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第一都”在何处
人类从原始氏族社会开始，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社会不断进步，尧、舜、禹三代之后，禹的儿子启废除统治权禅让的传统，成立了父子相承的国家——夏。夏也便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政权。我们今天对于夏朝的了解相当贫乏，只有少数文献中有一些零星的记载。如果能找到夏朝的国都遗址，我们就建立中国第一个国家政权。
不会对夏代如此迷茫，但作为华夏第一都的夏都到底在哪里，却是长期以来困扰历史学家的难题。
一种观点认为夏都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夏县。据称，夏县因中国奴隶社会第一个王朝夏朝在此建都而得名，号称“华夏第一都”。其历史悠久，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相传是嫘祖养蚕、大禹建都的地方，素有“禹都”之称。不过至今还没有在夏县找到有说服力的文化遗址。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夏都应该在今许昌西部的禹州。据说禹州市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大禹因治水有功曾在此受封“夏伯”。禹的儿子启继位后，于钧台大宴天下诸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禹州亦被称为“华夏第一都”。那么夏都是在禹州吗？目前仍不得而知。
1959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了一支考古队，开始了探寻夏都的田野考察。从传说中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一豫西开始，在拨开重重迷雾后，考古队将目光锁定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集中对其进行考古发掘。以此为标志，中国考古学界开始进入了有目的、有计划地探索夏文化的时期。
20世纪60年代末，考古学者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村发现了一些古文化遗址，这里出土的陶器十分特殊，介于龙山文化与商代之间，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二里头村，位于偃师县西南9千米的洛河南岸。古文化遗址包括二里头、圪当头、四角楼、寨后和辛庄5个村，面积375万平方米。1957年发现后，1959年开始进行发掘和研究工作，先后发掘面积达1万平方米。文化遗物的特征介于龙山文化晚期和商文化早期之间，尚属首次重要发现，命名为“二里头文化”。这处遗址的最下层被确认为夏文化，出土有铜刀，为中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器。其上层为商代文化，发现有大型宫殿基址，面积达1万平方米。遗址中出土大批工艺精良的铜器与玉器，应为夏商时期的都邑遗物，在考古学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对了解和研究夏商文化的历史有极大意义。
二里头遗址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可以确认二里头遗址是一座早期王城，但这座都城是属于商代还是夏代却还不能断定。
2003年，考古人员又在已发现的中国最早都城遗址“二里头遗址”中找到了两座大型宫殿建筑。其中一座，呈缺了一个角的长方形，东西长为110米左右、南北宽100米，东北部折进一角。整个庭院范围都是建造在高于地面半米的夯筑平台上。庭院四周为走廊，除西廊外有墙、内有走廊，其余几面中间都是墙，内外皆有走廊，说明在庭院北、东、南三面可能还会有相邻的庭院。这座宫殿的样式，后代有许多建筑都沿用。新的宫殿建筑群的发现又吸引了人们的目光，这座建筑群无论从其规模，还是样式都是皇宫大院的建筑。
这两座宫殿遗址的特殊处和意义，不完全在于认定它们是王宫，更重要的是它们被发现的位置。早先考查认为二里头遗址所处的社会时期，很大可能是处于夏商两代分界的时期，其上层是商文化遗留，其下层为夏文化遗留。而这两座宫殿初步考定是处于夏文化层，那岂不是说，我们可以确定这是夏代的都城了吗？有位考古专家激动地说，“这意味着人们几乎可以从中触摸到中国第一个王朝的脉动了。”
然而事实上，二里头遗址是不是夏都并未得到公认。首先就此遗址本身的时期争论仍在继续，有人说属于夏文化晚期，有人说属于商文化早期，更为普遍的说法是“介于夏商之间”。二里头遗址本身还存在着许多未解之谜，作为都城的二里头，它的内涵布局及其演变过程、它的文化面貌及其社会生活与组织结构、它的族属国别以及人地关系等诸多课题，目前还只是粗线条的把握。
那么，“华夏第一都”到底在哪里呢？这还有待于考古学者的发掘和研究工作来证实。
三星堆未解之谜
三星堆遗址位于中国四川省广汉市南兴镇北，这里有一条古河道叫“马牧河”，河道北岸的地形像月牙，人们便给它起了个美丽的名字——“月亮湾”。河道两岸，有三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黄土堆，三星堆因此而得名。
在三星堆遗址上建立的博物馆1929年春，当地农民燕道诚在住宅旁挖水沟时发现一坑精美的玉器，由此拉开三星堆文明的研究序幕。1986年，三星堆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上千件稀世之宝的赫然显世，轰动了世界，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近年来，考古人员对三星堆遗址500平方米范围内的20个探方实施发掘。但随着大量文物的出土，三星堆文化的谜团也越来越多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其中最让人迷惑的是三星堆文明起源何方？
三星堆的发现将古蜀国的历史推至5000年前。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这里数量庞大的青铜人像、动物不属于中原青铜器的任何一类。青铜器上没有留下一个文字，简直让人不可思议。出土的“三星堆人”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不像中国人，倒像是“老外”。四川省文物考古所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陈德安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三星堆人有可能来自其他大陆，三星堆文明可能是“杂交文明”。但究竟来自何方，未可尽知。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基本上没有生活用品，绝大多数是祭祀用品。这表明古蜀国的原始宗教体系已比较完整。这些祭祀用品带有不同地域的文化特点，特别是青铜雕像、金杖等，与世界上著名的玛雅文化、古埃及文化非常接近。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张继忠认为，大量带有不同地域特征的祭祀用品表明，三星堆曾是世界朝圣中心。
在坑中出土了5000多枚海贝，经鉴定来自印度洋。有人说这些海贝用做交易，有的人则说这是朝圣者带来的祭祀品。还有60多根象牙则引起了学者们“土著象牙”与“外来象牙”的争议。
“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古蜀国，居然已经有了“海外投资”，不可思议。
在祭祀坑中发现了一件价值连城的瑰宝——世界上最早的金杖。其权杖之说早已被学术界认同，但所刻的鱼、箭头等图案却引起了一场争论。
古代中国并非“无权杖之说”。古方在《天地之灵》一书中指出，在江浙一带的史前良渚文化的大墓中，有权杖玉质附件出土，包括玉戚、玉墩等。以“秘”相连，即成一件长68厘米，有柄首饰和柄尾的完整玉器。这至少说明，中国之权杖，不一定是受西亚文化的影响。同时，墓葬中出土的玉杖，与祭祀坑出土的金杖，似乎也有区别。因为，前者是万国的国君，后者是一国的君王，认为它是王杖，恐怕更为确切。应该看到，中国人用杖，由来已久。良渚人以玉为权杖，三星堆人就能以金为权杖。
杖，既是一种生活用具，也是一种装饰品。《山海经·海外北经》就有“夸父追日，弃其杖，化为邓林”之说。《山海经·海内经》说都广之野“灵寿实华”，这灵寿木就是做杖的好材料。《汉书·孔光传》：“赐太师灵寿杖。”蜀山氏来自山区，用杖助力，更是一种必要的器具。至今，四川剑门藤杖仍驰名中外。中国历代王朝，都有赐杖与老臣的惯例。《礼记·曲礼》：“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谋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而不同身份的人，手杖的装饰和长度都各不相同。戏曲中，皇家使用的“龙头拐杖”，虽是道具，但长度就和金杖差不多。至于包金拐杖、包银拐杖、木杖、藤杖、竹杖……品种甚为复杂。而杖首杖身装饰各种花纹、各种造型，更是珍贵手杖所必须。否则，怎么表示自己的身份？既然可以表示身份，当然可以代表权力。如果“权杖”不是三星堆惟一的现象，外来之说，就更值得商榷了。
其实，“权杖”最早也不是出现于西亚。在旧石器晚期马格德林人的洞穴艺术中，就有用骨头或象牙雕刻的“权杖”。若说蜀人金杖是西亚金杖的“采借”，不仅无古文献可考，而且蜀土无西亚古文物佐证。再以实物比较，三星堆的金杖，既不同于西亚古代国王须臾不离的短金杖，也不同于埃及法老所执的那种细长齐肩却无杖首的权杖。
夏代开国，“禹铸九鼎”，从此，鼎成为权力转移的同义语。古蜀人为什么不用鼎而用“权杖”，这确实是个很大的疑问，应该深入地进行研究。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在《古史传说与家族公有制的建立》中说：“经过长期发展，夏人分为两支，一支姜姓民族，这是周朝母系的祖先。一支羌族，后来变成了居于四川、青海、甘肃一带的少数民族。”羌族与氐族（戈基人）融合，其一支发展成蜀山氏，已知使用铜刀。则在蚕丛氏阶段，又经柏灌、鱼凫，至杜宇一系从昭通返回，带回更为成熟的冶炼和铸造技术，在与土著濮彝等族的融合过程中，建立了真正的蜀国。因此，用金杖象征这种新的权力。
三星堆出土的权杖出土自三星堆一号祭器坑的这支金杖。它全长1.42米，直径为2.3厘米，用捶打好的金箔包卷在一根木杆上，净重约500克。木杆早已碳化，只剩完整的金箔。金杖的一端，刻有图案，共分3组。靠近端头的是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高冠、耳垂三角形耳坠、面带微笑的人头像。另两种图案相同，上方是两支两头相对的鸟，下方是两条两背相对的鱼。它们的颈部，都叠压着一根似箭翎的图案。有人认为，这支金杖的图案，有鱼有鸟，当印证是鱼凫王所执掌。但是，持反对意见者认为，鱼鸟象征吉祥，箭翎则表示威武，这正是金杖作为权力象征的应有之义。而现在，尚无任何实物能证明鱼凫氏的族徽是由鱼和鸟组成。金杖上的图案，第一组当然是王者之像，而第二、第三组从顺序看，是先鸟而后鱼，也难解读成鱼凫。所以，断定为鱼凫氏所用，理由还欠充分。
源于古氐、羌族的纳西族先民，就有使用“灵杖”的风俗。从先期的“卜杜”（相当于巫、祝或巫、史）到其后的东巴（相当于士或祝官）在祭祀活动中，都要用灵杖，而这种法器，只有大东巴才能使用。《东巴文化艺术》一书，印有五种灵杖头的照片，杖头分节刻有神像、佛像、神兽、花卉及图形符号等。东巴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佛教、道教文化，但就其本源来说，仍是古老的巫文化为其主体。灵杖既然长期存在于纳西族人民的生活中，而纳西人又是氐、羌民族的一支。那么，在神权和王权合一的上古时代，金杖是古蜀人所固有的法器，似乎可以算作又一旁证。还有，西藏古格王朝，也有“权杖”的记载。
用杖象征权力，良渚文化和吐蕃文化中都有此先例。用杖象征神威，东巴文化今仍如此。金杖出现在三星堆，有其历史渊源。
但是关于上古时代何时开始使用黄金制品，尚无明确记载。《山海经》中已有黄金、赤金的区别，说明夏代已懂得金的属性。《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说，金银器皿出现较晚，汉以前少见，到唐代才开始有较多发现。但事实上，三星堆的金器就不少，除金杖外，还有金面罩、金虎饰、金璋形饰、金竹叶、四叉形器等等。它的特点是全用金箔，说明对金的延伸性已经有很深的了解。大约在春秋时代，已经有用金铸造的器皿，而金箔的使用，应该说比铸造更为先进。所以，研究三星堆的金器，还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
古滇国消失之谜
2000多年前，在中国美丽的滇池沿岸曾有过一个古老的王国，这就是有着灿烂文化的古滇国。20世纪末，考古工作者在江川李家山、晋宁石寨山及昆明羊甫头等地区进行考古发掘，出土的数千件精美的青铜器和滇王印，让世人更加关注曾经极度辉煌的古滇国。人们不禁要问：古滇国的王城或都城究竟在哪里呢？有着高度灿烂文化的古滇国又为何突然消失呢？
滇王印据考古资料证实，战国末至西汉初为古滇国的全盛时期，大约是在西汉中期古滇国开始衰落，由于国力的不断衰落，西汉末至东汉初被中原王朝的郡县制所取代，古滇国走到了它生命的终点。它在地球上存在了大约500多年。中国历史上有关滇国的最早记载是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莫英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髻、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榆，名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长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在司马迁生活的西汉时期，云南以滇池区域为中心是古滇国人们的聚居区，滇国的东面是夜郎国，北面是邛都国，西面以洱海区域为中心即昆明国。其中滇和昆明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们是云南古代的主要部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