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始祖在何方
几十年里，在非洲的四次发现如冲击波似地震动了人类学领域，因为它们向那些长期被认可的关于人类起源及进化历程的理论发起了挑战。
第一次是在肯尼亚，发现了一个距今已有280多万年的人的头盖骨和骨骼；第二次是在南部非洲一个名叫边境洞穴的矿井中（位于斯威士兰和纳塔尔之间的边境上），发现了曾居住过的现代类型的人——大约生活于公元前10万年；第三次是在坦桑尼亚，发现了一些类似人的牙齿和颚骨，据称已有375万年的历史；第四次发现是在埃塞俄比亚，一具名为“露西”的骨骼已被确定有将近400万年的历史，它的发现弥补了“进化史上断裂的链环”。这个人类和类人猿两者的共同祖先大约死于100万年之前。
280万年前的人类头盖骨
根据以往的进化学说，第一个可称之为人的灵长动物，直到100万年前才进化成“直立的人”。然而从肯尼亚的东鲁道夫·贝辛地下发掘出的那些骨骼，不仅被判定为是近300万年之前的，而且其形状之接近现代人，大大超过了人们过去的推测。
在南部非洲边境洞穴的年代久远的骨骼旁还发现了一些人工制品。这表明当时的人类已具有发达的智力，早在很久以前便迈上了文明之路。这也超出了原先的估计。边境洞穴的居住者制造出了许多很精致的工具，其中包括一些加工得很漂亮的玛瑙刀子，其锐利的刀刃可以切开薄纸。
他们也具有宗教信仰，并相信来生，因为一位幼儿的身体还残留着葬礼的痕迹。他们肯定使用着相当发达的语言，因为如“不朽”这类十分抽象的概念显然是不可能以咕哝声和手势来表达的。
两位年轻的史前考古学家埃德里安·博希尔和彼得·博蒙特在探索热情的鼓舞下，领导了边境洞穴几次重要的发现。1970年12月，他们从地底下挖掘出30万件人工物品，同时还有一些碳化的兽骨，其中许多生物早已灭绝了。
地面一堆灰烬覆盖中的木炭，它的年代比那块发现了一个儿童骨骼的地层的年代要短得多，经验表明已超过5万年。石工具和赭石地面下的基岩表明，这座大洞口于10万年前可能就已被占用了。
这座洞穴的环境对于长期保存遗留物十分理想，甚至连那些作为床上用品的细树枝、树叶、青草以及羽毛都保存了下来。博希尔为此作了调查，并认为“实际上，我们发现的每样东西，都比书本上说的保存期限要长3倍”。石制箭头的发现表明，早在5万年前，就已发明了箭。而它在欧洲的出现，却仅仅是公元前15000年的事。
凭着在爪哇和北京附近发现的有50万年历史的头盖骨的证据，许多科学家确信人类的始祖在亚洲，而后向西迁徙。在进化的蓝图上，非洲并没有担任角色。
尽管雷蒙德·达特教授于1924年就在非洲发现了一个更古老的人骨，然而直到英国人类学家路易斯和玛丽·利基在坦桑尼亚奥杜瓦伊峡谷的一次丰富发现，以及美国人类学家唐纳德·约翰逊和蒂莫西·怀特在埃塞俄比亚阿法尔地区的发现之后，这一假设才得以确立。
1959年，利基等人发现了一个近200万年前的头盖骨，它与达特发现的人属于同族，从而震惊了世界。1960年，他们发现了另一个史前人的颅骨和下颚，同时还有一些显然是用来制作武器的凿过的石头工具。他们给这个人起名为“巴比利斯人”（意即具有灵巧双手的人）。
若干年后，他们发现了更为进化的“直立的人”的碎片，这是第一个被确认会使用火的人。后来发现他和爪哇人和北京人属于相同的种类，但比后者要早50万年。
1975年，玛丽·利基报道了有关坦桑尼亚史前人类的更进一步发现，即根据放射性探查，已确定他们有375万年的历史。
南方古猿复原图1979年，约翰逊博士和怀特发现了一些历史久远的人骨，他们的脑袋很小，与猿猴的脑袋相差无几。发现者称这种亚科为南方古猿属，距今已有360万或370万年的历史。
随后于1982年，杰·德斯蒙德·克拉克和蒂莫西·怀特公布了还是在埃塞俄比亚的发现——一块股骨和一块前额骨的残片，它们看上去属于同样的种类。
也许还需要若干年，人类学家才能对这些发现做出估计，但奇迹般的人类发展的源头，最有可能是在非洲，而不在亚洲。
撒哈拉沙漠壁画
撒哈拉沙漠是世界第一大沙漠，那里气候炎热干燥。然而，令现代人迷惑不解的是，在这极端干旱缺水、土地龟裂、植物稀少的旷地，竟然曾经有过高度繁荣昌盛的远古文明。沙漠上许多绚丽多姿的大型壁画，就是这远古文明的结晶。今天人们不仅对这些壁画的绘制年代难以稽考，而且对壁画中那些奇形怪状的现象也茫然无知，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谜。
浩瀚的撒哈拉沙漠1850年，德国探险家巴尔斯来到撒哈拉沙漠进行考察，无意中发现岩壁中刻有鸵鸟、水牛及各式各样的人物像。1933年，法国骑兵队来到撒哈拉沙漠，偶然在沙漠中部塔西利台、恩阿哲尔高原上发现了长达数千米的壁画群，全绘在受水侵蚀而形成的岩石上，五颜六色，色彩雅致、调和，刻画出了远古人们生活的情景。此后，世人将注意力转到撒哈拉。欧美一些国家的考古学家纷至沓来。1956年，亨利·罗特率领法国探险队在撒哈拉沙漠发现了1万件壁画。翌年，将总面积约1080平方米的壁画复制品及照片带回巴黎，一时成为轰动世界的奇闻。
在壁画中还有撒哈拉文字和提裴那古文字，说明当时的文化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壁画的表现形式或手法相当复杂，内容丰富多彩。从笔画来看，较粗犷朴实，所用颜料是不同的岩石和泥土，如红色的氧化铁，白色的高岭土，赭色、绿色或蓝色的页岩等。它们是把台地上的红岩石磨成粉末，加水作颜料绘制而成的，由于颜料水分充分地渗入岩壁内，与岩壁的长久接触而引起了化学性变化，两者融为一体，因而画面的鲜明度能保持很长时间，几千年来，经过风吹日晒而颜色至今仍鲜艳夺目。这是一种颇为奇特的现象。
在壁画中有很多人是雄壮的武士，表现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威武神态。他们有的手持长矛、圆盾，乘坐在战车上迅猛飞驰，表现出征场面；有的手持弓箭，表现狩猎场面；还有重叠的女像，表现嬉笑欢闹的场面。在壁画人像中，有些身缠腰布，头戴小帽；有些人不带武器，像是敲击乐器的样子；有些似作献物状，像是欢迎“天神”降临的样子，是祭神的象征性写照；有些人像均作翩翩起舞的姿势。从画面上看，舞蹈、狩猎、祭祀和宗教信仰是当时人们生活和风俗习惯的重要内容。很可能当时人们喜欢在战斗、狩猎、舞蹈和祭祀前后作画于岩壁上，借以表达他们对生活的热爱或鼓舞情绪。
撒哈拉壁画壁画群中动物形象颇多，千姿百态，各具特色。动物受惊后四蹄腾空、势若飞行、到处狂奔的紧张场面，形象栩栩如生，创作技艺非常卓越，可以与同时代的任何国家杰出的壁画艺术作品相媲美。从这些动物图像可以相当可靠地推想出古代撒哈拉地区的自然风貌。如一些壁画上有人划着独木舟捕猎河马，这说明撒哈拉曾有过水流不绝的江河。值得注意的是，壁画上的动物在出现时间上有先有后，从最古老的水牛到鸵鸟、大象、羚羊、长颈鹿等草原动物，说明撒哈拉地区气候越来越干旱。
那么，在今天极端干燥的撒哈拉沙漠中，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丰富多彩的古代艺术品呢？有些学者认为，要解开这个谜，就必须立足于考察非洲远古气候的变化。据考证，距今约3000—4000年前，撒哈拉不是沙漠而是湖泊和草原。约6000多年前，曾是高温和多雨期，多种植物在这里繁殖起来。只是到公元前200年至公元300年左右，气候变异，昔日的大草原终于才变成沙漠。是谁在什么年代创造出这些硕大无比、气势磅礴的壁画群？刻制巨画又为了什么？
尤其令人不解的是，在恩阿哲尔高原丁塔塞里夫特曾发现一幅壁画，画中人都戴着奇特的头盔？其外形很像现代宇航员的头盔。为什么头上要罩个圆圆的头盔，这些画中人为什么穿着那么厚重笨拙的服饰？
说来也巧，美国宇航局对日本陶古的研究结果，竟然意外地披露了一些撒哈拉壁画的天机。
日本陶古，是在日本发现的一种陶制小人雕像。陶古是蒙古服的意思。这些陶古曾被许多历史学家认定为古代日本妇女的雕像。可是经过美国宇航局科研人员鉴定，认为这些陶古是一些穿着宇航服的宇航员。这些宇航员不但有呼吸过滤器，而且有由于充气而膨胀起来的裤子。科学工作者的这个鉴定结果，除来自对陶古的认真研究外，还把一段神话传说作为参佐的依据。日本古代有个奇妙的关于“天子降临”的传说，有趣的是，恰恰在这个传说出现100年后，日本有了陶古。人们有理由认为，传说中的“天子”，也许正是外太空来的客人，而陶古恰恰是日本人民对这些“天子”——宇航员的肖像雕塑。假若日本陶古真的是宇航员，那么，撒哈拉壁画中那些十分相似的服饰，为什么不可能是天外来客的另一遗迹呢！
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的国际歌中也写着“没有神仙和皇帝”。然而，上述垂手可及的种种证据，又确乎是我们地球人目前难以测知的实体。我们把超于人力的一切称之为神，那是因为我们认为外太空的生命有可能曾经在我们地球上留驻过，正像我们在月亮和火星上曾留下地球人的标志一样。这两者的区别，仅在于月球和火星上没有能够识别地球标志的生命而已。如果真有太空人的话，我们愿意把外太空生命留下的痕迹称之为神迹，那是因为这些痕迹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探究的课题，给人类留下难解之谜。
狮身人面像之谜
狮身人面像面向正东，每年在春分与秋分这两天，可从正面看着太阳升起。石像蹲踞的姿态，就好像它在沉睡好几千年以后终于决定要提起脚步向前的样子。在地点的选择上，想必当时人曾做过非常仔细的考察测量，才决定了在这个俯视尼罗河谷的位置就地取材，取比附近的山丘要高上9米的灰岩山头之石，雕成了狮身人面像的头和颈部分。山丘下侧的长方形石灰岩则被雕成身体，并为和周围的环境做成区隔，以凸显雕刻物，当时的建造者还特别在雕像的周遭挖了一条5.5米宽、7.6米深的鸿沟，使得狮身人面像能够傲然独立，自成一格。
狮身人面像给人的第一个，也是最深刻的印象，便是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古老，不止如一般相信的和第四王朝的法老王那般，有个几千年历史的古老，而是那种真正的、非常遥远的、无法探知的古老。在各个历史阶段中的古埃及人，都是如此看待狮身人面像。他们相信狮身人面像会守护“肇始世界开始的吉祥地”，并认定它有“能够遍及全域的神力”，而对它加以崇拜。
这也就是公元前1400年左右，第十八王朝的法老图特摩斯四世立起“库存表石碑”时想要传达的讯息。至今仍然静静地站在狮身人面像的双爪之间的花岗岩制“库存表石碑”上记录道：在图特摩斯四世统治前，狮身人面像除了头以外，全部被埋没在沙土中，图特摩斯四世将沙土清除以后，便建立起这块石碑，以兹纪念。
在过去5000年里，基沙高地上的风沙气候并没有重大的改变，也就是说，这些年来，狮身人面像和它的周围受到的风沙之害，应该不比图特摩斯四世的时代所遭受的更大。的确，从近代的历史中，我们不难看出，狮身人面像只要稍有疏忽，便可能被沙土埋没。1818年，卡维格里亚上尉，为了他个人的挖掘计划，曾清除过一次狮身人面像上的沙土。到了1886年，玛斯佩罗为了挖掘遗迹，不得不再度清除。但是经过了39年后的1925年时，沙土再度将狮身人面像从颈部以下全部封住，迫使埃及考古厅出面，清除沙土，使它恢复原貌。
图特摩斯四世然而，我们是否可以推论，建造狮身人面像的年代，与今天的埃及气候大不相同？如果建造成这么大的雕像，但过不多久就会被完全埋没于撒哈拉沙漠的沙土中的话，何必还要建造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撒哈拉沙漠在地理上是个非常年轻的沙漠，基沙地域在11000—15000年前，土壤还相当肥沃。我们是否应该完全推翻以前的假说，从完全不同的角度重新思考？有没有可能，狮身人面像在基沙一带油绿葱葱的古老时代便已雕刻完成？有没有可能，现在风沙满天的沙漠地带，也曾有过遍地草木、土质安定的好日子，就好像今天的肯尼亚、坦桑尼亚一带一样？
假设当时的环境如上面所述般青葱的话，那么在那样的风沙上建造成一个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的石雕像，就不违背思考常识了。或许当时建造狮身人面像的人，并没有预料到基沙高地会日渐干燥，而有转化为沙漠地带的一天。
然而，狮身人面像如果真的建造在一片青葱之上的话，那该是多么多么久远前的事！我们能够想象得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