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世的时候，已有人为他写传了。这当中就有北京教育界的王森然先生。
近几年，人们都知道王先生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擅长写意山水、花卉，并为他晚年的生活称庆。多年来，他在生活上经历了不少坎坷。
王森然为鲁迅写评传，收在他的专著《近代二十家评传》一书中。这部书于一九三四年六月由北京杏岩书屋出版，封面由钱玄同题签，看来是自费出版的。所谓二十家，还有李大钊、陈独秀、郭沫若等人，篇幅都不大。鲁迅的一篇题名《周树人先生评传》。见到过这本书或看过这篇评传的人恐怕不多，我以为王森然先生能够较早地为鲁迅写评传，这是可贵的，但是这还说不上是一种富有学术意义的评传。准确地说，这只是一篇比较粗疏的综述性文章而已。有些基本事实，作者都比较隔膜，如说鲁迅自一九二八年以后，“因避人攻击，专从事于翻译”云云，这显然不是事实。
在论述鲁迅作品反封建的意义时，作者竟称鲁迅“因未能抓住时代之轮轴，随其进展，进一步耕耨展开之新地，于是失却其强而有力之创作依据……”又说鲁迅在艺术上是一个“冷酷之感伤主义者”。还认为鲁迅最大的弱点是： “竟无暗示国民性与人间黑暗与经济制度之关系。所以先生虽继续与封建势力斗争而终非社会主义者在此也。”这些讲法即在当时也不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尽管全篇评传并非从攻击鲁迅出发，可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作为三十年代研究鲁迅的成果来看待。
作者自称，他自一九二五年在北京大学一院听鲁迅讲《苦闷的象征》之后，开始致力于研究文学，因此目鲁迅为导师。他还描绘了当年鲁迅先生在沙滩红楼教书时的生活动态： “先生上课，至独早；去至迟。尝挟书包，至大红楼前，列席棚中便饭。玉菽窝头，荞面条子，与人力车夫、卖报童叟，共坐一凳，欣然大餐。……”这倒是显示了鲁迅在生活上的平民化，不过我认为与鲁迅的日常生活习惯有点距离，姑以待考吧。
有一点更离奇了，评传作者说：“先生上课时，其铅笔恒置右耳上，备以更正讲义中之错字者。有时畅谈，一小时不动讲义，其笔仍置耳上不动。下课后先生至棚中吃饭，余蹒跚其行，至御河桥上，北望五龙亭，挟书伫立。先生口衔纸烟，囚发蓝衫，坐人车过此，微笑点头，视之，其笔仍在耳上也。”这个细节描写的人倒像旧社会的账房先生或交易人的风度，还没有哪位听过鲁迅先生讲课的人如此说过。至少我对此抱有怀疑的态度。因此我联想到，有些回忆文章，虽然作者一再声称是亲历亲见，也还要靠我们的判断和思考。如果有哪一位艺术家，欣赏鲁迅耳朵上夹铅笔的这个细节，那肯定会损害先生的形象。
当然，评传作者也还引录了当时报刊上的一些重要材料，如鲁迅有名的“北平五讲”，其中在师大的讲演便是失记的，而评传的作者则保留了一些珍贵的史料，这是我们要感谢的。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