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汉珍，一个在中国新生儿医学界响当当的名字。
她拥有一份旁人望尘莫及的漂亮履历表：
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儿科医院于1952年创办，她是这家医院的第一任总住院医生。
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儿科医院新生儿病房于1953年建立，她是这间病房的第一任主治医生。
中华儿科学会新生儿学组于1978年组建，她是这个学组的第一任组长。
《实用新生儿学》于1990年出版，她是这本系统性专著的主编。
……
这个身高不超过一米六的女子已经与多少个中国儿科的“第一”关联起来。我们或许可以为她一一整理，但她本人却早已淡忘。不过有一点倒是她可以确认的：此生，她从不后悔做一名医生。
孜孜不倦著书立说
穿衣只穿“阴丹士林”
“小时候，我们跟在她后面，她走，我们跑。”金汉珍的女儿告诉我们：“虽然她个子小，但是走路却非常快。”
如今，老人左手撑住桌面，右手撑住拐杖，从椅子里站起来，向卫生间走去。坐在她身侧的女儿三步并作两步跟上前，伸手要去搀扶她。老人头都不回，甩了甩手说：“我可以走，我可以走。”于是，仍旧佝偻着背，拄着拐杖，向房门慢慢地挪着小步子。
棉布鞋在地面上擦出“嚓嚓”的声响。“她就是这个脾气，犟得很。”
犟得很，金汉珍打小便是个“犟得很”的人。
1920年，金家在汉口迎来了这个新成员。金汉珍上有3个哥哥，下有1个弟弟，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因此，父母都特别宠爱她，会经常给她买些漂亮的花裙子，可她却怎么都不肯穿上身。她只穿也只喜欢穿用阴丹士林（当时一种在学生中异常风靡的蓝色布料）做的衣服。她的小学校服是阴丹士林的，老师规定她们必须天天穿，她就乖乖听老师的话，一丝不苟地照做。不料，久而久之竟成了她日常穿着的偏好。
金汉珍喜欢读书，不喜欢别人打断她的宁静。为了寻找一个清幽的读书之地，她便在自家阳台上放了张桌子，桌上放了几本书。闲来无事，她就寻到这安静的所在，一头扎到书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年龄在增长，可她的脾气却一点没改。幸运的是，凭着这脾气，她在“文革”中还得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实惠。
“文革”期间，金汉珍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下放到病房从事体力劳动。刚开始，造反派勒令她拖地。如果一时半会儿她还能咬咬牙坚持下去，但日复一日天天如此可就累垮她了。要知道，学生时代的体育考试，她经常是在老师的庇护下才能通过的。但在一次造反派抽查这些“权威”背诵毛主席语录时情形变了，金汉珍把语录早已背得滚瓜烂熟，远优于他人。造反派见状很是高兴，认为她觉悟高，便奖励她，让她放下拖把拿起扫帚。人们惊讶于她的记忆力，她就答道：“他们让我背，那我就认认真真地背吧。”
学医从一句话开始
或许这个理由会令不少人错愕，不过的的确确，金汉珍从医是从简简单单一句话——“毕业即失业”开始。
金汉珍初中时，金家举家从汉口迁徙到宁波，她也随之进入甬江女中学习。3年后，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省立上海中学，来到上海念书。临近高中毕业，金汉珍听到了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说法，这让她头疼不已。如何才能“毕业不失业”成了为数不多的能够难住她的问题。
老师推荐数学、物理成绩突出的金汉珍报考理科专业，可她却颇感为难：学习理科之后该如何就业？一次，与她同龄的表哥从汉口来到上海，她便询问起表哥日后的打算。“我想要考医学院。”正可谓是一语惊醒梦中人，金汉珍如获至宝，立即把学习医学定为自己的目标：做医生至少可以不失业。
1939年，就是抱着如此单纯的想法，金汉珍报考了国立上海医学院，并成功录取。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上海遭到侵略。于是，她便随着上海医学院辗转数千里，来到重庆歌乐山继续学习。其中的艰辛不言而喻。
20世纪80年代金汉珍教授来到重庆歌乐山，
再看一看在抗日战争时她曾学习、生活的地方
作为一所医学院，上海医学院的男生数量远多于女生，一个30多人的班级里通常只有7、8名女生。男生在数量上的强势甚至蔓延到了专业上，在经过医学教育的全面培养后，男生在转入专业学习时大多选择外科、五官科，而女生更多的只得选择内科、妇产科。金汉珍受制于身材也只能选择内科。
在她还是实习医生时，经常会有病人或者病人家属把她唤作“小姐”（对护士的称谓），他们不敢相信她是医生，“哪有个子这么小的医生？”她心中便萌生了做儿科医生的想法。
1945年，金汉珍学成毕业，进入上海红十字会第一医院（现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工作。此时，她的想法已经脱离了高中时代的空洞，不再仅仅为了一份工作而从医，而真正地将其视为自己的事业。她开始制订自己医生生涯的第一步计划。出于儿科的专业面比较狭窄，不利于临床经验的积累，她决定先从内科医生做起，经过3年时间的磨练后再转入儿科。在内科工作3年后，金汉珍最终踏入了儿科的病房。
主治医生的一天
1952年，上海儿科医院成立，金汉珍和儿科医院的故事拉开序幕。
1953年的某一天，儿科医院首任院长陈翠贞找到金汉珍说：“现在新生儿的病患多起来了，新生儿的情况又比较特别，所以要建立一间单独的新生儿病房，我希望你负责那里的工作。”
院长一句话，金汉珍就干起活来了。新生儿病房设有5张床位，配备一名主治医生及一名护士，她们俩便是金汉珍和孔珍珠。新生儿科的雏形即是如此。
创业之初，起早摸黑是家常便饭。
每天早上7点左右，金汉珍总不忘来到病房，察看病人的病情是否经过前一晚而出现了新情况。几乎每个病婴每天的第一顿奶都是她和护士一起参加喂的，通过喂奶，她能获得病婴食欲的第一手资料。其实让护士报告这些情况并非不可，但她始终认为自己看到的才是最真切的。她目睹有的病婴把方才刚喝下去的奶全部呕吐出来，她考虑可能是孩子不能耐受乳糖引起的。于是她自费买了无乳糖的奶，急匆匆赶回家，拿来奶粉交给病婴家长，“这奶和一般的奶粉有些差别，孩子喝了不容易吐。”
从8点起，她便坐在门诊室为病婴问诊。她对每一个病婴的病史询问、体格检查都格外细致。通过观察病婴家长对孩子病史描述的反应、语气、表情等，她能够大致判断出其描述的可信度，并且记录下来，为治疗方案提供参考。日后，在教授学生的过程中，她同样注重对学生们判断病史可信度能力的培养。此外，当遇到疑难问题时，她也总会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中，以备查考后更好解决。
虽然门诊时间是上午8~12点，但金汉珍往往会在门诊室待到下午一两点钟，才回家吃午饭。同样是从学校回家吃午饭的儿女们，几乎都见不到她的面；即便偶尔见到了，她也是二话不说，呼呼地吃完饭，丢下筷子便跑回医院。孩子们只知道她很忙，却不明白她究竟在忙些什么。
回到医院的金汉珍片刻便再次出现在病房里，按每个病孩的需要加药、减药、换药，或加营养。处理完这些，她又收起笔记本，马不停蹄地赶到儿科医院的图书馆，查阅资料，试着从别人的经验中寻找早晨问诊时留下的疑难问题以找出合适的答案。当某些问题解决后，她便把病症分析、治疗方案等各类信息丝毫不落地记录下来，以便日后查找。
晚饭后约6点钟，暮色已经降临。金汉珍回到病房，开始一天中最后一次的夜查房。新生儿不比成年人，病情变化难以预料，让她放心不下，她便反复嘱咐住院医生需要注意的病婴。当有的病人病情过于复杂或严重时，她会直接搬张陪客床睡在离病房不远的办公室内以备万一。
到20世纪60年代初，新生儿病房便已经由一间迅速扩展到两间、三间，医生、护士的数目也逐渐增加；1972年，新生儿专业组成立，金汉珍担任组长；到80年代，新生儿科终于成立；时至今日，新生儿科已经有了两个病区、150张病床。
“她是一位临床科学家”
金汉珍微笑而自信地告诉我们：“做医生不像坐办公室的，一点都不枯燥。”诚然，同一种疾病在不同病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症状会有很大不同，有的症状重，有的轻。她的满足与快乐在于经过认真的分析后，给出确切的诊断，及早解决患者的病情。
1978年，新生儿病房中发现了一种与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极其相似的新生儿呼吸困难症状，国内的资料没有任何描述。众多医生不明所以，便请金汉珍进行诊断。然而，就连临床经验丰富的金汉珍一时也给不出个所以然。这到底是何种疾病，为什么它的临床症状与我们所熟知的症状存在差异？但金汉珍并未退缩。她首先从观察症状入手，发现这样的病例实际上已经先后出现过几十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她又与放射科主任合作，共同分析胸片的特点，这才发现这很可能就是国外文献中提到过的新生儿“湿肺”。她找到了治疗方案，把成果总结出来写成论文，并发表在《中国儿科杂志》上。光彩总能遮盖那些辛酸。可曾有人想象过，当年金汉珍是在哪儿搞研究的？1978年，在上海儿科医院决定成立新生儿实验室之际，没有现成房间，更不用说设备。无奈，金汉珍只得搭了一间7~8m2的简易实验室，椅子是她自己搬进去的，就连实验台都是她拿着锤子把木板一块块钉起来的。
一个难关被攻克，另一个难关又会接踵而至。
1985年前后，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在中国依旧没有合适、高效的治疗方法，病死率很高。在这种情况下，金汉珍结合国外的相关报道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运用肺表面活性物质治疗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她就像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立即将此课题申报给卫生部，成为国家“七·五”科技攻关课题。在金汉珍的带领下，由儿科医院数十位医生组成的课题研究小组，从猪肺中提取到了肺表面活性物质，成功地治愈了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现在，肺表面活性物质已经用于常规治疗，降低了患儿的病死率。
难怪金汉珍的关门弟子陈超会大声赞叹：“好医生是勇于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并解决新问题的，金老师就是一位临床科学家！”
观察病症，提出问题，进行研究，解决问题，写出论文。这5个步骤是陈超对一位医生所进行科研活动的总结。或者说，他是将老师金汉珍在自己面前进行科研活动的全过程简略地转述给了我们。
医师：亦医亦师
上海儿科医院是中国第一家创建新生儿病房的医院，然而这绝不表示这一新科室的创建人就能沾沾自喜。科室成立之初，全国其他各省份还尚未对新生儿引起足够的重视，新生儿依旧被视为普通的病患，不过病例数日益增加。金汉珍似乎隐约感觉到自己背负的重担，新生儿科的发展迫在眉睫。
于是乎，在临床之外，她又挑起了培养新生儿科人才的担子，成为第一批医学专业的研究生导师。按陈超计算，从1960年招收第一名研究生，到1985年招收最后一名研究生，金汉珍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总共指导了22名研究生。
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金汉珍处处身体力行。不论工作有多繁杂，她都坚持把临床实际放在首要位置。做了新生儿科的主任后，她仍然每天会亲自查房。她还规定，科室所有的主治医生必须亲自给病婴喂奶，这样才能了解到病婴临床表现的第一手资料。单纯依靠仪器的数据远远不够，发挥自己的感官功能也很重要。
在学生论文的修改方面，金汉珍同样不遗余力。学生的前两三篇论文无不是她手把手修改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经过精雕细琢。通常一遍改下来，整张稿纸就被密密麻麻的字填满了。一遍修改了不满意她就修改两遍，两遍还不满意便修改三遍，直到满意为止，最多的时候一篇论文甚至可以改到五、六稿。不少学生都悻悻然，当年若非遇到金老师，现在的论文不知道会写成什么样。
天有不测风云，“文革”不仅打倒了一批优秀的新生儿科医生，也使新生儿科发展的大好势头遭到扼杀。“文革”结束一年后，卫生部便委托金汉珍举办“全国新生儿医生学习班”，补“文革”时落下的课。那一年，来自全国各地几十名医生齐集上海儿科医院进行了为期3~6个月的学习。之后两年，金汉珍又接连举办了两期学习班，培养了大批的新生儿科医生。这些人学成后，返回各自医院创办了新生儿科，如今不少人都担任起医院新生儿科主任的职位，有些人更是成长为新生儿科的领军人物。
指导研究生、举办学习班固然有效，可是最能普及新生儿医学的理论著作尽然还未见于国内，于是金汉珍决定编写《实用新生儿学》。当时电脑还未进入医院，全国寄来的书稿几乎都是她一个字、一个字地修改校对的。一天深夜两三点，她突然打电话给陈超，嘱咐他把某几章里有关药物剂量、化验分析的数据找出来，第二天一早就得交给她检查。就这样历经整整3年，这部一百多万字的《实用新生儿学》才在1990年正式出版。出版后，金汉珍分别将书赠予儿科医院病房、儿科医院图书馆。有趣的是，此后她还会隔三差五地来到病房询问：“这本书有没有人看，看的人多吗？”发现此书很快就被翻烂，她别提有多高兴。自此，全国一批又一批的新生儿科医生终于拥有了一部中国的新生儿医学著作。
“金教授，如果你自己给你的行医生涯打个分，满分是10分，你会给自己几分呢？”
“满分是不可能的，那就打个9或8分吧，因为这么多年总会有些错误的地方。”
“那么这么多年来，让你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病患进来的时候，家属哭得水淋淋的。等病患的病情好转了，家属又笑得很灿烂。这就是让我最高兴的事。”
“如今歇在家里了，你喜欢做些什么呢？”
“看看医学报纸、医学杂志，吸收好的经验。”
她投入医学的时间比上海儿科医院的年龄要大，现在已成为一位年逾耄耋的老教授、老前辈了。
段恕诚，女，1922年3月出生，河北省定州市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导师，小儿传染病学著名专家，教授。曾任儿科医院副院长，儿科教研室副主任、传染科主任。
段恕诚教授是儿科医院传染病专业的创始人之一，儿科医院传染病研究室的奠基人。早年曾对小儿重度营养不良、儿童保健及代谢性疾病进行重点研究。从医55年来，作为我国著名小儿传染病学和腹泻病专家，她为推动全国小儿传染病和腹泻病防治工作的发展作出了卓越成绩，为儿科医院传染病专业的发展、临床及科研学术水平的提高、后继人才的培养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和影响。段恕诚教授曾担任卫生部腹泻病专家顾问委员，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传染、消化学组组长及顾问，中华医学会传染病、寄生虫病第二届委员兼小儿肝病学组组长，中华医学会医学病毒学会第一届委员及上海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微生态学会常委及小儿微生态学组组长，全国小儿病毒性肝炎防治研究协作组组长，全国小儿腹泻协作组副组长，上海医学会儿科学分会传染、消化学组组长，《中国实用儿科杂志》副主编，《中华实验与临床病毒学杂志》等杂志的编委。曾多次赴美国、日本、孟加拉国等国进行学术交流和访问。先后培养小儿传染病研究生数十名。1978年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2年获卫生部科学技术成果一等奖及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三等奖，1992年获上海市卫生局科技进步二等奖，1995年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及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主编《小儿肝胆系统疾病》、《小儿感染病学》专著，参编专著多本。发表专业论文8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