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锦堂是怎样参与其中的？嵊县帮又是怎么回事？这还得从头说起。骆文庆和袁崇杼都是这嵊县帮的人，他们50多岁，为匪多年，已经是帮中颇有势力之人，这二人早就策划要绑票上海第一富豪荣德生，于是就命嵊县帮中人朱连生指认出谁是荣德生，且密切观察荣德生的行踪习惯等，因为此人也是蓝衣社特务、又曾在荣氏面粉厂中供职，所以对荣德生较为熟识，但却发现荣德生防范严密，出入皆乘防弹车，身边也有保镖，无从下手。
当时绑票常用的方式是将“肉票”劫持，方法也比较简单，劫持的手段一般是趁“肉票”单身一人时突然将小汽车开到他身边，然后冲出几个人迅速将其塞进汽车就跑；也有机巧的，比如在大街上把车停到受害人身边，绑匪下车走到受害人身后，一把捂住他的眼睛说：“猜猜，我是谁？”受害人当然说不知，然后绑匪捂着他的眼睛边拽边说：“好久不见，走走，车上谈车上谈……”就这样把“肉票”塞进了汽车开走；还有的把车停到受害人身边，绑匪一人打开车门向受害人热情打招呼，受害人就疑惑地转身走近车边看，另一先下车的绑匪这时便站到受害人身后；受害人靠近车门，车内绑匪向受害人腹部一拳，受害人疼得一弯腰，在路边人看来，这正是一个弯腰上车的动作，身后绑匪立即将其往车上搡，车内绑匪顺势将其往车里一拖，就大功告成。但这些对荣德生来说都不可能，他身边有保镖，且其出入都是乘车的，因此这二人不由地有些兴叹，而当与一个叫黄阿宝的惯匪谈起此事的时候，此人却说了一句：“这还不好办？我们逮捕他啊！”骆文庆和袁崇杼一听，顿时大喜，要黄阿宝详细说说。黄阿宝说，他有个侄子，现在供职于军统上海站，此人花天酒地，却又薪水有限，如果拉他入伙，那么一定能成事，然后就可以用军统的一套行头“逮捕”荣德生，那岂不是轻而易举？
骆文庆和袁崇杼当即决定，就这么办。于是，黄锦堂搞来了军统特务专用的柯尔托式手枪、陆军第三方面军的逮捕证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轿车这样一系列行头，结果就出现了1946年4月25日荣德生绑票案。
那么，嵊县帮又是怎么回事？嵊县帮当时在上海、江浙一带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甚至可以用“谈嵊色变”来形容，因为嵊县帮是横行于上海、浙江一带专门干绑架勒索的亡命之徒，而且极其胆大，每每做出大案来，且极其狠毒，曾有人因无法交纳赎金而被当着人票家属的面活活用尖刀将其心脏剜了出来，因而这是一个上海人人惧怕的黑帮。而“嵊县强盗”更是由来已久，与湘西土匪一样，都有数百年的历史。公元859年，嵊州人裘甫发起暴动，率领一帮乌合之众攻破象山、剡县等地，并给自己封了个“天下都知兵马使”的头衔，还建年号为罗平，虽然先后只存在66天，但却由此揭开了唐末农民起义的序幕；北宋末年，又是嵊人裘目新（史称裘道人）与方腊军一起起义，然后挥师新昌，直取上虞。后来方腊被俘，裘道人也阵亡；至清朝末年此地又有一个叫王金发，被称为“东南豪杰”，“嵊县强盗”之称即由此传开。
而到了民国时期，嵊县强盗不再裘甫、裘道人一样揭竿而起，而是变成了一股黑帮，以绑票勒索为主，心狠手辣，十分猖狂。嵊州四面环山，有利于匪徒们啸聚山林，因而这里就成了一个百年匪巢。而上海向来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这里是长江流域的商贸中心，这里有的是机遇，只要你有经商的天份就必然有钱可赚；另外，这里也是盗匪的天堂，这里盗匪丛生，又整治不力，于是，在繁华鲜亮的背后，盗窃、抢劫、诈骗、贩毒等犯罪活动一刻不停地在上海滩发生着——仅绑票一事，上海有据可查的是，从1909年到1928年，公共租界警方就逮捕绑匪1598人，而其中还缺少了1922、1923和1927三个年份的统计！上海黑帮团伙也极其多，多以地域为纽带，有嵊县帮、浦东帮、绍兴帮、苏北帮和湖北帮，还有上海本地的青帮、红帮等。而上海的商贾名流遭绑架者就有许多，如荣氏集团董事长荣德生、中国化学工业社总经理方液仙、中法银行公司总经理魏荣廷、绸业银行董事长卢允之、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璋、棉铁集团光裕公司总经理严裕棠、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钻石大王”范回春、“五金大王”唐宝昌、北洋皖系前师长温宗尧、前清苏常太地区钱粮征稽官尹启忱、广东某前省长之8岁幼子等等，名单可以开列很长。民国时期的嵊县强盗形成于20年代前期，以浙东四明山为中心、活动于嵊县、诸暨、新昌、奉化、余姚、上虞等县，故又称诸嵊匪帮，后来活动范围逐步扩大到杭州附近的绍兴、萧山、富阳、临安等县，然后又蔓延进了上海。当时嵊县帮的活动极为猖獗，干了很多大案，如1937年京杭国道绑票案等。从30年代开始，嵊匪成为祸害浙苏沪各地城乡最严重的大帮匪徒。由于长年干得都是绑架勒索，因而他们是这一个行当中最有经验的，由此已经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组织，每次作案都制订巧妙而周全的计划，许多人分工合作，因此作案屡屡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