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笔记有诗云：
“三寸金莲自古无。观音大士赤双趺。
不如裹足从何起？起自人间贱丈夫！”
30年代初期，天津曾出版一本附有图片的书《采菲录》。书名取自《诗经》“采葑采菲，无以下体。”书名中暗隐的“下体”指的是脚。这是一本讲妇女缠足的书。似是文献集，有图，有照片，有诗，有文，实是歌颂小脚的腐朽著作。出版时大登广告，出版后无声无息。这正是在“九一八”和“七七”之间。
80年代中期，天津作家冯骥才发表了小说《三寸金莲》，引起纷纷议论。1987年9月，冯在《文艺报》发表了《我为什么写“三寸金莲”》，洋洋洒洒，说明主旨，并声明他的《怪世奇谈》的第三部将是《阴阳八卦》，配上前两部，《神鞭》（辫子）和《金莲》（小脚），而且还要写下去，不限于三部曲。
辫子（男）、小脚（女）、太监、八股、麻将、鸦片，这些东西是直到前一世纪末年还存在的，当时许多人习以为“常”，不以为“怪”。说奇怪是现在口气。本世纪初期，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这些才遭到知识界的猛烈攻击，变香为臭，变常为怪。八股文、男辫子和太监随清王朝的覆灭而终结。女小脚随妇女读书、做工并从事社会活动以及男子的审美观念变化而迅速消逝。麻将和鸦片却到1949年全国解放才销声匿迹，但麻将还有残余。
太监，罗马帝国有。男子留辫子不是为好看而是政治社会地位的标志。欧洲和印度都有过，不过小得多。欧洲人还曾戴假发，表示尊严。印度男子的小辫子至今也未绝迹。它指示着家庭出身和宗教地位的“高贵”，不论这个人是穷是富是官是民。鸦片是连强迫我们买的英国人自己也“吃”的，有著名文人“自白”的书为证。只有八股、小脚、麻将是中国特产，作为文化现象都值得研究，以了解历史传统。
冯骥才挑出辫子和小脚说是“怪世奇谈”，显然是从“常世常谈”而立论的。在“怪世”，这些“奇谈”都是“常谈”，可说是“见怪不怪”的。在清朝，像前面引的那首骂小脚的诗倒是引起“骇异”的“奇谈”。可是事实上，不但“旗人”不裹脚，南方下水田的妇女也不裹，许多少数民族同样不裹。应当说这是汉族人即所谓“炎黄子孙”的文化特征之一，不能算在全中国各族人民头上；而且主要只在明清两代的几百年，也不能贯串整个历史。
冯骥才的这篇小说，不需要他自己说明，一望而知写的不是古事，正和他用章回体说书一样，是“古为今用”，而又不是影射，用不着费事去“索隐”。他是把辫子和小脚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进行探索本原的工作的。他的小说是论文。引起议论的大概也不是小说而是题材，也就是论文题目。这题目，我赞成有人研究，但自己一听到、见到这四个字就忍不住一阵猛烈的恶心。这也许正是他把论文写成小说所要求的效果。但是他未必想到，这是在小脚灭亡之后由“怪世”入“常世”才有的情形。当时亲眼见惯了的并不会像乍见特高跟鞋、牛仔紧身裤、超短裙、“比基尼”时那样吃惊。身上佩戴什么徽章也无非是个标志，和项上挂十字架以及戴耳环一样，大家都这样，就不成为“奇谈”，也无所谓“怪世”了。这就是说，一个东西一旦被接受为一种文化符号，它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东西了，大家心照不宣，“忘其所以”，要找寻渊源也不那么容易了。
北有天津冯骥才，南有苏州陆文夫，还有许多我孤陋寡闻未曾一一拜读的小说和论文的作者，听说多少都在作“文化寻根”，想发现民族文化心态（冯说这就是从前所谓国民性），也因此有“向内转”、“向外转”种种说法。我见闻狭陋，对于当代我国文学，严肃的，通俗的，仅见一鳞半爪，几乎一无所知，只能道听途说，毫无发言权。但是门外汉提一点问题只怕还可以。提问题总是出于某种看法，所以也难免会带出一点意见。我对于当代中外文学理论的煌煌大著也极少寓目，所以意见也只是感想一类，不便多所征引并运用术语和公式，只算谈话。有些过去已经谈过，下面想稍微整理出三个问题：
一是文化“挖根”问题。二是文化符号问题。三是小说和论文问题，但不拟讨论文体学。
“寻根”一词仿佛是从外国小说《根》来的。那本是追溯美洲黑人来源，一路找寻。若照这种意义，我们的根无需找寻，就在自己住的这片大地上。若说寻的是“心态”，那本来藏在自己心里，何须外求？但是“文化寻根”并不是找寻一个人的根，所以“内省”不行，“外观”不够，明明就在眼前却不能一眼就看出来。我想这不是找寻的问题，而是深挖的问题。我们要把明知在那儿的根挖出来。所以我们的寻根实际是挖根。有的挖风土人情，有的挖隐蔽忌讳，有的挖丑、挖恶、挖暴、挖蠢、挖怪，有的挖这，有的挖那，其实大家心中都是挖的那一块地。挖来挖去，深的不多，远的不少。从目前挖到10年前，从10年前的10年、百年挖到清朝、明朝，甚至重挖周口店的“北京人”。这类小说和历史画卷小说以及心灵幻境小说不一样，和解决当前问题的小说也不是一回事。不过这类小说的作者和读者不一定都承认这是在挖根。
在不到10年里，单就小说而论，文学创作大大踏进了一步。尽管泥沙俱下，却也是波浪滔滔。这虽是作家出国观光以及开放引进的结果，也究竟是本身发展的要求。若本身不动，何来观光与引进？可是转来转去还转不出我们自己身边，还没有转出那10年。我们这里不会有台湾的三毛写撒哈拉大沙漠，也出不了香港的金庸写《天龙八部》。台湾的琼瑶只能使人想起60年以前的《小说世界》，而我们这里只有当时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尽管这两种杂志都是商务印书馆同时出版的，但《小说月报》在改换主编以后就大变了。台湾、香港和海外华人作家及读者可以“寻根”，但不会像我们这样“挖根”。外国小说家另有“挖根”法。
我要问的是：根是什么？在哪里？从哪里挖？往哪里挖？
免不得引一种说法，那便是一个外国词：集体无意识。照我所知，这个“无”并不是“没有”而是确实存在的，也是“有”。说成“非”意识也不行。“潜”、“下”又各有另外意义。这是心理，却不是不可捉摸的精神，是有客观表现和物质依据的。它是态度，能指导行动，却又不等于价值观。若说是习惯势力，这又是说现象，不成为根。从前鲁迅不止一次提到过“示众”和看杀头。这里面有什么价值观吗？有美感吗？有快感吗？“看热闹”、“赶热闹”有什么“感”呢？外国有祭神大典和狂欢节，那是不是“围观”和“示众”呢？不论喊的是什么，打的是谁，总之是要一个“痛快”，“热闹”。这是怎么回事？电视屏幕上一再出现戴枷的犯人，好看吗？说得出道理来吗？挖根是不是要挖在这些下面藏着的东西？
由此引到第二个问题：文化符号，也就是从哪里挖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