入侵问题。就全球化的本来含义来说，它隐含着一种帝国主义的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在经济上，美国一直处于强势。在影视传媒领域，它的强大和无所不及性更是表现得明显。跨国资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信息业和影视业，甚至在当地找到联手操作的合作伙伴，这样一来，为跨国公司服务的人不仅参与了对别国的剥削，同时也直接参与了摧毁本国的民族电影和电视事业的阴谋。因此，在欧洲，面对美国文化的入侵，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和北欧诸国，不得不制定一些相关的措施，限制包括美国电影电视和麦当劳餐馆在内的美国文化无限扩展。而在一些文化欠发达国家，美国影视则如入无人之境，侵蚀着当地的文化娱乐生活，使人足不出户，就可沉浸在好莱坞大片的声像之中。因而难怪有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文化上全球化的进程步步紧逼，强势文化可以借助于经济上的强力向弱势文化施加影响，使之趋同于强势文化。这个前景使人不寒而栗：假如有那么一天，整个世界的多种文化都成了一种模式，在银幕和荧屏上，假如出现的都是好莱坞的制作模式或麦当劳和可口可乐广告，那该多么可怕！但我们相信，历史将证明这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一种幻想。虽然，今天全球化可能导致的文化趋同化之危险，还是迫在眉睫、亟须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