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耳目日益不灵，看书报如在雾中，听谈话经常打岔。有人拿来一本“鸳鸯蝴蝶派”作品的选本给我看，使我大吃一惊。什么是“鸳鸯蝴蝶派”？不是早已随着“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一同不知去向了吗？旧帽子怎么翻新了？言情、社会、武侠、侦探，大约一直到张恨水，甚至林语堂，都加入了这一派。如此声势浩大的文学流派而我竟然不知，可见糊涂。
我不知眼前，倒记得过去。该记的记不住，该忘的又忘不掉。回想初入小学时，家中读过的“国文”在学校中忽然变成了“国语”。过几年，看到了《新青年》合订本，厚厚的几册，才知道欧洲大战爆发后，中国发生了新文化。“曳四十二‘生的’之大炮为之前驱”的就是这《新青年》。从文言转入白话的也是这份杂志。从“不谈政治”到大谈政治的也是它。小孩子爱追踪，不料再追下去，它成为共产党的理论刊物，进入地下了。从此以后，我对“孔家店”的种种货色以及《礼拜六》、《紫罗兰》、《红玫瑰》直到旧戏曲全避而远之。但对外来语“德先生、赛先生”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并不明白。长大了，才知道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一年的中国文化大变化的中心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游行反对巴黎和会及北洋政府，即五四运动。这历时几年的巨浪由语言而文学而道德而政治，由小而大，由隐而显，统称为新文化运动。从此我才认识了“文化”这个词，可惜只知道它包罗了这么多，却不知怎么给它作“界说”。
“五四”现满七十岁，又该做寿了。中国人好做寿，尤其是整岁生日更不能放过。必得大收寿礼，大开寿宴，热热闹闹庆祝一番。庆的不是生日那一天，也不是出生时如何红光照室，第一声啼哭如何宏亮。只有九斤老太记得自己生下时的重量去和不肖子孙比。作寿序的也不大讲出生的光辉，而是讲寿星做过和未做过的好事，说过和未说过的好话。不过，阔人才做寿。穷苦受难的，如犹太人约伯倒霉时，就会诅咒自己的生日。照中国说法就是生的八字不好，冲撞了什么星宿。
“五四”好像只是个符号，起先算做新文化运动，包括前后几年。后来又定为青年运动，突出了政治。不知何时把不是那一天请来的外宾德、赛两先生当作扛大旗的，“五四”又成为民主与科学的代号。实际上这两位早就来了。《新青年》不过正式发了一次请帖。德先生来要立宪，要共和。赛先生来要富，要强。修铁路，兴工业，办大学，中国人和外国人各为本身目的忙了几十年，都不怎么灵验。中国又穷又弱还要拼命打架，好像得了病。外来的大夫好治病。药方很多，一个一个试。开刀切除，又泻，又补。越着急，病越好得慢，不断反复。
索性“凤凰涅槃”，一把火烧掉，从头再来。但“涅槃”本来是“寂灭”。火中凤凰是诗人的想象，怎么能当真照办呢？断肢可以再植。全部内脏都换新的只怕办不到。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闹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富了，强了，可是开门一比，还得赶超别人，还得开药方。药方不难找，一查《验方新编》就有。可是脉案难开。药不对症不灵。对症了，人的体质又不同。胖子一泻，好了。瘦子一泻，坏了。七十年以至一百多年以来，《皇朝经世文编》、《富强斋丛书》、《新民丛报》、《民报》、《新青年》都是病急乱投医，下药不辨症，又想服一味药就见效，包医百病，药到病除。可惜仙丹难得，所以时灵时不灵。
做寿也是查历史。专查好的，说恭维话，专查坏的，一棍打死，都有危险。从历史公式推演事实，不如从历史事实归纳公式。先定好歹再找事实，不如先弄清事实再分好歹。人讲历史不免动感情，也有观察角度即立场，但事实还是可以查清的。热情可以由冷静理智约束并指导。历史已成过去。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怎样涂抹，它还是那样，不做声，也不改变。我们是讲历史的国家。曾花大力量去标点“钦定”官书二十四史。可是自从前清遗老编了《清史稿》以后，接着修了什么史？专史只照顾一面。通史大而化之。
自从清朝一个小外交官黄遵宪编了《日本国志》以后，我们有多少不是翻译的外国史？“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要和外国打交道时，抓着什么算什么。但合我意就行，不管前言后语对不对得上。一个外国人和一个中国人到一起，一个口译，一个笔受，这样合作译出来的科学书比日本维新早。日本人翻印并学习了我们译的书，灵了。我们自己反不见效。为什么？问题只怕不在药方而在脉案。讳疾忌医，乱服成药。而且，穷了就照富的学，弱了就照强的学，不一定都灵。轻量级和重量级同比，不上算，还有受伤危险。同样的气功，有人一练，祛病延年；有人一练，走火入魔。中国古人说：人苦不自知。外国古人说：要知道自己。不照镜子看不见自己，可是镜子里的像是左右相反的。
我虽比“五四”还痴长几岁，但七十多年也没有了解自己。现在看不清外界了，往往把旧识当新知又把新知当旧识，这才想到应当知道自己。那种看别人眼色下笔的交代和检讨并不是认识自己的好办法。我是老人。“五四”也不年轻。但国家、民族还不算老，青年、少年更加不老，如果多一点自知之明，至少可以少服错药而健康成长更快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