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考同志出身于上海新华艺专，抗战前以画家知名。近三十年来，他并没有放下画笔，但是人们更熟悉的是他先后出版的几部小说《行军纪事》（一九五六）、《新四军的一个连队》（一九六六）、《两重奏》（一九八○）。我在这里说的是他在半个世纪以前编的一本图文并茂的文艺刊物，那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由上海近代公司出版的《旁观者》。
这种亦文亦画，印刷精美的文艺刊物，很像当年张光宇、叶灵凤先生合编的《万象》，也像抗战胜利后吴祖光、丁聪合编的《清明》。现在的出版界似乎很少应用这种编辑形式了。这需要作家与画家的有力合作，或者编者本身即一身二任，既是作家又是画家，胡考当然是当之无愧的后者。
《旁观者》的封面便由胡考绘制，那是一幅彩色的油画《城隍吴铁城》，这自然是讽刺当时的上海市长吴铁城的。附记说： “初一十五，善男信女照例烧香礼拜的是城隍，因为城隍是管领着一个地域人民的祸福休咎的。但流年却越来越坏了，城隍爷，我们要五谷丰登，合境平安，阿弥陀佛！”如此公开地击刺堂堂的上海市长，真够尖锐。就在本期刊物里，胡考又为党国要人们设计了六幅头像，题为《元首》，并有文字说明： “艺术是永远的平凡，也是永远的奇迹！这些神似的元首们的造像，你猜是什么东西制成的？用的又是什么材料？”原来吴稚晖用的是：苹果，绿豆芽，黄豆。……蒋介石的是：萝卜头，谷粒，西瓜子壳。胡汉民的是：
洋梨，良乡栗子，西瓜子。……孙科的是：去皮的荸荠，莲子。
这些人物的造型采取的是漫画式的夸张手法，是戏谑，也是幽默，重在传神。这在西方的艺术生活中是常见的，没有什么，在我们这里，那些以正统自居的人们就不怎么舒服了，看成是对“元首”
们的不敬。头像里还有林森和张学良，用的材料也是柠檬、豆板、赤豆、毛豆荚等。特别是张学良，头上还戴着博士帽，白净的脸，两道小黑胡子，神态极为生动，不给人以反感。我想设计者对其中的某些人物当然怀有憎恶，但亦未必对所有人都出于嘲弄。
关于刊物的宗旨，编者在创刊话里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中，究竟不能闭起眼睛来，把要说的话向肚里咽。有所闻，有所见，对这所闻所见，又有所感，于是，用绘画，用照像，用文字，把它们一一地表现出来，这就产生了现在的这个《旁观者》”。
口头说是旁观，实质正是不想旁观，这个思想在阿英写于本期上的一篇随笔《〈旁观者〉解》里，说得更加明白透彻。他赞赏那种“专门打抱不平，主持公道，就是粉骨碎身，也无所吝惜”的“旁观者”。这是“真正可爱的”，是“有正义感的，真的站在十字街头主持正义的，旁观以考察事实，判断而实际参加，来大打出手的一群”。他以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纯粹的“旁观者”是根本不存在的。“由于生活思想的决定，对于任何当前的问题，每个人总会有他自己的见解”，“但得防范那比高尔基所说的‘灰色人’更卑劣的‘伪旁观者’的混入。同时，得以最大的热忱，希望在现阶段只能发议论的‘旁观者’，从实际生活中，不断的生长。只手打孔家店的英雄，与现世无缘，广大的奴隶们所需要的，是并非英雄的为他们谋解放的斗士，‘旁观者’是不会止于旁观的，然而究将向何处去呢？”这是一篇富有战斗性的随笔，结合当时艰苦的斗争环境，可以看到如胡考、阿英这样的革命者当时的所为和所想。这也是阿英随笔集中的一篇佚文，近年出版的《阿英文集》
和《阿英散文选》中均不曾收入。
在同期刊物上，阿英又化名“殊”，写了《金瓶梅杂话》数则。三联书店出版的《阿英文集》据单行本《夜航集》收有此文，但写作时间依该书的出版时间定为一九三五年是错了，应是一九三四年。
此外，在本期刊物上还发表了柯灵的散文《上海夜行》，陈子展的《懊恼罗汉》，田汉《扬子江的暴风雨》剧本，并附聂耳的配曲。戴平万的小说《苦菜》，写了东北人民沦亡后的苦难。左翼影评家尘无发表了《最近的中国电影》，郑伯奇写了《法国的文艺电影》。徐？？、施蛰存也发表了诗与译诗。美术作品则有叶浅予、鲁少飞、曹涵美诸家的创作。
《旁观者》仅仅出版了一期就被政府当局查禁，看来统治者连人民“旁观”的权利也要剥夺。那么《旁观者》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三六年九月，胡考又编了类如《旁观者》的图文并茂的刊物《万象》，也是在继承当年张光宇、叶灵凤合编《万象》的传统。封面彩绘的一头大象出自胡考之手，确乎悦目。作者们也还是阿英、郑伯奇、尘无、叶浅予、鲁少飞和周木斋等人，文章锋芒稍减，但是也仅仅出版了一期而已。听说这一次不是被查禁的，而是一期出完，老板不想再出钱，就此罢休了。
一九八四年八月