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像他这样的高官，大都是妻妾成群。妻子觉得有愧于丈夫，决定为他娶一小妾。但她又怕丈夫拒绝，就来一个“生米煮成熟饭”，让他推脱不掉。那天白天她对此事只字未提，晚上临睡时，她借故离开，让一个风情万种的女子前去侍候丈夫。
王安石忽见内室突然出现一位美貌的陌生女子，不禁大吃一惊，忙问这女子为何而来。那女子只好将吴氏的意思和盘托出，王安石这才恍然大悟。
经仔细盘问才知，这女子因丈夫将一船官麦沉船失却，倾家荡产后仍然不足以偿还官债，所以丈夫便卖妻还债。
王安石听后，即命该女子回她自己房间安歇。次日清晨一起床，王安石便吩咐下属将该女子的丈夫找来，让其把自己的妻子领回去，并且不必退钱。一时传为佳话。
王安石这一故事广为流传，他因此被看作是在生活作风上孔孟之道的杰出继承人。但是，当他就任了大宋帝国的宰相之后，对他施政的猛烈批评却从来没有停止过。
那天，王安石正准备主持讨论更法令，却听说不少大臣矛头直指他实施的变法。他因此感到很不理解，不禁恼羞成怒。
正在这时，程颢奉旨来到宰相府议事，王安石继续在程颢面前愤怒地数落起大臣们的种种不是。他说：“中允大人，你说这是不是岂有此理！我如此呕心沥血地效忠皇上，为百姓谋福祉，竟遭到他们如此的非难？”
“宰相大人大可不必动怒！下官以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程颢等王安石发泄一通后，便轻言细语地道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什么？如此这般，还算正常吗？”
“是的。因为作为臣子，大家有责任为国家大事在朝堂之上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不是背后说长论短，更不是对你家里私事说三道四。故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如此说来，我还得让他们大放厥词？”经程颢如此提醒，王安石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确有点失态，顿感几分愧意。
“不错。宰相大人今天既然是召集大臣们前来议事，就得心平气和地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否则，不仅会闭塞言路，而且会使变法增加更大的阻力。”
王安石早就听说程颢的资质超过一般人，充实和修养内心又有正确的方法，平和纯粹的气质，充分显露在外表上，学生和朋友跟随他多年，也未曾见到过他愤怒严厉的面容。遇事善于处理，即使遇到紧急的事，也不动声色。王安石心里说，今天如果不是他坦言忠告，自己定会与大臣们闹得不欢而散。于是，他立刻收敛怒气，并向程颢致意，他们一起与大臣们心平气和地共议国家大事。
自从这次事件以后，王安石更是对程颢敬而有加了。
仗义执言，否定之中有肯定
程颢的个人魅力，也受到神宗赵顼的青睐。
赵顼还是太子时，就天性好学，读书或者研讨学问时，常常废寝忘食，宋英宗皇帝不得不派内侍去制止他。赵顼的老师在讲习经史时，他常常按照师道尊严的要求，率领弟弟们向老师行大礼，中外为之感动，交口赞之曰：贤。
赵顼早就听说程颢学识过人，所以他继位后曾多次召见程颢，专门听取他的治国治学意见。赵顼每次会悟程颢，均以师礼相待，临别时，必定说：“朕真想经常见到卿啦！希望以后尽可能多地抽出时间听取您的高见。”
程颢则利用天赐良机，不卑不亢，仗义执言；他大胆陈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劝赵顼预防尚未滋生的私欲，以及不要轻视天下的读书人，务求以诚心来感悟皇上。即“以正心窒欲，求贤育才为先”，“以至诚仁爱为本”。
对这位学者的赤胆忠心，年轻的皇帝赵顼则彬彬有礼地俯着身子，连声说：“当听卿言而警惕之。”不管皇帝的上述表态是否真实，但程颢委实尽了一个做臣子的责任，对皇帝是认真负责、以诚相待的了。
又一天，赵顼再次与程颢倾心交谈，赵顼从容不迫地提出了一系列问题，程颢则滔滔不绝地逐一作了回答，彼此谈得十分投机，不知不觉时间已到了正午，是报时官前来催促，程颢才急步退出。
内廷太监特地对程颢提醒道：“御史大人，你的高论的威力可真不小哇，竟让皇上忘记了用膳！不过，皇上的龙体要紧，你今后可得适时而止！”
尽管赵顼十分敬重程颢，但由于改革派的诋毁，他们把程颢说成是一位充满理想化色彩的迂腐夫子。赵顼因此未能将程颢的建设性意见与王安石的变法有机结合起来付诸实施。
熙宁二年（1069年）九月，王安石极力主张立常平给敛法，即青苗法。程颢根据他长期在基层工作的经验，以及他四月份到全国各地考察的情况，再次向赵顼进言，希望万万“不可卖祠部度牒作常平本钱”。但程颢仅此而已，并没有在公开场合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为此，赵顼询问王安石，希望他对程颢的质询作出解释。
王安石却对赵顼说，程颢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四十五万石。若凶年人贷三石，可全十五万人……（《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如此惠及百姓之大好事，何乐而不为？”
赵顼觉得王安石说得有理，从此召见程颢少了，对他的进言也不太重视。王安石与程颢也渐行渐远，他们的歧见也逐步公开化。
尽管如此，程颢为了尽一个言官和臣子的责任，也是为了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仍然一如既往地进谏，先后撰写了《论王霸札子》、《论十事札子》、《论君道》、《论养贤札子》等著名奏疏，向宋神宗表达了自己对治国安民的政治主张。阐发君王当行王道，要得天理之正。而程颢平时与大臣们论及国家大事时，包括论及王安石的变法，都以十分谨慎的态度对待王安石的“功利”，从不随意发表议论，即“未尝一语及于功利”（《续资治通鉴》卷67）。
大权在握而执拗的王安石，不顾大臣们的纷纷反对，于熙宁二年七月，颁行第一个新法《均输法》。他希望通过推行此法，能够采取节省运输费用、降低购价、有计划地调运的原则，以保证官府支出，又节省开支。
到了九月，又推出《青苗法》。此法规定，由农户自愿向官府借贷，加息二分或三分，粮食收获后纳税时归还，以免借贷地主、商人的高利贷。十一月，颁布《农田水利法》，用以奖励各地官府、农户开垦荒地、兴修水利。
大臣们更是群起而攻之，先是两派的代言人司马光与吕惠卿进行面对面的朝廷辩论，继而有范镇的《请罢青苗法》、赵瞻的《廷对》等。
当然，也有官员迎合王安石的，如王广渊就因强行推行《青苗法》，导致百姓的负担不断增加。程颢因此毅然抛出了对其弹劾案，但由于有王安石为其撑腰壮胆，导致弹劾案无疾而终。
此消息不胫而走，激起了一批中央和地方官员的强烈愤慨，大家纷纷对新法进行口诛笔伐。诸如，次年二月，一批地方官如韩琦、欧阳修、刘庠、姜潜、富弼等连篇累牍地上书，坚决拒绝执行《青苗法》。但王安石依然我行我素。
程颢见王安石完全听不进大臣们的意见，如果任其发展，势必造成全国动荡，贻害百姓。于是，他也由参与变法改革，公开转向批评变法改革了。但他对王安石的变法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持建设性的批评态度，有选择性地反对其要害之处。
熙宁三年三月四日，程颢在听取了孙觉、吕公著、张戬和李常等大臣的意见后，他突然眼前一亮：要想让王安石完全停止实施《青苗法》已不可能，不如对《青苗法》提出部分修正意见。于是，次日上朝时，面对新党、旧党就《青苗法》进行唇枪舌剑的争辩，他则上书《谏新法疏》，来一个折衷方案，并不反对施行《青苗法》，只是要求停止实施《青苗法》中硬性摊派贷款和预先扣除利息等有可能对国计民生危害较大的条款。面对群臣意见相左，神宗没有明确支持哪一方，当廷宣布改日再议。
众人退出崇政殿后，程颢忽然听到背后有人叫自己，他回头一看，却是司马光。当下连忙施了一礼，问道：“司马大人有何指教？”
司马光冷笑了一下，说道：“御史大人，指教不敢。只是大人虽然有经济治国之材，风骨向来令人佩服，今天之表现却不能让人苟同。为人臣子的，若明知某事不妥，当以死谏，岂可以柔媚行之？”
程颢不动声色地说道：“大人所说虽然有理，但是凡事过刚易折，刚柔相济，方更显难能可贵。何况若以《青苗法》而论，其弊虽然让在下顾虑良多，然而其利，亦让人不能不心动。如果仅仅因为看到弊端，就断然否定，不敢有所作为，这种行为，似勇实怯，我也不能苟同。更何况荆公箭在弦上，若能以利克弊，岂不是皇上之幸，百姓之幸？”
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许多旁听的官员也在一边暗暗点头，司马光这才恍然大悟，他笑着对程颢道：“光刚才差点误会御史大人了。想不到你有此等胸襟，真乃高见也！”
程颢此次上疏之后，时贬为河北安抚使的三朝宰相韩琦再次上疏请罢青苗法，神宗在朝廷上不禁叹息曰：“朕始谓青苗等法，可以利民，不料害民如此矣！”乃谕辅臣道：“青苗法既不便行，不如饬令罢免。”
王安石顿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回想起自己担任地方官时，在治下实行《青苗法》，曾大受百姓欢迎。他不信如今真的会遭到百姓反对。他担心自己的变法有毁于一旦的可能，于是，一方面对皇上采取软抗——称病不朝，另一方面速令自己的亲信返京，汇报在南方推行《青苗法》的情况。
王安石的那个亲信姓李名定，曾为秀州（今嘉兴市）判官，为安石弟子，自秀州被召，入京时遇右正言李常。李常问道：“君从南方来，不知百姓对《青苗法》的反映如何？”
好大喜功的李定答道：“老百姓是一千个赞成，一万个拥护。”
李常愕然道：“果真么？举朝方争论是事，除执政外，大都均称不便。”
李定觉得自己升迁的机会到了，即去谒见王安石，并投其所好地禀告道：“《青苗法》很是便民，为何京师传言不便？”
王安石大喜道：“这便叫作无理取闹呢。改日入朝，你须要明白上陈，舌战群臣。”
结果，李定在朝堂上口若悬河，大赞属下积极实施《青苗法》，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王安石趁机排斥异己，并说，程颢从义理的角度出发，也许有几分道理。而从具体实施情况来看，他的上疏显然是杞人忧天了。从而导致神宗不仅没有采纳程颢的建设性意见，居然还将附会王安石的李定擢为监察御史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