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论二骈文正宗论的经学根据
阮元(1764—1849)以下有关阮元之生平及交谊，主要据张鉴等《阮元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徐世昌《清儒学案小传》卷十三，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页613—621；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总页695—698；赵尔巽等《清史稿列传》，总页11421—11424；缪荃孙纂编《续碑传集》卷三，页14—20.，字伯元，号芸台，又号雷塘庵主、揅经老人、节性斋老人等，江苏扬州人一般史传如赵尔巽等撰的《清史稿》等均谓阮元为“江苏仪征人”，然而阮元在《扬州北湖小志序》中自言：“元但通籍仪征而已，实扬州郡城北湖也。”（《揅经室二集》，页367）今人阮衍喜《阮元籍贯正》（载于《扬州师院学报》1986年第3期，页158）亦对此有简明的辨正。。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大考第一，历少詹事、詹事、内阁学士；户、礼、兵、工诸部侍郎；浙江、江西、河南巡抚；漕运、两湖、两广、云贵总督，拜体仁阁大学士；又尝督山东、浙江学政。道光十八年(1838)致仕归里，二十九年卒，年八十六，谥文达。阮元既显宦，复亦留心学术，督学浙江时修《经籍籑诂》，抚浙时立诂经精舍，抚江西时刻《十三经注疏》，任两广总督时立学海堂，刻《皇清经解》，又助当时学者如焦循、江藩等刊刻著作，主持风气，不遗余力。阮元自经、史、小学以及金石诗文，俱有著述。今存《揅经室》诸集，收录其说经道古之文，另有《淮海英灵集》、《小沧浪笔谈》、《定香亭笔谈》、《广陵诗事》等著作存世。
在五位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中，阮元也许是最早受到文论史研究者注意的经学家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台北：鸣宇出版社，1979年）是第一部由国人所写的文学批评史，当中讨论清代文论部分，已标出“仪征派”，讨论阮元的说法。其他如青木正儿著、杨铁婴译《清代文学评论史》，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蔡钟翔、黄保真、成复旺《中国文学理论史》，邬国平、王镇远《清代文学批评史》及张少康、刘三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均有论及阮元的文论。。他在骈文理论方面卓有建树，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骈、散之争是清代文学批评史上的重大问题，一直延续至民国初年的学术界，对现代的中国文学研究亦有一定的影响。关于这方面的讨论，除一般文学批评史外，可参看周勋初《黄季刚先生〈文心雕龙札记〉的学术渊源》(见《当代学术研究思辨》，页1—17）以及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页330—403）。本书末章亦会略述有关问题。。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已有不少学者梳理阮元的文论，但我们对这位清代著名学者的主要文学观念，似乎仍然缺乏较为一致的理解，莫衷一是。譬如有学者认为阮元未能正确了解《文选序》，说他“强谓昭明所选是文非笔”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页271.，但也有持相反的意见，认为阮元“所阐明的‘文’的概念，则几乎重述萧统《文选序》中的说法”蔡钟翔、黄保真、成复旺《中国文学理论史》，页62.青木正儿也认为阮元“从纯文学的立场来论文。他的见解是正确的。当然，这要归功于昭明太子的序文”，见《清代文学评论史》，页174.；又有人批评阮元对《文选序》的“‘沉思’一语置之不理，全然无所提及”清水凯夫著、韩基国译《昭明太子〈文选序〉考》，见氏著《六朝文学论文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页50.从该文的引证可见，其说大概沿袭朱自清的意见，朱氏在《〈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中表示：“阮元本人于‘沉思’无说，他所着重的似乎专在‘翰藻’一面。”（《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页40)，但一些学者却相信阮元“对‘沉思’一词的理解，大概主要就是指作者有意识地、刻苦地思索和寻求美的语言结构形式”邬国平、王镇远《清代文学批评史》，页638.。类似的分歧议论为数不少，显示学界对阮元文论的观念仍然缺乏基本的认识。
翻阅过去的研究，不难发现学者在整理阮元文论时，不时犯上以偏概全的毛病。事实上，阮元的文学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假若忽略了这一点，只根据其文集中某一时期的著作甚或个别篇章作出归纳和推断，难免会如瞎子摸象，出现各说各话的情况。诚如梁道礼所言，古代文论的真知灼见很多时隐藏在散乱的表述形式之内，因此研究者的前沿任务，正是要“整理出文论家没有充分散开的逻辑关系，给古代文论一个严谨的形式”参梁道礼《回顾与前瞻》，载钱中文、杜书瀛、畅广元主编《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页58.。有见及此，本章拟按时代的先后全面考察阮元文论的发展情况，逐一检视当中各个文学观念的含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希望借此重构他的理论，为更深入的研究奠下坚实的基础。
第一节滥觞期：尊骈而不废散
要追寻阮元骈文理论的渊源，最早可以回溯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当时他年仅八岁，师从胡廷森诵读《文选》。《定香亭笔谈》云：甘泉老儒胡西棽廷森年逾八十而精神强固，为里中诸老之最。余八岁时初能诗，有“雾重疑山远，潮平觉岸低”之句，先生亟赏之，即以《文选》授余，因以成诵。阮元《定香亭笔谈》卷三，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文选楼丛书本，1967年，页53.又他在《胡西棽先生墓志铭》再次提及此事，其文略云：“元幼时，以韵语受知于先生。先生授元以《文选》之学，道元从李晴山先生游。”见《揅经室二集》卷二，页373.胡廷森以《文选》授阮元，但他本人不是学者据阮元所撰《胡西棽先生墓志铭》，胡廷森是大吏的幕僚，精刑律，却无著作可述。参《揅经室二集》卷二，页372—373.，与阮元中年以后发展出来的骈文理论，并不见得有特别的关系。在阮元文学思想的酝酿阶段中，首先值得一记的，倒是他在十八岁那年与歙县凌廷堪订交一事。
乾隆四十六年(1781)，阮元与凌廷堪初会于扬州。凌氏虽比阮元年长七岁，却相当欣赏这位少年学者。三年后，二人重遇于扬州，凌廷堪特别为阮元撰写了《后大鹏遇希有鸟赋》凌廷堪《校礼堂文集》，王文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页21—22.，并向他的老师翁方纲大力推介此人，谓阮元的学问识力，足可与名儒汪中等人相提并论：又有仪征阮君名元字梁伯者，年踰弱冠，尚未采芹，其学问识解，俱臻极诣，不独廷堪瞠乎其后，即方之容甫、郑堂，亦未易轩轾也。《上洗马翁覃溪师书》，《校礼堂文集》，页196.前文说过，凌廷堪“少好六朝辞赋，为文喜作选体”《上洗马翁覃溪师书》，《校礼堂文集》，页195.，卑视唐宋古文。他在结交阮元之前已倡言：“屈宋鸿篇，为辞林之正轨；班张巨制，乃文苑之大宗。……降及韩柳，矫彼梁陈，漫云起八代之衰，实自成一家之学。”《祀古辞人九歌并序》，《校礼堂文集》，页44.按此文成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当时凌氏尚未与阮元订交，可见他是骈文正宗论最早的倡导者。其后他的弟子张其锦更直言其师“论古文，以《骚》、《选》为正宗”参张其锦《凌次仲先生年谱》十三年戊戌卷十四，页6.。凌廷堪反对八家之文，原因在于这些文章与宋明理学一样，有空疏不学之弊。阮元与凌廷堪交情笃厚，经常与他切磋学问《校礼堂文集》卷二十二至二十五便收有不少与阮元论学的书札，如《与阮伯元孝廉书》（页198—199）、《与阮伯元阁学论画舫录书》（页206—211）、《与阮侍郎书》（页222）、《与阮伯元侍郎论乐书》（页223—225）及《与阮中丞论克己书》（页234—235）等。，对凌氏论文的宗趣不可能全无认识。不过阮元当时的持论并没有凌氏那样激烈，他在二十五岁时为孙梅《四六丛话》作序时，对八家古文仍然抱有颇为肯定的态度。
孙梅是阮元乡试时其中的一个考官，尝耗费数十年光阴，在浩瀚的古代文献中爬梳各种有关骈文的论述，编成《四六丛话》一书。阮元《定香亭笔谈》记：乌程孙春圃先生梅，官太平司马，元丙午乡试房师也。品醇学邃，卓然楷模，尤深于骈俪之文，辑《四六丛话》一书。于古今源流，各家得失，梳栉详明，洵词林之宝筏，学者所必读也。《定香亭笔谈》卷四，页9.另参张鉴等《阮元年谱》乾隆五十一年丙午条（阮元时年二十三岁）：“九月初九日，揭晓，中式第八名。时典试者为大兴礼部侍郎朱文正公珪，副考官为大廋编修戴公心亨，房考官为芜湖同知乌程孙公梅。”（页7）《四六丛话》是一部以类相从的资料汇编，孙梅个人的意见则散见于全书各分类的小序及若干材料的按语中。从这些零星的议论可见，孙梅并没有系统的骈文理论，不过当中仍然有一些观点值得格外注意。
首先，他与凌廷堪一样，非常重视《文选》和《离骚》。《四六丛话·凡例》云：《选》实骈俪之渊府，《骚》乃词赋之羽翼。……六朝唐人词笔迥绝者，无不以《选》《骚》为命脉也。孙梅《四六丛话·凡例》，台北：商务印书馆，1968年，页1.《选》、《骚》虽然同为后世文人的命脉，但孙梅称前者为“渊府”、后者为“羽翼”，又以“选”类冠于全书之首，“骚”类随后，可知比较之下，二者并非无分轩轾。难怪他在“骚”类的小序仅称屈子之词为“俪体之先声”《四六丛话》卷三，页39.，而在“选”类的小序中则说：文之为言，合天人以炳耀；选之为道，从精义以入神。选而不文，非他山之瑜瑾；文而非选，岂丽制之渊林。若乃悬衡百代，扬榷群言，进退师于一心，总持及乎千载。吾于昭明氏见之矣。《四六丛话》卷一，页1.文中详述《文选》兼具通识、博综、辨体、伐材和镕范五点长处《四六丛话》卷一，页1—2.，并谓“《文选者》，骈体之统纪”《四六丛注》卷一，页2.，明确地标示出《文选》的重要地位。
此外，孙梅虽然崇尚骈文，但他认为古文与四六同源参《四六丛话》“骚”类小序：“古文四六，有二源乎？大要立言之旨，不越情与文而已。”（卷三，页39），对唐宋古文作家也相当推许，完全没有轻视古文之意。如“赋”类小序云：又有文赋，出《荀子》礼智二篇，古文之有韵者是已。欧、苏多有之，皆非浅学所能学步也。《四六丛话》卷四，页62.又“书”类引《儒林公议》后案曰：若柳子厚、苏文忠对偶之文，无不根极于道，虽处困厄，其精神自超然物外，岂可同年语哉！《四六丛话》卷十七，页324.他在“作家”类柳宗元和苏轼条下，甚至说：独子厚以古文之笔，而鞲于对仗声偶间，天生斯人，使骈体古文，合为一家，明源流之无致。《四六丛话》卷三十二，页587.
东坡四六，工丽绝伦中，笔力矫变，有意摆落隋唐五季蹊径。以四六观之，则独辟异境；以古文观之，则故是本色，所以奇也。《四六丛话》卷三十三，页615.这些见解均可与阮元早年的文论互相发明。尽管孙梅只是阮元乡试时的房考官，但阮元在《后序》中自言：“幸得师承，侧闻绪论”阮元《四六丛话后序》，载孙梅《四六丛话》，《后序》，页3.，后来为孙梅《旧言堂集》作序时，复自称“籍列门生，旧被教泽”阮元《揅经室三集》卷五，页635.，因此一般相信阮元的《文选》学颇受孙梅的影响如邬国平、王镇远《清代文学批评史》：“（阮元）师从孙梅。孙氏留意骈文，著有《四六丛话》，这对阮元爱好骈文，加深对骈文艺术的认识有一定的影响。”（页636）。假如仅仅着眼于阮元早期的文论，这种说法亦不无道理。
阮元在《四六丛话后序》中首先梳理“文”、“章”的含义，接着便从历史的角度详述骈文的流变，由“人文大著，肇始六经”阮元《四六丛话后序》，页1.，一直说到：周末诸子奋兴，百家并骛，老、庄传清净之旨，孟、荀析善恶之端，商、韩刑名，吕、刘杂体。若斯之类，派别子家，所谓“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者也。至于纵横极于战国，春秋纪于楚汉，马班创体，陈范希踪，是为史家，重于序事，所谓“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者也。夫以子若彼，以史若此，方之篇翰，实有不同。阮元《四六丛话后序》，页1.文中不但直接借用《文选序》的句子，甚至连叙述的次序也相同，难怪有论者会以为阮元的文论不过是昭明观点的重述参蔡钟翔、黄保真、成复旺《中国文学理论史》，页62.。不过这个阶段的阮元虽然重视《文选》，却没有因而排斥唐宋古文：若夫昌黎肇作，皇、李从风，欧阳自兴，苏、王继轨，体既变而异今，文乃尊而称古。综其议论之作，并升荀、孟之堂，核其叙事之辞，独步马、班之室。拙目妄讥其纰缪，俭腹徒袭为空疏，实沿子史之正流，循经传以分轨也。阮元《四六丛话后序》，页2.他高度评价唐宋古文，认为这些作品深入前人堂奥，非浅学之人所能模仿。孙梅在《四六丛话·凡例》中虽曾提过“古人有韵谓之文，无韵谓之笔。梁时沈诗任笔，刘氏三笔六诗是也”《四六丛话·凡例》，页1.，可是当时的阮元并没有认真看待这种说法。他虽然知道“以子若彼，以史若此，方之篇翰，实有不同”，但从“文乃尊而称古”一语可见，他并没有因古文“沿子史之正流”而把它们拒诸“文”的范围以外，这种宽容的态度与他后来的取向有很大的差异。
《四六丛话后序》较为集中地表现了阮元早期尊骈而不废散的文学观念，此后他虽然有不少著作阮元在修建隋文选楼之前，陆续编撰了不少书籍，包括《小沧浪笔谈》、《定香亭笔谈》、《广陵诗事》、《经籍籑诂》暨《补遗》、《诂经精舍文集》等。这些著作的成书年份可参王章涛《阮元年谱》(合肥：黄山书社，2003年)页89、165、177、191、253及265.，却鲜有涉及骈文方面的论述。直到四十一岁那年，他在扬州修建隋文选楼，始再次撰写这方面的文章。扬州旧城的文选楼原是隋朝曹宪的故宅，阮元在《扬州隋文选楼记》中尝详细介绍这位《文选》学家的卓越贡献《扬州隋文选楼记》，《揅经室二集》卷二，页363—365.。曹宪精通小学，曾与诸儒合撰《桂苑珠丛》一百卷，规正文字，又聚徒讲学，以《文选》授诸生，著名的《文选》注家公孙罗、李善等皆出其门下。阮元列举了曹宪及其弟子的著作后，按曰：元谓古人古文小学与词赋同源共流，汉之相如、子云，无不深通古文雅训，至隋时曹宪在江淮间，其道大明。马、扬之学，传于《文选》，故曹宪既精雅训，又精《选》学。《扬州隋文选楼记》，《揅经室二集》卷二，页364.这番话预示了阮元文论后期的发展方向，诚然可圈可点。文中所说的“古文”与该文开首所谓“自汉杜林、卫宏以后，古文亡绝”的“古文”一样《扬州隋文选楼记》，《揅经室二集》卷二，页363.，均指古代的文字。阮元从曹宪等《文选》学家的学问体系中，发现“古人古文小学与词赋同源共流”，这种学术与辞章合一的取向，与他本人治学理念正相一致：元幼时即为《文选》学，既而为《经籍籑诂》二百十二卷，犹此志也。《扬州隋文选楼记》，《揅经室二集》卷二，页363.他把自己编订的《经籍籑诂》与曹宪等人的《桂苑珠丛》相提并论，点出其经学研究与《文选》学有密切的关系。后来他为南宋尤氏本《文选》所作的序言，更具体地提到自己如何从文字训诂的角度研治《文选》：元幼为《文选》学，而壮未能精熟其理，然讹文脱字，时时校及之。昔但得元张伯频、明晋府诸作，即以为秘册。嘉庆丁卯，始从昭文吴氏易得南宋尤延之本，为无上古册矣。……元既构文选楼于家庙旁，继得此册，藏之楼中，别为校勘记以贻学者，装订既成，因序于卷首。《南宋淳熙贵池尤氏本文选序》，《揅经室二集》卷二，页619及621.阮元一直以严谨的态度校读《文选》，尝送交八十三条材料与王念孙父子参王章涛《阮元年谱》，嘉庆十三年，页442.。嘉庆十三年(1808)，他亲自校订尤袤本《〈文选〉李善注》后，再嘱严杰复校《阮元年谱》，页470.。可知他对《文选》与小学的关系，确有切身的体会，绝非泛泛之论。
不过阮元虽然清楚知道唐宋古文与《文选》的文章有很大的差异，认为：昭明选例，以沉思翰藻为主，经史子三者，皆所不选。唐宋古文，以经史子三者为本，然则韩昌黎诸人之所取，乃昭明之所不选，其例已明著于《文选序》者也。《扬州隋文选楼记》，《揅经室二集》卷二，页363.但他当时并没有恪守《文选序》对“文”的要求，不但没有否定唐宋古文作为“文”的资格，还做了一件他后来颇感后悔的事，那就是把自己的文章结集称为“文集”。嘉庆十二年(1807)，阮元刊刻了《揅经室文集》数卷。他在道光十九年(1839)回顾此事时，表示：元四十余岁，已刻文集二三卷，心窃不安。曰：此可当古人所谓文乎？僭矣妄矣。一日读《周易·文言》，恍然曰：孔子所谓文者此也，著《文言说》，乃屏去先所刻之文，而以经史子区别之。曰：此古人所谓笔也，非文也。《自序》，《揅经室续集》，页1.换句话说，他在四十四岁时尚未掌握古人所谓“文”的真义，直到后来他从《周易·文言》中领悟孔子所谓“文”的意思，始对《文选序》有崭新的理解。
第二节奠基期：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阮元《揅经室集》所收文章大多没有标明写作时间如孙梅《四六丛话》所收阮元《后序》末后有“乾隆五十三年，受业仪征阮元谨序”一语(页3)，但《揅经室四集》卷二所收《四六丛话序》却删去此语（页688）。，因此很难确知这些文章到底成于何时。幸好郝懿行的文集收录了他在嘉庆十八年(1813)十月廿一日所写的《奉答阮云台先生书》，让我们可以断定阮元最迟在该年九月初已完成《文言说》的初稿。郝懿行原书云：懿行半载以来，时患偏坠之疾。《尔雅》之业，久未料理，笔墨荒芜，惟夫子董而正之。前赐读《文言说》数条，兹复蒙示《释训》一篇，将俟病除，融会二书要言，登入《尔雅义疏》。《晒书堂外集》卷上，《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清光绪十年东路厅署刻本，页573.王章涛据此认为“九月初八日，郝懿行收到阮元来函，随函有《文言说》一文见示”《阮元年谱》，页576.，其说大抵可信。观郝书开首云：“顷于九月初八接奉钧谕，未及奉答，……。又于十月十四日奉读手书”《晒书堂外集》，页573.，即郝懿行在九月、十月期间曾先后收到阮元两封来信，又书中言：“前赐读《文言说》数条，兹复蒙示《释训》一篇”，似谓十月十四日的信函附有《释训》一篇，而他在此之前已收到《文言说》，可见王章涛的说法相当合理当然，郝书谈及《文言说》之前，尚有“懿行半载以来”诸语，因此他所指的“前赐读”一事，亦有可能发在九月初八日之前。不过无论如何，把《文言说》最后的脱稿日期定于九月初，已是非常稳当的说法。。
郝懿行的答书不但有助我们确定《文言说》的成书日期，还让我们清楚看到阮元本人到底怎样看待《文言说》。现代不少学者相信，阮元的《文言说》只是通过《周易·文言》借题发挥，目的是要借助孔子的权威，为骈文夺取正统的位置。这种说法忽视了阮元当时的治学风尚，可谓本末倒置。须知考证学是清代的显学，吸引了大量第一流的人才参与，这些汉学家根本看不起空疏不学的文士。阮元少年早达，识力过人，三十来岁已成为学界的领袖人物，主持风会数十年。像他这类致力“推明古训，实事求是”的正统汉学家语见阮元《自序》，《揅经室集》，页1.，根本不会刻意理会他所轻视的文士，更不会为了夺取他们的文章正统，竟然牺牲自己的研究，随意解释经籍。上引郝书可证，在阮元心目中，《文言说》诸文与《释训》这类说经文字性质基本相同，并无二致。他把这些文章一并送交郝氏，目的是要这位《尔雅》专家分享他的发明，然后“融会二书要言登入《尔雅义疏》”从《尔雅义疏》可见，郝懿行似乎确有采用阮元的意见。如《释训弟三》题解下的疏文云：“训之为言顺也，顺其意义而道之，故以释训名篇。”（见《尔雅郭注义疏》，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92年，页393）这与阮元《释训》的意见相当近似：“顺乃训之假借字，泽乃释之假借字……顺是而泽者，《尔雅·释训》之道也。”（《揅经室一集》卷一，页27）。换句话说，他的确是在研读《周易·文言》的过程中自信有所发现，能发千古之覆，因而把自己的结论移施于文章，恢复骈文的正宗地位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可参下章的阐述。。由是而言，他的文论主张只是其经学研究的延伸，旨在宣扬他在经学上的新见，而他在《揅经室续集自序》中自言：“一日读《周易·文言》，恍然曰：孔子所谓文者此也，著《文言说》”《自序》，《揅经室续集》，页1.，亦非借题发挥的虚语了这个问题在下章会有更深入的讨论。。
撇开了那些把《文言说》视为比附之辞的成说后，我们现在可以从较为严谨的学术角度，考察阮元到底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发现。《文言说》载于《揅经室三集》卷二，该文之后尚收有《数说》、《名说》、《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和《与友人论古文书》等文章《揅经室三集》卷二，页567—571.。根据现存的资料，我们无法确定这四篇文章是否就是郝懿行信中所说的《文言说》“诸文”，然而《揅经室集》始刻于道光二年(1822)参王章涛《阮元年谱》，页725.，而这几篇文章与《文言说》的观点非常接近，用语亦大体相似，因此它们极有可能成于相近的时间，可以代表阮元五十岁之后、六十岁之前的文论观点。
《文言说》旨在阐明“文”的含义，解释文之所以称为文的原因。文中先引述《说文》“直言曰言，论难曰语”的说法，指出“文”与“言”、“语”分别是不同的概念，继而说：《左传》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此何也？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愆误。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诵，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始能达意，始能行远。此孔子于《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揅经室三集》卷二，页567.《左传》“言之无文”一语揭示了“文”与“言”之间的关系，阮元由这个命题出发，提出了几个重要的论点，包括：(1)古代书写工具并不发达，经常要靠口耳传事；(2)为了降低以讹传讹的风险，确保信息能准确传播，并且行之久远，必须设法修饰语言（以文其言），令语言易于记诵；(3)孔子所写的《文言》能够体现以上的原则。
第一点是阮元整套论述的起点，可惜过去似乎较少人认真注意。《揅经室三集》卷二另外两篇以“说”为名的短文，便一再重申这个观点。《数说》云：古人简策繁重，以口耳相传者多，以目相传者少，是以有韵有文之言，行之始远。不第此也，且以数记言，使百官万民易诵易记。《数说》，《揅经室三集》卷二，页568.又《名说》云：古人于天地万物，皆有以名之，故《说文》曰：“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然则古人命名之义，任口耳者多，任目者少，更可见矣。名也者，所以从目所不及者，而以口耳传之者也。《易》六十四卦、《诗》三百篇、《书》百篇，苟非有名，何以记诵？《揅经室三集》卷二，页569.文与名、数一样，均是古人以口耳治事的产物。阮元引《说文》的释义为据，指出“名”乃以口耳传达目之所不及者。古人用口表达天地万物，因而有各式各样的“名”。名是记诵的基础，事物有了名字，便能与其他事物互相区别开来，不再浑然为一，进而可被数算。为了便于记忆，减少遗漏，古人亦会以数记言：《论语》二十篇，名之曰语，即所谓论难曰语，语非文矣。然语虽非文，而以数记言者，如一言、三省、三友、三乐、三戒、三畏、三愆、三疾、三变、四教、绝四、四恶、五美、六言、六蔽、九思之类，则亦皆口授耳受心记之古法也。《揅经室三集》卷二，页568.《论语》虽是“语”而非“文”，不过当中仍有不少地方沿袭以数记言的“古法”，令人易于记诵。“语”尚且如此，然则“文”又有哪些特色，足以令“言”更为易记、达意和行远？
阮元认为“言”必须要有“文”，才能行之久远，相传为孔子所撰的《文言》，最能展现这些特色：孔子于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惟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揅经室三集》卷二，页567.文中批评了那些“动辄千言万字”的文章，正可与前文所谓“寡其词”互相呼应。此外，“协音以成韵”亦具体地说明了“协其音”的意思：《文言》数百字，几于句句用韵，孔子于此发明乾坤之蕴，诠释四德之名，几费修词之意，冀达意外之言。《揅经室三集》卷二，页567.这里所指的用韵，显然指句末的韵脚。然而，词寡、音协的文章不一定字数齐整，阮元为什么会坚持认为“单行之语”不符合“孔子之所谓文”？文章用韵，能使人易于记诵，符合古人以口耳治事之道，然而文用偶句，又是否于古有征？要解答这些问题，还得从《文言》本文说起。
阮元相信《文言》“不但多用韵，抑且多用偶”《揅经室三集》卷二，页567.，并且举出当中二十六对偶句为证表中所引《文言说》原文见《揅经室三集》卷二，页568；《文言》正文见孔颖达《周易正义》（台北：艺文印书局影重刊宋本毛诗注疏附校勘记，1989年），页12—17，页20—21.。为了便于阅览，以下兹把阮元《文言说》与它所提及的《周易》原文一并列出：《文言说》原文《周易·文言》原文1乐行、忧违，偶也。乐则行之，忧则违之。2长人、合礼，偶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3和义、干事，偶也。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4庸言、庸行，偶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5闲邪、善世，偶也。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6进德、修业，偶也。君子进德、脩业。7知至、知终，偶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8上位、下位，偶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9同声、同气，偶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10水泾、火燥，偶也。水流泾，火就燥。11云龙、风虎，偶也。云从龙，风从虎。12本天、本地，偶也。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13无位、无民，偶也。贵而无位，高而无民。14勿用、在田，偶也。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15潜藏、文明，偶也。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16道革、位德，偶也。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17偕极、天则，偶也。亢龙有悔，与时偕极，乾元用九，乃见天则。18隐见、行成，偶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19学聚、问辩，偶也。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20宽居、仁行，偶也。宽以居之，仁以行之。21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偶也。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22先天、后天，偶也。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23存亡、得丧，偶也。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24余庆、余殃，偶也。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25直内、方外，偶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26通理、居体，偶也。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
表中自1至23为《乾文言》的句子，其余属《坤文言》。阮元以考证学者无征不信的态度详列所有证据，足见他确把《文言说》视为说经之文。又他在《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复称“孔子自名其言曰文者，一篇之中，偶句凡四十有八，韵语凡三十有五”《揅经室三集》卷二，页570.，当中所说的“一篇”当就《乾文言》立论，而把第21条“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分开计算，因此说偶句共四十有八。他细致地点算所有偶句，目的是要说明比偶是《文言》原文最显著的特色，因此它与用韵一样，都是“文”有别于其他语言现象的地方。
阮元并没有从记诵、行远等功能性的角度解释比偶出现的原因，但他注意到比偶与“文”的本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凡偶皆文也，于物两色相偶而交错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揅经室三集》卷二，页568.自注云：《考工记》曰：“青与白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说文》曰：“文，错画也。象交文。”《揅经室三集》卷二，页568.文本来就有交错之意，就物件而言，单一的色彩不能构成花纹，须两色相杂始得称文。由此反观《数说》所谓“数交而文见”一语，可知句中重点当在“交”字。《文言》辞句两两相比，正符合“文”的基本涵释，因此阮元认为比偶也是“言之有文”的重要特征，并且由此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然则千古之文，莫大于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韵比偶之法，错综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后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揅经室三集》卷二，页568.他自信掌握了文的古义，于是以正名的态度直指唐宋以后流行的“古文”不符合孔子所谓文的意思，根本不可称为“文”，更不可称为“古”文。
基于这种发现，他改变了过去对唐宋古文的尊重态度，重新解读《文选序》，高举骈文正统的旗帜。其《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便集中表现出这种尊骈抑散的新立场：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也。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故昭明《文选序》后三段，特明其不选之故。必沉思翰藻，始名之为文，始以入选也。《揅经室三集》卷二，页569.他相信“昭明必以沉思翰藻为文”按阮元这种说法颇受现代学者质疑，如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说文笔》（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便批驳说：“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是昭明选史文的体例，不是《文选》的全书通例。看《选序》自然明白。”（页320）他的说法十分有道理，“沉思翰藻”可以反映《文选》选文的一些准则，但却不是全部的准则。不过本文主要探讨阮元的文论，而非《文选》选文的准则，因此只要知道阮元如何理解《文选序》，便已足够。，这一点早在《扬州隋文选楼记》中已有提及。现在他发现昭明选例符合孔子对“文”的理解《揅经室三集》卷二，页569.，于是进而以此判别文章的源流正变：自齐梁以后，溺于声律，彦和《雕龙》，渐开四六之体，至唐而四六更卑。然文体不可谓之不卑，而文统不得谓之不正。自唐宋韩苏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为八代之衰而矫之，于是昭明所不选者，反皆为诸家所取。《揅经室三集》卷二，页570.《文选》之文“多偶而少奇”《揅经室三集》卷二，页570.，与孔子《文言》相合，乃文章之正统，亦是后世八股文的渊源。反观唐宋古文背离孔子与《文选》之道，根本没有资格称为文：然则今人所作之古文，当名之为何？曰：凡说经讲学，皆经派也；传事记事，皆史派也；立意为宗，皆子派也。惟沉思翰藻，乃可名之文文也。非文者尚不可名为文，况名之曰古文乎？《揅经室三集》卷二，页570.这种“正名”的态度在《与友人论古文书》中有更为详尽的发挥：元谓古人于籀史奇字，始称古文，至于属辞成篇，则曰文章。……昭明《选序》，体例甚明。……今之为古文者，以彼所弃，为我所取，立意之外，惟有纪事。是乃子史正流，终与文章有别。千年坠绪，无人敢言，偶一论之，闻者掩耳。《揅经室三集》卷二，页570—571.从文末数语可见，阮元自信继承了失传千载的学说。他对古文提出批评，目的是要把这种经学的见解推广至文学的领域，借此恢复圣人所传的文统。
阮元本人非常重视《文言说》的观点，他在道光三年再次编刻自己的文集时，已不敢用“文集”一词，仅称《揅经室集》，并于《自序》云：余三十余年以来，说经记事，不能不笔之于书。然求其如《文选序》所谓事出沉思、义归翰藻者，甚鲜。是不得称之为文也。《自序》，《揅经室集》，页1.该文接着解释全书乃按经、史、子、集分类，当中只有第四类为“御试之赋，及骈体有韵之作，或有近于古人所谓文者”《自序》，《揅经室集》，页1.。文末结语云：室名揅经者，余幼学以经为近也。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自序》，《揅经室集》，页1.清楚点明个人学术的关怀所在，显示自己对文的理解旨在推明古训，而非故意标新立异。
《文言说》一系列的文章初步确立了阮元文论的主要观点，可是当中仍一些问题需要再作澄清。在阮元看来，孔子的《文言》乃昭明《文选序》的根据，而后者亦正是前者的继承。然而《文言说》所强调的“比偶相韵”，与《文选序》的“沉思翰藻”究竟又有什么关系？对于这个问题，清水凯夫有以下的看法：大概阮元认为“沉思翰藻”的内容是“用韵比偶”吧。……他将“翰藻”一语解释为文采，而“奇偶相生”之“文”即巧用“比偶”之“文”。然而在另一方面却对“沉思”一语置之不理，全然无所提及。……而且在解释上也有缺点，认为“翰藻”当为“比偶”，也是完全未经考证的。清水凯夫著、韩基国译《昭明太子〈文选序〉考》，《六朝文学论文集》，页49—50.他认为阮元完全没有顾及“沉思”一语，又把“翰藻”解释为“比偶”，这些观点均有商榷的余地。事实上，阮元在这个阶段发表的文章尚未能完全澄清有关问题。要全面了解他的文论，我们还得参看他在六十岁以后所作的补充和说明。
第三节成熟期：《文笔考》与《文韵说》
阮元文论最后阶段的发展，跟广州的学海堂书院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嘉庆二十五年(1820)，时任两广总督的阮元创办了学海堂，推动乾嘉汉学的研究。在教授诸生经史之余，他没有忘记自己在《文言说》的发明，特于道光三年(1823)以“文笔”为题，课问诸生：问：六朝至唐，皆有长于文、长于笔之称，如颜延之云：“竣得臣笔，测得臣文”是也。何者为文？何者为笔？何以宋以后不复分别此体？《学海堂文笔策问》，《揅经室三集》卷五，页657.他要求学生解释文与笔的关系，并嘱其子阮福先作拟对。阮福的回答得到阮元的称许，以为“可与《书文选序后》相发明”，于是附刻在《揅经室三集》之末《揅经室三集》卷五，页663.。后来阮福有见于学海堂诸生“所对，亦皆精确。有福有而彼无者，福无而彼有者。刘君天惠、梁君国珍、侯君康、梁君光钊四篇为最”阮福辑《文笔考》，台北：世界书局，1979年，页1.，于是又把自己与诸生的考释，连同阮元《文言说》等文章结集起来，于道光四年(1824)辑成《文笔考》一书参王章涛《阮元年谱》，页764—765.，文、笔之辨至此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视。尽管碍于时代的限制，这些考证未必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如郭绍虞《文笔说考辨》（载《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页291—354）便曾批评学海堂诸生，说：“有些文笔溯源之说，认为出于孔丘，出于两汉，都是不合历史事实的。刘勰说得很清楚。他明明说：‘别目两名，自近代耳。’”（页298）并注明“出于孔丘”乃梁光钊之说，“出于西汉”则是刘天惠之说。，但阮福等人对六朝文笔说的研究，启迪了后世众多文学批评史研究者，筚路蓝缕之功，不可轻易抹杀。
阮福的拟对与学海堂诸生之文虽然详略有别，然而大体上都是以考证的方式整理古代文献，说明六朝至唐文、笔对举之文，与后世诗、文并称之文含义不同。诸生之文本“已刻入《学海堂集》矣”阮福辑《文笔考》，页1.，该集同卷并有曾钊《系辞说》、黄子高《文选注考》及张杓《梁昭明太子文选序注》等文。这些考释虽然不是出自阮元之手，却能补充和发挥他的文学观点，令阮元深得教学相长的益处。譬如《文言说》认为用韵是文的特征，能令人易于记诵，“古人歌、诗、箴、铭、谚语，凡有韵之文，皆此道也。”《揅经室三集》卷二，页567.阮福引述《梁书·刘潜传》“三笔六诗”之说，佐证六朝的“诗”也是文的一类：诗亦有韵者，故与笔对举，明笔为无韵者也。上曰工属文，下曰笔曰诗，盖诗即有韵之文，与散体称笔有别。《学海堂文笔策问》，《揅经室三集》卷五，页662.又于《南齐书·晋安王子懋传》条之下按曰：诗又有韵之文之一体，故以文章诗笔并举。《学海堂文笔策问》，《揅经室三集》卷五，页662.阮元显然接受此说，并且追本溯源，撰成《咸秩无文解》，证明《尚书》已把诗称为文：《书·洛诰》曰：“周公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又曰：“称秩元祀，咸秩无文。”此两言无文者，谓无诗也。《咸秩无文解》，《揅经室续集》卷一，页28.文中复引《诗大序》郑玄注及《孟子》赵岐注，证成其说。这篇文章虽然完全没有提及六朝文笔的问题，但从道光十九年(1839)的《揅经室续集·自序》可知，它与《文选》实有直接的关系。阮元在该文“秪名曰集而刻之”句下自注中明言：昭明选诗，诗归于文。读《尚书·洛诰》，周公曰：“咸秩无文”，始知诗之称文自此，著《咸秩无文解》。《自序》，《揅经室续集》，页1.足证阮福等人的论述，能够激发阮元反思己见，补苴罅漏。
除申明诗亦称文外，阮福还注意到六朝史传经常辞、笔对举，乃于《陈书·岑之敬传》条下，细致辨别文、辞的异同：辞亦文类。……是文者，音韵铿锵、藻采振发之称，辞特其句之近于文而异乎直言者耳。……孔子十翼《系辞传》、《文言》，皆多用偶语，而《文言》几于句句用韵，《系辞》虽是传体，而韵亦非少。（自注云《系辞传》上下篇，用偶者三百二十六，用韵者一百一十。）《学海堂文笔策问》，《揅经室三集》卷五，页660—661.他认为“词为本字，辞乃假借也”《学海堂文笔策问》，《揅经室三集》卷五，页661.。辞是文的一类，二者同样有用韵比偶的特色，与直言之言不同，它们的分别在于辞不像文那样讲究音韵和藻采。对于这个问题，学海堂的曾钊亦有清楚的说明：陆氏《释文》谓辞当作词。……曰：刘彦和云：“有韵者谓之文”，故孔子《文言》有韵，《系辞》亦韵而不曰文，何也？曰：文以言饰意，意在言中；词以意主言，意在言外。爻卦有吉凶，文王以物象形容之，是意主乎言，非言饰乎意也，故孔子不名曰文，而曰词也。曾钊《系辞说上》，《学海堂集》卷七，载于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十三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影清道光五年启秀山房刻本，1995年，页107—108.按曾氏这番话其实早已回应了后来章太炎在《文学总略》中的诘问：“然则《文言》称文，《系辞》称辞，体格未殊，而题号有异，此有何也？”见章太炎著、傅杰编《章太炎学术史论集》，页46.他从“以言饰意”与“以意主言”两方面区别文、词，深化了阮福的说法。
阮福等人不但从外延的角度证成阮元所阐释的“文”，还进一步丰富了这个观念的内涵。阮福尝详录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的说法：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学海堂文笔策问》，《揅经室三集》卷五，页659.并于此条之下按曰：福读此篇，与梁昭明《文选序》相证无异。呈家大人，家大人甚喜，曰：“此足以明六朝文笔之分，足以证昭明序经子史与文之分，而余平日著笔不敢名曰文之情，益合矣。”《学海堂文笔策问》，《揅经室三集》卷五，页660.根据阮福的转述，阮元无疑相当满意此一发现。他相信《金楼子》对儒、学、笔、文的判分，正可与《文选序》经、子、史、文之分相证。这种说法未尝没有根据，黄侃虽然并不完全认同阮元对《文选序》选文准则的理解按黄侃认为《文选序》乃“昭明自言选文之例，据此序观之，盖以‘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沉思，义归翰藻’为贵，所谓集其精英也，然未尝有文笔之别。”见《文心雕龙札记》，页271.，但他在《文心雕龙札记》中，亦同意《金楼子》与《文选序》确有互相发明之处。如《金楼子》所谓“绮縠纷披”，“即昭明所谓‘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亦即‘翰藻’”《文心雕龙札记》，页272.；“宫徵靡曼，唇吻遒会”，就是“所谓有韵为文”《文心雕龙札记》，页272.；而“情灵摇荡”，“即前所云‘吟咏风谣，流连哀思’，亦即昭明所谓‘事出于沉思’”《文心雕龙札记》，页272.黄侃把“沉思”与“哀思”等量齐观，与阮元的理解不尽相同，详参下文的讨论。。受到《金楼子》的影响，阮福在《文心雕龙·总术》篇“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句下，加插了以下的按语：按文笔之义，此最分明。盖文取乎沉思翰藻，吟咏哀思，故以有情辞声韵者为文。笔，从聿，亦名不聿。聿，述也。故直言无文采者为笔。《学海堂文笔策问》，《揅经室三集》卷五，页660.他糅合《文选序》、《金楼子》和《文心雕龙》的说法，主张文不但要有“声韵”，还须要有“吟咏哀思”的“情辞”。这些意见显然已超越了用韵比偶之类的要求，大大扩展了阮元原来的意思。
从以上的论述可见，经过文、笔之辨后，阮元的文论增添了不少的内容。这些材料一方面为阮元的说法提供了新的佐证，但另一方面，却也引起了新的问题。如阮福阐释六朝文笔说时，用了“藻采”、“文采”等观念，可以加深我们对“翰藻”的理解，然而翰藻与用韵、比偶三者究竟是从属的关系，还是并列的关系？又《金楼子》所说的哀思与《文选序》的沉思又有什么关系？根据上引材料，这些问题仍未有确切的答案。此外，阮福发现“《昭明文选》所选之文，不押韵脚者甚多”《文韵说》，《揅经室续集》卷三，页126.，与《文心》“有韵者文也”之论不同。为了解答种种疑惑，阮元在道光五年(1825)特撰《文韵说》折中群言，补充前说。这篇文章涉及许多观念，正可帮忙我们理解“用韵比偶”、“沉思翰藻”与“吟咏哀思”等观念之间的关系，称得上是阮元文论的总结之作。
针对阮福的提问，《文韵说》开篇即企图说明六朝所谓“韵”的含义：梁时恒言所谓韵者，固指押脚韵，亦兼谓章句中之音韵，即古人所言之宫羽，今人所言之平仄也。《文韵说》，《揅经室续集》卷三，页126.这种观点并未见于十二年前撰写的《文言说》。《文言说》仅谓：“《尔雅·释训》主于训蒙，‘子子孙孙’以下，用韵者三十二条，亦此道也”《文言说》，《揅经室三集》卷二，页567.，当中所说的用韵明明是指韵脚参《尔雅正义》，台北：艺文印书局影阮刻十三经注疏本附校勘记，1989年，页57—59.。现在阮元扩充了前说，谓韵不独指韵脚，还包括章句中之音韵。不过阮福注意到：“唐人四六之平仄，似非论于梁以前。”《文韵说》，《揅经室续集》卷三，页126.阮元于是答道：八代不押韵之文，其中奇偶相生，顿挫抑扬，声情皆有合乎音韵宫羽者。《诗》、《骚》而后，莫不皆然。《文韵说》，《揅经室续集》卷三，页126.并且把这种奇偶相生、合乎宫羽的音韵说溯源至孔子，弥补《文言说》的不足：孔子自名其言《易》者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文言》固有韵矣，而亦有平仄声音焉。即如“湿”、“燥”、“龙”、“虎”、“”上下八句，何等声音。无论“龙”、“虎”二句不可颠倒，若改为“龙”、“虎”、“燥”、“湿”、“”，即无声音矣。无论“其德”、“其明”、“其序”、“其吉凶”四句不可错乱，若倒“不知退”于“不知亡”、“不知丧”之后，即无声音矣。《文韵说》，《揅经室续集》卷三，页127.他说《文言》中的句子有一定平仄声音，不可颠倒错乱，否则便会令到文章“无声音矣”。这种近乎直观的论证方法主要依据个人对文章辞气的感悟，很难客观地评定是非对错。然而阮元在此表示音韵包括句子的平仄，这一点却是没有疑问的。他对六朝音韵的独特理解，主要以沈约《谢灵运传论》及《答陆厥书》为根据：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文韵说》，《揅经室续集》卷三，页127.
韵与不韵，复有精粗，轮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尽辨。《文韵说》，《揅经室续集》卷三，页126—127.这两则文字所提到的“韵”，均包括句中的声音，并不专指韵脚。阮元此一发现影响深远，后世无论赞成或反对他的研究者，都在有意或无意之中接受了他的考释如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说文笔》虽然尖刻地批评《文韵说》“支离牵强，读之令人捧腹”（页351），但他辨识“韵与不韵”时，同样引用《答陆厥书》的材料，并谓“这里所谓韵与不韵，韵指合乎声律，不韵即是不合声律的意思，那么，沈约所谓文的韵，虽然沿用晋、宋有韵为文的韵，而却把韵的含义改变了”（页367）。。
阮元接着申论子夏《诗大序》的见解，并且厘清了“韵”与“翰藻”的关系：《序》曰：“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又曰：“主文而谲谏”，又曰：“长言之不足，则嗟叹之”。郑康成曰：“声，谓宫商角徵羽也。声成文者，宫商上下相应。”“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此子夏直指诗之声音而谓之文也，不指翰藻也。《文韵说》，《揅经室续集》卷三，页127.声音与翰藻是相对独立的观念，并无从属关系，前者与“思”又有更为密切的关系。沈约《谢灵运传论》自信所论“自灵均以来，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文韵说》，《揅经室续集》卷三，页126.。与沈约同时的陆厥早已移书批评说：“但观历代众贤，似不都谙此，而云‘此秘未睹’，近于诬乎？”陆厥《与沈约书》，见严可均辑、史建桥审订《全齐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页250.并指出“匪由思至”与“暗与理合”等语的抵牾之处。阮元亦驳斥沈约，谓：休文所矜为创获者，谓汉魏之音韵，乃暗合于无心，休文之音韵，乃多出于意匠也。岂知汉魏以来之音韵，溯其本原，亦久出于经哉？《文韵说》，《揅经室续集》卷三，页127.之后他引用了前录孔子的《文言说》为证，说明文中“湿、燥、龙、虎、”等句子的音韵有不可颠倒的关系，进而表示：此岂圣人天成暗合，全不由于思至哉！由此推之，知自古圣贤属文时，亦皆有意匠矣。《文韵说》，《揅经室续集》卷三，页127.这种属文时的“思”，与沉思翰藻的“沉思”，正可互相参证。
“沉思”本指沈深、深湛之思，学海堂诸生于《梁昭明太子文选序注》“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句下，便引用扬雄《自序》“好深湛之思”为注见《学海堂集》，页122.。阮元本人过去也是如此运用这个观念，如《定香亭笔谈》云：余无狗马丝竹之好，又不能饮。惟日与书史相近，手披笔抹，虽似繁剧，终不似著书之沉思殚精。《定香亭笔谈》卷四，页二。不过属文时的沉思并非一般的思索，而是特指经营文章的意匠。阮元同意《诗经》有宫商相应的特色，并且认为这些声音乃诗人运思的结果，绝非天成暗合，不由思至：《诗·关雎》鸠、洲、逑押脚有韵，而女字不韵，得、服、侧押脚有韵，而哉字不韵。此正子夏所谓声成文之宫羽也。此岂诗人暗于韵合，匪由思至哉？《定香亭笔谈》卷四，页126—127.阮元在原文自注中引述了王念孙对《诗经》韵脚的研究，略谓：“三百篇用韵，有字字相对极密，非后人所有者”，最后重申说：“此岂诗人天成暗合，全无意匠于其间哉？”《定香亭笔谈》卷四，页128.他反复强调属文之“思”的重要，若说他“对‘沉思’一语置之不理”参前引清水凯夫《昭明太子〈文选序〉考》文。，恐怕并不公允。
讨论至此，“韵”及其相关观念的含义已相当清楚。阮元于是总结说：综而论之，凡文者在声为宫商，在色为翰藻。即如孔子《文言》，云龙风虎一节，乃千古宫商、翰藻、奇偶之祖；非一朝一夕之故一节，乃千古嗟叹成文之祖。子夏诗序情文声音一节，乃千古声韵、性情、排偶之祖。《文韵说》，《揅经室续集》卷三，页128.减去重复出现的字词，这段文字合共提到“宫商”、“翰藻”、“奇偶”、“嗟叹成文”、“声韵”、“性情”、“排偶”等七个观念。其中“宫商”与“声韵”、“奇偶”与“排偶”，正分别对应《文言说》的“用韵”和“比偶”；至于“性情”和“嗟叹成文”，则可呼应《金楼子》“吟咏风谣，流连哀思”，也就是阮福所谓“吟咏哀思”和“情辞”；最后“翰藻”当然就是《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的“翰藻”了。
合并相关或相重的观念后，我们可以看到阮元文论有四个核心的观念：“用韵”、“比偶”、“翰藻”和“性情”。四者之中，除了性情带有内容的性质外，其余三个均属文章的表现形式，它们都是“文”之为文的主要特质，不可互相替代或化约，是相互独立的观念。至于“文”有这些性质，并非自然地暗合天成，而是作者“沉思”的结果，所以“沉思”也是阮元文论的核心观念。细读阮元的论述，“沉思”指属文时的运思，主要体现在“用韵”的范畴，即句子的宫商音声之中，但亦不排除其余三个观念。换句话说，“用韵”、“比偶”等四个核心观念均可以是沉思的对象。这五个观念涵盖了阮元文论的基本元素，标志着骈文正宗论的成熟形态。此后，阮元的文论再无重大的变化。
第四节结语
以上我们按照年代的先后，逐一考察了阮元文论发展过程中三个不同的阶段，最后归纳出五个核心观念。这些观念概括了阮元、阮福和学海堂诸生的主要论点，它们在各种著述中的出现情况，可以表列如下：用韵比偶沉思翰藻性情滥觞期阮元《扬州隋文选楼记》“沉思”“翰藻”奠基期阮元《文言说》“用韵”“比偶”阮元《名说》“有韵”阮元《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音韵”
“韵语”“奇偶”
“比偶”“沉思”“翰藻”阮元《与友人论古文书》“宫征”“沉思”“翰藻”阮元《揅经室自序》“有韵”“骈体”“沉思”“翰藻”成熟期阮福《学海堂文笔策问》拟对“声韵”
“音韵”
“用韵”
“有韵”“偶语”“沉思”“翰藻”
“藻采”
“文采”“吟咏哀思”
“情辞”刘天惠《文笔考》“有韵”“骈俪”“采画”
“词采”
“藻翰”刘光钊《文笔考》“有韵”“比偶”“沉思”“翰藻”曾钊《系辞说上》“有韵”阮元《文韵说》“有韵”
“音韵”
“宫商”
“声韵”
“声音”“奇偶”
“排偶”“思”“翰藻”“性情”
表中展示了各个关键字词出现的先后次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令阮元文论的发展过程可以一目了然。笔者相信以上的讨论能够帮助研究者深入掌握阮元的主要观点，让大家对这位清代著名经学家的文学思想有较为基本和一致的共识，以便进行更为深层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