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大学也要创收，据说教授也有找额外收入的。这不好说是业余，也不是副业，算是业外吧。其实这并不新鲜，自古有之。
最早的可能是前汉司马相如。他的职业是“文学侍从之臣”，可以说是皇帝雇用的专业作家。任务是作赋给皇帝看。赋中可以有点“讽谏”，略带批评建议。他为贬入冷宫的陈皇后写了一篇《长门赋》，使她重新得宠。这篇赋不到一千字，得到预付奖金“黄金百斤”。几个字就值一斤金子，大概是古今中外最高稿费了。唐朝韩愈作“谀墓”之文是出名的。给死人写碑文，由活人付款。他的职业是做官，这也是业外收入。现代的大学者章太炎给孙传芳作了一篇碑文，也是“谀墓”。报载碑文不过一千字，据说得了一千或两千银元，合每字一元或两元。金子换成银子，没有打破司马相如的纪录，还差得远。军阀不如皇后。章老先生当时的职业是教书，教“国学”，不是卖文，所以这也是他的业外创收。到抗战后期，物价飞涨，在后方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列位教授也需要工资以外的补充了。闻一多教授本学美术，为人刻图章向来不要钱。这时由同事们发起，替他订了“润例”，要收费了。这篇广告是浦江清教授写的，字好，文好，古色古香，收入《北京大学当代学者墨迹选》（梁惠陵编）。
读书人，文人，古称为士，现代化的称呼是知识分子。“士农工商”，古时列为第一。“农工商学兵”，“工农兵学商”，后来列为第四。有一个时期得雅号曰“臭老九”，近十多年来才从这不雅的“九流”末座中脱身，恢复原名知识分子，亦即五类人中的“学”。五类人排队中，无论“商学”或“学商”，学总是和商相连。这和古代的士和商分居两头不同。可见现代说法早已将学和商连接了。商人流通货物，学人流通知识，模式是一个，无非是贩卖。不过商限于空间，转运货物于不同地域。学兼及时间，不仅中外，而且古今，新旧信息流通全在于学。另一不同点是商从中取利，学从中付利。学者传播信息必定加上自己的在内，不能只“照本宣科”，背诵太老师的讲义，照原本复制一字不差。这也许就是知识商品和其他商品的不同之处吧？诗曰：学士兼商自古无，而今字字算锱铢。文章有价何从定？只恐儿童厌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