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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吴兢的拒绝

古人说:“信其人,则信其道。”在今天,我们对历史的信心,源于对像吴兢这样的史官的信任。白纸黑字,笔一旦落下来,或是一份荣耀,或是一个污点。与其说吴兢尊重的是史实,还不如说他尊重的是他的责任心。

吴兢虽然只是唐睿宗时期的一个史官,但他从小的梦想就是长大做一个为人正直的人。

那时候,张说为相,兼修国史。有一天,他看到《则天实录》中有关自己的一段记载,如鲠在喉,心里感到十分不快。

原来,武则天时的两个宠臣张昌宗和张易之对宰相魏元忠恨之入骨,便诬陷魏元忠有谋反的言论,并诱逼时任风阁舍人的张说,让他出面作证。张说没办法,只好答应了。他其实也很犹豫,做吧,对不起良心,不做吧,明摆着眼前这道坎就难过。这时,武则天的诏令到了,命他当面对质。同为凤阁舍人的宋璩看出了问题,在张说临动身时劝他说:“名义至重,鬼神难欺,可万万不能伙同小人陷害君子呀!”这番话坚定了张说的信念,在武则天询问此事时,张说如实禀告,是张昌宗等人逼迫他让他诬陷魏大人。结果,魏元忠得以免死,张说被流放岭南。

这本是一桩充满英雄气概的壮举,却因为宋璩牵涉其中而大大贬损了张说的英雄形象。

在经过几天的内心挣扎之后,张说想出了办法。他现在还是负责编修国史的史官们的最高领导,他想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修改几个字,以让自己的形象更加高大起来。

这一天,张说来到了史馆,与著作郎们谈起了工作,顺便就提到了自己的这段经历。《则天实录》是吴兢和刘知几所撰,而此时刘知几已经过世。但张说故意有些生气地说:“刘知几太不像话了!怎么能把我写成那样,多有损我的形象呀。”

史官们自然听得懂话里的意思。这时,吴兢站了起来,面色严肃地说:“这本是我写的,这段史文的草稿都在,您怎么能错怪死去的人呢?”

当众顶撞顶头上司,与他在一块工作的史官们都惊得变了脸色。张说颇为尴尬,又实在说不出什么,借口走了,心里的疙瘩越结越大。

后来,张说又放下宰相的身段,私下请求吴兢只改动几个字。吴兢依然选择了拒绝,回答说:“假如顺从您的请求,那么这部书的写作就不能算作正直的,怎么能够让后世相信呢?”

不久,吴兢便被调动了工作,自然不是往上升,而是外放荆州做了一个司马,直到唐玄宗天宝年间才得以返朝。当然,这都是宰相张说的功劳。不过这并不能改变吴兢一代诤臣的本色,他说话依然像笔一样挺直,连对皇帝也是直言批评。

作为一个史官,吴兢对写史看得非常重,笔下的文字担负着“定一代之是非,为百王之准的”的重要职责,起着“树终古之风声”的重要作用,所以“头可断,血可流”,而史实却是不可以任意篡改的。正是秉承了这样的宗旨,他所撰写的《贞观政要》,成了各朝皇帝推崇和必修的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