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无可能性具体检查，中华书局编辑会删去什么，我们通知的事实，所以再记叙录最重要的部分。抄本第一本书包内袝页上有墨水写的П.Курляндцевъ（库尔良策夫）名字。墨水已变色，黑色变作棕黄色，但是每一个介绍抄本的人能承认，写的至今可以很确证的看。俄国19世纪前半的墨水今天常常地变作棕黄色，研究当时档案的人大家知道这事。但是读当时文书并不难，除俄文名字外，有两次写的“洪”字，像是学生不精巧的写法，俄、中两文记载用一样的墨水。如果“洪”字不是库尔良策夫“中国名字”，我们就不见俄文与中文记载的联系。柳存仁先生（而欧阳先生引他的话）写：“洪”字系库氏华名，恐实不然。但是欧洲汉学家来中国常常创造所谓“华名”，有时很少与他们的原名相似，如Колоколов“国真生”，Спешнев“司格林”等等。反正，在书包的记载是原来的，我们据俄罗斯传教会文书知道，库氏1830年为驻北京传教会的学生（学习中文），并且传教会学生们大多被俄国外交部亚洲分部选举而派到中国读中国书（毕业后他们大部分在亚洲分部做翻译官），他们在中国得到的书，大部分被亚洲分部代表的军官付费。所以学生回国时要把这些书交给亚洲分部图书馆。库氏（洪氏）最初很殷勤地开始研究中文，1832年得重病而回国。此后未能发现他的名字，大概他去世了，而有他名字的书（《石头记》抄本）留在亚洲分部书藏。依上述，可以明白，1832年后此抄本未能买到。很难想象，库氏去世后有人将他的名字写在书上。欧阳先生问：为什么庞英先生于他的文章上未提出库氏在书上记名事实。庞英先生是我的老朋友，是我请求他开始研究圣本，他看过书上的库氏名字，也问过我，为什么关于这位卓越的人我们认识太少。庞氏的目的是另外的，他开始编著抄本的校注。李福清先生在档案中发现了有关库氏的文书，但是只到1832年。
后来的抄本道路很简单。1864年废了亚洲分部，所藏的书都交给亚洲博馆（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而至今此抄本留在分所的图书馆。至20世纪初十年代博物馆没有保护中文文献的人，《石头记》抄本无疑19世纪后半（大概1864年）进入博物馆书藏。抄本第一本书包封面有一张标签，上写：“第一一柜，第一架，第一号”等字，可以证明抄本19世纪入藏。柜架号码20世纪改换，作拉丁文字加数目的号码，所以欧阳先生主张此抄本1937年在东方研究所人藏，没有真正的历史的基础。
在第一本封面还有别的记载，1930年在亚洲博馆第一个汉学家开始工作，这是刚刚大学毕业的V.M.Alexeev（将来院士）。封面上有他手用铅笔写的几个数目字。大概他要给抄本新的号码。比较后Alexeev的弟子K.K.Flug继续老师的工作，并且1937年此抄本得到了今有的号码B.107。我们准备发表此抄本，没作书包上所有的记载照片，这是我们的错误，但是欧阳先生不能不知道李福清、孟列夫、庞英（都研究过这抄本的人）还在继续工作，如果发生怀疑，他应该先写信，请我们了解他的疑惑。
三
上说以后很多问题变做不重要，如瓦西利夫院士在他的著作《中国文学史纲要》上称赞《红楼梦》，科万科翻译《红楼梦》第一回等，是否用《石头记》抄本──这都为了了解抄本从北京到东方研究所道路的问题，全无意义。但是还有应该说明的点，第一是：为什么抄本几个地方有与中文文法不配合的标点，我在我的抄本叙录提出过这个问题，也建议这个事实的说明。如果算两点之间文字的数是，就每次有二十字，这种不合适语法的标点只在不精巧手写的抄本的部分，这些部分上一行中的文字数量不一样，但是大部分抄本是精巧写法抄下来的，这些部分一行均有二十字。很明显，不精巧写的部分是最初的稿本，为了重复抄写准备的，标点指着每行始末，而与语法和句子意思没有关系。
我札记的结论如下，欧阳健先生写他书第六节的时候没研究过有关他要研究题目的资料，也没注意红学研究所编的脂砚斋石头记校注，因为这个缘故他的批评任意过度，他的主张没有事实上的基础。这样的研究连宽容的批评也坚持不住，科学上这样的研究不可以作。
几点补充
依据当时听讲的笔记，拟补充几点：
一、孟、李合作的研究文章约一百页，中文译出约需六万余字，故影印“列藏本”《石头记》的序言中的翻译删去了大部分。
二、孟、李认为“作者”为用扬州方言的人，译文此点被删。
三、书中有一些奇异的标点，是中国人所为，可能与指示抄写有关，也可能与出版有关。
四、抄本第一本内附页的俄文人名，因非《石头记》本文，故未印出。
五、李福清曾查库氏回俄国的有关资料，但未成功。
六、抄本上“第一一柜，第一架、第一号”的标签是19世纪时的用法，20世纪则纪录方式已改变。
七、K.K.Flug在1942年德苏战争中阵亡。
八、科万科翻译《红楼梦》第一回时在1943年。
后来又承陈庆浩先生告知：孟列夫先生文中所述他去过圣彼得堡一事，应是误记，因他并未去过圣彼得堡。
笔者1994年12月拜访孟列夫先生时，他曾经回答三个问题：
一、以毛笔在书中书写，必非俄国人，因那时俄国人用“雁翎笔”沾墨水写字。（这一点，李福清也如此说。）
二、所谓“宫廷印刷馆”，是书贾欺人之言，目的在提高售价，不可信。像“程甲本”那样粗糙的本子，绝非“宫廷印刷馆”所印。
三、“圣彼得堡”是《石头记》抄本入藏时期的名称，更是文明辉煌时期的名称。非“列宁格勒”时期可比，而且“列宁格勒”一名已不存在了。所以“列藏本”应该改名为“圣藏本”或“圣本”。
一点建议
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所藏的《石头记》抄本，于1986年4月由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发售，分六册，题为“苏联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当时一般简称为“列藏本”，但也有称为“在苏本”的。1991年俄罗斯政府将“列宁格勒”恢复1918年以前的旧名“圣彼得堡”。这抄本的两位最早发现者之一，1994年底即向笔者表示“列宁格勒藏本”应该改名为“圣彼得堡藏本”，可简称为“圣藏本”或“圣本”。1995年3月12日公开演讲即据其手稿称之为“圣本”。上附及其演讲内容，均可以为证。
目前，此本有“列藏本”“彼本”“俄本”等不同名称。浅见以为若维持“列藏本”亦无何不可，但若有所改变，谨提一建议：希望红学界能尊重孟列夫先生这位最早发现此抄本者的意见，今后一致使用“圣本”这一名称。
附：李福清先生补遗
1962年我从莫斯科来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分院，到二楼抄本部。那时孟列夫及其领导的一批人在三楼整理敦煌文献。我问有没有敦煌文献之外的中国抄本目录，回答：没有，只有注册谱，我拿注册谱一看有《石头记》八十回抄本，请守抄本的女士（满文学家，也会中文）借给我看，她说是从《红楼梦》抄下来的不值得看，我说那为什么八十回。还是要看，一看有许多注，马上去隔壁的图书馆借脂砚斋注（俞平伯编），比较一下，发现有不少新注。我也请我老师（一年级教我书法）孟列夫来看，我们还请俄罗斯汉学史最大权威P.E.Skachkov老先生看Kurliancev签字。我们从来未听过这个名字，他马上给我们说是什么人，什么时候去中国。据孟列夫后来给我说，所长批评他，为什么从莫斯科来的李福清发现了这宝贵的抄本，为什么他没有注意。回莫斯科我给我老师陈毓罴先生写信，他正在研究《红楼梦》，他回答：那时中国只发现《石头记》五种抄本，他以为是很重要的发现。那时我与孟列夫联系，请我们合作写文章介绍这个抄本。
1981年我来北京在对外友协演讲，那时陈毓罴问我，有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抄本，我回答，不是我的，属于国家机关，我想最好合作出版。因为那时中国与苏联还没有恢复文化关系（我是“文革”之后中国同意接待的第一个苏联人），所以过几年才批准了。冯其庸他们三个来莫斯科，我陪他们去列宁格勒看《石头记》抄本，周汝昌先仔细看，说不成问题，要出版，冯先生也仔细看，都同意是早期的宝贵旧抄本。
1990年代我在新竹“清华大学”中文系教书，偶然收到了刘广定教授的信，他写欧阳健教授怀疑这个抄本是19世纪上半叶的。后来日本大塚秀高教授也来信问我对欧阳健的意见怎么解释。我看了欧阳先生的意见，就想“秀才不出门，知道天下事”。但抄本不在天下（中国），他也不明白外国情况。俄罗斯图书馆从前有许多未整理的中文书籍。前年国家图书馆（前列宁图书馆）请我整理中文的旧抄本，有的从19世纪不在目录。现在抄本部门搬家，还要继续我的工作，是否又可以发现什么孤本。（我调查了十多国家的汉籍收藏，发现了不少孤本，都以前没有人注意，也有在目录没著录的。也要明白那时俄罗斯人用的墨水是用灰做的，与中国人用的墨不同，所以一般退色。可以看，但那时还没有扫描机，所以没有谈把封面也要照相。这当然可惜。已经过了许多年没有人支持欧阳教授的看法，好像没有人怀疑列（圣）藏本是20世纪写的。
我常常想起我老师与好友孟列夫先生，去年去圣彼德堡住他家，在他的书斋过夜，看书架的书，桌子上的他笔记都在，但人不在。他去世之后出版了较全的他翻译的诗选，他许多年建议要再版他老师V.M.Alexeev院士巨著《司空图诗品研究》（1916），孟列夫也写了长后记。可惜今年才问世。可惜我们俄罗斯现在也没有像他那么博学的汉学家。现在刘广定教授要发表《追记孟列夫》一篇，非常好，汉学界不会忘记孟列夫。
又：孟列夫先生都说得对，只说库氏买这个抄本军官付费，那没有什么根据。那时（1830年）陪俄罗斯东正教团的军官快回国了，也不会买书付费。我们也不知库氏怎么得到这个抄本。但可以明白为什么他对抄本有兴趣。他在大学学阿拉伯与土耳其话，那时阿拉伯作品都是抄本，他去北京也申请大学图书馆借给他几个阿拉伯抄本。所以他可以明白抄本价值。（其他宗教团人都买《红楼梦》刻本。他们用《红楼梦》学白话，所以俄罗斯藏许多《红楼梦》刻本）。
重刊补记
本文写成于2008年8月，《红楼梦学刊》2009年第5辑（146—157页）刊载时编者曾调整了一些内容和文字。今按原作重刊，未加更改。
再者，李福清先生不幸已于2012年10月病逝莫斯科，享年八十（1932—2012）。他曾多次到台湾访问与在“清华大学”，静宜大学，淡江大学执教。谨列其在台湾出版的学术书籍，纪念这位国际知名的汉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