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灵顿公爵曾把英军形容为“泥土里的渣滓，当兵就只是为了喝酒”，或许他这番话的确属实。但重要的是，在接下来的将近一百年里，他的话得到了所有英国平民的响应。
法国大革命和新的“国家”战争的概念改变了大部分欧洲大陆国家的军队性质，但英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免于侵略，而且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由非军人出身的资产阶级统治，因此，英国的军队仍和以前一样，走小规模职业化的道路，与英国的其它社会阶层大体上切断了联系。六十年代对战争的恐惧催生了志愿兵，后来发展成地方自卫队，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几年英国才认真地谈论起普遍兵役制。直到十九世纪末，即使是在战争时期，白人士兵的总数也从未达到二十五万人，而且似乎每一场英国的大规模陆战，从布伦海姆战役[124]到鲁斯战役[125]，都是以外国士兵为主体。
在十九世纪，普通英国士兵通常都是农场帮工或贫民窟的无产者，他们参军是要填饱肚子。参军至少得服役七年——有时候长达二十一年——习惯了军营生活无休止的训练、严苛而愚蠢的纪律和毫无尊严的肉体惩罚。他几乎不可能结婚，即使在公民权授予范围扩展之后，他们也没有投票的权利。在他驻守的印度城镇，他可以踢打那些“黑鬼”而不受任何惩罚，但回到国内他是群众痛恨或鄙夷的人，只有在短暂的战争期间他才会被视为英雄。显然，这么一个人已经和他出身的阶级没有了联系。从本质上说他是一名雇佣兵，他的自尊取决于他对自己的理解——他不是工人或市民，而是一头斗兽。
战后军队生活的条件有所改善，对于纪律的理解也更加理性，但英国军队依然保留着它的特征：小规模、志愿参军、长年服役和强调对师团的忠诚。每一个师团都有自己的名字（不像大部分军队一样只是一个番号）、自己的历史和纪念物、特别的风俗和传统等等，拜这些事情所赐，整支军队极度势利，除非你亲身目睹，否则你几乎无法相信情况竟然会是那样。“精锐”师团和普通步兵师团或和印度土兵师团的军官之间互相猜忌，几乎达到了阶级区别的地步。毫无疑问，一个长期服役的士兵几乎和军官一样对自己的师团很有认同感。它的效果是培养狭隘的、雇佣兵式的“没有政治色彩”的观念。而且，英国军队提供了许多军官职位，这一事实或许减少了阶级摩擦，使得下层阶级产生“反动思想”的可能性得以减少。
但使得一个普通士兵形成反动思想的最具影响力的因素，是他在海外戍防的兵役。一个步兵师团通常会驻守国外一连达十八年之久，每四五年就转换驻地，因此许多士兵一辈子就在印度、非洲、中国等地方度过。他们在当地的任务是控制充满敌意的人口，这件事以确凿无疑的方式向他们揭示得一清二楚。他们与“土著人”的关系几乎总是很糟糕，而士兵——不是那些军官——成为了反英情绪的明显目标。自然而然地，他们会进行报复，通常来说，他们对“黑鬼”的仇恨要比对军官或商人的仇恨更甚。在缅甸我总是惊讶于那些普通士兵成为白人中最遭人记恨的群体，而从他们的行为判断，他们确实很可恨。即使在接近英国本土的直布罗陀，他们也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对西班牙“土著”颐指气使。事实上这样的态度是绝对有必要的。你不能带着一支信奉阶级团结的部队去镇压一个臣服的帝国。以法兰西帝国为例，大部分肮脏的工作并不是由征募的法国士兵去做，而是交给了不识字的黑人士兵和外籍军团去完成，后者是纯粹的雇佣军师团。
总而言之，虽然技术进步不再允许职业军官像以前那样愚昧无知，虽然普通士兵现在的待遇比以前更加人性化了，但和五十年前相比，英国军队依然是同样一部战争机器。在以前任何社会主义者都会毫无争议地承认这一点。但我们正好处于这么一个时期：希特勒的上台使得左翼党派的领导人恐惧不安，态度上转向了沙文帝国主义，许多左翼宣传人员几乎是公开地鼓吹战争。无须赘言，我们可以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当左派政党成为主战派时，它就已经宣告投降了，因为它要求实施的政策只有它的对手才能执行。工党的领袖时不时会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征兵制上闪烁其词就是证明。因此，在“坚守前线！”、“英国人的尊严！”这些呼声中掺杂着自相矛盾的言论，大体意思是在说“这一次”情况“不一样了”。军事化并不表示穷兵黩武，毕灵普上校[126]不再是沙文主义分子。在和稀泥的左翼报纸里，一个名词在反复出现，那就是“军队民主化”。有必要考察这个名词所蕴含的意义。
“军队民主化”意味着取缔单一阶级的发号施令，引入没有那么僵硬呆板的纪律。对于英国军队来说，这将意味着完全重建，会在五或十年内降低军队的效率。只要大英帝国继续存在，这一过程是不大可能会发生的；与此同时，它的目的是“阻止希特勒”，这实在是不可思议。接下来几年间将会发生的事情是，无论战争会不会爆发，军队的规模将会急剧扩张，而新的部队将会蒙上业已存在的职业军队的色彩。就像世界大战时一样，它仍是同一支军队，只是规模变得更大一些。中产阶级的低下阶层将为新的部队提供军官，但职业军队的等级体系仍将得以保留。至于新的民兵部队，将他们想象为各个阶层都从零开始的“民主化军队”的核心力量或许是一个错误。可以有把握地说，即使没有了对于某个阶级的偏袒（大体上说，这种情况是会出现的），出身资产阶级的军官将会首先获得晋升。霍尔—贝里沙[127]和其他人已经在许多演讲中提到了这一点。社会主义者经常没有考虑到的一个事实就是，在英国，整个资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是军事化的阶层。几乎每一个上过公学的男孩子都受过军官训练营的培训（理论上是自愿参加，事实上是强制参加）。尽管这一训练是在13岁到18岁期间进行的，但仍不容小觑。事实上，一个曾经受过军官培训的军人在头几个月内比起其他人来说很有优势。不管怎样，军事训练法案只是一个实验，一部分原因是做给国外的人看，一部分原因是让英国人民熟悉征兵制度。这股新鲜劲一过，某些措施一定会出台，将无产者清除出发号施令的职位。
或许，现代战争的本质使得“民主的军队”成为自相矛盾的说法。比方说，建立在普遍募兵制之上的法国军队并不比英国军队更加民主。它一样是由职业军官和长期服役的士官所控制，而法国军官比英国军官看上去更加有“普鲁士的做派”。西班牙政府的民兵组织在内战的头六个月——而在加泰罗尼亚，情况维持了一年——是真正的民主军队，但他们也是非常原始落后的军队，只会采取防御行动。在那种特殊情况下，采取防守策略，并配以宣传攻势的话或许要比采取常规的作战方式更有机会获得胜利。但如果你希望有通常意义上的军事效率，你只能仰仗职业军人，而只要由职业军人控制军队，他就不会允许军队民主化发生。而军队的情况是这样，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军事机器的每一次壮大都意味着反动力量的壮大。很有可能我们的某些左翼沙文主义者完全清楚这条路通向何方。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们必须意识到《新闻纪实报》版本的“捍卫民主”会直接背离民主，即使那只是意味着十九世纪的政治权利、工会独立和言论与出版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