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特，小日本虽无大智慧，却颇有心机，”东方评价道，“借明治维新之势，急不可耐地开始实行支解大中华的阴险歹毒的计划了。”
所谓明治维新，说的就是19世纪60年代小日本，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下所进行的，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
这次改革始于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日本政府进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
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进行工业化浪潮，并且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欧洲化，大力发展教育等。
这次改革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逐渐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是日本近代化的开端，是日本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当时的小日本处于最后一个幕府——德川幕府时代，掌握大权的德川幕府实行的苛政，激起了大量农民的起义。
而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开始出现资本主义性质的家庭手工业或手工工场。
作坊内出现了“雇用工人”制，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商人、特别是金融高利贷商人的力量逐渐增强，商人们感觉到旧有制度在制约着他们的发展，开始呼吁改革政治体制。
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大名（地方领主）、武士，与要求进行资产阶级改革的商人们结成政治性联盟，与农民一并成为“倒幕派”的骨干力量。
1853年，美国殖民主义者率领舰队来到日本近海，要求与德川幕府谈判。1854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日美亲善条约》，同意向美国开放下田和箱馆（函馆）两个港口，而不仅局限于长崎，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
这就是黑船事件，接踵而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德川幕府再度成为日本社会斗争的目标。
地方上具有维新思想的藩主们（长州、土佐、萨摩等藩），开始结成军事联盟，以对抗幕府军队的讨伐，并尝试与天皇接触，寻求倒幕行动的“大义”。
1867年，新上任的明治天皇向倒幕派送去了许可倒幕的密诏。
1868年底，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幕府，并命令幕府将军德川庆喜“辞官纳地”，将一切权力重新归于天皇。
倒幕派组成了新的政府，用以对抗江户幕府政权。
德川庆喜为了转移矛盾，假意将政权归还天皇，却拒绝交换兵权与土地。倒幕派不甘于取得这样的成果，当得知德川庆喜从大阪发兵时，新政府以萨摩、长州藩的军队为主力，在京都附近展开激烈战斗，经过三天的战事，新政府取得重大胜利。
新政府派遣东征军攻打德川幕府的最后据点——江户，逼得德川幕府最终献城投降。不过在日本东北地区，以会津藩为首组成“奥羽越列藩同盟”，继续反对新政府。由于当地农民纷纷起义，新政府军进展顺利，1868年11月，东北地区的叛乱被平定。
幕府海军将领榎本武扬率八艘军舰和幕府残兵逃至北海道，虽然在1869年1月建立“虾夷共和国”。但是同年6月，在新政府军的进攻下，榎本武扬投降，小日本内战结束。
1871年，明治政府派出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大型使节团出访欧美，考察资本主义国家制度。
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口号下，政府积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以高征地税等手段进行大规模原始积累，建立了一批以军工、矿山、铁路、航运为重点的国营企业。与此同时，引进缫丝、纺织等近代设备，建立示范工厂，推广先进技术；招聘外国专家，派留学生出国，培养高级科技人才。
由于过重的财政负担曾经引起财政危机，80年代初政府把一批国营企业和矿山廉价出售给与政府勾结因而拥有特权的资本家（即所谓政商），以优厚的保护政策鼓励华族、地主、商人及上层士族投资经营银行、铁路及其他企业。
80年代中期起，以纺织业为中心，开始出现产业革命的高潮。
十九世纪的日本明治维新，萨长土肥四强藩合兵。在伏见·鸟羽战役中战胜幕府军，末代将军德川庆喜被迫奉还大政于明治天皇，从此日本正式迈入资本主义社会。
明治维新剥夺了封建武士阶层的特权，中上级武士因由政府赎买其土地而转化为新的寄生阶级，下级武士却只有破产一途。
1877年，西南士族在西乡隆盛的领导下发生叛乱——西南战争是戊辰战争的余波。
明治维新毁灭了旧的封建秩序，开创了新时代，无论在日本历史还是世界史上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维新主角并非四强藩藩主，而是广大中下级武士和平民。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的一次政治革命，也是日本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它推翻德川幕府，使大政归还天皇，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实行大改革，促进日本的现代化和西方化。
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是一些青年武士，他们以“富国强兵”为口号，企图建立一个能同西方并驾齐驱的国家。明治政府首先采取“奉还版籍”、“废藩置县”的措施，结束了日本长期以来的封建割据局面，为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奠定了基础。
此后，明治政府实施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富国强兵，就是改革军警制度，创办军火工业，实行征兵制，建立新式军队和警察制度，它是立国之本；殖产兴业，就是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方法，大力扶植资本主义的发展；文明开化，就是学习西方文明，发展现代教育，提高国民知识水平，培养现代化人才。
随后，新政府迁都东京（旧江户），建立明治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措施：
第一，在1869年6月，明治政府强制实行“奉还版籍”政策，将日本划为为3府72县，建立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
第二，改革身份制度，废除传统时代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将过去的公卿诸候等贵族改称为“华族”，大名以下的武士改为“士族”；为减轻因“奉还版籍”而连带的财政负担，废除了封建俸禄。
第三，提倡学习西方社会文化及习惯，发展近代教育。
第四，引进西方近代工业；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原有土地政策，许可土地买卖，实施新的地税政策；废除各藩设立的关卡，撤消工商业界的行会制度和垄断组织，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经过明治维新而富强的日本，利用强盛的国力，逐步废除了与西方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在1895、1904年分别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击败昔日帝国清与俄罗斯，成为称雄一时的亚洲强国。
明治维新使日本迅速崛起，通过学习西方，“脱亚入欧”，改革落后的封建制度，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利用日趋强盛的国力，逐步废除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成为亚洲唯一能保持民族独立的国家，而后随着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军事力量也快速强化，更在1895年以及1904年～1905年，分别于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中击败昔日强盛的两个大国—大清帝国（1644～1911）与沙皇俄国（1721～1917），因而跻身于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行列。
维新初期，由于明治政府的政策，使得武士的社会地位大幅下降；而随着俸禄渐次缩减，武士的经济上保障也被削弱，导致士族对明治政府的不满，武力抗争因此接二连三地发生。
维新功臣西乡隆盛以鹿儿岛县为中心，于1877年6月18日年所发动的西南战争，成为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士族反抗战役。
战败之后，残余的士族成员转入地下活动，与板垣退助所主导的“民选议院设立运动”结合，透过“自由民权运动”的开展形成政治上的反对势力。
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公布，成为亚洲第一部成文宪法；1890年，日本国会（帝国议会）正式开始运作。
社会、文化方面的改变，随着留洋知识分子（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新渡户稻造等）吸收并引介西方文化与典章制度进入日本，以及众多现代化事物的引进，“文明开化”的风潮逐渐形成，对于原本传统而保守的日本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不只物质需求与生活习惯上出现西化的转变，在教育系统与社会组织的广泛推行下，思想与观念上也逐渐有了现代化的倾向（例如守时、卫生等概念与西式礼仪）；文艺上的影响也不小。
明治维新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进步，使之摆脱了民族危机，从此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道路，成为亚洲第一强国。
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立宪国家，确立了日本近代天皇制政治体制。采用君主立宪制（二元制）的形式，但实际上依然实行专制主义，藩阀以天皇的名义掌握政权。
促使中国的清王朝改变政治体制，仿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制，并于1908年8月27日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中国开始了“君主立宪”的道路。
随着日本的国力日渐充实，不断进行交涉，要求修改一些不平等条约。从1894年开始修改条约，至1911年终于全部废除。
明治初年，日本即蓄谋向亚洲邻国进行侵略扩张。
1874年出兵侵略中国台湾。
1875年武装入侵朝鲜，次年逼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
1879年并吞琉球，改为冲绳县。
至80年代末期，以侵略中国和朝鲜为主要目标的大陆政策基本形成。
从此不断对外发动侵略战争。
“反观中国，布莱特，”东方痛心疾首，“我们也在进行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可我们失败了。”
同时维新，为何结局不同？
仔细一成一败的原因，会发现其实有着诸多不同。
首先，明治维新前夕的国际环境对日本极为有利。英国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美国处于南北战争期间，法国处于普法战争前夕，沙俄则因克里米亚战争败北，元气大伤。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它在远东的侵略对象主要是中国，对日本较为放松。而在戊戌变法时期，19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
列强纷纷在中国强租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出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帝国主义列强绝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其次，封建统治势力与维新派实力的强弱不同：在日本明治维新前夕，幕府统治的基础—武士阶层，不仅在上层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矛盾，而且广大下级武士也因自身经济状况的日趋恶化，对幕府统治越来越不满，甚至发展到“恨主如仇”的严重程度，一部分武士开始向资产阶级转化，这就使幕府陷入极端孤立的地位。
此外，强藩的离心倾向也越来越大。1864、1865年幕府两次发兵征讨长州藩，标志着幕府与强藩的矛盾也已公开化。维新势力以中下级武士为核心，抬出天皇为旗帜，与反幕府的强藩相结合，既有基地，又有军队，广大农民和市民也积极参加和支持反幕武装，因此组成强大的维新阵营，一举推翻了幕府旧政权。
而中国自秦朝以来，基本上是一个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明清时君主专制制度空前强化。清廷实权一直牢牢掌握在慈禧手中，晚清时虽出现过地方实力派，但关键时刻都无一例外地效忠慈禧。
中国维新派没有日本那样的强藩作后盾，更无可能拥有自己的据点，独立地创建和训练军队。维新派尽管曾得过几个军机章京的头衔，但从未真正夺到过政权。
第三，日本维新派的骨干是中下级武士，大多参加过地方上的藩政改革。如“维新三杰”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都久经风浪锻炼，具有斗争经验和政治才干。他们讲究斗争策略，选择阻力最小的路线和做法，善于争取同盟军，打击最主要敌人。
而日本维新的“大旗”—明治天皇，随着天皇制的确立，成了日本名符其实的最高统治者，依靠维新派权臣辅弼，得以很好地推行改革大业。
而中国维新派的骨干基本上是一批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封建知识分子，有改革热情，却缺少运筹帷幄的雄才大略。
他们在维新措施和斗争策略上有些急于求成、不顾实效。如变法伊始便裁撤旧衙门、裁减绿营，令旗人自谋生计，激起守旧势力群起而攻之，增加了变法的阻力。同时，又不善于团结和争取同盟军，结果使自己十分孤立。
他们所依赖的光绪帝虽有抱负，富有改革的热情，能积极支持戊戌变法，但政治上的无权地位使他终究跳不出慈禧的手掌心。
再者，日本幕府统治被推翻后，明治政府实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措施：“废藩置县”，消除封建割据，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改革封建等级制度，以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实行地税改革，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实行征兵制，建立近代常备军，为攘外安内作准备；实行“文明开化”、“殖产兴业”政策，扶植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了日本资本主义化的进程。
而中国的“百日维新”中，尽管光绪帝也颁布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变法诏书，但由于资产阶级维新势力并未掌握政权以及守旧势力的强大，根本无法实施。而且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和妥协，使得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最具革命性的政治主张并没有在新政中提出，因此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梦想化为了泡影。
中、日两国面对19世纪中、后期西方列强殖民侵略的进逼，都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改革，然而最终以为改革目标而独立富强的却是日本。若深入检视改革历程即可发现：中国的封建势力为了保有既得利益，只提倡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改革，而极力避免触及政治改革，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则是****，并且相当程度地注重典章制度与思想、观念方面的改革。
就社会经济层面而言，19世纪时的日本已有现代商业社会的基础，当时的中国则仍旧欠缺。例如：日本幕府时代已有专责封地管理的“藏元”，称为“两替屋”的银行业，以及其他各种现代商业元素。
明治维新只不过是把各种商业元素予以结合，成为强大的力量影响全国。
中国在现代商业元素方面则几乎付之阙如，社会上的商业行为仍以农业为其根本，欠缺银行业、保险业、会计业、法律业等现代商业体系的必要机制。
所以在中国推行类似明治维新的改革，容易被传统社会排斥。
此外，大和民族面对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能够力促团结。明治维新使日本从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逐步转变成资本主义国家，摆脱了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危机，是日本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使得日本改变落后的面貌，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
但日本强大起来以后，很快就走上了对外侵略主义的****道路，成为亚洲和平的新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