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心与物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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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 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 (2)

胡适之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称他的文章为用平淡的谈话,包藏深刻的意味。作品的成功,彻底破除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朱光潜朱光潜现代美学家、文艺批评家。

论《雨天的书》,说到这本书的特质,第一是清,第二是冷,第三是简洁。两个批评者的文章,都以叙事说理明白见长,却一致推重周作人的散文为具有朴素的美。这种朴素的美,很影响到十年来过去与当前未来中国文学使用文字的趋向。它的影响也许是部分的,然而将永远是健康而合乎人性的。他的文章虽平淡朴素,他的思想并不委靡,在《国民文学》一文中,便表现得极彻底。而且国民文学的提倡,是由他起始的。苏雪林在她的《论周作人》一文中,把他称为一个“思想家”,很有道理。如论及中国问题时:

希腊人有一种特性,也是从先代遗传下来的,是热烈的求生欲望。他不是苟延残喘的活命,乃是希求美的健全的充实的生活……中国人实在太缺少求生的意志,由缺少而几乎至于全无。——中国人近来常以平和忍耐自豪,这其实并不是好现象。我并非以平和为不好,只因为中国的平和耐苦不是积极的德行,乃是消极的衰耗的症候,所以说不好。譬如一个强有力的人他有压迫或报复的力量而隐忍不动,这才是真的平和。中国人的所谓爱平和,实在只是没气力罢了,正如病人一样。这样没气力下去,当然不能“久于人世”。这个原因大约很长远了,现在且不管他,但救济是很要紧的。这有什么法子呢?我也说不出来,但我相信一点兴奋剂是不可少的:进化论的伦理学上的人生观,互助而争有的生活,尼采与托尔斯泰,社会主义与善种学,都是必要。

(周作人的《新希腊与中国》)

然而这种激进思想,似囚年龄堆积,体力衰弱,很自然转而成为消沉,易与隐逸相近,所以曹聚仁曹聚仁现代作家,曾主编《涛声》。

对于周作人的意见,是“由孔融孔融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

到陶潜”。意即从愤激到隐逸,从多言到沉默,从有为到无为。精神方面的衰老,对世事不免具浮沉自如感。因之嗜好是非,便常有与一般情绪反应不一致处。二十六年北平沦陷后,尚留故都,即说明年龄在一个思想家所生的影响,如何可怕。

周作人的小品文,鲁迅的杂感文,在二十年来中国新文学活动中,正说明两种倾向:前者代表田园诗人的抒情,后者代表艰苦斗士的作战。同样是看明白了“人生”,同源而异流:一取退隐态度,只在消极态度上追究人生,大有自得其乐意味;一取迎战态度,冷嘲热讽,短兵相接,在积极态度上正视人生,也俨然自得其乐。对社会取退隐态度,所以在民十六以后,周作人的作品,便走上草木虫鱼路上去,晚明小品文提倡上去。对社会取迎战态度,所以鲁迅的作品,便充满与人与社会敌对现象,大部分是骂世文章。然而从鲁迅取名《野草》的小品文集看看,便可证明这个作者另一面的长处,即纯抒情作风的长处,也正浸透了一种素朴的田园风味。如写“秋夜”: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睒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人们叫他们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蝴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她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的,仍然瑟缩着。

枣树,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先前,还有一两个孩子来打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连叶子也落尽了。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他简直落尽叶子,单剩干子,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几枝还低亚着,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睒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

鬼睒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而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致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映着许多蛊惑的眼睛。

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

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哧哧的,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围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后窗的玻璃上叮叮地响,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不多久,几个进来了,许多从窗纸的破孔进来的。他们一进来,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叮叮地响。一个人上面撞进去了,他于是遇到火,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那罩是昨晚新换的罩,雪白的纸,折出波浪纹的叠痕,一角还画出一枝猩红色的栀子。

猩红的栀子开花时,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青葱地弯成弧形了……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头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遍身的颜色苍翠得可爱,可怜。

我打一个呵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这种情调与他当时译佃《桃色的云》、《小约翰》大有关系。与他的恋爱或亦不无关系。这种抒情倾向,并不仅仅在小品文中可以发现,即他的小说大部分也都有这个倾向。如《社戏》、《故乡》、《示众》、《鸭的喜剧》、《兔和猫》,无不见出与周作人相差不远的情调,文字从朴素见亲切处尤其相近。然而对社会现象表示意见时,迎战态度的文章,却大不相同了。如纪念因三一八惨案请愿学生刘和珍被杀即可作例: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感慨沉痛,在新文学作品中实自成一格。另外一种长处是冷嘲,骂世,如《二丑艺术》可以作例:

浙东的有一处的戏班中,有一种脚色叫做“二花脸”,译得雅一点,那么,“二丑”就是。他和小丑的不同,是不扮横行无忌的花花公子,也不扮一味仗势的宰相家丁,他所扮演的是保护公子的拳师,或是趋奉公子的清客。总之:身份比小丑高,而性格却比小丑坏。

义仆是老生扮的,先以谏诤,终以殉主;恶仆是小丑扮的,只会作恶,到底灭亡。而二丑的本领却不同,他有点上等人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霉哩!

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因为他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他是知识阶级。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

二丑们编出来的戏本上,当然没有这一种脚色的,他哪里肯;小丑,即花花公子们编出来的戏本,也不会有,因为他们只看见一面,想不到的。这二花脸,乃是小百姓看透了这一种人,提出精华来,制定了的脚色。

世间只要有权门,一定有恶势力,有恶势力,就一定有二花脸,而且有二花脸艺术。我们只要取一种刊物,看他一个星期,就会发现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颂扬战争,忽而译萧伯纳演说,忽而讲婚姻问题;但其间一定有时要慷慨激昂地表示对于国事的不满:这就是用出末一手来了。

这最末的一手,一面也在遮掩他并不是帮闲,然而小百姓是明白的,早已使他的类型在戏台上出现了。

本篇原载1940年9月16日《国文月刊》第1卷第2期。为总题“习作举例”的第二篇,署名沈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