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的建立，与西方学术的输入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这个历史事实，早期的研究者均有相当自觉的认识。如朱自清评论郭绍虞的著作时便直言：“‘文学批评’一语不用说是舶来的”朱自清《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页541.，又说：“若没有‘文学批评’这个新意念、新名字输入，若不是一般人已经能够郑重的接受这个新意念，目下还是谈不到任何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页544.；罗根泽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绪论中，更花了不少篇幅追本溯源，解说外语Criticism的含义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页5—10.。在西学观念的启发下，我国学者开始从崭新的角度整理传统古籍材料。这种“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研究方法语见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页219.，逐渐成为中国学术现代化的主要基调，催生出各式各样的文学批评史论著。
然而在20世纪完结的前夕，不少学者开始回顾近一百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情况譬如潘树广、黄镇伟、包礼祥等《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法的思考》(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赵敏俐和杨树增《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张全之《突围与变革——二十世纪初期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学变迁》(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和袁进《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等，均是这方面的专著；张海明《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则专论文学批评的发展。此外，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转下页)。与此同时，一些学者有感于中国文论未能在世界学术界占一席位，逐渐对过去以西方学术话语为主导的研究方向表示怀疑①。他们认为中国人“完全没有必要拜在西方人的脚下，跟着他们亦步亦趋”，研究中国传统文论也不是“为了去印证和注解西方理论”②，而是要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文论话语或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界陆续出现一些以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为题的著作。这些研究试图从我国传统文论中发掘出有别于西方的观念范畴③，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注入新的动力。
不过必须要注意的是，表面看来，新兴的研究似乎与过去“以西学剪裁中国文化”的研究进路大相径庭④，可是正如钱锺书所指出：“反其道以行也是一种模仿”⑤，刻意从传统中寻找西学所缺乏的东西，这种研究取向其实仍然是以西学为参照基础。个中的分别仅仅在于，过去的学者向历史追问“古代有哪些观念与西学相通，可以印证西学”，今天谈论现代转换的学者则追问“古代有哪些观念与西学相异，可以补足西学”。然而要建设真正富有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我们不能经常抱着超越欧美的心态，急
(接上页)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和周勋初《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二书，虽以中国学术为主题，涵盖的范围较大，但当中也有不少篇幅讨论文学方面的问题。又董乃斌、薛天纬、石昌渝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一书中也有多篇文章以此为题。
①参钱中文、杜书瀛、畅广元主编《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②张少康《古代文论和当代文艺学的建设问题》，钱中文、杜书瀛、畅广元主编《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34.
③我手头上便有数种以此为题的著作，如顾祖钊、郭淑云《中西文艺理论融合的尝试——兼及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彭彦琴《审美之魅：中国传统审美心理思想体系及现代转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和盖光《生态文艺与中国文艺思想的现代转换》(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等。黄念然《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主要从学术史的角度考察有关问题，与前引三部著作的取向并不一样。
④语本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第六章第六节节名，页262.按陈氏该节主要论述章太炎和胡适在“整理国故”时的不同取向，而“以西学剪裁中国文化”正是胡适的态度。陈氏最后指出：“20年代以后的中国学界，就学术思路而言，基本上走的是胡适之而不是章太炎的路。”（页267）
⑤语见钱锺书所引列许登堡(G。 C。 Lichtenberg)的话，参《中国诗与中国画》，《七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页1.于求成，而应该尽量耐心地、 如实地认识中国文论的历史发展， 否则所谓建立体系，“充其量只能是一种为‘误解’、‘误读’提供通俗证据的行为”梁道礼《回顾与前瞻》，钱中文、杜书瀛、畅广元主编《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页58.。假如大家愿意放下喋喋不休的追问方式，稍为平心静气地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原来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本土也有自己的文论议题，并且从中找到“扬州学派”这个关键词。
清代扬州学派的文论，是西学东渐前中国最后一套原生态的文学评论，标志着传统文论的终结。这个学派在当时已引起广泛的讨论，其影响力一直延续至民国初年。因此，深入研究这个文论流派，不但可以弥补现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不足，还可以增进我们对中国传统儒家文论的认识，进而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提供新的资源、新的向度。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本书的主题虽然指向清代，但笔者真正关心的，其实是现在，以至将来。
第一节突破现代学科分类的盲点
学派的建立可以区分为“主动”与“被动”两种，二者的分别在于前者是由学派中人自觉地、主动地组织自己的学说，开宗立派，而后者则是被动地由学派以外的人倡导出来的结果关于“学派”在学术史上的含义及其与扬州学派的关系，可参附录一“论乾嘉学派的支派问题——兼论学派的一般性质”，文章原刊于台北《书目季刊》第33卷第1期，1999年6月，页51—66.。与文学批评史上大部分流派一样，扬州学派是被动地建立起来的，不过它不是现代学者归纳出来的流派，一般认为，最早提出这个学派的人为清代桐城文派的健将方东树。
方东树于1831年刊行的《汉学商兑》中据方东树自序，《汉学商兑》成于道光丙戌(1826)。钱穆认为该书“成书在丙戌前，刊行则在辛卯，又其后之五年也”，其说大抵可从。参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页517—518.，率先揭櫫“扬州学派”这个名字。该书卷中之上云：汪氏既斥《大学》，欲废《四子书》之名，而作《墨子表微序》，顾极尊墨子，真颠倒邪见也！……此等邪说，皆袭取前人谬论，共相簧鼓。后来扬州学派著书，皆祖此论。方东树《汉学商兑》，载江藩、方东树著，徐洪兴编校《汉学师承记》（外二种），香港：三联书店，1998年，页291—292.按底线为笔者所加。此外，卷下亦有提到这个学派：汉学家论文，每曰土苴韩、欧，俯视韩、欧，又曰骫矣韩、欧。……扬州汪氏谓：文之衰，自昌黎始。其后扬州学派皆主此论，力诋八家之文为伪体。阮氏著《文笔考》，以有韵者为文，其旨亦如此。江藩尝谓余曰，吾文无他过人，只是不带一毫八家气息。又凌廷堪集中，亦诋退之文非正宗，于是遂有訾《平淮西碑》书法不合史法者方东树《汉学商兑》，页384.按底线为笔者所加。。这两段文字分别涉及经学与文学两个范畴，可见方东树所理解的扬州学派，不但是一个深受汉学家影响的学术流派，同时也是一个在文学方面持有独特见解的群体。
方东树当然不是第一个发现扬州学术的人，他所大力抨击的扬州学者汪中便比他更早意识到他的同乡学者，以至他本人在清代学术中的位置。汪中《大清故候选知县李君之铭并序》云：是时古学大兴，元和惠氏，休宁戴氏，咸为学者所宗。自江以北，则王念孙为之唱，而君和之，中及刘台拱继之。并才力所诣，各成其学。汪中《述学外篇》卷五，台北：世界书局，1962年，页13—14.他清楚知道继惠栋、戴震之后，一个“以古学相砥砺”的学术群体已在扬州一带逐步形成。稍后王引之的《石臞府君行状》亦有类似的记述：学业居乡，则与李孝臣先生惇、贾礼耕先生田祖，晨夕过从；又江都汪容甫先生中、宝应刘端临台拱、兴化任子田先生大椿饮。《王氏六叶传状碑志集》，载罗振玉《罗雪堂先生全集》六编第19册，台北：大通书局，1976年，总页7515.这番话正可反映新一辈学者对汪中等人的认识。与王引之年纪相若的阮元及焦循，也曾提到同郡的前辈学者。阮元《任子田侍御弁服释例序》载：元居在江淮，乡里先进，多治经之儒，若兴化顾进士文子九苞、李进士成裕惇、刘广文端临台拱、任侍御子田大椿、王黄门石臞念孙、汪明经容甫中，皆耳目所及，或奉手所受。阮元《揅经室一集》，台北：世界书局，1964年，页220.焦循于《李孝臣先生传》末，更详述扬州学术的发展：吾郡自汉以来，鲜以治经显者。国朝康熙、雍正年间，泰州陈厚耀泗源，天文历算，夺席宣城；宝应王懋竑予中，以经学醇儒为天下重。于是词章浮缛之风，渐化于实。乾隆六十年间，古学日起，高邮王黄门念孙、贾文学稻孙、李进士惇，实倡其始；宝应刘教谕台拱、江都汪明经中、兴化任御史大椿、顾进士九苞，起而应之，相继而起者，未有已也。焦循《雕菰集》卷二十一，台北：艺文印书馆影文选楼丛书本，1965年，页9—10.他们的观点相当近似，足证乾嘉时期的扬州学者已经清楚知道他们的同里在学术研究方面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不过他们从来没有使用“扬州学派”一名。
自方东树揭示“扬州学派”后，不少学者相继注意到这个学派的存在。如李详在《药裹慵谈》里便特立“论扬州学派”一节李详《李审言先生文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页656.，对该派的渊源作过一番重要的探讨。进入民国时期，梁启超、支伟成等人亦分别在他们的清代学术史专著中提到这个学派参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载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页115；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总页205.。稍后，张舜徽开始系统地研究清代扬州一带的学人，撰成《清代扬州学记》参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此书进一步推动了扬州学派的研究，至今仍是这个课题的重要著作曹聚仁在1970年撰写的《扬学》、《扬学六谈》等文章，显然承袭张氏而来的。详参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页287—316.。1979年，南京大学中文系举办全国训诂学师资培训班，由洪诚、徐复和殷孟伦等学者主持。赵航后来回忆说：“他们在授课中，一致推崇‘二王’，推崇‘扬州学派’。”赵航《扬州学派新论》，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页191.扬州学派在全国性的学术集会中受到推崇和表彰，自然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在扬州学派研究的发展过程中，扬州师范学院（今属扬州大学）无疑担当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该校学报编辑部与古籍整理研究室于1987年编成《扬州学派研究》论文集扬州师院学报编辑部、古籍整理研究室编《扬州学派研究》，扬州：扬州师院，1987年。，这是继张舜徽之后第二部讨论扬州学派的专著。1988年9月11日至23日，扬州师范学院又举行了“扬州学派学术讨论会”，请来六十多位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参与其事，提交论文亦达二十多篇。综合郭明道与张笃勤的报告参郭明道《“扬州学派”学术讨论会综述》，《清史研究通讯》1989年第1期，页54—56；张笃勤《“扬州学派学术讨论会”在扬召开》，《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2期，页29—31.，是次与会学者取得一些重要的共识，他们不但确立了扬州学派的存在，还列举出扬州学派的基本成员和代表人物张笃勤《“扬州学派学术讨论会”在扬召开》，页30—31.。厘清了学派的性质和范围后，扬州学派逐渐引起中国内地以外的学者注意。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于1998年展开了为期两年半的“清乾嘉扬州学派研究主题计划”参林庆彰《“清乾嘉扬州学派研究”计划述略》，《汉学研究通讯》第19卷4期，2000年11月，页581—587；杨晋龙《台湾学者研究“清乾嘉扬州学派”述略》，《汉学研究通讯》第19卷第4期，2000年11月，页596—610.。这项计划涉及不同类型的研究活动，包括实地考察、研究论文、学术会议和文献整理等，参与人数众多，成果丰硕，为有关研究树立了崭新的里程碑。
令人遗憾的是，过去百年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扬州学派的经学层面，对方东树所提出来的文学问题俨然视若无睹。这种情况与现代学科的专业分工当然不无关系最近龚鹏程在《六经皆文》(台北：学生书局，2007年)的自序中表示：“因为专业治经者既为专业，因此他们研究经学时眼光便也只集中在古代那些专业经生上，纵使人家本来不是专业经师，亦仍想办法要把它塑造成一副经生模样。……吴皖之后的汪中、焦循、凌廷堪，博学于文、游艺使才，明明属于博学型文人，可是在专业经学家的塑造下，竟变成了‘继承乾嘉朴学的扬州学派’。”该文洋溢着一股愤懑之情，难免容易惹起他人的情绪，然而要是撇开一些情绪化的语言，当中的论点仍然有值得思考的地方。，因为经学史研究者一般不会探讨文学批评的问题如林庆彰有专文讨论《方东树对扬州学者的批评》，载《清代经学研究论集》，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页345—372，但当中便无一语提及文学方面的问题。，而文论史研究者对扬州这一群汉学家也不甚感兴趣邬国平、王镇远《清代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是目前这个领域中较为全面的论著，当中虽有“汉学家的文论”一节，但只集中讨论戴震和章学诚的观点。，结果大家不约而同地忽视了这个课题。然而，扬州学者绝非仅仅继承了乾嘉朴学，他们在文学批评方面同样有不容忽视的建树，是理解传统儒家文论的钥匙。
第二节重拾儒家文论的传统
儒家学说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占有支配的地位，对传统学术观念的塑造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儒家典籍中有不少地方涉及文学批评方面的讨论，历代的经学家长期浸淫其中，很自然会受到影响，进而对文学形成特定的看法。这些看法有时会渗透在他们诠释经书的注疏内，亦会散见于各式各样的书札、论文、语录和序跋中。假如《诗经》、《易传》等经书所蕴藏的文学观念值得文论史研究者认真钻研和探讨如张少康、卢永璘编选的《先秦两汉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便大量收录了《尚书》、《诗经》、《左传》、《论语》、《孟子》、《易传》、《周礼》、《礼记》、《毛诗序》等经书上的材料。，那么过去不同年代的儒家学者对文学问题的意见，又是否应该纳入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版图之内？这个问题在文学批评这门学科的草创阶段，曾引起一场规模不大、但却可圈可点的笔战。
1934年，郭绍虞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朱自清对这部著作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该书“虽不是同类中的第一部，可还得算是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朱自清《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页540.按原文刊于1934年10月《清华学报》第9卷第4期。。该书讨论到宋代部分时特立“道学家之文论”一节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页350—361.按此书初版于1934年5月。，因为郭绍虞相信，“宋儒读书解经的特色，同时亦是其论文的特色”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页351.。当时刚刚大学毕业的钱锺书对这种做法大大不以为然，批评说：道学家的“文以载道”说，能否被认为文学批评？一切学问都需要语言文字传达，而语言文字往往不能传达得适如其量；因此，不同学科对于语言文字定下不同的条件，作不同的要求。这许多条件都为学科本身着想，并没有顾到文学，应用它们的范围只能限于该学科本身，所以，“文以载道”之说，在道学家的坐标系(system to reference)内算不得文学批评。……若援郭先生“道学家文评”之例，我们似乎还得补作“物理学家文评”、“数学家文评”等等，其奈地球上容不下这本大著作何！钱锺书《论复古》，载《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页123—124.按原文刊于《大公报》1934年10月17日。面对这篇近乎调侃的书评，郭绍虞旋即撰文回应郭绍虞的回应见《照隅室杂著·谈复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页198—200.按原文刊于《大公报》1934年10月24日。。根据朱自清的记述，郭氏当时的情绪似乎颇为激动：郭绍虞来访，给我看一篇他回答钱锺书批评的短文，颇感情用事。我为之删去一些有伤感情的词句。有一点得注意，钱在选择批评的例子时是抱有成见的，这些例子或多或少曲解了作者的本意。朱自清《日记（上）》1934年10月21日，载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九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页324—325.不知是否因为得到朱自清的支持，结果郭绍虞没有接受钱锺书的意见。他在两年后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清代部分中，仍然标出“学者之文论”一章，当中更有“经学家”一小节，讨论戴震和段玉裁等人的文论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页452—465.。可惜郭绍虞的观点并非主流的意见，当时以及之后的文论史研究者显然较为倾向钱锺书的看法，并不特别重视经学家的文论这里所说的研究者，包括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按原书于1934年出版)，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桂林：开明书店，1944年。按原书写作年代为20世纪30年代中期，因战乱而延迟出版)，青木正儿著、杨铁婴译《清代文学评论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按原书于四十年末期定稿)等。专书以外，1949年之前的研究论文，也缺乏这方面的探索。详参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论资料编选组编《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论文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论文索引（解放前部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页703—770.此外，1949年后的著作如黄海章《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和周勋初《中国文学批评小史》(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年)等依然没有处理这个课题。直至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这方面的问题才再次受到注意，此后也有三四种论著对此有所论述，然而这并不是主流的方向。其他著作如朱恩彬《中国文学理论史概要》(山东：文艺出版社，1989年)、吴枝培《中国文论要略》(南京：南京出版社，1994年)以至张少康、刘三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等均没有论及经学家的见解。。
从现代意义的文学观念看，钱锺书对道学家文论的质疑实在不无道理，因为他们的确把文学视为表达学问的工具，没有特别顾及文学本身的特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郭绍虞对这种以文学自身为本位的西方文学观念并非毫无认识，例如他曾指出魏晋南北朝是：儒家学术思想最为销沉的时期。因此文学方面亦尽可不为传统的卫道观念所支配，而纯文学的进行遂得以绝无阻碍，文学观念亦得离开传统思想而趋于正确。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页8.他声称近代西方的“纯文学”才是“正确”的方向，此说甫出，即受到朱自清的批评。朱氏认为“以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观念与我们的相同”，并“没有什么问题”，但“趋于正确”等话，却是“以我们自己的标准，衡量古人，似乎不大公道”朱自清《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页541.。从这些评论可见，郭绍虞本人也曾受到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影响，然则他标举道学家、经学家等人的文论，显然不是出于无知，而是另有原因：我是学时髦吗？我是为学时髦而敌视复古吗？我曾说过：“近人以反对文以载道之说，对于道学家之文论往往一笔抹煞，以为不足论述。实则他们的主张无论如何趋于极端或不合现代潮流，而在文学批评史上总有他相当的地位与价值。我们正应着眼在客观的叙述而加以公平的论断。”郭绍虞《谈复古》，页198.这番话显示郭绍虞乃以历史学家的眼光看待有关问题，希望客观、公平地论断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主张，不论这些主张是否符合近人的观念。按照他的思路，真正值得反思的倒是，我们是否应该以19世纪末始在西方流行起来的文学自足论参卫姆塞特、布鲁克斯《西洋文学批评史》第二十二章“为艺术而艺术”，颜元叔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页437—459.，衡量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学批评观念？
郭绍虞尊重历史，历史也还他一个公道。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史的发展证明，把文学视为具有独立、自足、终极价值的观念，仅仅是众多文学理论的其中一种而已，传统学者对于古代经典的诠释亦代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批评流派。文学阐释学(literary hermeneutics)学者奉为宗师的加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在其代表作中，便曾清楚地指出现代阐释学与古典语文学、《圣经》诠释学等传统学术的密切关系参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一卷，洪汉鼎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页241—271.。钱锺书本人后来亦不再拘泥于狭窄的纯文学观念，开始正视经学家的研究心得。他在晚年出版的《管锥编》中虽然仍有不少地方批评经学家如《管锥编》(香港：中华书局，1990年)便经常批评“经生之不通艺事”（页60），“经生之不晓事、不近情而几如不通文理也！”（页135），但该书深入讨论了《毛诗正义》、《周易正义》和《左传正义》等经籍注疏，并且说“中国美学史即当留片席地与孔颖达”钱锺书《管锥编》，页62.，充分肯定经学著作的价值，不再如年轻时那样排斥经学家的文论了。钱锺书是20世纪中国最博学的文学批评家，他在这个问题上前后态度的转变，无疑具有启示的作用。
近十多年来，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我们不但有规模宏大的通史著作和史料汇编目前最详尽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首推复旦大学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系列丛书》，该丛书共有七个分卷，逐一缕述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代、清代前中期和近代的文学批评史；资料汇编方面，则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历代文论选》系列辑录的史料最为详备。，亦有不少针对中国审美范畴的著作徐中玉主编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同样是文论史料的汇编，不过它不是按时代的先后分类，而是根据“教化”、“情志”、“神思”、“文质”、“法度”等十五个主题来分类。此外，王运熙、黄霖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亦有针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自身的特色，分别从原理、范畴和方法三个不同方面立说。。然而根据上文的讨论，不难发现这门学科仍然有很多地方尚待开垦。从纵的方面看，我们对儒家经学注疏的历时变化仍然欠缺足够的研究，未能汇集相关的文论资料，撰写出《中国儒家文论史》之类著作；从横的方面看，我们对儒家以外的重要学派亦缺乏足够的关注，未尝认真留意道家或佛家的经典注释，发掘富有中国特色的道家文论和佛家文论等。
要全面弥补这些研究的缺漏，当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在详尽的通史式著作问世之前，关于清代扬州学派文论的研究便显得别具意义了，因为扬州学派是儒家文论最后一个缩影。透过扬州学派，我们可以知道儒家文论在西学东渐前的核心课题、表述形式，以及这个传统最终能够达到的理论水平。掌握这些经学家的观点，不但有助于我们回溯整个儒家文论史，还可以补充清代文论史研究的不足，让我们对这段时期的文论有更为深入、透彻的理解。
第三节深化清代文论史的研究
在清代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桐城派无疑是不可或缺的一章，因为它是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影响深远，并且发展出不同的支派。在这个大派别之外，论者间或提到它的反对者，如谓：然桐城之说既盛，而学者渐流为庸肤，但习为控抑纵送之貌而亡其实，又或弱而不能振。于是仪征阮元倡为文言说，欲以俪体嬗斯文之统。江都汪中质有其文，镕裁六朝，导源班蔡，祛其缛藻，出以典雅；而仪征一派，又复异军突起以树一帜。道穷斯变，物极则反，理 固然也。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页942.这类说法很容易令人以为：汪中、阮元等考证学者是为了反对桐城派才提倡骈文，即清代骈文的复兴不过是桐城古文既盛之后“物极则反”的结果，而考证学者与桐城派在文论方面的分歧，亦仅仅体现在骈文与散文之争。类似的意见虽然颇为流行，却大有商榷的余地。要准确掌握清代文学和文论的发展情况，我们必须从一个更为开阔的视野着眼，突破过去以桐城派为中心的论述模式。
事实上，考证学者与桐城文士之间的攻讦在桐城派尚未成派之前已经出现。章太炎便曾对这段历史作出简要的说明：震始入四库馆，诸儒皆震竦之，愿敛衽为弟子。天下视文士渐轻，文士与经生始交恶。而江淮间治文辞者，故有方苞、姚范、刘大櫆，皆产桐城，以效法曾巩、归有光相高，亦愿尸程朱为后，世谓之桐城义法。震为《孟子字义疏证》，以明材性，学者自是薄程朱。桐城诸家，本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故尤被轻蔑。范从子姚鼐，欲从震学。震谢之，犹亟以微言匡饬。鼐不平，数持论诋朴学残碎。其后方东树为《汉学商兑》，徽章益分。章太炎《訄书》，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页31—32.根据他的说法，自戴震起，考证学者与桐城文士即已开始交恶，至桐城派的关键人物姚鼐向戴震拜师不遂，更令两派势成水火。
姚鼐自小即从伯父姚范习古文，稍后更得亲炙刘大櫆，但他也震慑于戴震的学问之下，在乾隆二十年向这位比他仅年长八岁的学者拜师求学。戴震的回复必定令这位二十岁出头的桐城新秀大为沮丧：至欲以仆为师，则别有说：非徒自顾不足为师；亦非谓所学如足下，断然以不敏谢也。……昨辱简，自谦太过，称夫子，非所敢当之，谨奉缴。戴震《与姚孝廉姬传书》，《戴震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页142.今存姚鼐文集并没有拜师的信函，倒是有一些批评戴震的文字：近世如休宁戴东原，其才本超越乎流俗，而及其为论之僻，则过有甚于流俗者。姚鼐《程绵庄文集序》，《惜抱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页268—269.数十年后，著名汉学家兼文学家汪中的儿子汪喜孙反过来欲向姚鼐拜师。姚鼐除了如戴震那样谦称几句“谫陋何足师”外，不忘批评说：今世天下相率为汉学者，搜求琐屑，征引猥杂，无研寻义理之味，多矜高自满之气。姚鼐《复汪孟慈书》，《惜抱轩诗文集》，页295.当中“矜高自满”四字不但反映了他对汉学家的愤懑，同时透露了当时汉学家对待文士的态度。
诚如梁启超所言，考证学派于“乾、嘉、道百余年间，其气象更掩袭一世，实更无他派足与抗颜行。若强求其一焉，则固有在此统一的权威之下而常怀反侧者，即所谓‘古文家’者是已”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页55.。全盛时期的汉学家看不起理学家，更看不起古文家。戴震便直言：“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戴震《与方希原书》，《戴震文集》，页143.钱大昕亦以居高临下的态度评论桐城派宗师方苞的文章：前晤吾兄，极称近日古文家以桐城方氏为最。予常日课诵经史，于近时作者之文，无暇涉猎。因吾兄言，取方氏文读之，其波澜意度，颇有韩、欧阳、王之规，视世俗冗蔓獶杂之作，固不可同日语。惜乎其未喻乎古文之义法尔。钱大昕《与友人书》，《潜研堂文集》，《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九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页575.他先说自己平日课诵经史，无暇涉猎近人文章，对方苞的文望仿佛全不在意，后取方氏之文略为浏览，即批评他不识古文义法。在桐城文士眼中，这种轻忽简慢的态度当然是“矜高自满”的表现。姚鼐正是不满汉学家鄙薄程朱、轻视文章的治学取向，才对他们大肆批驳，因此从清代学术发展的角度着眼，标榜宋明理学、古文义法的桐城派才是乾嘉正统汉学的反动，而考证学者的文论则自有其渊源，并不完全是桐城派“物极则反”的结果。
桐城派在姚鼐手上大放异彩，但扬州学者阮元其后以封疆大吏的身份发扬汉学，并且高举骈文为正宗，结果再次触动桐城文士的神经。然而，我们不要因此而误以为清代骈文的复兴只是桐城古文的反动，事实上早有学者指出：“骈文（包括骈赋）在明末就开始复兴了，至清初已形成一种声势”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年，页98.，当时桐城派的奠基人物戴名世、方苞等还未露头角。此外，汉学家与桐城派的对立也不宜简化为骈文与古文之争，因为不少反对桐城派的考证学者并不特别推重骈文。如前述钱大昕虽然批评方苞，但他从没有轻视散体的古文，对归有光的文章亦有很高的评价，他说：古人以立言为不朽之一，先生没于隆庆辛未，距今二百一十有七载矣……彼道家所谓长生鍊形者，世且莫能举其姓名，吾恶知其躯壳果安在哉！然则立言如先生者，虽谓之长生可也。钱大昕《归震川先生年谱序》，《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九册，页427.他也认同方苞的文章异乎流俗，但“方氏所谓古文义法者，特世俗选本之古文，未尝博观而求其法也”钱大昕《与友人书》，《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九册，页576.。然则他与方苞的分歧纯粹源于二人对古文有不同的理解，与骈文并无关系。
从以上论述可见，考证学者与桐城文士之间有相当复杂的互动关系。正是在这样的脉络中，方东树的《汉学商兑》才会有“汉学家论文”一段。要深入了解这一段曲折的历史，提升清代文论史的研究水平，我们必须认真考察方氏所批评的扬州学派的文论。
第四节结语
总括而言，清代扬州学派文论的研究意义，至少可以从三个向度去理解。首先，这个选题本身已突破了现代学术专业分科的局限，能够引领我们从中国本土的历史脉络出发，正视现代经学史家和文论史家所共同忽视的问题。其次，扬州学派是清代考证学最后一个高峰，透过有关研究，我们可以窥测经学家文论的特色，为完整的传统儒家文论史奠定基础，并为其他类似的研究张目，以便开拓富有中国特色的道家和佛家文论的研究。第三，扬州学派始终是清代的产物，与当时盛行的桐城派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研究这个课题，自亦可以增进我们对清代文学史和文论史的认识，弥补目前有关论著的不足之处。
基于这些考虑，以下我们将会从方东树的原始论述入手，重新检讨这个被遗忘了近一百七十年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